徐泓：老照片里的母亲

1989-06-04 作者: 徐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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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里的母亲

－－作者：徐泓

我的母亲韩德常（ 1915.11.13 － 1990.7,14 ），如果在世，今年是百岁寿辰了（文章写于 2015 年，编者注）。

翻开母亲留下的老相册：逝水流年，厚重、沧桑、斑驳的历史碎片，在褪色的黑白影像中，流溢出另一个时代的风情。对我固然陌生，但可能由于血脉相连的缘故，又有似曾相识的温暖。

母亲在照相馆照的人生第一张标准像。

老话说：“七坐八爬”，讲的是小儿七个月会坐，八个月会爬。

高背椅上，母亲坐姿自如，神色安静，显然年龄在七个月以上了。掐指算算，这张照片至少有九十九年的历史了。

经推证，这家照相馆叫“铸新”，位于“北京琉璃厂中间海王邨公园内”。离母亲的家：北京南城，祖宅椿树胡同 14 号（后来的南柳巷 25 号）不远。

母亲的亲妈叫王敏。身体不好，生孩子多，大多夭折，只剩下兄妹两人：母亲和我的大舅韩德章。

生母因肺痨去世，好像不到 30 岁。母亲丧母时，还不足 3 岁。

应该还是 “铸新”的作品。民国初年的照相馆都布置的像话剧舞台：有精致的风景陪衬，还有小围栏的实景搭配。

相片里的母亲，倚着栏杆，童花头，小碎花棉袍，端正秀气的面容，已初露“美人胚子”。右侧坐着她的父亲，长袍马褂，瓜皮帽，棉鞋。

我的外公韩振华（ 1884 － 1963 ），号诵裳。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的是电气化学。回国后先在天津学堂教过一两年书，这就是为什么周恩来总理曾称他为“大学长”的缘故。后来到了北京，一手创办了师大附中，就是和平门外的那个师大男附中。他做第一任校主任。做了七年，累得胃病吐血。自此弃教从商，一直在金融界任职。

这张父女合影，母亲一直珍藏在照相簿最重要的位置上。那时外公应在中国银行大连分行经理任上，常年不在北京。大约惦记这个没娘的女儿，留了这个念想儿。

外公解放后做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到 1963 年病逝。他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还当过北京市第一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二舅韩德刚说：“我看到过他的证书，上边有叶剑英签字。”

那时叶剑英任首届北京市市长，他找外公谈了一次话，说他们经过调查，北京所有这些银行经理，都不怎么规矩，都是倒黄金美钞的，“只有韩经理还比较清廉”。

三舅韩德扬说：“韩经理不爱钱，他附庸风雅，爱字画。薪水都买字画了，以为都是真品，还很得意。等解放后，荣宝斋来了，说韩先生我们卖给您的画，现在得跟您说真话，没有几幅是真的。”

不过外公与大收藏家张伯驹交往频仍，与一些书画家结为好友，是不争的事实。藏品中当然也有真货。比如外公留给母亲的四幅花卉条屏，落款“石雪居士”，著名书画家徐宗浩的真迹，并有“送诵裳道兄雅正”的字句。

母亲的家族显赫，她出身于“天津八大家”。

据史料记载，自清朝咸丰初年 (1851 年 ) 起，天津城里就流传着一个关于八大家的口诀： “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 。排名第一的“东门外韩家”，又称“天成号韩家”，从事海运业，是靠海船、海运发迹的。

韩家到了上个世纪初，离开天津落户北京，买下了北京南城西琉璃厂尽头南柳巷的一处大宅院，共有 101 间房。解放后实行“经租”时，租给中华书局大部分。自留房还有 28 间半，正、偏两套小院。冬天正院各房要生 10 个大炉子取暖。

这张在祖宅大门前的留影，证实着后辈的回忆：“老宅门向东开。门前两旁有门墩、上马石。高门槛，两扇大门”。照片里看不到的：“进去是门厅。两旁有长两米左右的“懒凳”（凳身较矮，凳面用见方的整木做成）。门厅的西面上方悬有“五世同堂”的匾。”

小小的母亲，居于照片的正中位置，显然被金贵的呵护着，垫着一个棉垫，坐在高门槛上。她一手扶着门墩，与众人看镜头略有不同，她面庞微微向右，一副端庄恬静的小模样儿。

外公在她的左边笔挺站立，衣着与上幅照片略有不同，还是长袍马褂，中式装扮；但头上换了礼帽，足下换了皮鞋，已经西风渐进。

照片中左一身着童子军制服的是大舅韩德章（ 1905 － 1988 ），他比母亲年长十岁。听老一辈的人回忆，这位韩家长子，聪颖过人，博学多才，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尤其精通世界语；还懂音律，会吹笛子，能唱昆曲。

但他一生不顺，诸事不如意。早年考官费留学，成绩第一，却被一个官家子弟顶替。赴美学音乐不成， 1928 年他毕业于燕京大学理学院农学系，凭着一腔热血，投身于中国农村经济调查， 1941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工业化与农业建设》，其中多有真知洞见。可惜战乱时期执政者无暇顾及； 50 年代以后，经济学科又不被重视，他和他的研究长期遭到冷遇。 1988 年这位中国农业大学退休教授在寂寞中病逝。

母亲在爷爷韩渤鹏（耀曾）和奶奶卞氏身边长大。

爷爷韩渤鹏，清季维新时，曾任警察道；北洋政府时，为国务院秘书上行走。

值得一说的还是奶奶卞氏，有的称她为卞家老太太，有的称她为韩大奶奶。总之是南柳巷 25 号大宅门里的当家人。

母亲的奶奶也出自天津八大家，不过是新八大家。咸丰年间口诀中的八大家，后来有的逐渐败落，新的豪富又不断生成，于是崛起的家族取代了衰落的家族。新八大家榜单里就有了李善人家、益德王家、乡祠卞家、高台阶华家。

卞氏就是乡祠卞家、也称为 “隆顺榕卞家”的女儿。母亲的爷爷还有一位姐妹嫁到了卞家。天津八大家之间讲究互相联姻，可以从各家多对婚姻里考证。

照片中奶奶卞氏面容清癯，深眼窝，高鼻梁。瘦高身材，比爷爷高出半个头。豆蔻年华的母亲，刚及奶奶的肩下。

韩家阴盛阳衰。卞家老太太生了两个儿子，但小儿子夭折，只剩下外公独苗一个；生了五个女儿，个个如花似玉。也就是说母亲有五个姑姑。

每临大事有静气。家里家外，但凡有事，任爷爷怎么说，奶奶坐在炕上，纹丝不动。等爷爷发过火了，她才开口，说一句是一句。

众人皆佩服卞家老太太思想开通。她先解放了女儿们的脚，除了大姑以外，其它姑姑都没有裹脚，都是天足。她还鼓励女儿们读书，从 5 、 6 岁开始就送她们进严氏女塾，以后上了专科、大学。女子留洋读书，这在当年是很容易遭非议的事。但卞家老太太一锤定音，让六姑、七姑去了美国留学。

在女儿们的婚事上，她也颇有眼光，三位姑姑都嫁给了当年的“海归”，四姑的丈夫是英国留学归来的傅铜，曾任西北大学校长；五姑的丈夫是美国留学归来的梅贻琦，当了 13 年清华大学校长，六姑的丈夫是美国留学归来的邝寿堃，新中国成立以后，当过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

母亲的爷爷 1935 年去世，奶奶 1942 年去世。

卞家老太太的丧礼风光备至，院子里外搭棚，几步一帐幔。丧礼之后没用完的成卷蓝布和白布，韩宅做被面、被里，用了好多年。

母亲的五个姑姑分别为：大姑韩俊华，号长文（ 1878 － 1975 ）、四姑韩升华，号忆文（ 1891 － 1969 ）五姑韩咏华，号爱文（ 1893 － 1994 ）、六姑韩恂华，号佩文（ 1899 － 1966 ）七姑韩权华，号筱文（ 1903 － 1985 ）。

她们曾经被周恩来总理称为“韩家姐妹”。周总理夫人邓颖超大姐，更是与韩家五姐妹中的三位相熟，和其中的一位在“觉悟社”还有战友之谊。

母亲从小听这些姑姑们说话，耳濡目染，乃至后来老人们称赞她“很会讲话，礼数周到。”

母亲与比她年长一轮的七姑感情最好。在七姑的影响下，她从小学钢琴；生平第一次上台演出，就是在七姑的琵琶演奏会上。

这张照片中的韩权华还在北师大上学，不足二十岁，她手揽着母亲，母亲伸出手拉着七姑，一脸盈盈笑意。

和韩权华并肩而立的是母亲的表姐，大姑韩俊华的女儿李惠年（ 1907 － 2007 ）。

她也是在韩家大宅门里长大的。因为她的母亲韩俊华结婚后，没有离开娘家，一直住在偏院。

李惠年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上学时，和在这里教音乐的七姑，都以漂亮出众。当然七姑风头更盛：只见韩老师走过来，身材高挑、头发漆黑、皮肤白皙，学生们频频回头。

我的外婆（母亲的后妈）高珍曾说：七姑长得特漂亮。那真是美人。你说美吧，也不是什么双眼皮、大眼睛，就是特别秀气，那种秀气真是“山川清秀”。

据说，当时北平报纸上用八个字形容韩权华“长身玉立，洒然出尘”。

姑侄两人后来都出国研习音乐，李惠年去了法国学声乐，韩权华去了美国专攻音乐史。

姑侄两人的命运再度交叉，是在 1946 年以后了。当时七姑嫁给了爱国将领卫立煌，李惠年嫁给了留法左派学生领袖、科学家汪徳昭。通过汪徳昭的辗转努力，卫立煌与中共周恩来恢复了联系。在东北战场上，卫立煌从始至终采取了按兵不动的原则，借机造成了战局有利于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态势。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润物细无声。少年时代的母亲，有这样两位气质不凡、思想开明的知识女性呵护，是有福气的。

母亲的中学学业应该是在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完成的。

这所学校创建于 1913 年， 1926 年经在该校任教的李大钊争取，从北洋军阀手中争得原清内务府会计司南花园旧址作校址。 1931 年改名为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

母亲有了 3 个闺蜜。

照片中左一：夏承瑜。

她的父亲夏枝巢是现代著名诗词家，在九个子女中，夏承瑜居末，昵称 “小九妹”。夏家在宣武门外永光寺街置了一处房产，屋舍众多，院子里花木扶疏，有许多马缨花、白丁香，还有和南柳巷韩宅院子里同样的葡萄架、藤萝架。此宅离南柳巷不远，所以两家老辈勤于走动，小辈更是互相串门。

和夏承瑜的闺蜜之情，一直延续到大学。 1936 年她俩一起考取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母亲主修钢琴，夏承瑜主修声乐。 1937 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外公不放心母亲孤身在外，将她转学至北平的燕京大学音乐系。 1939 年夏承瑜嫁给了上海音专的学长、主修钢琴的张隽伟，安家落户在上海。

夏承瑜的六哥夏承楹，没有六嫂知名度高。这位六嫂就是《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林海音一家从福建迁居北京，住在晋江会馆。这家会馆与南柳巷韩宅斜对门，不过几步之遥。《城南旧事》中小英子眼里的景物与人物，重现了当年母亲家宅门之外的市井风情。

照片中左二：邵乃偲。

南柳巷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子，不长，窄窄的。从韩宅出来向南走，百余步，东拐就到了魏染胡同。　这条胡同以其 30 号而出名：一栋灰色的两层小楼，楼门上方中央镌刻着京报馆”三个大字，是《京报》创始人邵飘萍的手笔，这里也是他的住宅。邵飘萍与第一任夫人沈小仍育有二子三女，邵乃偲正是邵飘萍的次女。

她和母亲在北平市立第一女中同学，后来嫁给了陈传熙。陈传熙也是母亲上海音专的同学，当年他主修钢琴，后来才做了指挥。邵乃偲与陈传熙的姻缘，想来和母亲、夏承瑜有关，是否闺蜜牵的红线？

照片中右二：方秀卿。

她的父亲方宗鳌，广东普宁人。留学日本回国之后，在各大学教书，当中国大学教务长十多年，后来从了政。她的母亲是日本人，定居中国多年，已经说的满口流利的北京话，还写的一手好字。

方公馆位于宣武门外方壶斋五号。一个窄胡同的尽端，就此一家。也有花木扶疏的院子，仅第一进院子中的一株白丁香，据说春日花发之时，全院便化作了“香雪海”。

方家和韩家有点亲戚关系。母亲的嫂嫂方诗云，也来自广东普宁。方秀卿叫她“四姐”。

方秀卿也是学音乐的，大约 1934 年她从北京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肄业，到日本东京音乐学院深造。

据此估算，这张照片：白衣黑裙的四个女学生，姿态各异，坐在枝叶繁茂的花树下合影，应是 1934 年以前的影像了。尽管年代久远，但青春的气息，力透纸背。扑面而来。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原有三、四本私人相册，开本大小不一，封面装饰素洁，按照童年、少年、青年排列。对我吸引力最大的，是母亲青年时期的照片，看过一次，就忍不住想再看一次。

小时候的我，常常要求看“妈妈的照相本”。母亲从柜子深处仔细的取出来，放到我伸出的双手上。埋头翻看，情不自禁，我口里会不断吐出惊艳之下的各种语气词：啊、哇、呦、啧啧、哎呀！

但现在，只有一个开本最小、封面磨损、装订开裂的老相册还幸存，里边多为母亲的童年照。其它的大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灰飞烟灭了。当时社会上、校园里红卫兵抄家成风。我们家在红卫兵还没有闯进之前，父亲母亲带着儿女们自己动手抄家，把可能引火烧身的东西都撕了、毁了、烧了。

这就是我在写“下”篇时的为难：照片很少，几乎没有太多挑选的余地，有几幅还是从别人、别处找到的。

一、

母亲离家南下，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学时，这所学校迁入新居不久。

新校舍 1935 年建成。主体楼 3 层砖混结构，主立面采用对称构图，建筑外墙为清水红砖墙面，墙角粉水泥假石，屋面铺青色瓦片。立面窗洞，除两端头二层的半圆拱窗外，其余没有拱窗。主楼西翼是两排琴房，琴房中间是一大片绿草如茵的广场。

母亲主修钢琴。她说过：是流亡的白俄老师教她。查了一下资料，果然， 1929 年，俄罗斯裔世界著名钢琴家查哈罗夫旅居上海。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用比普通教授高一倍的月薪聘请他执教。查哈罗夫直到 1942 年病逝，再也没有回过他的祖国（当时的苏联），但在异乡带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弟子。

除了钢琴教育，上海音专的声乐教育也很有名，教授的是经典美声唱法，据说也以白俄教师为主。母亲的闺蜜夏承瑜主修花腔女高音，母亲的一位男同学刘啸东主修男低音。

这位男生就是著名钢琴家刘诗昆的父亲。据说他在学校里追求过我的母亲，未遂，但两人一直保持友谊。我在母亲后来留存下来的照片中，看到两张照片，图中是两个活泼可爱的幼童，大一点的男孩，穿着西式短裤，短袖衬衫；小一点的女孩，一身裙装，活脱脱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母亲说：这是刘诗昆和他的妹妹。

上海音专学费贵，上海城市的生活费也高。能进来读书的多为富家子弟。刘潇东就出身于天津富商之家。后来他耐不得干音乐这行的清苦，还是经商去了。现在尚健在的著名声乐教育家周小燕， 1935 年考入上海音专，也是母亲的同学之一，她的家境也很好，父亲是湖北的银行家周苍柏。

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成为孤岛。母亲被外公转学回北京，就读于燕京大学音乐系。周小燕 1938 年则赴法国留学。学校处于艰难境地，四次搬家，并曾一度化整为零，分散在三个地点坚持办学。最后迁至租界，对外改称“私立上海音乐院”。

上海这段求学生涯，文革后母亲留下的照片中没有一张。所以只能选择她和夏承瑜大约同时期的一张合照，不是在上海，而是在北京家中。推测她们是回家过暑假，而且那时战火尚未燃起。

去年，我托人寻找母亲的母校旧址，得知它在上海杨浦区民京路 918 号，现在是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二、

燕京大学是司徒雷登先生一手创办的。 1929 年这所学校正式在中国立案，遵照中国政府的章程分设了文、理、法三学院，在文学院中正式设立了音乐系。

正如燕京大学的校训别具一格：“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大音乐系的教学宗旨也别具一格：“帮助学生借助音乐表现自己，并领导学生也去如此的帮助他人。”

它所设的专业课程涵盖了西方专业音乐教育的所有基础课程，包括表演类课程、作曲技术理论课程等。同时它在学程总则的第三点中明确提出：“发扬中国固有音乐之美点，而用西洋音乐之技巧。”它最早开设出中国音乐史课，并鼓励学生进行中国化风格作品的创作。

白纸黑字，对此是有明文规定的：“主修钢琴或唱歌之学生，于第四年级时应举行公开演奏一次，以代替论文。演奏时间至少须一小时；演奏之节目中，应有一部分关于中国乐曲之创作。” 。

我查到了有关母亲的一份节目单： 1939 年 5 月 8 日晚 8 点在贝公楼礼堂举行的音乐会上，母亲演奏了布拉姆斯的《 g 小调狂想曲》。弹这首曲子是有一定技术难度的。燕大音乐系对学生的基本功要求严格，同时要求把握多种类型的曲目，包括从巴罗克到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的作品。

而另一份资料记载：“主修钢琴的刘金定（毕业于 1939 年）和韩德常（毕业于 1940 年）在毕业音乐会上也都演奏过她们自己创作或改编的作品，其中韩德常的毕业创作还包括她改编的钢琴与管弦乐队幻想曲《阳关三叠》” 。

母亲的好朋友刘金定，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庭， 1932 年随父母寓居天津， 1935 年考入燕京大学音乐系， 1939 年从燕京毕业后回天津中西女中担任音乐教师，同时家庭私人授课。刘诗昆三岁时就被父亲送到她的门下，开始学习钢琴。著名学者资中筠的钢琴启蒙老师也是刘金定。

燕大音乐系历任教师 39 人，包括专任和兼任的，专任的多为外籍教师。从 1927 至 1952 年（其中 1941 年 12 月至 1945 年 9 月燕京大学被迫关门）共培养了主修生 95 名，仅与母亲前后届的毕业生就有刘金定、池元元、茅爱立、常亚春、唐传礼、彭青、沈湘等。

燕京大学鼓励跨院选课，副修音乐的没在统计范围之内。其实很多燕大毕业生受惠于燕园的音乐氛围：学生音乐会、师生音乐讨论会、校外音乐家讲座、燕大歌咏团与管弦乐队的排演活动、留声机音乐会等等，还有圣诞节的大合唱“弥撒亚”，他们都终生难忘。

燕大音乐系主任范天祥和他的夫人，一对美国夫妻，虔诚的基督教徒，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即投身于燕京大学的音乐教育。他们热爱中国文化，不仅自己用中国名字，在中国出生的三子一女，也都起了中国名字：范燕生、范雷登、梅范瑟僩、梅范澤民。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外国人士相继离境，他们一家才在 1951 年 4 月依依不舍地離開北京返抵紐約。

1975 年 10 月 1 日范天祥博士於俄亥俄州德拉威市逝世，享壽八十歲。三年后，在一個簡單而莊嚴的儀式中，范氏遺屬把他們從中國帶回來的約 600 件中國樂器和其他珍貴的文物送給俄州立大學圖書館。其條件是以范氏夫婦的名義指定在該校的文學院 (College of the Arts) 或人文學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設立一位專門研究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教授席。

范天祥夫妇都是母亲的老师。我记得小时候看母亲的相册，有不少张她在燕京大学求学时的照片，其中就有和两位老师的合影。当时我曾经困惑，总把“范天祥”这个地道的中国名字，和一个标准的老外形象对不上号。

后来燕京大学校友会出版的纪念画册上，也收入了母亲和刘金定弹琴、母亲为歌者伴奏的相片。但家里已经找不到一张。

母亲的这张毕业照，也是从亲戚那里要到的。照片上母亲的字迹清晰可见：彤存小姐姐一九四 O

彤是梅祖彤，母亲的表妹，梅贻琦和韩咏华的二女儿。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音乐系并入了中央音乐学院。

三、

我的父亲徐献瑜（ 1910 － 2010 ）和母亲大约相识于 1939 年底，据说初次见面就在南柳巷 25 号。那时父亲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受人之托，要把一份东西转交给韩家。

父亲 1936 到 1938 年在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所学校里曾经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正是母亲的表哥李宏年，大姑妈韩俊华的长子。

韩俊华的婆家，也是天津八大家，茶叶李家。但这位公子李莲普，字仰白（ 1879 － 1967 ），没有什么本事，一辈子屈居在太太娘家，就像入赘差不多。大姑看不起丈夫，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长子李宏年身上。

李宏年，字建藩（ 1904 － 1931 ），燕京大学生物学系毕业，曾任静生生物调查所（即后来的“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后去美国华盛顿大学读博士。但这位高材生在异国他乡过得不爽，先是失恋，后来健康出了点状况，更想不开，在校园一片林子里自杀了。遗物放在华盛顿大学多年，一直到父亲去了那里。

父亲来此校是特意拜匈籍著名数学家塞戈 (G ． Szeg ) 为师的。两年以后，父亲出色的完成了博士论文，成为华盛顿大学第一个获博士衔的中国留学生。 1939 年 8 月回国时，带回了李宏年的遗物，第一次迈进了韩宅的高门槛，认识了韩家的大小姐。

1940 年，湖光塔影的燕园，父亲与母亲开始相恋。应该是父亲追母亲。当时父亲已经在燕京大学数学系任教，母亲正在准备毕业音乐会。父亲的学生李欧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他们提着浆糊桶，到处卖力地给徐先生的女朋友韩德常的音乐会刷海报，而这海报是他们自己设计、义务做的。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迫关门。父亲先后到中国大学、北平辅仁大学任教，那时母亲也在慕贞女子中学教音乐。据说，父亲在辅仁大学教物理的时候，王光美在那里读书，曾经追着要看看和“韩家美人”谈恋爱的徐先生。

王光美的三嫂严仁英（ 1913 －），出生于天津西北城角严翰林胡同内一个名门望族。她的祖父是被称为“南开校父”的严修，字范孙（ 1860 － 1929 ）。韩家自母亲的祖父辈就与严家是世交，结为通家之好。初时，韩家家境困难，曾向严家借房子住，一住就是十几年。母亲的几个姑姑均在在严氏私学读书，五姑韩咏华还在严氏蒙养院当过老师，教过严仁英。王光美想必从三嫂处得到信息，方有如此淘气的一举。

父亲母亲 1944 年结婚，举行的是西式婚礼。我记得小时候翻看相册，光这场婚礼就拍了许多照片，各种角度的、各个场面的、各位来宾的。当时我最爱看的是婚礼上的两个小花童。但这些照片母亲都没有保留，只有这张在照相馆拍摄的标准照，嵌在一个精致的镜框里，一直挂在父母卧室的墙上。

据说，这张照片寄到父亲上海的家中，引起奶奶的不安：新娘是漂亮，但个子怎么这样高啊？因为父亲身高超过一米八，这张照片中母亲只比他低半个头。父亲告诉她，新娘脚下垫高了。奶奶方才释怀。

四、

1948 年的秋天，清华园内。在五姑父梅贻琦家居住的甲府壹号，母亲家族留下了最后一张全家福。

这一年冬天。国共两党对决，北平兵临城下。

走还是留？韩氏家族各位的人生之路在这里大转弯。

梅家走了：五姑韩咏华（ 2 排左 2 ）、五姑父梅贻琦（后排右 4 ）以及他们的女儿梅祖彬（后排左 6 ）、梅祖彤（后排左 4 ）、梅祖杉（前排左 3 ），儿子梅祖彦先后离开中国。只有小女儿梅祖芬没有走成，留下了。

1948 年 12 月，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他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他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为由飞赴巴黎，后辗转来到美国纽约，在那里一直住到 1955 年。五姑韩咏华带着女儿 1948 年 10 月就先到了香港，然后转到美国。

七姑韩权华（（ 2 排左 1 ）、七姑父卫立煌也走了。他们是非走不可的，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因兵败辽沈撤职查办。蒋介石对他戒心很大，一直秘密监视他的动向。 1948 年 12 月卫立煌包了一架陈纳德民航队的飞机飞离北平。此后一路和国民党特务捉迷藏：上海、广州、南京，直到 1949 年阴历年初三，卫立煌和韩权华在上海登上英国轮船才逃脱罗网抵达香港，在香港寓居 6 年。

李家：大姑韩俊华（ 2 排左 6 ）、大姑父李连普（ 2 排左 7 ）以及他们的儿子李瑞年（前排左 1 ）、儿媳廖先莊（前排左 2 ）没有离开南柳巷老宅。而他们原来旅居法国的女儿李惠年（前排蹲右 1 ）、女婿汪德昭 ( 后排右 3) 携子汪华 ( 前排蹲左 4) ， 1949 年春天重新返回了巴黎。

傅家：四姑韩升华（ 2 排左 3 ）、四姑父傅铜和他们的四女二子（照片上只有三女儿傅愫冬后排左 3 ），也没有离开北京。傅宅位于北京西城区宫门口西三条 2 号，也有一个花木繁茂的四合院。

邝家：六姑韩恂华（ 2 排右 1 ）在这次聚会时，兴头最高，把四个孩子都带来了，照片上坐在前排地上的，他家占了一半：邝宇宽（前排蹲右 3 ）、邝宇平（前排蹲左 1 ）、邝宇中（前排蹲左 2 ）、邝宇正（前排蹲左 3 ）。邝家也没有走，虽然邝宇平 1949 年初曾经被带到广州，准备安排他赴美留学，但最终他还是选择留下来。

作为韩家第三代，我有幸在这个历史性时刻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身影。我被外婆抱着，照了个侧面，头发上别着一个小卡子（ 2 排左 3 与左 4 之间）。

当时我家住在燕东园，这个由 22 栋美式别墅小楼组成的住宅区，位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间，远近围城的炮火时时可闻。母亲的亲戚，尤其五姑梅家、七姑卫家都准备迁居国外，父亲的一些老友也有类似的打算。众人临行前询问过父母亲的动向。父亲摇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说，他不想逃难。

他把母亲和三岁的我以及襁褓中的妹妹，送进城里六姑邝家，他一个人留在燕东园的家里，天天面对着围棋盘，举着棋谱，落子打谱，静等解放。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三天，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从城里匆匆出发，找不到汽车，雇了两辆洋车，母亲抱着妹妹坐一辆，我和一堆行李坐一辆，一路飞奔回家。

母亲家族最后这张全家福，作为历史资料非常珍贵。可惜，我没有看到过原件，至今见到的都经过多次翻拍，光影、反差效果变异。在寻找原件的过程中，我发现母亲家族凡是留在国内的，文革中无一例外，都有过被抄家或者自毁文物的经历，老照片已经所剩无几。

五、

这是母亲和自己娘家人的合影。

出自照相馆的作品。据推测拍摄时间应是 1950 年。从衣着看，或者春季或者秋季。

我终于可用自己的身份和口吻，介绍这张照片中的亲属长辈，因为我也忝列其中，那个梳偏分发型的小女孩就是我。

端坐正中的两位。从左起：左 1 外婆高珍，左 2 外公韩诵裳。

后排站立的八位，从左起：左 1 表姐韩达明（大舅的女儿）、左 2 二舅韩德刚、左 3 母亲韩德常、左 4 父亲徐献瑜、左 5 大舅韩德章、左 6 大舅妈方诗云、左 7 三舅韩德扬、左 8 阿姨韩德莊。

母亲大约十岁的时候，外公续弦，新进门的外婆高珍（字浣薇 1896 － 2001 ）也是天津人。婚后她跟着任中国银行分行经理的外公，先大连，后哈尔滨， 1931 年才回到北平。 1938 年母亲的祖父去世，祖母卞氏不再主掌家务，外婆成了韩家大宅门新的女主人。她里里外外，处置得一丝不乱。尤其与五个姑奶奶斡旋，礼数周全，办事周到，姑嫂之间相处，一直和和睦睦。

老辈的人评价外婆：处变不惊，不言自威。

大舅仅比外婆小十岁，但非常尊敬她，总是尊称：娘。

母亲出嫁的时候，时局很乱，经济凋敝，但外婆尽力打理，陪嫁了好多漂亮的旗袍，她说：不是自己生的女儿，要做得更好。

外婆为韩家生了二子一女。二舅韩德刚和阿姨韩德莊是龙凤胎。但两人脾气秉性大不同。据说从小照相的时候，两人就是背靠背。

二舅不喜热闹，外冷内秀，对人总是淡淡的，和我父亲却一见如故。在辅仁大学读书时，他不回南柳巷，中午到姐姐、姐夫家吃饭。后来他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教书，就更方便了。只要有空，就来我们家，给我们几个小孩讲福尔摩斯。我后来再看原书，总觉得没有二舅讲得出神入化。

阿姨韩德莊 (1926 － 1980) 毕业于燕京大学。在校时就加入了北平地下党。 1953 年她有一个机会进中南海邓颖超处协助工作。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很快就知道了她是韩家的女儿。周总理欣慰地说“韩家的姐妹也出来了”。

韩德莊在文化革命中，曾写过一份材料说明这段情况，所留的底稿文字如下：

“ 1953 年我第一次到邓大姐处，帮助清理档案时，邓大姐曾告诉我，她和我母亲高珍、姑母韩咏华、韩恂华、韩权华在天津女子师范时是同学，抗战时期和我的姑父卫立煌、梅贻琦都打过交道。

1954 年初，在一次周末晚会上，总理告诉我说，卫立煌想回国，我七姑韩权华还有些顾虑，问我还有哪个姑姑在北京可以帮助做些工作时，我答，六姑韩恂华在。后来总理和邓大姐约我六姑吃饭，要她动员七姑回国。当时总理向我们介绍了卫立煌在抗战时期和我党的关系，并说在东北时卫想起义，因为国民党看得很严，未能和我党取得联系，回南京就被蒋介石软禁起来，南京解放时他逃到香港，打算搞第三条路线没有成功。 1949 年建国时他曾给毛主席拍过一封贺电，现在他要回国，叫六姑写信解除七姑的顾虑。六姑的信尚未发出，卫立煌和七姑已动身回国了。 1954 年春，卫立煌和七姑回到北京后，总理和邓大姐招待他们，当时我在邓大姐处帮助工作，也叫我参加了。”

韩德莊 1970 年代患乳腺癌， 1980 年病逝。在与疾病斗争的时候，她收到过邓颖超口述由秘书代笔的慰问信，落款是“想念你的你想念的大姐”。

三舅韩德扬（ 1928 － 2000 ）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他是母亲娘家最活跃的一个，年龄最小，也最得宠。他酷爱汽车，十几岁时就学会了开车。卫立煌的专车他也敢开。 1948 年暑假，他就开着卫立煌的大道奇，长驱直入燕京大学，从国民党对进步学生的大围捕中，把姐姐的朋友、中共地下党学生党员援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