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母亲讲的抗战小故事
母亲讲的抗战小故事
－－作者：徐海亮
去年参加一个塞外沙地植树公益活动，晚餐时大家很兴奋，说了不少事，谈的也很远。有个中年朋友针对一种有人把抗战又说成主要是国军打的偏向，很是反感，酒后爆出极端言论。我接着说，也别那么绝对的讲，国民革命军里面，也有不少真抗日，英雄抗战的人。于是我就讲了作为普通的一兵牺牲在南京保卫战中的亲舅舅的故事，他就是国军唐生智部一名少年战士－－李法吾，他不是作为战俘屈辱去死，而是作为战士挺身殉国的。讲完后大家热烈鼓掌赞同了我的看法。
我从小听母亲讲她的故事，教我唱抗战时期的救亡歌曲和解放区歌曲。母亲说我是胜利前整整一年出生的，取名有“抗战必胜，东海即亮”的寄寓。也很巧，上小学前我学的一句日语，就是“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是我父亲教的。母亲告诉我，她的大弟弟，就死在 1937 年南京保卫战日军飞机的枪弹下。抗战前夕，舅舅在长沙楚怡中学上初中， 1936 年全国救亡学潮风起，他在学生会发起学运，被学校记大过两次，瞒着家里愤而投军，考入唐生智的宪兵部队。那时国军宪兵名声很不好，因被用来镇压学潮和救亡运动，母亲一直视为反动派的鹰犬，所以也没记下部队番号。唐生智部队重用一些湖南人，这批宪兵队以湖南子弟兵为主。 1937 年 11 月 17 日，蒋介石召集各路将领，问谁愿意负起防守南京的责任。唯有唐生智慷慨陈词：“抗战以来，我们中下级干部在战场上牺牲的很多，但还没有一个高级将领为国捐躯。我愿意防守南京，誓与首都共存亡。” 11 月 20 日，唐生智正式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在唐生智的指挥下，国军 8 万余人 ( 一说 11 万，其中多属淞沪会战下来的疲惫、损伤之军 ) 自 1937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日，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进行了悲壮的南京保卫战。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陷落。有人说唐生智没有履行自己“与首都共存亡”的誓言， 12 月 12 日晚乘船逃离南京，丢下几十万中国军民在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中惨遭日军杀害。唐本人也受到全国军民的责难。这些历史功过是非评价问题，暂且不去讨论，先弄清楚舅舅死难的实际背景，母亲一直说不清，她当时去汉口报考八路军学兵团了。
唐部的宪兵是 12 日下午作为司令部的部队，有组织地也也是仓促地撤离挹江门码头的。南京失陷后局势混乱，我舅舅战死的消息，不久也得到当局的通知，而一个侥幸逃脱回到湖南的战友，去家里报告了实况。他说，撤离的部队和百姓在下关码头抢着上船，渡往浦口，乱成一团。而疯传日军先头部队已追到附近。该部和宋希濂的 36 师维持码头秩序，却无法登船，傍晚，每人发给一个汽油桶，就是两个加仑的那种吉普车带的油桶，泅水渡江。这个老乡和我舅舅李法吾相继下水。 12 月的江水冻的刺骨 ( 后来我渡江是 7 月份，脚还直抽筋 ) ，青年士兵奋力游向浦口 ( 许多人并不会游泳，只抓住一块木板或一树枝 ) ，江面也有满载军人和百姓的渡船、小船。但日军战机赶了上来，向江面的船只投放炸弹，阻止撤离，特别又向江上泅渡的军人用机枪扫射，导致多人中弹。李法吾舅舅也就是那时被机枪打中，体力不支，他把油桶推给旁边的老乡，只说了一句“回去告诉我妈妈……”，就沉没了。那时候的人啊，视死如归。其时，他还不满十七岁。
我见过抗战时期一些娃娃兵的照片，战壕里站在凳子上才够上瞄准，多数该是学生兵吧。
我从来没有像我母亲那样谴责舅舅做了反动派的鹰犬，总觉得他是闹学潮投军的，去抗日嘛，投国军投八路都是投中国军队嘛，而且，尽管他没有面对面和日军枪战搏斗，但他没有作为懦夫－－而是作为战士死在南京，在我心中，他作为平凡的英雄死去，永远值得怀念。如果今天国家要统计，我们家就有抗日战死的勇士，尽管他是国民革命军战士。作为保卫国家的军人个体，只要他没有弃枪投降，我们是不好指责和贬损的。
舅舅名叫“法吾”，有深刻的寓意。我外祖父李耀湘，是毛泽东亲自介绍加入新民学会的会员，当年新民学会组织湘人留法勤工俭学，就是他去操办的，后来他把这批乡亲一直送到上海码头登船。但他没去法国，追求救国理想持之不灭，就将长子取名“灋吾”以明心志。
现查部分其他回忆资料， 12 日中午，日军已占领中华门， 14 时唐生智颁布了撤退的方案：“一部 ( 第三十六师与卫戍司令部人员 ) 渡江，其他各部向周边突围”的原则，宪兵部队应与司令部在一起渡江。 17 时，唐发布突围命令， 36 师负责护卫司令长官部及其直属部队渡江，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分别按突围路线赶赴任务地区。接着，他又口头命令，规定第 87 师、第 88 师、第 74 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结果反而造成自乱，规定的正面突围的部队，除 66 军、 83 军遵照既定撤退计划和路线 , 当夜分由紫金山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取得成功，其他各部均没有听从计划，却擅自向挹江门方向撤退，希望自此渡江，顿时下关挹江门一带，挤满了部队和逃难的百姓，丢弃的车辆、马匹、物质混为一团，几十架日机趁机盘旋轰炸。本来计划的船足够守军撤退 ( 另一说唐已命令破坏了所有船只，背水一战 ) ，因百姓涌上船来，船只不够用，宪兵也未将百姓和其他部队赶下船， 36 师则开枪阻止混乱人流上船，结果集聚现场大量守军未能撤出去。能得到一个油桶武装泅渡，已算是湖南宪兵战士得到的特权了。当时在南京有四个宪兵团编制，估计也非所有的宪兵团都如此了。唐生智本人乘船渡江，于晚 22 时到达浦口 ( 可见唐将军比宪兵撤走还晚了几小时 ) ，宪兵是晚饭左右下水的，到司令部过江时分，我的舅舅已殉国了。宋部的 36 师驻守挹江门，控制着小火轮，在司令部过江后也乘小火轮渡江成功。次日日军进抵下关码头，俘获大批被阻在岸边的军民，南京城也完全沦陷。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母亲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她亲历的，也涉及国民党的部队在第一年的抗战、惨败。
她在 1937 年 4 月到北平，想补习功课考大学，接触到一批参加过“一二九”的进步青年。适逢“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学生反帝抗日情绪高涨，她和其他学生于 8 月才逃出北平，在天津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坐船经龙口到济南，再转到南京。据她说，流亡学生在各车站和码头，都遭到日本军警宪特盘问、搜查、殴打，提心吊胆地到了南京，又回到了长沙。但她不知大弟弟投笔从戎，也开拔到了京畿之地。 12 月，她去汉口投考八路军学兵团，但到汉口，因战局变化学兵团停止招收女生，只能漂流在汉，借住女青年会，参加青年救国会活动，也接触到一批共产党人。后来也就借住在董老的司机家里。适逢我父亲参加“一二九”和后续运动后，也流亡到南方，在老家组织无锡青年抗敌工作团，声援淞沪抗战。上海和苏、锡沦陷后，他把工作团撤退到汉口，也去青年救国会、救亡协会参加抗敌座谈会活动，他们都听过周恩来、邓颖超和董必武等中共名人的群众演讲会，工作团的抗日青年，根据本人意愿，一些去到延安和华北，一些去到国民党部队。母亲在会上结识了武汉纺织女工代表张毅，这是一个大革命时代的老共产党员，由向警予介绍入党，曾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这时刚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母亲受到她的教导，亲昵地叫她“张妈妈” ( 要我们叫外婆 ) 。张毅曾是武汉工人纠察队女队长 ( 队长是项英 ) ，和周恩来、董老们都熟悉，董老也建议我父亲不一定非得去解放区，建议他挂牌做律师，认为法学是一片待开垦的荒土，要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法制……我父亲挂牌掩护身份，实际让八路军办事处影响无锡抗敌工作团，组织爱国青年去到抗日前线。 1938 年元月，经张毅介绍，以及靠我父亲的关系，母亲到汉口新四军办事处考入“战时青年训练班”，到黄安 ( 现红安 ) 七里坪老根据地受训。训练班就在七里坪的秦家祠堂，那是秦基伟的老家，后来作为抗大分校的校址。那一期领导人是聂鹤亭将军，叶挺独立团出身，参加过南昌起义，长征老干部了，时任抗大四大队队长，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高级参谋。他亲自给学员讲军事，讲政治课。训练班结束时，他送我母亲一本解放区印刷的《列宁主义基础》，一张他和周恩来在延安机场的合影。这个训练班是政训班。但训练班结束后我母亲并未分配到新四军部队，那时统一战线保卫大武汉嘛，国民党向共产党要政工宣传干部，经张毅的关系介绍，她回到武汉不久，就和父亲 ( 那时尚未结婚 ) ，以及无锡抗敌工作团 14 名人员，还有张毅的亲女儿陈谦，组织了救亡进步形象的战地宣传队，准备到国军里面去。分配到国军第三师，母亲还记得师长叫赵锡田，黄埔四期步科的、顾祝同的亲外甥。当时部队正在咸宁驻扎，赵师长对请来的是共产党外围的进步青年，倒还是蛮真诚的，让他们先做驻地的群众宣传工作，也还放手。母亲就教唱救亡歌曲，绘制木刻、版画作墙报插画。平汉铁路恢复通车后，陈谦也回到山西根据地去了。 6 月，部队调到了九江，九江是武汉东部外围的关口，日军正扑向武汉，形势严峻了，他们在九江城的驻地不断被敌机扫射轰炸，师部只允许在夜间开展一些对士兵的宣传教育工作，教唱歌曲，而且由于政治观点问题，受到种种限制和控制 ( 三师老底原本是陕军，后赵任师长，黄埔出身、顾祝同外甥，也算蒋的嫡系，也有情治人员监军 ) ，工作就很难了。不久，宣传队就被分化，有两人被分配去学收发报，两人去当文书，还有人自己开了小差……总之，计划的宣教工作停顿下来。战地条件极差，痢疾流行，我父亲染上痢疾，但战地医院缺少医药，被送到九江城里天主堂医院，三师政战处就趁机派我母亲去医院当护理，和今天的医院护工一样。但天主堂法国医生没有那么热情治病，看到日军抵近，他们不让军人住院，必须脱下军装。
平心而言，这个国军第三师还是一支很能打仗的部队，军事素质较高，师长对共产党有所了解，不然怎么会赶时髦邀新四军派员去做政工宣传呢。那个北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那一年不也是从湖南到汉口考八路军学兵团，又去国军战地宣传队活动的。三师在抗战初期的一些著名战斗，就有我母亲在九江时的马当要塞之战，马当在彭泽县东北，三师作为二线后备队，驻扎九江。九江地区保卫战是保卫大武汉的前奏曲。开始，骄狂西进的日军一再受挫，江防工程和要塞的大炮对日舰和陆军都起到了阻杀作用。赵师长时年 30 岁，母亲记忆中为英武儒将，乃白面斯文将军，对进步青年和蔼客气，该部队能攻善守，是一支抗日的功臣部队。“马当大捷”当时被国民党大肆宣扬，鼓舞士气，连我母亲也总是自发用到这个词。后来，该师南撤，参加南昌会战，后两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常德攻坚战和衡阳保卫战战功显著，并参加远征缅甸……但这个中将师长，是个很典型的悲喜剧人物，峰回路转。他在皖南事变中也“战功显赫”，率部攻占新四军军部，生俘叶挺军长。抗战胜利后，他受命参加内战，进攻我苏中解放区，配合张灵甫整编 74 师占领淮阴淮安，予我多有杀伤。 1946 年 9 月，该部被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于定陶战役中全歼，赵被俘。不过，次年 2 月，抗战有功的赵锡田和被俘虏的 3 千余名 3 师官兵全部被解放军释放回家，赵受中共委托，回到南京，争取自己的老部下率部起义，不久，赵锡田积极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一度入狱。 1949 年，赵锡田拒绝顾祝同要求 ( 撤走台湾 ) ，和妻儿一道到巴西定居。 1991 年回祖国大陆探亲。所以总的看，他的一生是一个正直、爱国、治军严格，有才气的军人。
仍回来说九江之战败，这是我母亲在当时弄不明白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阻日寇长驱直入，力保九江、武汉安全，建立长江阻塞委员会，在江心建成一条阻塞线。并在两岸山峰关要处设有炮台、碉堡、战壕等工事，水面布置 3 道水雷防线，配置重兵防守。这就是母亲总在说的马当要塞。马当要塞由要塞守备队第 2 总队、第 43 军第 26 师一个营、守备第 1 营和第 2 营，以及炮兵第 8 团、第 41 团、第 42 团各一部守备；马当下游之黄山、香山、藏山矶及下隅坂、黄栗树、马路口等，由江防军第 16 军第 53 师和第 167 师防守。第 21 、第 27 集团军各一部和第 23 集团军唐式遵部分守江北的怀宁和江南的东流。负责九江前沿的马当—湖口一线防御的马湖要塞指挥官是 16 军军长李蕴珩，他办了一所为期两周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 ( 不知是要模仿共产党还是要出风头 ) ，调 16 军的副职军官和排长及当地的乡保长离职训练。半月过去，战事日紧，但李蕴珩还坚持在 6 月 24 日上午举行结业典礼，令各部队上尉以上军官前来参加，会后在司令部聚餐。接到命令后，守卫香口江防的 53 师 3 13 团连以上军官和其他 16 军所属部队的军官都于 23 日晚去了马当镇，准备参加次日的结业典礼 ( 另一传说是要召开庆功祝捷大会 ) 。 23 日当夜无事。但训练班混有汉奸，已把情报传送给日军。 24 日凌晨 4 时，日军以小艇靠岸，偷偷从香口江边上岸，即向负责香口一带防守的 313 团发起猛烈进攻，该团连以上干部多已奉命去参加所谓“抗日军政大学”的结业典礼，对日军的突然袭击全无准备，战斗无人指挥，阵地乱成一团，香口遂告失守，随后，香山等阵地也相继失守。马当要塞的守备 2 总队总队长鲍长义，把所属 3 个步兵大队安置在马当以东的长山，依托这里的 8 个钢筋混凝土工事防守。 24 日拂晓，一直坚守在阵地观测所的鲍长义获悉香口失守，向武汉江防司令部报告，一面令所部严阵以待。日军在占领香口、香山等阵地后，于 24 日早 8 时，向长山发起了猛烈进攻。马当要塞遂告陷落。得知马当要塞失陷，蒋介石在武汉大发雷霆，马当要塞是长江门户，湖口、九江均无险可守，马当不守，等于长江门户大开。蒋下令必须收复马当要塞。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发布死命令：“香山、马当为皖、赣门户，其得失影响于今后作战之胜败甚巨。……务速恢复香山、马当要塞阵地而确保之。攻克香山及马当要塞区者，各赏洋 5 万元。如有作战不力者、畏缩不前者，即以军法从事。” 16 军、 49 军等部遵命向香山日军发起大反攻，一度收复香山，予敌重创，但因敌援军大举而至，激战数日，终究未能收复马当要塞。马当战后，第 16 军军长李蕴珩以疏于防范，作战不力受到军纪制裁，而第 167 师师长薛蔚英更因贻误战机而受到枪决处分。日军攻陷马当要塞后，于 6 月 29 日以爆破队打开马当封锁线，疏通了长江航道，战舰驶近战场。随之，波田支队等部在海军的协同下，沿江继续西进，当日即攻占彭泽县。 7 月 1 日起，以陆海空军协同作战，猛攻作为九江门户的湖口，国军第 26 师刘雨卿部奉命死守湖口，经过数日激战，敌波田支队以施放毒气突破阵地， 7 月 4 日，湖口失守。按这一段记载的战例，我母亲所在的九江城，无险可据守，由当时的第 29 军第三师驻扎 ( 后来三师划归第 10 军，在国军序列里又称“泰山军” ) ，大致是 7 月 5 日到 6 日奉命放弃的。三师毕竟没在第一线死战，损失甚微，所以撤至南昌参加了南昌战役。但日军已到湖口，我母亲和父亲被教会医院坚决赶出来，与本来就无法管了的部队失去联系。
那天宣传队随部队急速南撤，部队没有担架抬病人，政战处给她一证明，让她护送病人到城南十里的蔡家垅找军医院。蔡家垅现已划属九江市区，但那时是在夜黑兵荒马乱中扶着病人走了十里地，迎面碰上从南面退来的部队和难民，均说蔡家垅在日军炮火之下，已经找不到什么人和军医院了。看来，日军已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包围了九江。无奈下，他们跟随散乱的溃军和难民，向九江西边逃亡。母亲在老根据地七里坪受训，训练班只有一支枪，他们也不是以军事训练为主，也没开过几枪。现在，他们要脱离大队，赤手空拳从九江到汉口，尝试国民党军队溃散的味道了。这一路，他们走的江西瑞昌，湖北阳新、大冶、鄂城，到武昌、汉口，走了七天七夜。一个身染痢疾未愈，一个到阳新时疟疾复发，几乎是一步步拖到武汉的。特别是日军先头部队有时甚至抄到难民前面，日军战机天天跟着西逃的难民、溃军扫射轰炸，飞机俯冲扫射时，离地只有二三十米高，连飞行员恶狠狠的面孔都看的清清楚楚！沿途有些山丘、树林和水田，渴了只有喝池塘的水，飞机袭来，要嘛到小树林或山边去，来不及跑了，就卧倒在路边水田里，下面是蚂蝗咬，上面子弹嗖嗖地从水面上穿过去。路边的树木上，就悬挂着刚刚飞上去的人体四肢，惨不目睹……散兵游勇没有干粮给养，她就沿路讨饭，讨点米，熬点稀饭充饥、养病人。好在这一路老百姓虽然穷苦，也国难临头，慷慨地支持了九江逃来的饥民。这可能是我母亲和父亲在抗战第一年中最艰难的一周了。
我明白，母亲在七里坪的受训，和这七天七夜的苦难，支撑她，培养了她的抗战和生活的勇气，几年后，在日本飞机不断的轰炸－－燃烧弹的熊熊大火中，养育和带大了我们。
回到汉口，宣传队下落不明，他们也再不愿回到国军三师，武汉也吃紧了。她告诉了张毅妈妈，张答应如果紧急了，可跟她到武昌某地打游击去。但在汉口撤离乱中，她后来并未带上母亲一起走，这是母亲在那时不知就里的问题。张外婆确实到梁子湖打游击了，她把婆家的十亩田和几间房卖了 ( 兵荒马乱还有人买田，也真不容易 ) ，买了几条枪，就下湖了。为什么她们在武汉会慌乱失散？直到解放后重逢，她才在北京告诉我母亲，她在武汉时，认识那么多共产党的要人，有良好的工人群众基础，能够神采飞扬的做抗战救亡报告，国民党也不得不尊重她，但她居然没有组织认可－－飞扬跋扈的王明来到长江局，见到坚持武装斗争的张毅，立即停止了她过组织生活！王明窃据了长江局 ( 后来南方局 ) 领导地位，强调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通过国民党来实现救亡 ( 确实那一年周、董领导下，武汉统战工作不错，国民政府也还配合。但让张女儿和我母亲去三师，不也是统一战线吗，为何不行 ) 。特别是，王明清清楚楚记得，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张毅和一群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坚决反对和抵制他夺取中央领导职位，她总是和我讲“大闹四中全会”故事，后来，以参与罗章龙的“非常委员会”借口，把她清洗出中央了－－紧接着，她就被捕，坐牢坐到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不得不释放政治犯。在武汉时，我母亲不知道这个老党员也是很困难的，说没有办法领导具体工作啊，安排要抗战的一个青年人啊。武汉那时是大革命以来第二次全民总动员的高潮阶段，天天几乎都是社会大变动的节日盛宴。工人群众、郊区农民、商人小贩、知识分子和学生、公职人员、难民、华侨，群情激奋，捐献、集会、募集和运输军用品、签名、报名参军，三镇整个成为不夜城。国民政府也在保卫大武汉总动员的几个月里，抢行军火枪械生产、军工修理，有组织和有秩序地将战略物资和设备疏散到大后方，在重庆建立了持续抗战的基地，长江航运一天也没断过。但张外婆居然只能如一个普通群众那样干，或者个人买枪打游击去。组织上不能承认啊！这段历史是在文革中，她面对面地告诉了我，什么是党的历史，比给我母亲更多地说了路线斗争。她在党史中的名字叫张金保。她从梁子湖的小股游击队，一直运动北上，找党组织，找队伍，她笑着说真是“流寇”啊。这直打到山西抗日根据地，找到了党组织，接上关系，找到了她的丈夫。但根据地审干啊，夫妻都被关起来审查，明天起来会怎么样 ? 不知道，她说没被日本人杀死，可能被自己人干掉。现在的人难以了解：小人物和大人物的抗战路，都走的是很艰难的。她一直等到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亲自为她平反，请她到自己家里吃饭，还开玩笑说“这喔子搞的咯，王明也是，知识分子给打成反革命，把工人老革命也打成反革命啦！”中央组织部长彭真和江青在座，大家也直笑。
小时候母亲讲的故事，深深印在我脑海里。我明白，那三十年代的救亡激情，一度唤醒和焕发了我们苦难的民族，凝聚了时代精神，迎来了新的中国，也将永远激荡在抗战中出生一代的心中。母亲癌症去世后，我在她遗留的东西里，发现了最后一个月她写的文字，里面有一首小诗，讲的就是在七里坪的集训生活。我相信仅仅抗战第一年艰难和刻骨铭心的日子，也将永远在每年七月七号，和十二月十三号那两天，随着她的魂魄，在长江上空游荡。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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