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琳玲：南渡北归 飘零一家
南渡北归 飘零一家
－－作者：徐琳玲
大陆学者章立凡与台湾作家亮轩，原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的父亲章乃器与马廷英，也曾是当年的风云人物，亮轩的妻子陶晓清与儿子马世芳，是台湾音乐史的重要推手，这一家族南渡北归的选择、颠沛流离的命运，折射出两岸近百年的历史变迁
（上图：章立凡）
“听昆戏，当然还得听传统的。”
“白先生弄的青春版《牡丹亭》，漂亮是漂亮。可是，角们肚子里只有那一本。这就是差别。”
台北瑞安街的寓所里，马国光捧着茶杯慢悠悠品着戏，一口字正腔圆的国语，有着说书人一般的抑扬顿挫。听到这么一口纯正的乡音，到访的陆客不免有意外的惊喜。
这是马国光看家本领－－他曾是中广新闻评论节目的主持人，台北著名的“四小名嘴”之一，笔名亮轩。
（上图：亮轩）
然而，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北京的历史学者章立凡就不那么给面子。“一听就知道不是大陆的。虽然，他在台湾可能是最标准的。”
4月底的台北燥热得厉害。马国光刚从美国探亲回来，他已决定放弃绿卡。
“说爱国是笑话。我真是没有办法到美国去。在美国，我哪儿去听京戏、听昆曲呢？台北是京、昆听得最舒服也最丰富的地方。大陆所有的好角、好戏都到这儿来。北京的长安戏院没有几出好戏，（你）碰不上，碰上的时候，你也买不着票，大伙儿都去凑热闹了。”
前一夜，台北国家剧院上演了天津京剧团访台演出的开场戏－－《四郎探母》。
这一出骨子老戏，是台湾六十多年来最受欢迎的京剧剧目。
探母
1988年，寒酸破旧的首都机场里，马国光见到了户口本上“已亡”的母亲，和从未谋面的弟弟。
虽说是骨肉重聚，却几乎等于初识。40年前在台北青田街分离时，马国光只是一个5岁的娃娃，母亲则是正值盛年的时髦女郎。
他有些手足无措地跟着完全陌生的母亲和弟弟章立凡坐上出租车，一路无言。母亲拉住他胳膊，在出租车，在楼道，轻声叮嘱道：“等一下子，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重聚数日后，陌生感一点一点消失。马国光发现母亲随时会哭出来。
“她有许多种哭，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手背捂着眼睛，只管流泪。有时饮泣继而痛哭，也会躲到洗手间里吞声而泣。”“原来该哭就一定得哭出来。四五十年没哭出来的，四五十年后……还要哭出来，连本带利地哭。”
弟弟章立凡是母亲回到大陆后生养的。这兄弟俩都是好读书、涉猎颇广的杂家。很快，他们就有聊不完的话题。这让两人都觉得幸运。两岸分隔40年后，他们听了太多骨肉“相见不如怀念”的故事。
有一次，两人在家里喝完粥，他说他没吃过涮羊肉，我说那我们去东来顺。我那时候藏着一瓶好酒，土陶瓶装的50年代茅台。我就说咱们就把这个喝了，就打开了。
在家里喝了一点，就一块去东来顺。我们坐无轨电车去的，一路上很多人都在闻，说这个味道怎么这么香，由此证明那确实是好酒，拿到现在会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们在东来顺把那瓶酒喝掉了。回来的路上，他（马国光）说大陆的羊肉真是不一样，“我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不膻的羊肉”。以后他就爱上了这一口。
现在他每次回来，我们还要在家里吃（涮羊肉），因为老太太出不去了。
羊肉好吃，但是，马国光也清清楚楚地看到，桌上有蚂蚁在爬。80年代来大陆，让他如同闯进了《格列佛游记》里的奇异国度：买肉买豆腐要凭票，饭店里碗筷要自己洗，出租车不载人……
哥哥看大陆是云里雾里，弟弟看台湾也是雾里云里。谈民国的事，没有什么问题，说传统文化也没什么，只是说到各自的社会时，彼此感觉到一种怪异的生疏感。
当然，各自都有很多抱怨。他对台湾的制度有很多批评。相对来讲，我倒没那么多批评。他觉得大陆有很多东西不合理，觉得大陆怎么都这样。那时我感觉不到，因为我就这么一直过来的。而且，我觉得我是一天活得比一天放松。以前我们是那种高压状态，到80年代已经觉得很自由了。虽然我也有批评，可是，那时真觉得这个社会每一天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去。
之后，马国光每年都会飞到北京看望母亲和弟弟一家。每见一次，他都感觉到母亲衰去的速度。他从来没有勇气向她问起上一代发生过的事，那些别离、恩怨与爱憎，除了偶尔从父辈旧交那里听到一点片段。
“答案有这么重要么？”他反问记者。
一位“新女性”
北京市中心一栋老公寓里，102岁的孙彩萍安详地坐在轮椅上。
她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偶尔开一句口，一口软糯的上海音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
“滴滴（弟弟），张兆和最近怎么没上家里啊？”
“人早不在啦。现在啊，谁都没能活得过您啊。”章立凡拉高了嗓门，凑近母亲的耳旁。老人家点点头。
七八十年前的孙彩萍是一位漂亮洋气的上海小姐。一张摄于1930年代的照片记录下了她曾经的韶华：戴着一顶软呢帽，细眉秀眼，薄施脂粉，紧抿嘴唇，神情严肃而专注，让人不由得想起1930年代蔡楚生执导的无声电影《新女性》。阮玲玉在其中扮演了一位追求独立、幸福和自由的新时代知识女性韦明。
生于1911年的孙彩萍是上海南汇一个绸布庄商人的女儿。1920年代，她就读于中国公学，校长是胡适，张允和是她同学。当时，身为教师的沈从文把一封又一封灼热的情书塞进女学生的手里。她另有一位闺中密友杨惠敏，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作为童子军代表，一个人泅渡苏州河向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旗，一时家喻户晓。
中国公学毕业后，孙彩萍曾在章乃器创办的中国征信所工作。那时她和章先生还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但彼此颇有好感，为十多年后的婚姻埋下伏笔。工作一段时间后，她积攒了一笔钱，赴日求学，在早稻田大学读社会教育专业。
在东京期间，经他人介绍，孙彩萍结识了留学于仙台东北帝国大学的马廷英博士。在池袋寓所，身材高大的马先生按事先约好的时间按响了门铃。
（上图：马廷英）
孙小姐打开门一看，心里叹道：“好漂亮的一位先生！”
马国光说，像多数知识女性一样，母亲对有学问的男子颇为钟情。当时，刚届不惑之年的马廷英已是日本有名气的华人地质学者。
1937年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大批留日学生回国，船票一时非常紧张。当时有一条规定，男士及有家眷者有权优先购票。为了赶回上海，孙小姐和马先生商量了一个权宜之计：马先生以家眷的名义帮孙小姐买一张票。
两人一起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因为战事紧张，船最终停泊在天津港。上岸后，孙小姐辞别马先生，奔赴国民政府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
当年10月，国民政府在南京举办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培养部队政工人员和对日宣传技术人员。南京失陷后，训练班辗转迁至江陵。出任该班班主任的，最初是“复兴社”头子之一的康泽。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改由陈诚接办。
两国开战，国民政府对刚回来的留日学生并不怎么信任，特训内容之一是对他们进行甄别。在和同学结伴奔赴训练班的途中，孙彩萍被一路跟踪，后来又遭盘问，缘由是－－“这女人太漂亮了，像日本间谍！”
在训练班上，孙彩萍表现突出。她擅长各种运动，枪法尤其准，以前三名的成绩毕业，被授予一把刻有蒋公训词的佩剑－－“不成功则成仁”。而后，她被安排到蒋介石自任团长的“中央训练团”做教官，享受少校待遇。
不久，武汉沦陷，“中央训练团”草草解散。孙彩萍和同学逃出武汉，在炮火中一路往大后方跑。一部分同学去了延安。孙彩萍一路逃到“陪都”，寻找马廷英－－当时，他任教的中央大学随迁到了重庆沙坪坝。
这是命运的第一个拐点。兵荒马乱中，他们重逢了，决定结为连理。战时的婚礼极为简单，仪式在卢作孚任校长的北碚兼善中学大礼堂里举行。
结婚前夕，准新郎意外失踪，据说因为做研究太入神了。婚后，他常年在千里之外做地质勘探，也不写家信，留下年轻的马太太孤零零一个生活在半山腰上，独自生下第一个孩子，洗尿布，喂奶，靠吃南瓜度日。
先生难得回趟家，夫妇俩又吵又打，惊动四邻。马太太曾下山找医院验伤，着手控告“家暴”。这让身为大学教授的丈夫觉得斯文扫地。
待到怀上第二个孩子时，夫妻之间已水火不容。马太太决心打掉孩子。那时到医院做人流需丈夫签字同意，邻居杨家骆教授一家得知此事，偷出马廷英寄回家的同意书，一把火烧掉，救下了还在母腹中的孩子。
等到马国光出生，孙彩萍已决意分手。经过一番谈判，她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留给丈夫，自己带着女儿出走。
摆脱了不幸福婚姻的“娜拉”，又重回新女性的职业道路。她先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传奇女性刘王立明在渝创办的民众教育馆当教员，后返沪，在清末状元张謇及其兄创办的南通学院教书。
1945年，抗战胜利。重庆的中央大学师生们开始回迁南京。5岁的马国光跟着父亲同事李教授一家坐上了回南京的江船。
在靠近下关的南京渡口，消失多年的孙彩萍忽然现身。她带着两个私家侦探，瞅准时机，从李家人手中夺过儿子，抱进一辆黑色小汽车。她把儿子带到上海，藏在家乡南汇的一个尼姑庵里。
1948年是“新女性”孙彩萍一生的又一拐点。
这一年，她带着一双被她分开寄养的儿女，坐着一辆货机飞到台湾。她是带着破镜重圆的愿望来找前夫的。此时，马廷英已奉国民政府之命，到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
复合无望后，两人正式办理离婚。孙彩萍含泪留下儿女，离开台湾。从此，骨肉一别四十载。
在马国光记忆里，父亲一生一世都没有提过母亲的名字。马廷英和齐邦媛之父齐世英是故交。马国光说，父亲理想中的妻子是齐夫人那样的传统东方女性，能终其一生为丈夫和家庭忍辱负重、无怨无悔。显然，孙彩萍不是。
她应章乃器之邀去了香港，任职于章先生创办的港九地产公司。数年前她离家出走，曾在重庆与章乃器相遇，此后一直有联系。在章乃器的热烈追求下，两人在香港结合，开始了新生活。
（上图：章乃器）
这一年，孙彩萍作为职业女性的全国代表，出席了在南京举行的“行宪国大”。为此，章立凡曾专门查阅过相关资料，在一千多名“国大”代表名单里找到了母亲。
同年12月26日，应毛泽东邀请，章乃器抛下蒸蒸日上的地产公司，北上参与筹备新政协。
1949年，孙彩萍收到章乃器从东北解放区寄来的一封信，说：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你快回来吧。”
她回去了。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一年后，在北京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孩子－－章立凡。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留日学生训练班、中央训练团和“行宪国大”的三段经历，成为孙彩萍不断被审查的“历史问题”。她不得不与章乃器分居，1958年正式分手。整个50年代，她都处于失业状态，靠着过往的积蓄和章乃器的接济抚养幼子。
章立凡的童年，是在往返汪芝麻胡同和灯草胡同之间度过，一头是母亲，另一头是父亲。有时，父母也会在他面前指摘对方的不是，他听听也就过去了，“父母晚年又复合，是我请母亲去照顾他的生活。”
在命运的一次次击打中，当年那位容貌、才情出众的孙小姐已经变得“很顺命，没有反抗”。章立凡眼中的母亲，单纯、没什么政治野心，“有性格的弱点，容易情绪化，有时会很偏激，实际上又很软弱，做很多决定时不够理性。”
“作为女性，她不算成功。”对母亲的一生，章立凡如此总结。
南渡之一：学者马廷英
台北青田街七巷六号，是一所日式风格的旧居所。
每个礼拜，马国光都会抽出一天时间到那里当义工，带着慕名而来的访客参观父亲马廷英的故居。这是他从5岁起的家，直至被父亲赶出家门。琼瑶处女作《窗外》改拍电影时，曾在这里取景。《巨河流》的作者齐邦媛初到台北，也曾在此借住过一段时间。
1948年，马廷英在这里，决绝地拒绝了前妻孙彩萍复合的心愿。
（上图：孙彩萍）
对只知李四光的多数大陆人来说，马廷英是个陌生的名字。然而，他却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学家、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他早年从事珊瑚生长节律之研究，是“古生物钟”的最早发明者，后致力于“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
1930年代，马廷英已是日本颇有建树的华人学者。因拒绝归化，军政府对他的博士学位授予一直多加阻挠。导师一怒之下，把他的博士论文寄到德国柏林大学，对方立刻把学位颁给他。如此，日本方面也立马批准了帝国大学的学位颁发。他成了日本的4位华人理科博士之一，也是首位华人地质学博士。
回国后，在丁文江“三顾茅庐”之下，他出任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技士兼中央大学教授。
1945年，他奉命赴台接收台湾帝国大学。在法币和金圆券全面崩溃的1940年代中后期，他和台大光复后第一任代理校长罗宗洛、陆志鸿，以及后来加入的苏步青、魏建功，仅用一年时间就恢复重建了台湾大学。随后创办台大地质系，出任第一任系主任。
光复初期，岛内民族情绪激昂，大部分台大师生强烈要求驱逐所有日本师生。马廷英和罗校长认为，学术水准来之不易，不可因政治因素而降低。两人顶住压力留下了优秀的日本教授，“以谁再闹事就处分谁”的强硬态度，维持住了台大的教研水准，使其没有沦为一所二三流学府。
台大重建过程中，“接收大员”们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与陈仪为首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周旋上。每当罗校长和陈长官因事起摩擦，马廷英就充当调和的第三方，代表校方和陈仪沟通，好像每次都能搞定。
罗宗洛曾在日记里称赞马廷英：“马到成功，真福将也”。罗后因不满于国民政府对台大的支持不力，愤而辞职回到大陆，在“文革”中受尽折磨。马廷英则从1945年赴台后，再也没回过大陆，余生都献给了台大。
1947年2月28日，以陈仪为长官的台北政府人员与民众发生冲突，引发岛上本地人的抗争。蒋介石从大陆调来援军镇压民众，估计有一千至一万五千名台湾人被捕后遭屠杀，这就是台湾史上著名的“二二八事件”。
陈仪后被撤职。1949年1月，他策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一同投降共产党，被汤告发。陈仪遂被押解至台湾基隆，1950年被台湾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对于这位台湾本省人眼中的刽子手，马国光从父亲那里听到的评价是：“陈仪不是不讲理的，也从来没拿过不该拿的钱。”
1947年，齐邦媛到台大做助教，曾借住马家。马国光叫她齐姐姐。那时，一个叫罗裕昌的青年正对她展开攻势，常来拜访。每当两人单独在房间里待着，身为长辈的马廷英都会大吼一声，“把门开着！”罗后成为齐家夫婿，齐邦媛也常拿这段往事和马家姐弟打趣。
1964年，著名华人计量经济学家刘大中受聘“中研院”，返台帮助制定经济政策，规划了税制和退休制度。后一项制度波及岛内包括马廷英、苏雪林在内的一批知名老教授。他们被强制退休，政府仅以一次性发放几十万台币退休金作补偿。
当时马廷英已再婚，膝下新添3名幼子，经济上愈发雪上加霜，连儿女的学费都支付不起。他早已把青田街的私宅捐给台大。那一代的学人极重面子，他不好意思向已成年的儿女开口，更不愿为自己的权益向政府争取。
1979年，马廷英被查出癌症，一直住不进台大附属医院里条件稍好的病房。一名记者以他为例报道了一些知名学者的凄凉晚景。新闻见报后，蒋经国、严家淦等政要纷纷到医院探访。在大人物关照下，他立刻被安排进头等病房，一时成为“红人”。
3个月后，马廷英在台大附属医院逝世，终年80岁。弥留之际，他口中还念叨着地质学名词。
按马国光的理解，父亲是穷死的。“武人哪里懂得敬重读书人！不过，和大陆一比，就强太多了。”
北归：父子残局
“可能是大陆最文雅的男子”－－这是马国光形容他对弟弟的第一印象。
一提起这个，章立凡“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当我是红卫兵。”
事出有因。1988年，马国光到大陆寻访母亲，经停香港时，画家刘国松告诉他：你要小心啊，你那个大陆弟弟肯定是个红卫兵。
作为一位活跃于公共话语空间的历史学者和作家，现实生活中的章立凡和他的微博、著书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面目：微博上，是和毛左死掐的“五毛公敌”；回忆录里，是悲悯温情的记录者；面对面，则是一个散淡、轻易不流露情感的冷静男子。
“我从来就不激烈。”他说。早熟的个性，源自家庭的一系列变故和个人的遭际。
1957年，父亲章乃器和罗隆基、章伯钧一同被钦定为“右派”时，章立凡才7岁。组织上逼他们母子表态。母亲事先教给他几句话。随后，他上台讲了那几句，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和他划清界限。台下掌声雷鸣。下台后，有人和他热烈握手－－那是曾受过他父亲恩惠的人。为避免政治压力，同年9月他进小学读书时，改用母亲的姓，直到“文革”结束。
自1958年被撤销粮食部长一职到“文革”爆发，章乃器一直在北京东城灯草胡同30号的宅院中闭门闲居。从1930年代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到创建近代史上著名的救国会和民主建国会，性格倔强的章乃器一直是一位“只认真理、无畏权贵”的学者。
从孩提时代开始，父亲就是章立凡的偶像。学校里，他听老师校长讲一套，父亲在家里又和他讲另一套。
“父亲留给我的最宝贵遗产就是独立思考。所有问题他都要让你反着想一想。在那个年代，这太不容易了，许多家长已经不敢和孩子说真话了。”
1963年，章立凡考进清华附中。一次，美术老师布置家庭作业－－“我的家”。他回家请父亲坐在书房里当模特儿画了一幅速写。老师将其作为示范在班上展示，画中的人物、陈设、藏书立刻引起同学们的议论。后来，有同学还造了一个词“Capitalist'sson”来取笑他，“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出身比资本家要糟得多。”
“文革”初，清华附中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发端之地。出身高知家庭的学生和出身干部家庭的学生成了两个彼此竞争、对抗的阵营。1966年，章立凡在校园里贴出一张大字报反对校领导，因他的特殊身份，一时引起轰动。
对于清华附中的年少岁月，他曾写过一篇长文回忆，其中有一段未正式发表的文字，他写道：“我不断忏悔以往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
1969年，19岁的章立凡因“反革命”罪入狱。
在监狱里劳改时，他织过袜子，当过钳工，做过图书室管理员，余下时间都用看书来打发。在失去自由的近十年里，他前后读完了五六百本书，其中有不少马恩列斯毛著作，母亲来探监也会给他带一些英文书。因为书得来不易，他看得很仔细，“很多内容过目不忘”。
40年后，每每和“毛左们”网上辩论，他随时能从“红色著作”里引经据典，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毛泽东如何说，列宁如何说，马克思又如何说等等，这正得益于这段岁月的修炼。
1976年，他从北京第一监狱被转押出。当时毛泽东刚刚去世，政局动荡不安，监狱里风传要枪毙一批“反革命”。他的忽然消失，让狱友们一度以为他已被枪决。
等转押到延庆监狱，章立凡才明白过来－－这算“人才引进”，当时延庆监狱需要一个编内刊的囚犯，就把他这个有文化的小年轻给调过来。
回忆监狱10年，章立凡一副置身事外的淡然，仿佛在讲一段与己无关的过往：监狱里的管理还算正规，“不像现在，没有什么躲猫猫、喝凉水死”；狱友为老弱病残，其中有一队全是疯子……“人经历多一点也是好事，各种各样的日子都会过。”
这和他儿时的“小愚姐”、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形成对比－－两人同为民主党派人士和“大右派”之后，同在浩劫中被打为“现行反革命”，黄金岁月入狱10年。章诒和以她在四川监狱的经历为样本，写出一系列凄烈的女囚小说（《刘氏女》、《杨氏女》等）。
“这大概就是文学家与史家的区别吧。在我们搞历史的人看来，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在过去都发生过。”章立凡淡淡地说。
他的几部回忆录的手稿，因为政治原因，在大陆还出版不了，“放着，我不急。”
章乃器的长女1949年后留在台湾。其女到大陆探亲时，曾和舅舅章立凡提及母亲说过的一段秘史：章乃器1948年曾秘密到过台湾，“是老蒋请他去的，但是，两人谈崩了。”
一段有公开记载的历史是这么说的：1948年金圆券崩溃时，陈诚建议蒋介石启用章乃器，蒋说，“我是想用章乃器的，但他不为我所用啊。”
“我大姐对她女儿讲的这一段，究竟跟我父亲说的那一段是不是同一件事，我现在还证实不了。不过，到最后阶段，中间力量就变成站队了。你必须在国共之间选择，要么选择南渡，要么选择北归。”
对父亲，章立凡也有批评。“其实，他不懂中国政治，只是一个专业型人才。”
南渡之二：亚细亚孤儿
1960年，台北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案件：一名15岁的眷村少年连捅7刀，杀死了女朋友。以此为蓝本，杨德昌拍出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一年马国光18岁，和这起案件相关的几位“外省二代”都是他的伙伴。自儿时起，他常跑到青田街附近的眷村看电影。
那时，马国光是大人眼中的“坏孩子”。功课差，不做作业，逃学，留级，离家出走，常挨父亲、姑姑和姑父打骂。他在街头闲逛，认识了不少人，有流落台湾的老兵，朝战中到台的“反共义士”，偷卖走私货的南洋侨生……
那时，整个台湾都打着激昂的“战斗”鸡血。中小学里布置像《我的理想》一类的作文题目，大家就写“反攻大陆”。“写明年就回南京吃月饼，我们终于又怎么样。也不一定得高分，因为人人都写，属于瞎扯。”
直到有一天，一位江浙口音的陈老师在升旗仪式结束后上台讲话，叮嘱大家以后作文千万不可再把“我的志愿”写成“反攻大陆”，因为－－“反攻大陆等你们还了得？”这位陈姓老师后来做过“中华民国”的教育次长。
1960年9月，《自由中国》刊登了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3天后，第一发行人雷震被捕，后以“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等罪名，被处以有期徒刑10年。
马国光在周记里写了对雷震的同情。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说小孩子不要谈政治。“我很气那个老师，我们为什么不能谈政治？长大了才知道，是老师替我担待了。”
艺专毕业后，他在中广断断续续打零工。因为觉得自己对社会有很多意见，就写了一摞文章寄到台湾各大报纸。后来，《中国时报》刊发了他的评论，主编辗转找到他，邀他写专栏。
马国光一写就是30年，从蒋介石时代一直写到蒋经国执政、李登辉上台。
在台湾“动员戡乱”的年代，写时评很难不惹上麻烦。有一次，他在报纸上一再呼吁政府放开30年代左翼作家的书。警备总部遂向余纪忠主持的《中国时报》提出正式抗议，并提出约作者“来吃一顿饭”。
“我说，我不来，你们那个地方都有卫兵站着，一个招待客人的地方不是那个样子。你们如果要跟我谈，我们可以约在外面。”
马国光是一个坚定的“统派”，属“亲蓝”阵营。
1990年代，台湾开启民主化进程。因为口才好，语言有感染力，他被国民党党部拉去做“文胆”，也曾做过大选助选人。“两三个人分工，在家里（替李登辉）拟演讲的稿子，旁边有文工会的小姐先生坐着等。没意思，等出来，也就只用上你写的几段话。”
有一年，他到高雄助选。当时，民进党候选人余陈月瑛和国民党候选人黄八野争夺高雄市长之职，两人势均力敌，战况惨烈。
赶到地方党部的下午，马国光看到一张让他很不舒服的宣传照片，拍的是余的公公的坟，坟上长满野草，大意是说余家后人如何怠慢先人。
晚上，他们来到决定选举成败的大票仓凤山。马国光先上台讲，讲完了下来，轮到其他助选讲。待主角黄八野上台，“他开始讲他被人中伤，多么倒霉。他为了要票，就下跪了，老婆、女儿、助选在台上一起都跪下了。”
“你是要跪下来为民服务么？哀求老百姓为民服务吗？这不是扯淡吗？不入流！”他一言不发，立刻叫了计程车到火车站，当晚回了台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涉足政治活动。
一谈到台湾的政治传媒生态，马国光很容易动气。他抨击民进党不争气，说台湾没有一个像样的反对党。当记者问为什么“人人都骂马英九”，他的怒气又蹿了上来－－“马英九是个君子。骂他，你不吃亏；肯定他，你倒会惹麻烦。”
“不过，现在看来，台湾还是走对了路子。”稍稍平静后，他又肯定道。“什么时候两岸能统一呢？就等到大陆人不再羡慕台湾人，时候就到了。”
马国光坦言自己喜欢美女。年轻时在中广打零工，他追到了台里有名的美人、西洋音乐节目女主播陶晓清，她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台湾民歌之母”。
母与子：台湾的主人翁
19岁时，声音清澈、典雅的陶晓清就成为中广《热门音乐》的主持人。
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极度崇洋，年轻人戴着蛤蟆镜，弹着吉他，哼唱西洋和日本歌曲。那时，陶晓清在节目里介绍披头士、滚石乐队等欧美流行音乐，受到青少年的追捧。
1970年代起，台湾在国际舞台开始节节败退，先是被赶出联合国，接着美国和中国建交，过去的“邦交国”一个个都断交了。岛内，一种极为复杂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萌发、酝酿。
1975年6月，在一场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上，陶晓清的心一下子被歌手杨弦唱的余光中诗作《乡愁四韵》击中。在“唱我们自己的歌”的冲动之下，她在自己节目中播出演唱会的现场录音。意外的是，来信如雪片一般飞来，要求她多播一些中国的民谣。
受到鼓舞，陶晓清开始搜集音乐圈朋友的作品，在节目中推介了一批本土的原创作品和歌手。台湾各地音乐人纷纷把作品寄给她。那时，一个歌手只要作品在陶晓清的节目中里播出，离大红大紫就只是一步之遥了。
1976年新春，在中广的支持下，陶晓清组织了台湾民谣的第一次演唱会，取得空前成功。这一年被视为“台湾民歌元年”，陶晓清也渐渐脱离单纯的广播人身份，成为“台湾新民歌运动”的最重要推手。
她联合媒体界与音乐界，与诗人余光中和滚石唱片创始人段氏兄弟一起，共同策划举办了多场“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这是台湾的音乐原创力量第一次有组织地展现，杨弦、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吴楚楚等开始走上前台，成为台湾流行音乐早期的生力军。瑞安街的马家寓所，也成为闻名台北的“民歌客厅”。
从70年代到90年代，台湾新民歌运动的许多大事都在这里起头。吴楚楚、胡德夫、苏来，还有之后的李宗盛、蔡琴等等，常坐在榻榻米上，无拘无束地聊音乐，开座谈会，组织和策划音乐演出，接受采访。陶晓清是音乐沙龙的女主人，活动的策划组织者，也是爱护、关照他们的“母亲”。
1980年，一脸青涩的李宗盛首次被朋友带到马家客厅，自卑地躲在一角听大家唱歌，是陶晓清发现了他的才华，把他带进自己组织的很多音乐活动中。蔡琴性子急，容易得罪人，陶晓清就帮她和别的音乐人搭起沟通的桥梁。“孩子们”肚子饿了，她就到厨房里给他们做蛋炒饭、牛肉烩饭。
在陶晓清引领的现代民歌运动影响下，台湾两家本土唱片公司先后创办“金韵奖”与“民谣风”，商业力量开始接管现代民歌，齐豫、潘越云、黄韵玲、庾澄庆等音乐人走上前台，台湾流行音乐从此迈上正轨。
90年代后期，陶晓清渐渐从话筒前淡出，但她依然是台湾民歌的支柱，从创办“民风乐府”到“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她一直在出力。2000年，她获得台湾金曲奖“特别贡献奖”。
如今，马家第三代马世芳接过了母亲的旗帜。
1971年生的马世芳有“台湾头号文艺青年”之称。他是台湾知名DJ、乐评人和散文作者。在叔叔章立凡眼里，“无论是按台湾的标准，还是大陆的，都是一个优质好男孩”。
从小在父亲的书堆和母亲的卡带、唱片堆里长大，他早早就与音乐和文字结缘。就读台大中文系期间，他主编《台大人文报》，同时在母亲开辟的中广“青春网”介绍经典摇滚乐。毕业前夕，他联合几个同学合编了《1975-1993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这本校园印刷品，后被视作台湾音乐史的经典文献。
2000年，他创办“五四三音乐站”。2006年出版的散文集《地下乡愁蓝调》，获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最佳书奖”。
一说起儿子马世芳，马国光是满心的骄傲。有着旧文人气的父亲，听的是京剧、昆曲；一身休闲装的儿子，迷的是鲍勃·迪伦和摇滚，致力于台湾本土流行音乐的整理与推介。
在马家，父子之间有一个甚少触碰的话题－－政治。作为台湾“六年级生”人，马世芳对台湾意识、两岸关系有着完全不同于父辈的认知。
撰文回忆台湾流行音乐史时，他常会谈起罗大佑的两首歌－－《亚细亚的孤儿》和《未来的主人翁》。他说自己这些年曲曲折折，忙忙碌碌，只因心里记着《未来的主人翁》的歌词。
歌词的结尾是－－“我们是未来的主人翁。”
转自《南方人物周刊》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