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文革前高考的“不宜录取”
悲剧：文革前高考的 “ 不宜录取 ”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 1966—1970 年 5 年没有招收新生， 1971—1976 年 6 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1977 年才恢复正常高考。
在这之前， 1958—1965 年的 8 年中， 高校招生还有 “ 不宜录取 ” 和 “ 降格录取 ” 的政策。 笔者是 1959 届高中毕业生， 同学中有不少是 “ 新中国 ” 教育史上 这一极 “ 左 ” 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
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笔者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 从民国时期一直到 五十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 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
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 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 我所在的高 59 届共 200 余人， 1959 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 都考上了大学， 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 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 人们不敢询问原因， 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
改革开放后， “ 左 ” 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 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 原来，我们上高三时， 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 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 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
1. 可录取机密专业；
2. 可录取一般专业；
3. 降格录取；
4. 不宜录取。
政治审查的依据， 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 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 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 或者家长在 1957 年被划为右派的， 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 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
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 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 这里略举数例。
江雪，
1954 年从入朝 “ 志愿军 ”, 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 始终保持门门功课 5 分的优异成绩。 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 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 还多次被评为 “ 三好学生 ” 、 “ 优秀团干部 ” ， 1959 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 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 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 “…… 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 ……” 。 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 并获悉在 1959 年的文科考生中， 各科成绩都在 85 分以上的， 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 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 “ 省文科状元 ” ， 可是均在 “ 不宜录取 ” 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范天成， 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 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 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 化学中的电离理论， 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 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 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 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 以期为升入大学后 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 这样的学生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 “ 不宜录取 ” 。 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 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 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 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吕延梅， 初中时是 “ 全 5 分 ” 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 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 报了北京大数学系。 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 但被蓝水钢笔划掉， 改写成 “ 开封师范学院 ” ，又被用钢笔划掉， 最终改定为 “ 开封师范专科学校 ” 。 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 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 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 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 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 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 吕延梅可谓 1959 年高考 “ 降格录取 ” 的典型。
“ 不宜录取 ” 遍及全国, 当时这样做的， 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 也非河南一省。 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 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 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 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 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 的 66 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 分类与前所说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 这无疑证实了直到 1966 年 “ 不宜录取 ” 、 “ 降格录取 ” 仍在执行， 只是因为 “ 文革 ” 突起导致高考中断， 才悄然止息。 经查档案， 1958 年河南省某市 高考 “ 不宜录取 ” 的比例是 7% ， 1966 年是 6.1% 。自 1958 年到 1966 年， 8 年里全国遭 “ 不宜录取 ”“ 降格录取 ” 的高、 初中生究竟有多少？ 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
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 “1955 年， 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 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 90 分以上， 还被评为五好学生。 在教师的指派下， 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 虽然有这样的成绩 …… 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 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 却连哭都不敢哭 …… 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 …… 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 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 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
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 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 ” 孙穗芳的回忆表明 1958 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 只不过 1958 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 9 月出版的《荆棘路》中 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 他谈到自己因鸣放 而被打成 “ 右派 ” 后的悲惨遭遇： “ 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 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 我的母亲、妻子、子女 …… 再说我们 3 个孩子，都不许升学。 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 ‘ 锻炼 ’ ， 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 作了 7 年 ‘ 兵团 ’ 通讯员， 每天走 70 华里送信的苦役。 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 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 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 只能留在家里 ……” 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 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 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 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 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 既爱学习，又能干活， 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 也是一位天津的 “ 不宜录取 ” 者。 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 " 我 1961 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 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 ‘ 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 ’ 我说： ‘ 愿意。 ’ 最后我没有被录取， 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 那时是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的时候。 美术学院进不去了， 就到 ‘ 天津国画研究会 ’ 去画画、仿古， 沉浸在艺术里， ……”
遇罗克也有 “ 不宜录取 ” 的经历。 遇罗克 1942 年生，北京市人， 其母是 “ 解放 ” 初期北京 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 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 1957 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 “ 右派 ” 。 1960 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 之后，他主动报名到 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 1962 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 北师大准备录取他， 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 理由仍是 “ 家庭出身问题 ” 。 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 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 钱 1963 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 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 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 1964 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 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 3 个月后， 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 迫使学校将其退学。 1965 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 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 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 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 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 1984 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 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 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 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 于 1985 年 10 月 1 日凌晨去世， 年仅 41 岁。
“ 不宜录取 ” 政策， 明显烙有那个年代 “ 左 ” 的印记， 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 受害者受的是 “ 内伤 ” ，具有隐蔽性， 故而时至今日， “ 右派 ” 公开 “ 改正 ” 了， 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 而关于当年 “ 不宜录取 ” 、 “ 降格录取 ” 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 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 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转自《罕见老照片》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