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戰歷史之寫40封入黨申請書欲證清白
我的抗戰歷史之寫40封入黨申請書欲證清白
核心提示: 49年一畢業,我就回了家,就在漢口快解放的時候,父親駕着車載着我們一起從武漢到貴陽,又從貴陽到四川,再到重慶。那時候重慶已經是後方了。我們就和他在一起,也就是這個時候,父親給我講了他當特務的事。




講述人:周兵,原名周慧珍,女,農曆1929年7月28日生
訪談人:張鵬輝、饒觀錦、許超燁
訪談時間:2011年4月28日
訪談地點: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區周兵家中
四九年來到「後方」重慶
49年一畢業,我就回了家,就在漢口快解放的時候,父親駕着車載着我們一起從武漢到貴陽,又從貴陽到四川,再到重慶。那時候重慶已經是後方了。我們就和他在一起,也就是這個時候,父親給我講了他當特務的事。
這個時候,父親就比較擔心工作問題,說是能解決一個就是一個,因為我是比較大一點,所以就要我找工作。那時候又怕共產黨,共妻。我爸爸說這麼大的女兒放家裏不行,因為我學的是護士。所以他就叫我到醫院上班。剛好這個衞校的一個班主任,她就在那裏上班,當過護士長,於是我就去了,就在去了頭天,白天去的,晚上就轟轟解放了。那個醫院是一個國民黨的陸軍醫院,於是我就進去了陸軍醫院。後來就被共產黨接管了。
由於在醫院穩定下來,父親在臨走以前和我說:「我現在啊,這個錢也不多,少一個人的路費回家,就節省一點。」所以叫我先就留下在這個醫院裏工作,那時候開始了就上工作了。他說:「以後我有了錢的話,再接你回武漢來。」父親就和我的弟弟妹妹回了武漢。我就在陸軍醫院留下工作。
參加解放軍 他們很文明
1950年5月5日整編入伍,我就算入伍了,成為了軍人,算是參加了革命吧。
其實父親走的時候,還交代我,「你就不要參加甚麼活動,不要冒甚麼險,也不要搞甚麼活動,就老老實實的。我這一輩子就是,參加了國民黨就怕共產黨,參加了共產黨怕國民黨,不要隨便加入甚麼黨派。」可是當時的話呢,我就,這個形勢所迫啊,特別我是年輕人,那個時候我才20歲。所以那個時候思想還是蠻活躍的,尤其我對解放軍就有很大的感觸,這些當兵的,不是所想像的那樣,他們都是很文明的,都是喜歡看書的,都很文明。哎呀,我都心裏想啊,原來在學校的時候,那些人就不是這些人,兩種人是截然不同。尤其在後來醫院接着整編,就有些不需要的人,就要退掉。這一走了很多人,醫院的工作就比較難做,主要是勤雜人員多大多都退了。後來解放軍就早上起來啊,幫我們這些打掃衞生啊,整理房間,幹所有的事物。就這樣他們給我印象就蠻好,於是我就很快轉變了。
丈夫當了二個月國民黨兵
我的丈夫劉根孝,那時候是在山西閻錫山境內,閻錫山是要抓壯丁的,本來要抓他哥哥,可因為家裏就靠這個哥哥養活了,於是就要他頂,那時候他才17歲。他去了以後啊,那邊既有閻錫山,又有共產黨,他們這當兵就會挨打,他跟我說過沒有不挨打的兵,所以他當了兩個月的兵就逃到共產黨這邊。他是在40年就當了兵,45年就入黨了。
因為是40年當兵了,他就參加過解放軍,哦,不對。那時候應該是叫新四軍,38年以後就叫八路軍了。他也是抗日的幹部。他在部隊的話先開始是當施號員,後來他就喜歡當抗洪員,也就是現在說的衞生兵,那個時候是叫抗洪員。以後慢慢的就當上了護士長、醫生等等。
等到重慶解放了以後,他就去了衞生廳,按現在的話叫衞生局。他到這個衞生廳以前,還到過檢察院,當過檢查員。
抗戰軍人轉業無安置費
我和丈夫相識是在52年,那時候他在衞生系統,我們醫院是下屬,他們就帶着我們去參加那個這個復原軍人的轉業,這樣我就認識了他。53年我們就結婚了。
說到這個還要提一下,復原軍人就是那些參加了解放軍的這些人負了傷,比如有的像是胳膊腿子斷了,或是病了,都不能留在部隊,當時就是我們醫院負責轉送這些人,當然也有政治人員,我們醫院人員就是負責保證他們送到並一直等地方的來接管了他們,我們的任務才算完成。所以那些人要有甚麼病,我們就要看病,有甚麼要求,我們都要盡最大的努力去滿足他們。
這個思想工作蠻難做的,為甚麼呢?因為那些軍人都是參加了打仗,打過小鬼子,抗擊過日本人。但最後結果部隊這樣就把我們踢走了,而且回去的話甚麼都也沒有。要知道在那個時候,不是說回鄉以後就有甚麼安置費啊甚麼的,部隊不像現在轉業費要多少等等,這些都沒有的。因此他們多多少少會有意見和不滿的。我們送去就馬上回來了,就是想快點走,因為這個工作很難走開,就怕脫不開身。為甚麼要遣他們走?因為部隊是需要戰鬥力的,像這些人,自然是不能留了。
「破四舊」借機改俗名
我以前是叫周慧珍,為甚麼我要改呢?就是我在讀護校以前呢,我妹妹叫周惠珍,我叫周素珍。後來我上學時,那個老四給我報名就報錯了,報了我妹妹的名,所以我家裏就兩個惠珍,那時候可不敢改,也就這樣叫過去,怎麼去區分呢?家裏人叫我就是「大惠珍啊」,我妹妹就是「小惠珍啊」這樣叫。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可是甚麼都可以幹的,那些人反正無所謂,我就去申請,理由就是去破四舊,這個名字好俗氣。我說我是當過兵的,就這樣改了,那時候只要你寫了申請就可以改,不要甚麼手續,就這麼容易,這是文化大革命組織的,沒有甚麼約束,想幹甚麼就幹甚麼,那時候就是好危險,當時就是這樣的,想打你就打你,破四舊抄家甚麼都幹,嚇死人的,後來造反派也是這樣的。
我當時就覺得破四舊可以解放我了,我就可以不叫周慧珍了。我還趕緊叫我妹妹你也改名字吧,那時老實,不敢改。現在好了可以借這個機會該掉它了。
我那小鬼就說我,你叫甚麼名字都不知。我跟我老伴說我原來叫周慧珍,他也就一直叫我慧珍啊。
文革「國民黨太太」被揪鬥
66年上半年,我和老伴轉業就到了南昌,就在南昌過了不到幾個月,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
那個時候凡是成分好的人都是造反派,我們就是這一下也分下來了,我的話勒,因為我父親的問題,再加上我愛人的問題,他說他是走資派,雖然是共產黨,但是走資派,所以造反派我們是參加不了,保守派也參加不了,於是就把我們弄到食堂裏去了,搞那個管理員,那時候我就天天早上去買菜,就做這些事情。
那時候先搞走資派,搞領導幹部,那個時候不叫甚麼稱呼,聽我愛人講:「劉根孝,出來。」甚麼時候就出來,就走了,也不跟他們講,走到哪裏去也不曉得,怎麼樣了,多少天了,也不能打聽,又不能問,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當時整個社會上就這樣,紅衛兵那時候好厲害的,到處都是打啊,鬧啊,好凶。我們就只能工作當時,但是思想就是很不通,對這個問題很是不理解呀,開始是不理解,也不曉得是對是錯,就是看到大字報一張張貼出來,甚麼甚麼人是走資派,要打倒甚麼的。
68年的某天,我早上一起來以後,那時候我還叫周慧珍。他們(造反派)就說周慧珍要叫到,國民黨的太太(指周兵)出來,從那個時候就開始揪我了,說我是特務,說我是國民黨的太太。
因父親特務身份被下放
在我入團的時候,我給組織交過一份材料,上面交代過我幫父親保留過一個通行證。於是他們針對這件事就把我說成是國民黨的特務,但是你也不能申辯,你也不能吭氣,你也不能發牢騷,你也不能大鬧,我說,現在都二十年了,我都不記得了,況且那個甚麼通行證我也不知道是甚麼東西。他們就說我,你不是國民黨黨員,你不是那個49年的特務組織,你怎麼能夠保管他的東西?你們全家的話,怎麼能夠可以坐一個車子一起跟着國民黨,一起出來。哎呀,這事情我確實說不出來,但是我又交代不了。他們就耐心勸解我就說,你啊,不要有甚麼顧慮,你這個家裏你愛人,我們幫你做工作啊,不要有包袱,就是老實交代。但是我確實沒有甚麼可以交代的,以後就把我給下放了。
寫入黨申請證明我不是壞人
下放以後,我走到哪裏我就寫申請書,我走到哪裏我就講。我是53年寫入黨申請書的,但一直到85年我才入了黨,入黨申請書都寫了四十余封了。當時我就想爭取入黨,我不相信我就是一個壞人。我很激情,我就不像一般人啊,說甚麼看破紅塵啊,甚麼算了,我就是堅持要入黨。我走的時候,那個時候在鄉下,隔一段我就寫申請書,其實也沒有甚麼內容,但是就要寫,我表個態度。我入黨寫申請書,走一個地方我就寫,先到村裏,後來調我到縣醫院。調到縣醫院我也寫申請書,走到哪裏就寫申請書。後來又把我調到地區醫院來,我是79年調到地區醫院,我還寫申請書,我要證明我自己不是壞人。
我的女兒她們都講:「媽媽就是一心一意地鑽進去了,她就管我們管得好少。表現再好也沒用的。還是等到在鄧小平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才解決了,我到85年就解決入黨,我就參加這一次黨支部大會啊,沒有我的,一下就,我的歷史呀,我的所謂的歷史問題,一個都沒有,沒有談,就是談我現在的工作、表現,就同意我入黨。
隨着時間過去,文化大革命也慢慢結束,我也慢慢的被往上調,先是回縣醫院,再是回到了區醫院。現在回想起來,會很難過,但是這種難過不是說很沉悶的,是我想起這一段就像有一個陰影,但這個陰影不影響我的前途,也不影響我的思想,更不影響我現在的生活。
訪談手記: 八十多歲的周兵老師,她思維清晰,表達流暢,絲毫不見老態。聊到抗戰時的經歷,她的身體語言相當豐富,時而雙手握拳,時而又似乎沉浸在甜美的回憶之中。訪談的時候,我們幾個年輕人坐在旁邊靜靜的聽着聽着,彷彿此刻已經回到了那一段戰火紛飛的歲月,和她一起經歷着苦難的歷史。每一個人都是一條記憶的長河,但是若不紀錄可能很快就會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老人會消失,而我們自己呢?我們甚麼時候也會消失,到那時我可留下了活過的證據,到那時會不會也有一場像今天一樣的對話呢?
转自《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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