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經歷之我與造反派的大字報辯論
我的文革經歷之我與造反派的大字報辯論
核心提示： 人物簡介：彭禮賢， 1936 年出生在吉安市吉水縣一個鄉鎮。1955年高中畢業就考到西北師大中文系，然後1959 年畢業就留在西北師大任助教教中國現代文學。1962回江西任中學教師。文化大革命期間老師、校長頻遭造反派批鬥、遊街。彭禮賢為人正直、敢言敢為，與造反派展開辯論。老人一生專注教育事業，他的求學和教學經歷見證了二十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教育歷史的變遷。
口述人：彭禮賢，男，1936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市吉水縣
採訪時間：2010年5月
採訪地點：江西省吉安市倉口坪
採訪人：劉陽、敖雨清、王蘇林
我走90華里上中學
我是到吉安來讀中學的，離這很遠。那個時候沒有公路，我們那是三角地帶，從我們那個到吉水縣城90華里，到吉安市也90華里，那是走路來的，當時十二三歲花了一天走不到，就分兩天走。當然啦，中間住飯店啦，正常住飯店啦，後來年紀大了，一天就可以走到了路也不好啊，小路山路啊。
我初中高中也在吉安讀的，後來我就考上了西北師大。那個時候你說難也不難，說容易也不容易，那時候的中學語文老師課真正講得好的不多，那時候是按蘇聯的五段教學法，一個模式搞過來的。說是蘇聯的教育專家，其實算甚麼狗屁呀，第一個是預備大家做好上課準備，然後複習舊課，然後引入新課，講述新課，總結新課，然後布置作業。扼，就這種模式，就這種叫做教學五環節，從複習教案開始都得按這個來。那時候我們整個中學生活有一個好處，不像現在有甚麼迎考甚麼三年的課程兩年講完，又加很多甚麼東西，不斷的考試，禮拜天還要上課，統統沒有，我們就是三年課三年講完，沒有任何複習沒有任何預考。學生自發學習。就是這樣的，這樣挺好，自己會去複習，其實自己早一年兩年寒暑假就會去複習，而且這樣的效果更好，現在就是摧殘青少年。
在大學接受蘇式教育
我到了大學之後報的是中文，我在中學成績不錯，班上第三名，文理科都很好。當時我對文學更感興趣，後來我想儘管那時候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是自己不管那麼多，喜歡甚麼就學甚麼，不喜歡甚麼就不學。大學那時確實很自由，課堂很容易對付，那時因為我很喜歡文學，特別愛好中國現代文學，魯迅非常喜歡的。那時候當代文學時間還很短，所以我的體會後來就是說我上大學之後那些課程當然要去對付，但我不把它當主科，那是我們叫五計分子，學蘇聯，五分、四分、三分、兩分、一分。五分就是一百分，有時候考試考五分、四分，四分我也覺得夠了，我就讀自己的書。那時我們中國文學是從古代開到現在，古代文學第一年學古漢語，第二三年學古代文學，第四年才開中國現代文學，但是在前三年，我把中國從《古今全集》開始到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作家作品我都讀過了，所以以後我在學中國現代文學的時候，我已接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那也是為甚麼大學畢業之後我能留在學校教中國現代文學的原因。那是因為我在這方面做得比同班其他同學好。只是在課堂上學的那些東西是不行的，肚子裏得有很多第一手資料。
一個月工資57.5元
1959年大學畢業，我留校當助教，教中國現代文學。1961年結婚，那時候是在蘭州。我夫人和我是大學同學。那時候談戀愛沒有那麼多的花前月下，就是兩個人很談得來，經常會一起聊聊天、說說事情。我們互相覺得還行，畢業以後就把關係定下來了。那時候結婚很簡單。1961年，還正是三年困難時期，不要說是家具、房子啊，就連新衣服、新被褥、新床單都沒有，也沒有請酒席，請不起，東西那麼貴，一個月50來塊工資，我們在那裏是57.5元。在這裏是51.5元，因為那是在比較偏和貧困的地區，有點地方差異，工資多幾塊錢。
三年自然災害大學停辦
我1962年回來江西，之所以回去是因為家裏有個老母親。我沒有兄弟姊妹，我不能讓母親一個人留在家裏。如果要她到西北去和我一起生活，她也受不了。正好62年鬆一點，就回來了，回來原來到井岡山大學，就到菜油機廠，聯繫到井岡山大學。我原來有老師在井岡山大學，通過他們聯繫了，但是到62 年下半年回來的時候井岡山大學下馬了，它本身就要下馬，停辦了。
為甚麼要停辦呢？因為那時正好是國家三年自然災害，三年自然災害國家停了很多東西。停掉的話呢，就是各條戰線都收縮，首先是工業上，工廠，沒有糧食吃呀，減少城市人口，一些工人就到農村去了。撤掉井岡山大學之後，我就面臨回不回來的問題了，我還是要回來。我爭取了一個難得機會，我回到我的母校——白鷺洲中學教書，後來就文化大革命，然後就下放了。
教師不教學回家種田
文化大革命都要下放，除非你是造反派。我下放回我老家。回去種田，但照樣給工資，幹部身份保留，那是毛澤東的一條最高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是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要這樣，那時我是30 來歲嘛，68年下放的，32歲，不錯嘛，到農村去，因為我小時候也會勞動，到農村去的話並沒有甚麼可怕。當時是農民公社，男勞動力第一，強勞動力第一，如果一天早上白天上午下午都出工的話，最高可吃到十分，女的就是六、七分，我那個時候可以吃到九分，我技術活像插秧啊耙田，像甚麼挑擔呀我挑得過他們，當然那個分是相對性的，我們那時見不到工資嘛，那邊不拿錢的，這個錢給生產隊集體的。
喊毛主席萬歲沒舉手被批鬥
下放之後就不管你了，在原單位就會批鬥，是這樣的，本來是不一定批鬥我。我在吉安高中，在吉安高中造反派叫井岡紅衛連，那是很有名的，後來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那是井岡山地區，就是吉安地區後來由井岡山市改來的。革命會副主席相當於副市長啊，那是非常有名啊。因為我看他們造反，東搞西搞，搞得亂七八糟，搞得沒個名堂，事情黏連太多啊。我就和他們辯論，口頭上當然會和他們辯論。那時興寫大字報嘛，大字報我也會和他們辯論，他們就說我會講會寫。有一次批判我們中學的校長，說他是走資派。其實我平常也很少和校長接觸，我就是教我的書，但是當我看到校長做他應該做的工作，怎麼就成了資本主義當權派了呢？就這個樣子了呢，怎麼就是資本主義了呢？他們召集全體師生開批判會批判這個校長，他們就找一個理由，他們就喊口號，喊毛主席萬歲時候我沒舉手，我覺得那是胡說八道，我還沒有認識到喊毛澤東萬歲是個人崇拜，我還沒有這個認識，那個同學就說彭禮賢沒有舉手是現行反革命，把我揪到台上去，然後就把我和那些走資派弄到一起遊街去。
市公安局巧解圍
批鬥就是一兩個小時，那些紅衛兵挺有意思的，遊完街之後把我帶到市公安局，叫公安局把我關起來，說我是現行反革命。市公安局的同志不錯，一問情況，說我在喊毛主席萬歲的時候說沒有舉手，市公安局的一聽情況就明白了。他們辦案能力不錯，很機智，叫我到另外一個房間去，讓他們留下，讓他們講，然後再叫我去陳述一下，我陳述了一下不是這麼一回事，然後他們就說怎麼可能呢，說革命小將革命勇氣可嘉，但不是這一回事，事情不能這麼辦，怎麼能這樣把他打成現行反革命？我被關押起來不久市公安局就把我放了，我就回家了。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被批鬥了一次，不止批鬥，還遊街，還堅持遊街。那時還在學校裏面，然後到68年時候毛澤東號召幹部下放，現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井岡紅衛連的頭頭，有一些人叫部隊保他，讓廣州的部隊走時把他帶走，最後還是保住。文革之後清查三反分子，他還是判了刑的，從判刑之後了呢，回吉安了前幾年，我沒有見過他，有一個老師也是在井岡山大學的見過他說到我，那個頭頭說那個彭禮賢還是不錯的，還是有才能的，人也很正直，在文革期間和他們辯論不會打人。因為有一段時間造反派受壓，井岡紅衛連打成反動組織，很多人見到他們就打，但我堅決我不會打人。
除去「左」傾教學內容
教書肯定也有難忘的事情，其實我教的井岡山分院的第一屆是78年考進來，81年畢業的，到今年是30周年。我對這屆印象最深，他們是文革以後剛剛上來的。在文革期間，他們這批人基本上是下放知青，初中高中畢業後下放農村勞動去了。文革結束後，他們考上大學。那時學習條件最差，但他們學習最努力，那是學習條件差到甚麼程度呢，當時因為是文革剛結束，我們老師要備課沒有教學大綱，文革中間那套，文革前那套不能用，新的又沒有參考資料，就連作家作品都難找，你要找魯迅的，魯迅的作品還好找點，郭沫若、朱自清等人的作品都難找到，但是學生們學的非常勤奮，筆記做得非常多，課外自己去找書看，非常好，這一屆吃了苦那是不錯。我跟他們上課的時候，常跟他們講我說你們長處很多，不像50年代做學術工具，對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是不是啊，聽黨的話，聽黨的話呢就是聽一些歪道理的話，你們現在有自己的主見，辦事能力也更強，個人有打江山的闖勁。我對這個班是很有感情的，因為我是從一年級到三年級到畢業班我都是班主任，而且是每年教他們文學課程。我教學內容是比較尖銳的，比如說是《毛澤東的晚年思想》，毛澤東的晚期詩詞除了一首之外都是講大躍進，都是講人民公社的，講反修的，我都把它從課程內容上弄下來了。
採訪手記
兩次採訪彭禮賢老人，第一次老人主要講自己的經歷，第二次則是旁徵博引，洋洋灑灑。在他身上既有滄桑歲月留下的痕，也有一股老有所樂的活力。他講述的時候充滿激情，時常都要把我吸引進他的講述中去，我們幾個年輕人一開始不斷提問帶走老人在走，到了最後是老人帶我們在走。記憶就像是一座活火山，一旦找到一個合適的時機，有了一個突破口，就會毫無顧忌的噴湧而出。今天給大家所展示的只是老人故事裏的冰山一角而已。
转自《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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