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为伟：快乐琴
快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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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为伟
1972 年，久无音信的姨姥姥给妈写了信，大意是踯躅在“五七”干校的人们有了返城的松动，她们一家有望返回惜别三年的北京。
不久，姨姥姥先回来了，住在我家十平米的斗室里。她这回对我异常亲切，还带我上趟西单，扯了块灰白竖条底、大红牡丹花的洋布，让妈给我做衣裳。
西单西南角有一家熟肉铺，就是现在北京著名的天福号。那天晚上，家里还从那儿买回了半斤酱肉。那切得薄厚均匀的一片片酱肉，肥多瘦少，每片都连着一层诱人的枣红色肉皮，放一片在热米饭上，很快肥肉就显出些半透明的样子，肉皮变得软糯香滑。那时候，天福号卖酱肉的习惯是把好看的肉皮和厚厚的肥膘露在上面，瘦肉藏在下面。人们大多爱吃肥肉。
那晚，姨姥姥、妈还有我谁也舍不得多动筷子，可肉还是很快就吃光了。从那以后，直到 1978 年爸从山西“劳改营”回来，我时常缅怀那种酱肉的香味。
姨姥姥总在和妈嘀咕着户口、小姨什么的。两天后，姨姥姥回干校去了。妈开始跑派出所。
开春的时候，姨姥姥的闺女，我的小表姨从干校回来，落户到我家。
小表姨上初二了，她带来一只天蓝色的快乐琴。那琴约有二尺长，五寸来宽，琴分上下二层，下层是一寸高的空木盒子，在右手侧，距木盒边三四寸的地方开了一个圆洞，这一层大概起音箱的作用。在这洞上面与木盒同长是一粗三细四根钢丝琴弦，琴的上层是一寸来宽，一公分厚的一块木板，夹在木板与下层音箱之间二十几个铁制的小琴键参差地排在琴弦上。琴盒的背面有个小塑料袋，叉着三片大杏仁形状的扁扁的白塑料片，用右手拿塑料片拨动琴弦，左手按不同的琴键，能奏出一个简单的曲子。
小表姨会弹拨几个曲子，我只会弹音阶。每一拨动琴弦，那蓝色的小琴就会发出清脆的弦乐声。
那时候孩子们能玩的玩具真是不多。我很羡慕学校里一些孩子拉手风琴、弹风琴的样子。每到五一、十一、儿童节，这些孩子就会在学校临时搭建起的小舞台上，很神气地给大家表演一个什么曲子。这时我就特渴望自己也能有把琴之类的乐器。
半年过去了，姨姥姥回来安家，接走了小表姨。她们临走时把快乐琴留给了我。那是一个穷孩子确实得到的一个真实的快乐。
每年，从爸爸春节后离开北京的那一天起，妈就开始准备爸第二年回来探亲时需要的钱，再变着法儿换一些全国通用粮票，等爸一年后再带回山西““劳改营””用。那时，每 30 斤通用粮票含着半斤食用油票。妈每换回一些通用粮票，想到爸又能多吃些油，就会高兴一阵子。
在“劳改营”就业的爸每年只在春节期间有 15 天的探亲假。这 15 天没有工资，仅仅允许劳改就业人员休假，与家人团聚。这也许是那个年头仅存的一点人道主义了吧。
这年，爸又要从太原的“劳改营”回家来度一年一次的探亲假。
通常，爸会给妈写信，告诉我们他回来的大概日期。那时候，电话、通讯都特不发达，我们这条街上，只有胡同中间居委会治保主任家有一部公用电话。家里外出的人有磨不开的事才会往治保主任家打传呼电话。电话铃一响，治保主任先接，问清哪院、找谁、什么事，然后踮着半大的解放小脚去叫人。电话线另一头打电话的人得有比较好的耐心，举着电话等。
快春节了，这一日早晨不到五点，妈推醒我，让我锁好家门，就急匆匆上早班去了。
天那么黑，那么冷，四合院里静极了，只听到我家那八瓦日光灯的整流器发出的嗡嗡声。我刚锁好门不久，就有人敲门，我小心掀开窗帘一角，门玻璃前是个黑黑高高的人影，带着棉帽子，身上扛着一堆很重的东西。
正迟疑想再看看清楚，门外的人开口了“为伟，开门，是爸爸。”
爸回来啦！我连忙拿钥匙打开从屋里反锁着的铁锁，再拉开门栓，爸卷着一身寒气进了我们 10 个平米的小家。他放下大包小包，并没有和我说什么，一脸不太高兴，坐到了床上。
我想到妈才出门不久，就嗫嚅着问：“爸——你看到妈妈了吗？”，从很小起，我每年只能见到爸几天。有时在爸回来时，我竟有些面对生人的不知所措，尽管心里一直思念着自己的父亲，但当爸就在面前时却又会感到很生疏。这是一直与父母一同生活的孩子很难理解的一种奇怪的感觉。
“嗯”，爸嗡声嗡气地应了一声，算是回答了我，接着他疲惫地倒头睡在床上。
上午，爸醒后，填了个报临时户口的小表格让我赶紧送街道革委会去。我对办这事已经熟悉了。
街道革委会门口墙上挂着个一尺高、半尺宽的小木盒子，盒子正面是扇小门，锁着。小门上半部张个小口子，可以往里投个纸条之类的，小口子下面写着“临时户口箱”。我到居委会，踮起脚，把爸的临时户口申报条塞进这个小木盒里。
那时候，外地来京人员有正当理由的，如探亲、看病、出差，都要有所在单位或户口地派出所盖了公章的介绍信。北京——首善之区，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地方！特别是地、富、反、坏、右，大都被轰出北京，撵回老家了。不这样真是不足以保证红色政权的稳定和中央首长们的安全呢。
报临时户口是来北京的人一进家门必须首先办的一件大事！如果查出哪家临时来人没办登记，那派出所和街道革委会可以老实不客气，立马抓你走人。
中午，和爸、妹在家吃饭，尽管爸对我和妹问这问那，可我还是感觉到爸不太高兴。
下午三点，妈下早班回来了，拉门进屋，爸绷着脸。
“妈——，爸回……”，我兴高采烈地转向妈。妈打断了我，似乎朝着我说 : “嗯，早上我看见你爸啦”，可眼睛分明瞅着爸 : “为伟，你说说，你爸生我气呢。那么早，胡同里一个人没有”，妈有点自言自语的样子：“胡同里那么黑，大冬天的，老远就看见一个背着大包小包的，手里还拄着棍子，朝我这边来，我可不是得赶紧躲。结果我越怕，这人还越往我跟前凑，都凑到脸跟前了，也不说话！大帽子扣在脑门上，裹那么严，我真没看出是你爸！等你爸叫我，我才缓过神来。我唔唔两声，都快迟到了，迟到一次，这月 2 块钱的附加工资就没了。我跟你爸说话了，谁说我没理他，我说‘快回去吧，为伟在家，我得走了，快迟到了。’瞅你爸那样，你说他对吗？！”
“一开始，我确实吓一跳，真没认出是你爸。”妈又添了一句。
“那我怎么老远认出你了？哼，你妈变心哩……”爸依旧有些不服气的样子，可脸色已经缓和多了。
妈打开炉子，添了块蜂窝煤，烧上一壶开水，火旺起来，屋里暖和多了。
那些年，妈每月拿 30 块钱工资，如果一个月没有病假、事假，不迟到、早退，能多 2 块钱附加工资。可我，还有 3 岁的妹，经常生病，妈很多时候拿不到这钱。而每月妈多挣 2 块钱，对我们家实在太重要了。
这天晚上，一家人围着马粪纸板钉成的小饭桌，乐融融地吃过饭，爸开始抖搂他背回来的大包小包。
爸先把早晨吓了妈一跳的木棍给了我，那是一条车得很直的红缨枪。木白蜡杆，上端的木头车出一个很标准的梭标枪头，只可惜没配红缨子，枪显得秃了些。“女孩子，你给她弄这个干什么？”妈有些嗔怪爸的样子说。
爸又从包里掏出个一面嵌着块小圆玻璃的小木头盒。那木盒漆成棕色，上面弧形顶，前面嵌着玻璃，后面有块木板，从刻出的槽里能往上提，拉开这个小门。爸说“你们瞧，这是我用一块整木头一下一下挖出来的”，爸比划着挖木头的样子，有些显摆自己木匠手艺的意思：“装咱家的闹钟用”。那钟表盒下端还刻出四条又短又粗的腿，整个小木盒粗笨的样子，灰头土脸的颜色，真说不上有什么好看，可妈却喜滋滋地抓过来端详了好一会儿。
爸在“劳改营”是木工，据他自己说是三级木工，但他亲手给家里做的八仙桌总是摇摇晃晃的，多年后终于被弃之不用了。
爸又从包里掏出一个黑乎乎的纸包，虽然刚吃好晚饭，可我和妹还是马上条件反射，小饿狼般紧紧盯上了那个纸包。
昏暗的 8 瓦灯光下，爸粗笨的手指小心地解着粗糙的黄草纸包上的牛皮纸绳，打开，露出一层蜡纸，再打开，十几个粘乎乎马粪蛋大小的点心上裹着密密一层白芝麻。爸拿起一只先给了妹，又给了我。咬一口，真甜，还能拉出蜜糖丝呢。爸笑呵呵地看着俩女儿：“这是我信上老跟你们提起的阎伯伯，他特地给你们姐俩的。闻喜煮饼是山西的特产，山西呀有个县叫闻喜县……”爸还说话呢，我和妹手里的点心已经下肚了。再看马粪纸板的小饭桌上，妈麻利地用一只旧得都看不出原来印花的马蹄铁盒把好吃的点心装起来，放到架得高高的破皮箱顶上了：“尝尝就行啦，不能没完没了的，留着春节……”妈早就看透了两个小孩儿的心思。
爸变戏法似的又从破旅行袋里拎出两个洗得发白的布袋，边说边打开：“这包是徐叔叔给的”，一看是核桃，“这是山西大枣，也是阎伯伯给的，你们都得记住这些叔叔、伯伯！爸爸在山西，平时多亏了他们帮助。这枣给你妈煮水能补血。你妈得补补了，这些年身体太亏了……”。
妈打断了爸的话，小声和爸商量起来：“我看，是不是给北屋的佟大妈送点去，她在街道上……”，妈的声音更小了。
妈从破碗橱里拿出我们平时吃面条和盛菜时用的大号搪瓷碗，盛了一碗，拉抽屉似的从碗尖上拿下俩枣，犹豫着又放上仨核桃，添上仨枣。“小为，”爸妈迟疑了一下：“去，给佟大妈家送去”，说着妈掀开门上的布帘往外看了看。
冬天的晚上，院里好多邻居都早早拉上了窗帘，可巧佟家还没拉帘。透过北屋大玻璃窗，外间就佟大爷一人在看报纸。“快去，现在院里没人”， “我不去”，我小声嗡嗡着。为什么不去呢？是因为佟家大妈平时看我的那副扬着眉毛垂着眼皮的怪模样，让我别扭。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每年五一、六一、七一和十一国庆节，学校都要开庆祝会。会上的第一项内容一定是为那些加入红小兵组织的小学生举行庄严的入队仪式。被批准入队的孩子们穿着白衬衫、蓝裤子站在台上，由红小兵大队的领导宣布批准名单，再由各班选出的红小兵代表上台，为这些孩子佩戴红领巾。戴上红领巾的孩子都会感到很光荣。那时我们班的学生几乎都带上红领巾了，而我却因为家庭出身无法得到这份光荣。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佟家无论大人、孩子平时都很少和我们搭话。只有一次特例——妈不知从哪弄来一条新的缺了一角的红领巾，塞在碎布包里，准备打补丁用。一天，我翻出那条红领巾，偷偷摸摸系在脖子上，在屋里照小镜子，憧憬自己当上红小兵的样子。
那天下午，我戴着红领巾在院里玩，佟大妈破天荒地到我跟前，几乎还笑了笑，问我：“老师批准你当红小兵啦？！”“没有呀？”我疑惑地抬起脸，心想，我真是表现好了，连邻居街道积极分子大妈都以为我是红小兵了呢。我正喜滋滋，佟大妈脸上那副惯有的怪模样飞快遮住了刚才隐约的笑意，径直往外院去了。
我还犹豫在对“红领巾”的回闪中，妈突然打了我胳膊一下，“快去，死丫头，现在院里没人，听见没有。”爸脸上也略浮上一丝不快。我只好硬着头皮，端着那冒尖的一大碗核桃红枣，贼样地奔了北屋。八九岁的孩子不懂什么敲门，拉门进去，佟大爷从老花眼镜框上边翻眼看我来，不自主地站起来，“你这是……？”佟大爷有要拦住我的意思，可我比他动作快，已经把枣倒在八仙桌上了，“我爸妈让给你们家的”“别……，不要……”。我不再听佟大爷说什么，猴一样窜出佟家，如释重负颠儿回了家。爸拍了下我的头，妈接过碗，捧一把核桃、枣又在往碗里装着，有人敲门了。
妈连忙把小桌上的土产用布袋子遮了遮，嘴里应着“来了”，开了门。门外台阶下一米多远站着北屋佟大爷，手里报纸托着我刚送过去的大枣核桃，板着脸：“别这样，我们都能理解，都……那什么，拿回去吧。”佟大爷语气很和缓，定格在那里，看着自己手里捧的东西，再没有其他的话。爸尴尬地笑着，接过那捧报纸，佟大爷马上走了。
关上屋门，爸、妈沉默了得有一分钟，默默地收拾起那些红枣、核桃，全家上床准备休息了。
伴着爸妈小声说话声，我很快睡着了。……
笃笃笃，笃笃笃，急促有力的敲门声吵醒了我。
“开门，开门，快点儿，查户口了”，门外一片噪杂，手电筒的灯光不时划过黑黑的屋子，北屋、东屋的灯陆续亮了，灯光印在我家屋里墙上。妈开了灯，边穿棉袄边趿着鞋拉开了门栓，爸跟着也起来到了门口。门被屋外的人一下子扯开了，寒冷的西北风随着大敞的房门一下子涌满了我们的小南屋，我赶紧掖掖自己的被子，往门口看去时，两只手电筒齐刷刷在爸妈的脸上晃来晃去，妈用手遮着眼，拿出户口本和爸探亲的介绍信。门口黑黢黢的好几个人影晃动着，从妈手里接户口本的是个警察。这时又有一柱手电光照到屋里，还在我脸上晃了一下，又往下晃去，大概是要看清床底下藏了什么人没有。
“住多少天？”
“ 15 天。”
“嗯”，警察往小本上记了什么，把户口本还给了妈。
终于门关上了，查户口的人们没去别的邻居家。
“得，怪冷的，您就先回吧”，那是刚才那个警察的声音。
北屋佟大妈搭言儿了：“那你们慢点呵，我不送了。”
各屋陆续关了灯，人们重又沉浸在黑黑的夜里。
这个春节，不知为什么，街道上来查了三回户口。每次都是深夜敲门，每次院里新回来外地探亲的人时，查那家时总会捎带上再查我家一回。
每次爸回家探亲前，我和妈、妹一起盼哪盼，可从爸回来那天起，与爸的再一次分别就开始倒计时了。
春节很快过去了，爸已经去火车站排队买返回太原的火车票了。晚上妈下班，爸告诉她车票是两天后晚上十点半的，家里的空气一下子凝重了许多。
第二天，爸开始忙开了。妈拿出平日计算着花的肉的定量和攒了一年的钱、全国通用粮票，给了爸。又拿出北京市的面票给爸去买挂面。爸买回肥肉炼了好些大油，冻在大号搪瓷缸子里，准备带回”劳改营”分给那里的难友，还切了许多肉丁和着熬剩的猪油渣做了好些肉炸酱。临走的前一天，爸领我和妹上街买了些纸盒装的北京果脯，看到我和妹眼巴巴咽口水的样子，爸犹豫了一下，给我们小姐俩也买了半斤散装的果脯。
爸提着买的吃食一路走一路说：“为伟，你大了，懂事了，这些是给山西的叔叔伯伯们带的。太原街上商店里什么也没有，我每次回北京，他们都争着给你妈、你们姐儿俩带东西，爸一年在山西，他们经常照顾，经常请爸爸去他们家里吃饭。他们平时都吃高梁米、玉米面，那东西吃多了屎都拉不出来，爸爸给他们带些吃的、有油水的东西，人要有良心呐，孩子。”
爸要回太原了。这天，妈请了半天假回来帮爸收拾行李。屋里谁也不说话，连三岁的妹也老老实实地坐在小板凳上不声不响。晚饭大家都没心思吃，不到六点，一家人就都呆坐在床沿上，看着地上的几包行李发楞。院里各家开门关门、炒菜、水池子水龙头放水的声音似乎那么远，又那么清晰。
七点多钟了，离爸去火车站的时间更近了，院子里也静了许多，只有北风刮着干树枝唔唔怪响着。
爸试图让全家高兴起来，他好象没看到我们要落泪的样子。拿出两个核桃，“来，为伟，爸爸给你们变个戏法，倏”爸爸嘴里发出一声，好象核桃飞到窗外去了。“京京猜猜，核桃哪儿去了”，胖乎乎的妹站起来，仰脸看着高高的爸爸，嫩声嫩气地指着窗户“呀”了一声。“在这儿呐——孩子！”爸张开大手，妹惊奇兴奋着扑向爸。爸举起妹抱在怀里，屋里又沉寂了。
爸看到挂在墙上的快乐琴，放下了妹，“来，来，来，我给你们弹个曲子，爸爸以前会弹风琴，还拉过二胡，拉得不好，弹个什么呢”，爸瞅着妈好一会儿， “问孩子吧”，妈挣扎着做出高兴的样子。
“爸爸给你们弹个《东方红》吧”，爸摘下琴放到那二尺见方马粪纸板钉成的摇摇晃晃的小饭桌上，坐在小橙上，拨起琴弦，粗笨的手指头按下了琴键。
我站起来轻轻到了院里，站在门口，仰脸看着天上的圆月。后天就是正月十五了。爸还给我和妹每人买了一个红的纸灯笼，我喜欢点起灯笼里的蜡烛，关上屋里灯，那种神秘的、暖融融的感觉。灯笼是春节前买的，春节我和妹点着灯笼在傍晚的院里、胡同里走来走去，真的很高兴呢。
月亮又大又亮，外面围着一圈晕黄的风圈，月光照着地上枯树晃动的影子，院里弥散着我家飘出的《东方红》的快乐琴声。那声音绵长、凄凉、孤单，没有一丝温暖和快乐。琴声停下了，静了一会儿，又传出《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曲调，大概爸觉得这是我和妹最熟悉的曲子了。单薄的琴声在风中颤栗着，水的涟漪那样慢慢散发着它的忧愁哀伤。
我悄悄用棉袄袖口沾干脸上的泪，重又拉门进了屋。爸说，我再给你们弹个《张老三》吧。爸站起来，高高的身子在 10 平米的小屋中来回走着，哼了起来：“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唉，别再唱了……”妈打断了爸：“看看表”……，这时，妈连看表的精神也打不起来了。
终于，还是到了要送爸走的时刻。爸捧起我瘦小的脸，注视着，大手抚着我的头：“孩子，听妈妈的话，你都长大了，不能再让妈妈费心了”。他又抱起了妹，还腾出一只手，提起一只大行李包，妈提另一只行李，我帮着拿一个小号的包裹，关灯、锁门。
冬天的胡同里没有人，远处昏黄的路灯在北风中忽明忽隐，路上就只有我们全家踏着积雪单调的吱吱声。我嗓子里哽着一团棉花一样，我不想当他们的面落下眼泪，想着自己和妹一年只有这十几天能每天见到爸，叫爸爸，能和爸妈真正守在一起，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到长安街了，空旷的马路上，只有几个骑车的人端肩缩脖地赶路。那么快，去北京站的 10 路汽车就进站了，爸把怀里的妹交给妈，和我们什么也没说，拖着行李匆匆上了汽车。车门在我们面前那么快就关上了，站台上的娘仨向车上茫然地挥着手，售票员卖票的小灯亮着，爸站在车门处，依旧望着汽车站上的母女仨人，久久，久久。
直到汽车消失了，妈才拉起我的手：“走吧”。
娘仨重又返回刚走出的胡同，想着仅仅几分钟前，我们还是一家四口走在这条熟悉的路上，而从此全家又要开始一年漫长的等待。
到家，进屋，昏暗的小屋里还弥散着爸爸抽烟留下的味道，只是屋里显得空了许多。我和妈坐下来，看了一下表，妈说：“火车可能要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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