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收集注释者：

笔名拓荒者，1949年出生，因文革未能完成中学学业，于1968年随全国“知识青年下乡”大潮，去农村务农，离开农村时，又因当时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被迫进入超强劳动强度的搬运社工作，经历了多年极其艰苦的非常生活。从1999年开始，有心地收集历史资料，资料的时间跨度从1860年至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他的藏品得到省档案馆和众多专家的认可。

父亲在交待中写春秋

－－“事关子孙后代的问题”父亲死不瞑目的困扰和申诉（中）

作者：拓荒者

1968年至1969年间，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

面对如此汹涌澎湃的浪潮冲击，历经解放后所有政治运动的父亲，真正感到了前所未有灾难的来临，不得不思考自己及家人的未来。他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写的这份交待材料中写道：
“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我院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我揪出来挂牌子游街批判以及当晚的抄家，这些行动都是革命的行动。从我内心检查，我一直是拥护的。因为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吃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同时在旧社会生长了二十四年，在旧社会混了七年，在这七年中也有自己的一些罪恶历史问题。”

父亲对这样的打击还能承受，下面发生的事更让父亲感到了透彻脊梁的心寒。这时父亲已知道家乡的贫下中农造反派组织，早就亮出要将他揪回去种田，
“再看到公安六条的规定，以及医院当时造反派公布古□□（医院支部书记）划类排队名单中，我也是划为四类右派”。公安六条的第四条首次提出了一个21种人的名单（见注释），这样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就得到了来自上面“法律”的认可。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开始大规模地把这类人群赶出城市，送往农村劳动监督改造。

特别是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后，父亲不得不面临即将到来的风暴做好了回农村老家种田的准备。

父亲当然不敢表述反对：
“我现在虽然体质弱点，有些慢性病，应该根据力所能及的事，参加劳动锻炼。在这一点，根本没有什么所考虑的，像我这样的人，农村里不知有多少，我是决心下到农村，在农村干一辈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出自己应尽的力量！”

但父亲此时还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事关一大家子，小不忍则乱大谋，老家父亲同辈人都被划成份子很清楚的现实，这大概就是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的真正动力吧。

“前晚通过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老许和小王两同志找我谈话，反复启发和交待党的政策，以及对这次运动应抱什么态度，并指明其出路……我反复地回忆自己的问题，那些问题全交待清了，那些问题还没有彻底交清，还有那些问题冒交待，现就有的问题补充交待如下：……”

父亲在这关键时刻表明了自己最清醒的态度：
“我决不会在这悬崖勒马之际还执迷不悟，走向其反面，我一定会接受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拉一拉来挽救我，再想蒙混滑是滑不过去的，因为通过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广大人们群众都充分发动起来了，有问题自己不交待，人家会检举揭发的，到那时人家检举揭发了，也就没有自己的好下场，那就要从严处理。”

父亲还交代了他当时真实的想法：
“对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当时对这些过头的语言、行动、思想有些反感，但也思想较紧张，害怕戴高帽子游街，怕冲击自己，后来戴高帽子游街的人越来越多，那响整天锣鼓喧天，戴高帽子的人络绎不绝，以后思想也就没有那么紧张了，要戴高帽子游街就戴高帽子游街，听之任之。”

父亲由于身体的缘故，有些应急的交待不得不由我老兄代为誊写：
“回忆我在这两年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这些问题回想起来，真是内心难过。我这里再一次向我们伟大的领袖，世界人民革命导师毛主席请罪！向全院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革命群众，革命……请罪！”

随着1968年深入开展“三查一清”，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到来，父亲面对喋喋不休有关政历问题的交待也逐渐升级了：

父亲1969年1月21日在干校被专政时写的这份交待书开场白就不得不变成请罪交待书了。

“我是一个犯有严重罪行的人，让我以沉痛的心情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领导（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衷心祝愿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让我再一次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的革命群众请罪！”

“1968年9月1日，医院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把我揪出来挂牌子游街，熊□□同志在大会上说我当（过）伪县长，我当时申辩，话未落音，就用绳子捆着，当时思想是有抵触的，认为不是实事求是，不认罪不服罪。”

“自己子女对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是犯了罪的。”

1968年大约上10月份，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安排去向虽大局已定，但还处于运动的初始动员阶段，毛主席还没有发表最新指示，我居住的院子里也没有一人付诸行动。当时我的思想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农村老家的苦楚我是知道的，在这节骨眼上，有人告诉我，说三查对象的子女暂不下去，我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也不管这句话的真假，更没有深刻地去领会这句话背后真正的涵义，只简略地领悟到三查对象的子女暂不下去这句对己视乎暂时有利的这一面。

我从小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对别人的传言也不抱太多幻想，我便上医院找医生开了一纸诊断证明书，递交父亲单位主管这方面工作的组织者手中，看能否照顾不下乡，万一要下就请求组织照顾到旱地农村落户。由于我从小就养成了大大咧咧，无深思熟虑的习惯，口无遮拦。可是，当我仅对同院住的一同学炫耀一番后不久，父亲即被牵连“专了政”，给我开诊断证明书的医生也被罗列出同样的罪名接受呢调查。

父亲在交待中说：
“（1968年）11月6号晚，医院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再一次把我揪出，群众专政，关着反省，我是抱无所谓的态度，没有认真交待自己的罪行，错误地认为有些问题，已经作了政治结论，抱着侥幸过关的思想，交待也就只交待了一些老问题。”

“今天晚上，工代会吁□□同志宣布说我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说我去串联，我这里提出不是为了我辩护，而是请求组织调查了解，实事求是，如果我真的去破坏了，我愿受严重处分。”

1968年11月8日，父亲就这一新的指控在反省交待中第一次写道：
“我应负没有教育好的责任，至于他们现在还没有下去，我一直还在做耐心的思想工作，等待觉悟，使他们高高兴兴地，真正解决思想问题，去到农村安家落户。我再一次向组织上表态，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从内心检查是没有抵触的，也没有说要自己的子女（不）去下农村，并要他们去串联活动，破坏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这一伟大号召。我要求组织上再深入一点地调查，如果是我破坏了，有串联活动，请求组织上加倍处分。这一问题就反省到这里。”

没有想到，父亲竟由此为导火索被群众揪出专政，“关着反省”，不久被送往五七干校专政队交群众专政，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白符号。为避免给父亲带来更大伤害，我兄弟俩便迅速来到当地一水田多的农业生产大队插队落户。我落户的生产小队由于田多人少，交通方便的缘故，当年下放知青人数就达45人之多。而我是最早下到该生产小队的三知青中的一员（三知青均家庭出身不好，老兄被安排到另一个生产小队），待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后，才大批知青涌来，其中就包括父亲同院人的一儿子，可见当时的这一做法逼我父亲，逼我们子女也“相煎”得太急了点。

记得我兄弟俩临下乡前夕，我还心存幻想，竟向父亲当时的组织上提出以我兄弟俩下乡为由，请求组织上能放我被关押的父亲回来，给我们打点一下行李，这理由不可谓不正当。当时我们兄弟俩翻箱倒柜，那狼藉一屋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最后，我们肩扛背包简单的行囊，奔赴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始终也没有见到父亲的踪影，他没有被获准回家见我们一面。

父亲在交待中继续写道：
“11月19日，我被送到五七干校专政队交群众专政，挂上白符号‘阶级异己分子’。思想上是有很大的波动的，考虑这下子矛盾性质变化了，是敌我矛盾了。就考虑自己的出路问题，对子女的影响问题，悲观情绪，日益严重。”

父亲被送往五七干校专政队交群众专政，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白符号后，在群众的一片怒斥声中，勒令交待新问题时，父亲在这份长达41页于1969年1月21日书就的请罪交待书中再一次就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指责进行请罪：
“4.自己子女对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是犯了罪的。
当县革委会主任毛□□同志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报告后，医院革委会又做了些具体组织动员工作，我对自己的子女，就冒认真积极地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只认为他们思想暂时不通，认识是有过程的，就没有注意小孩的思想抵触情绪很大，以至于第二个小孩□□还歪曲毛□□同志的报告，说三查对象的子女暂不下去，他还串联别的同学去的滔天罪行。大小孩□□那响也冒在家，躲躲闪闪。为什么别人的子女一批二批下去了，我的子女就是冒动，这是对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抱什么态度呢？特别是十一月一日晚，医院革委会古主任再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指出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和十一月六日晚，医院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我揪出来，说我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该万死，我当时思想上是不认罪的，认为我没有破坏活动，只是冒做好动员工作，相反的思想有抵触情绪，认为我做了动员工作，小孩不去，这是小孩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推脱罪责。小孩不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就是犯罪，我冒积极做好动员工作，也是犯罪，就是破坏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是罪该万死！
联想到我过去对子女是冒加强教育的，特别是政治教育和热爱劳动的教育，让他们养成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不劳而活（获）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犯了极大的罪。”

1969年1月21日父亲的这份请罪交待书继续交待道：
“特别是从去年12月16日校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张□□同志召集我们专政对象训话会，交待党的政策，指明出路。汤□□同志作了重要指示。12月27日连部召开了宽严大会，接着校部的宽严大会，交心交罪大会，连里举办给出路集训班和给出路集训班小结大会。反复宣传党的政策，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的最新指示和毛主席12.1重要批示，大讲当前大好形势，反复介绍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经验，反复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的有关文献和元旦社论，大会讲，小会讲，个别谈，苦口婆心，诲诲教导，反复交待政策，反复指明出路，这就充分体现各级革命领导同志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从几次宽严大会，就体现了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兑现，有的人走了坦白从宽的道路，有的人走向了反面。从这一系列活生生的事例……在专政队里，冒放松思想改造。白天出工，晚上组织学习，谈思想、谈改造。”

父亲表示：
“经过再三回忆反省，又再一次全面的交待我所犯罪行。”并声明“我是愿意悔过自新，认罪服罪的，我决不顽抗下去，自绝于人民。”

父亲在1969年1月21日这份长达41页材料纸的请罪交待书中对以往的政历问题进行了更全面深刻的挖掘。

于是，父亲再次面对自己“罪恶的历史”进行了不厌其烦的的反复交待。
“1944年9月至10月。在9月的一天，由同学向□□拿来三民主义青年团华容县注滋口地区青年抗日战地服务队二中队一分队的一张分队副的派令，要我在他的分队里当分队副。他告诉我说，这组织无武器、无供给、吃饭睡觉都得在自己家里，队员还得自己去招收……开成立大会时，我和向□□都去参加了会议，有几十人。会议内容，主要是讲当时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已经侵略到了华容来了，说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把青年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抗日。开会在坝上吃了中饭。
在这个组织内的反动罪行：我和向□□共招收了四个队员……”读父亲交待读到这里，才知道父亲在这里交待的“罪行”，只是在国家危亡之际，一个青年的抗日爱国之心。

父亲再次反复交待在家庭出身与本人成份填写的“罪行”：
“家庭出身，在初参加工作时，认为共产党喜欢穷人，但冒从阶级本质去分析，我开始填家庭出身就填贫农，填贫农的指导思想，总认为对自己有利，这是什么思想作怪，不是很明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一九五一年土改划为中农时，就填中农。到一九五二年土改复查划为地主时，才填地主出身。
本人成份：未审干结论前，自己认为大部分时间是教书就填的自由职业者。到审干结论见面时，湘潭人民医院李□□告诉我填地主，我从不考虑帮助地主份子父亲协助管家写账算账的罪行，反而说我隐瞒了政治历史问题是受处分填地主的……”

父亲在这份材料中还交待了他解放前教书期间发生的这样一件往事：
“一九四六年一月……因华容县教育科举办小学教员讲习班，当时教私塾有些吃不开了。于是，我和吴□□、向□□等参加了小学教员讲习班学习一个月，结束后被分配在华容东庆乡薛家垸第一保国民学校代校长兼教员（当时保国民学校都是教员代校长），教书一期，十二月放寒假回家。 68.10.19.”
“1942年下学期和1943年上半年，两次参加三青团的罪行，在参加工作后，一直隐瞒冒向组织上交待，直到审干中，组织上找其4次谈话后，于1958年11月才承认。”

父亲对在长沙就读期间曾集体加入三青团进行了更具体的交待，当时的“宣誓词有信仰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奋身到底……”


父亲就关于驻浏阳县少尉防空哨长这一问题再次表态：
“我还是冒任过此职，以后如查出我隐瞒不交待，愿接受组织从严处分”。

49年解放后，父亲一定很快就感觉到了，在“新社会”，所谓“家庭出身”、“是否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本能地不敢如实说出来，在如此严厉的一次次追查、被揭发、外调措施下，事实上当然瞒不住，还必须交待自己“对党不忠诚老实”并且为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扣上一堆“动机不纯”的大帽子，甚至不说自己“混入党内”就过不了关：
“对党不忠诚老实：
在整风审干未作结论以前，我对党是一贯不忠诚老实的，不是与党一条心，而是较长时期的对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冒彻底地交待清楚，总是以欺骗、隐瞒、拖得办法对待组织，企图达到个人主义的目的，为自己升官发财，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当工作顺利的时候，就越发使劲干，更表现自己积极，其实这种积极，不是真积极，是假积极，是为个人积极，以达到党和领导对自己的更信任的目的，这样，就对自己更为有利，（好像）处处地方离不开我，而不是为了党，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对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是像挤牙膏似的，组织上掌握一些，就交待一些……”

“关于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时，对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是没有向组织上交待的，当时是隐瞒了的，如入国民党问题，是一九五四年九月份当地政府写来检举材料，当时□□县委组织部长□□□同志找我谈话后，才把国民党的问题承认下来。但对任国民党的小组长和协助发展四个国民党员的，喊他们照相工作与填表工作；两次加入三青团为一般团员问题，和到伪注市乡公所搞事务员工作的活动罪恶事实，都没有主动地向组织上作交待，直到在湘潭人民医院开展整风审干时，组织上已掌握材料，找其谈话，指出材料后，才承认和交待这些问题。这是我对党组织极不忠诚老实的态度，其目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想骗的组织上的信任，图名图利，往上爬，做官当老爷。”

“又如加入共产党手续的马虎问题。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份，只填了一张表，没有支部大会宣誓，没有规定候补期和转正手续。以后自己在区委会搞秘书工作，以及调到□□县委组织部搞干事工作，五三年又调到区里搞区委书记工作，自己也没有主动向组织上反映这一情况，而在每次填写各种表格时，填入党时 间都是写的一九四九年五月，继续欺骗组织，直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在湘潭人民医院肃反学习材料上，才交待：‘那时入党，就只填了一张表，根本不像现在入党的手续严格，没有大会宣誓。’为什么在审干中，才真实地交待加入我党的时间呢？因为审干结论时，要作自首叛变论处，所以，这才真实地向组织上交待过去欺骗组织的罪恶阴谋，剥去了过去伪装想往上爬的丑恶思想灵魂。”

“1949年古（历）七月初解放，国民党大势一去，已不再复返了。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再想依靠国民党升官发财的黄粱美梦，已成绝望。如是，只有向共产党寻找出路，才是唯一的办法。因此，积极找贺林生同志要求工作，要求入党，并通过我内弟彭海宴也积极找他。我隐瞒罪恶家庭罪恶历史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假装进步，于11月份，在他重新登记地下党员时，给表登记，摇身一变，混入到地下党来了。”

“参加工作后，到审干结论前，填入党时间都是填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介绍人贺林生。同时编造些对党的认识，假报地下党员，实际上是1949年11月贺林生同志重新登记党员时，给表登记，（才）混进地下党来的，没有办入党手续。长期来由于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包庇下，一直混到现在。”

“七.致以（至于）在以前不记得是那一年的自传上写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份编造一段对党的认识和做地下工作，打入伪注市乡公所迎接解放，这段情况是假的。在一九五八年审干时，湘潭人民医院审干小组长边□□同志找我谈话时，已否定了这段情况。为什么要编造呢？主要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作怪，把自己打扮的进步点，好骗取组织上的信任，对自己提拔快些，的确那几年也是青云直上，爬到了区委书记的宝座。”

“一九五八年在审干结论时，由于隐瞒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在湘潭人民医院支部大会上宣布从一九五九年五月下旬起，给予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到时自己申请，组织批准，已按期取消其处分。”（这两年，父亲在乡下办农场，我全家人也随下）。

“从审干结论后，反动的思想本质被暴露，对自己个人的欲望，继续升官发财的可耻目的被打垮了，自己思想上产生悲观失望，认为个人往上爬的思想到此为止。因此，在工作中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工作不是太积极，但也不是太消极，长时期处于中间状态。在某些时间，遇到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也产生过抵触情绪，如在审干结论受处分后，也没有向组织上写检讨，就拖过去了，这实质上是一种抵触情绪。”

“鉴于当时交待问题的批判会一般都采取这样的形制，边交待问题，边接受大家的提问，由于会场秩序不是那种回答提问的氛围，真实的不相信，老的不够刺激，于是喊打倒声此起彼伏，故父亲采取捏造事实的真相，‘想蒙混过去’实在太难，‘再捏造是罪上加罪。’于是在交待书上，干脆来个‘我记不住这回事，请求无产阶级革命派按调查证据给我定罪。’”

“在1959年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时，由于我的中游思想严重，在党小组内，重点帮助我，火烧中游思想。进行过重点帮助。”

“1963年到1964年在医院搞基建工作，也是贯彻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医院广大贫下中农住宿条件还相当不好的情况下，建高级宿舍。
“特别是高级宿舍建成后，拟分配方案时，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过去的所谓科（室）主任、高级技术人员，现在绝大部分是牛鬼蛇神，把他们塞进高级宿舍，有的住得很宽敞，心目中就没有贫下中农。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把这些牛鬼蛇神赶出来，贫下中农住进去。”

“在1960年到1962年中，我们国家遭到了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遭到了暂时的困难，在物质供应上是比较紧张点。那时，我不考虑党的政策影响，只看到局部的利益，也就是只看到医院的利益，看不到整体的，他（它）单位的利益，因此，只为完成任务，不顾党的政策，给医院和私人开了不少的后门。例如在湘潭医院搞基建时，我就到各厂矿去开后门搞材料，其中水泥大部分在湘潭锰矿和竹埠港搞的，干巾（钢筋）在湘钢五金机械厂搞了两吨多，五金配件在下撮司配件厂搞了几百斤钉子……。”

“在私人开后门也不少，找湘潭市工业局长批条子到湘潭市皮鞋厂买了双皮鞋，在湘潭工程公司找巢□□搞了双半统套鞋，在鸡公坡煤矿搞了双半统套鞋，在岳阳肉食水产公司搞了两斤猪油，在东方红食品店买副食品和烟、酒也不少。”
“在过苦日子时，党和政府照顾病人一些营养物质，也照顾医院科主任一些营养物质，我也享受了营养物质供应。”

“1967年8月份，正当工联（造反派组织）从长沙杀回□□ 的时候，那时□□的情况，比较紧张，思想有些害怕。这时，总务股老肖要我到注滋口去买电灯泡。我趁着这个机会，和我爱人一同回家住了十天左右。”父亲到了注滋口找关系跑了上十家供销社将灯泡、钉子如数凑齐后。因当时的电话、电报都打不通，只好“给肖□□同志写信要汇钱，等钱买货。在这期间，我和爱人到我侄女家住了两天……在我历史反革命分子家（大哥）吃过饭，还有邻居请吃了饭，在乡里吃了些鸡子……”

父亲一生举步维艰的现状养成他处处谨小慎微的常态，可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受到“地主成分”牵连，他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却有了一个惊人的举动。父亲在这份交待材料中这样写道：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反动的本质，没有得到改造，趁右倾翻案妖风，又企图为地主家庭翻案。与其子□□策划，要他以学校一中三司革命造反派的名义，要班上去一个同学，以他出面，开上一中三司造反派的介绍信，到华容我家的生产队、大队去调查家庭情况，准备为其家庭翻案。他们回华容后，由于当地广大贫下中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提高了觉悟，和大队支书的拒绝，这一翻案阴谋没有得逞，被彻底粉碎了。这一阴谋的实质是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父亲的交待必须面面俱到：
“在工作方面也犯了许多罪行的：
在工作上不是敢字当头，不是大无谓的精神，说干就干、雷厉风行的作风，而是谨小慎微，小手小脚、畏首畏尾、不挑重担，怕犯错误，因此，朝气不足，暮气沉沉，墨守成规。工作不深入，处理问题不大胆，不果断……
”
父亲还交待自己丑恶的思想，对于□□□同志的提拔，
“在当时对我思想上是有反映的，错误地认为，我和他同时参加工作，我在组织部工作也几年了，研究提拔他，为什么不考虑我，虽然没有讲，内心是有活动的，我在过去的检讨中也检查暴露了我的丑恶思想。看我怎么能和他比，他是个贫下中农出身，历史清白，而我是个出身剥削家庭，有严重罪恶历史，社会关系极为复杂，这怎么能和他比，真是恬不知耻。”

“68年9月1日晚，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我家进行了抄家。抄去了坏照相机一部、自制简易收音机一台、废电影胶卷一小筒、玉川一只、笔记本二个、练习本一个、怪相片二张（我生母病逝后照的遗容）、有关自传、历史材料七份。”

68年9月1日晚，在我全家人已熟睡被叫开门后，抄家者勒令我全家大小站到指定的墙旮旯蹲下。只有继母进行了反抗，大声说了一声，我是革命干部，然后信步朝门外走去。

而面对这样的非法搜查，父亲不得有任何不满：

“9月不知是上旬、中旬，我在门诊挂号，到内科诊室收大头钉时，我看到龚□□同志（当时到我家抄家的主要成员）在门诊内科看病，我问他，你们抄家凭什么根据的，他当时回答说：‘是有调查的。’这就反映了我对抄家的抵触情绪，是不认罪不服罪的表现。”

“在抄家时，我家有20多条肥皂。当时肥皂供应是较紧张点。这时【些】肥皂的来源：我利用公家在临湘陆城油厂买肥皂时，为自己买了十条，□□（大儿子）到华容注滋口为公家买肥皂也买了几条，我爱人在株洲他【她】妹妹家里拿了二条，再加上买的指标肥皂。这是有投机取巧思想的，怕以后冒肥皂用，买市场上的高价肥皂用划不来。这是假公肥私，光为个人打算的资产阶级思想，是犯罪行为。”

“关于华容我家抄家，到底抄了些什么，记了些什么变天帐，我是不知道。我只能保证自己冒指使他们记变天账，我家里的人记了，只能由他们自己向人民低头交罪、认罪、服罪。”

注释：
《公安六条》第四条首次提出了一个21种人的名单，红卫兵、造反派早已开始大规模地把这类人被赶出城市，送农村监督改造，得到了来自政府“法律”的肯定。1969年10月根据“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在极短的时间内又实施了遣返。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85,196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40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不少被遣返的人在遣返途中便被折磨致死，无法进行统计。
这一政策支持了此前红卫兵的任意扑杀行为。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并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才有后来湖南、广西惨剧的发生。1968年湖南道县（邵阳）发生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群众组织将这“21种人”及其家属定名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
这一法规性文件，没有通过规范的立法程序，仅仅用一个临时性规定就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成为打击异己势力的方便法门。“合法”扩大了法律打击对象的范围，并规定“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为执法权的流失、滥用（群众专政）提供了根据。是政治权力非程序更迭时维系脆弱的政治合法性的极端手段。文革中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依据的就是这一文件规定。其条例的有效性一直延伸到了它被取消的时候。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公安六条》。

21种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版，1997年，10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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