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厚：忆我那17岁的长征
忆我那
17
岁的长征
－－作者：散厚
2013 年的最后一天。湖南卫视跨年音乐晚会。《爸爸去哪》中的萌爸爸、台湾歌手林志颖一首《十七岁的雨季》，引起众主持人万分感慨，纷纷回忆十七岁时在干什么。我忽然想到自己。我的十七岁，不是浪漫的雨季，不是慢慢的成熟，而是雾霾沉沉，苦难多多。十七岁的我此时正行走在中原大地，进行着另类的长征。
47 年前， 1966 年 11 月 3 日到 67 年元月 23 日，我和学校七个年纪相仿的同学，徒步从广西柳州串联到北京。历时 80 天，行程 2400 公里。 47 年来，很少向外人提及这段历史。是自己也觉得有点傻冒，还是觉得那苦难的岁月不堪回首？好象是，又好象不是。 47 年过去了，是该认真梳理一下了。时间抹去浅浮的伤痕。经历在积淀，思绪在发酵。 47 年的陈年老酒捧出来，即便是自己品尝，也是荡气回肠，甘之如饴。
缘由 救赎与超越
拿起电话，问远在千里的“高佬”－－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们长征的发起者与领导者－－你怎么想到要组织我们长征 ? 他略显吃惊，怎么是我组织的？不是我们大家一起商量的吗？
尼采说，服从是人类的天性。很不幸，这点在我和“高佬”的身上充分体现出来。生命中如此重要的壮举，居然找不到组织者。我们都在服从。服从集体，服从命运，服从那个特有的时代。
其实，我们是服从了自己。 66 年文革甫起，地处边陲的柳州得革命之风算是晚的。 5 月份京城里闹得如火如荼，这里的高中应届毕业生还在准备高考。“ 5.16 通知”的发表，让一切可能成为不可能，又让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世界颠倒了。我们一起长征的八个同学，身上都有父辈带来的“原罪”。大多数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历史上或多或少有点“问题”。我们就读的是铁路子弟学校，三代李玉和和八代江水英的出身比比皆是。象我们这样家庭背景的人自然要打入另册。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学校八、九月份组织红卫兵去北京接受老人家检阅，没我们的份。十月份，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串联全面放开。可我们已经失去了原始的冲动，对外面纷杂的世界似乎不感兴趣。那时我天天去“高佬”家。高佬是隔壁班的团支部书记，我是学校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地位相当，都曾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又同沦为“狗崽子”。
而且，我们原籍都是湖南，父亲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他父亲是“右派”，我父亲是“历史反革命”。黑到一块了，臭味也就相投。“高佬”的母亲是医院的中层干部，党员，家里有很多政治方面的书，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一五”计划的项目介绍，苏联援助的 156 个项目记得烂熟于心。天天好象上班一样到他家吹牛，快下班时，拿起几本书回家。不与他家人遇见。十月底，中央不堪红卫兵串联的重负，突发奇想，号召徒步串联。就在那时，我们商定，步行去北京。
不是没有火车坐，也没有人强迫步行。为何选择了这看似荒诞的行径 ?47 年后，偶然看到尼采疯人般的呓语，才找到了解释的钥匙，“一切激情都有一个阶段，当时它们只是致命的力量，当时它们以愚昧的重负把牺牲者压倒－－后来，过了很久，它们才与精神联姻，使自己升华。”步行串联是一种激情。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它以愚昧的力量把我们压倒，成了我们心灵救赎与实现超越自我的最好行径。救赎一方面是救赎父辈带给我们的原罪，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灵魂的救赎。我们曾经意气风发，曾经惊慌失措，当现实出现了一个机遇，可以证明我们并不比“红五类”差时，我们必然会用前所未有的壮烈行动来实现救赎的嬗变。苦行僧式的救赎让我们在精神上获得满足。至于超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人有超越自我的本能，从自我到本我到超我，人在不断的超越。有人是被迫的，有人是主动的，有人完成了，有人没完成，一直是个浑浑噩噩的自然人。高尚文明的人应该具有理性的批判，道德的坚守。 17 岁的我们在进入成年时来了个华丽的转身，向超我进军。尽管这转身要付出不少的代价，不少的时间，但起码，这是个好的开头。
放在现在，十七岁的小孩步行几千公里，家长一定会忧心忡忡。可在当时，所有的家长都没当一回事。我父亲在工地上接受改造，自然发表不了意见，妈妈也没多说，拿出个针线包，说路上用得上。同行者“卫子”和“黑子”是两兄弟，他们的家长更是把这次出远门当成赴盛会。他们的爸爸抗战时从医学院毕业，投笔从戎，“衡阳会战”时，当过国民党军医。战败后，退出军界，专心从医。文革中免不了被整。这几年政府对国民党抗日老兵颁发纪念章，湖南还开展了寻找抗战老兵的活动，找到的参加过“衡阳会战”的都是没有军衔的列兵。我开玩笑对“黑子”说，若令堂大人健在，以他的军衔一定是省政府的坐上宾了。国民党军医对行军的事很里手，叮嘱我们长征千万注意俩件事，一是行军要打绑腿，有利血液循环。二是到了北方，雪地里走路要戴墨镜，切不可过久的看雪地。第一条我们做到了，在他手把手的教导下，绑腿打得又快又好，不比电影中的红军差。第二条没做到，哪来的墨镜？而且，也没遇到过漫天大雪。
一切准备就绪。每人一床被窝，一副绑腿，换洗的衣服，雨具就是一个印有“向老红军学习”的斗笠。三十斤粮票，二十元钱。与家中说好，如果再需要钱、粮，家中会汇去我们前方的红卫兵接待站。 ( 有意思的是，这八十天走下来，我回到家，居然还有十元钱，妈妈常笑我，真会过日子。 ) “黑子”带了把二胡，再艰苦的生活，音乐是不可少的。不过，从没拉过，走路太辛苦了，没时间，也没心情拉。再就是一封学校的介绍信，为了怕磨损，用塑料纸包了又包。一面“毛泽东思想长征队“的大旗，通常是“高佬”高高举起。二书包红红绿绿的、大概一万张毛主席语录宣传单。沿途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长征队义不容辞的责任。没有刻意的挑选日子，没有预备会议，没有亲友送行， 11 月 3 日，我们在医院长大楼集合，从柳州出发。
广西 这里的革命静悄悄
在得知我们要徒步长征时，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哥曾激烈反对，说，你们从没接触社会，现在要走到北京，你们想过没有，怎么走？在哪吃饭？在哪睡觉？遇到坏人怎么办？他描绘了一幅江湖险恶的情景，无奈我们无知者无畏。十七岁，正是给一根杠杆敢撬动地球的年龄，谁考虑那些？不过，毕竟是第一次跨入社会，刚开始长征时，我们中规中矩，就在铁路上走，每天四十公里左右。找铁路车站解决食宿。
第一天的经历印象特别深刻。中午在铁路边上的米粉摊吃了份米粉。晚上到了一个叫对亭的小车站。规规矩矩的给站长大人递上介绍信，他没任何表情，旁边几个年青人，大概是车站工作人员，嘻嘻哈哈的继续聊着天，仿佛我们是空气，根本不存在。站长公事公办的吩咐食堂的人为我们热饭、热菜。我们公事公办的每人交四两粮票、一角五分钱。吃饭的时候，站长已安排人在候车室为我们铺上稻草，席子。食堂的阿姨提来桶热水，给我们洗脸洗脚。她是唯一对我们的到来感到好奇的人。听说是站长的爱人。对亭是个小站，若干年后，乘快车经过这，还可以看到站牌一晃而过，这几年，站牌都没看到，也许是车站太小，没存在的必要，撤了。
当年，我们就在这小小的车站度过了长征的第一夜。那一夜，候车室没一个旅客，成了我们专用寝室。不时有货车轰轰隆隆的驶过。半夜，我起来了，“卫子”也起来了，借着小便到外面看看，满天繁星，四野暗合。无声无息，无人无影。沉闷的环境，让人憋得慌。前面是什么？不知道，也不想，只想快点走出这窒息。
早晨我们早早起来。唯有“菜包子”还俯卧在床上，喊他起来，他不耐烦的双手拍打床铺发脾气。我对这个动作的印象太深了， 47 年后，还记得。也许在家里他就是这样赖床的。十七岁，正是睡懒觉的年龄。公允的说，这是“菜包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赖床。其他的人都没赖过床，说好几点钟起床就几点钟起床。从踏上长征的第一天起，我们一瞬间便成熟了。
广西境内的步行乏善可陈。到底是边陲之地，南蛮荒夷，文革的烈火还没燎原到此地。后来，广西曾出现过“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对“黑五类”和反对派大开杀戒，这不算文革。只能说是邪恶理论催生出来的反人类罪行，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越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当年我们沿途只在桂林看到一点文革的痕迹。市中心残存的大字报在显示着，这里曾“火”过。文革初期，桂林籍北大学生张铁锚带领一帮人到此煽风点火，曾热闹一阵。桂林“老多”响当当，硬梆梆，颇有名气。现在想起来，桂林在广西得文革风气之先，大概与大学生想来“甲天下”一游有关，玩也玩了，顺便“放放火”。我们去时，火已经烧完。市中心还可寻到一块“张铁锚联络站”的牌子，纯属虚张声势。
在广西境内印象最深的是发放毛主席语录传单的情景。出发前，我们领了上万张花花绿绿的毛主席语录传单，向沿途老百姓发放。广西的老百姓对毛泽东思想还真有感情，每到一处，只要我们掏出传单，便有群众围过来。拿到者，如获至宝，没拿到者，懊悔不已。来到矮岭，柳州铁路局线路大修工地，前后几十公里，民工看到我们经过，竞主动列队伸手来要传单。看到这争先恐后、如饥似渴的场景，我们感动不已。原来制定的沿途有六七个省，发传单要细水长流的计划彻底改变，上万张传单到了矮岭就分发殆尽。
后来，我回家向家人讲述广西老百姓偏爱毛主席语录传单时，当时正以“牛鬼蛇神”身份在矮岭劳动改造的父亲不以为然的说了句，他们要了是揩屁股。
湖南 热情的让人喘不过气
与广西文革的烈火不旺，人气不足、群众热情不高相比，湖南人从心底里发出的对文革的热情，又一次让人窒息。
长征到桂林后，我们就离开铁路，在与铁路平行的公路上走，一来好走些，二来可以看看风土人情，接触下老百姓。进入湖南第一站，是东安县的一个养路工班。到的时候很晚，吃饭睡觉与在广西没什么不同的感觉。第二天醒来，晚上没发现我们的工班工人，此时围拢过来，热情的问我们从哪来，去哪里，昨晚睡得好不好。早晨吃的是钵子蒸的干饭。这让我们大开眼界，在广西早餐一般就是稀饭、馒头或米粉，没有干饭吃。我们大为感叹，湖南到底是鱼米之乡，生活比广西好多了。钵子饭有二两的，四两的，炊事员打开巨大的方型木制蒸笼，厨房内弥漫着腾腾热气，一个劲的劝我们尽量吃，只说没有好菜，饭要吃饱，吃饱了才有力气走路。饭后我们照例要交钱和粮票，炊事员像被打了一下，连连摆手，那怎么要得 ? 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呀，吃饭还要钱？不是文化革命，请都请你们不来。这话真说得我们心花怒放，一瞬间，我们的形像无比高大，斗志昂扬得可以去解放全世界了。
从此，我们就像是客人行走在三湘大地，到处是笑脸，到处是热气腾腾的饭菜，而且很重要的一条，从此吃饭不交钱。我们是毛主席请来闹革命的客人，吃饭还要交钱吗 ? 在湖南是主人不收钱，在其它地方主人收钱我们也不给，打个白条子，美其名曰是借，却从没想过还。心底里还会嘀咕一句，没觉悟。长征回来后，专管打白条的“卫子”接到个别地方寄来催讨钱粮的信，回信过去，又被“查无此人”退回。我们也再没理这档事。这点钱粮，大概就算在文化大革命“损失最小最小”的帐上了。
湖南人对串联学生的热情，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从湖南的第二站黎家坪开始到韶山，我们一路享受的是老百姓的迎来送往的待遇。上一站的大队派人专程送我们到下一站，下一站又如此迎送。这种迎送在衡阳白果达到高潮。
白果，毛泽东八十多年前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加赞赏的“痞子运动”的风云之地。三十年后，表现出她无比绅士、无比热情的另一面。进入白果境内，四处可见红红经绿绿的标语。还没到公社大门，远远看到有老百姓敲锣打鼓、红旗招展，我们吃了一惊，以为又有什么最新指示发表，走近才发现，是欢迎我们的，这使我们受宠若惊，原本一个个灰头土脸，现在却挺胸抬头，面带笑意向群众招手致谢。着实体验了一盘刚刚打了胜战凯旋归来的红军战士的喜悦之情。吃饭是腊鱼腊肉，八碗八碟，像过年一样。当时想，到底是老人家有远见灼识。分得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对地主无所不用其极的“痞子”，对我们是如此热情大方。转而一想，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是没资格参加红卫兵的“黑崽子”，会不会马上变脸，把我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念头一闪而过，马上在诱人的腊肉香味中被吞噬得无影无踪。
湖南人对红卫兵的热情，在岳阳又看到了一个极致。红卫兵接待站包下了一个《洞庭春》的旅店，吃饭的餐厅是旅店对面新起的一幢二轻工业大楼，上百张桌子排开，开饭时，热气腾腾，香气扑鼻，人声鼎沸，蔚为壮观。旅店热水洗澡二十四小时开放。有补衣服、补鞋子的服务，概不收费，只需签个字即可。为串联的学生考虑得如此周到的服务，在全国绝无仅有，堪称第一。
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的节日。这话用在湖南一点不虚。不独公家如此，私人也一样。“卫子”与“黑子”的大舅是长沙铁路医院的医生，老知识分子，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许我们住红卫兵接待站，执意要住在他家，床铺不够，就打地铺，客厅里一字排开睡下六人。剩下两人，我和“冬冬”睡在我奶奶家。我和“冬冬”经常去大舅家约伙伴们出去，看到大舅的女儿，一个比我们小不了两岁的花季少女在一盆一盆的洗衣，伙伴们说，这是他们换下来的衣服，本来自己要洗，大舅不答应。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好好休息。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大舅经常笑眯眯的坐在沙发上与我们谈笑风生，告诉我们长沙有什么地方好玩，什么东西好吃。印象最深的是，他评价长沙小吃，只要吃了臭豆腐和糖油粑粑就行了。我知道长沙的小吃很丰富，远不止这两种，而且，那糖油粑粑实在登不上大雅之堂，能算标志性小吃吗 ? 真没想到， 47 年前大舅“钦点”的这两种小吃，如今仍然是长沙小吃的名片，街头依然是这两种小吃大当其道。可见大舅眼力之好。而我，这几年到长沙，总会买上一串糖油粑粑，回味着大舅的“钦点”。
知识分子的大舅对我们如此热情，一般普通群众也是一样。到衡阳后，大家觉得带的棉衣、绒裤现在穿不了，不如让人带上这些棉衣、绒裤裤乘火车到长沙后再穿。我奶奶在长沙，于是成了最佳人选。中午大家把我和一个大包袱送上火车，预计傍晚就可以到长沙。不料车子不仅晚点，而且快到长沙前面的猴子石时，列车广播，列车严重超员，不停长沙，在长沙下的，就在猴子石下车。消息来得突然，原来准备在长沙下的看到外面漆黑一团，也不下了。不一会，车子停了。没列车员。门打不开。靠车窗的不是人堆成了山，就是不愿意打开，我好说歹说，刚打开一个窗户，火车开动了，众人要我先下，再帮我把包袱丢下去。我跌跌撞撞跳下火车，又拼命的跟着火车奔跑，生怕车上的人懈怠，不丢下包袱，如果那样，不仅接下来的长征无法走，而且，要赔这些棉衣、绒裤，对我家无疑是场巨大的灾难。包袱终于丢下来了。我松了口气，举目望去，四野空无一人，寒风阵阵，恐惧袭来。猴子石不是个车站，是个正在修建的货车编组站。
不一会，两个扛着工具袋的工人从这经过，一番打听，才知道，猴子石离长沙十来公里，不停客车。去长沙要到几里外的公社汽车站乘车，现在乱哄哄的，汽车有时有，有时没有。我暗暗叫苦，黑灯瞎火，孤身一人，带着个硕大的包袱，如何是好？真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呀。两个工人走过身，回头说了句，那边那轨道车天亮可能去长沙。我一阵狂喜，跑向那轨道车，守轨道车的人已经候在门前，也许他早注意到我了，问我怎么了 ? 我如此如此诉说一番，他点点头，上来吧。没有手表，不知道几点钟，那人要我在他床上睡觉，我不好意思，趴在包袱上睡了。
第二天一早，轨道车开去长沙，去接来此上班的工人。一路聊天过去，熟了。那人甚好，把车开到车站铁路职工上下班通道地方，方便我扛着包袱出站。
在长沙住了二天。没事就到街上转转。长沙的文革比广西热闹多了。大字报天天刷新，“北京来电”满天飞。游行的车大摇大摆，宣传车呼啸而过。街头巷尾热热闹闹，像过节一样。
按计划我与同学在韶山会合。第三天只身一人从长沙步行去韶山。九十公里路，两天走到。快到湘潭时，遇到一说北方口音的年青人，他说经常徒步去韶山，吃饭睡觉就在农民家，没事的。我与他结伴而行。想想住到农民家也是新鲜事。傍晚，我们俩人进了一个村子，他敲开一家门，却要我另找地方。我一楞，这是怎么回事 ? 现在回想起来，那年青人可能是当地工厂的工人，湘潭军工厂多，多是北方人。找了个农村的女朋友。也可能是北京什么组织常驻韶山的红卫兵，和这里的人家混熟了来玩的。总之他是不愿意让我贸然介入他的生活。当时我心里虽然有点怵，但马上镇静下来。老练的看看四周，选了一户门前干净的农户，敲门进去。户主是一中年男子，身材高大，蓝布衣襟，白毛巾盘在头上，就像电影中韶山大革命时期农民的装束。没有介绍信，没有任何证明物，仅凭一张嘴，户主便答应让我在他家食宿。这在现在简直不可思议。而那时，再普通不过。户主很快弄好一桌饭菜，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年青人，大概是他儿子，笑嘻嘻的过来一起吃饭，也没多话。晚上，年青人不知睡在哪，我睡在他的床上，厚厚的被窝，散发出一股稻草的清香。就像在自己家，温暖坦然。
现在分析，湖南人为什么在文革中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大概原因有二，一是湖南人的性格使然。曾国藩以降，湖南人莫名的有了以天下为已任的情结，于是杨度发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豪言壮语，凡遇新鲜事，莫不争先恐后向前。二是伟人故乡的光环放大了这种莫名的英雄情结。记得文革刚开始时，红卫兵大量涌入北京，难免有赤脚、赤膊者。首都红卫兵发出布告，禁止打赤脚，要讲文明礼貌，韶山红卫兵不吃这一套，针锋相对的贴出大字报《赤脚精神万岁》，禁者一时语塞，从此不提赤脚。试想想，如果不是伟人故里的后人，谁敢口出如此狂言？湖南人是真把文革当成一回事，全身心的在投入。于是，就有了 19 岁的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的九评式的宏文。假亦真来真亦假，真真假假不知谁的错。
湖北 妖艳而神秘的土地
离开岳阳，我们取道江汉平原，去领略“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的风光。
在岳阳一中船码头上机帆船。船不大，连我们只有二十来个乘客。风也不大，颠簸而行。穿洞庭、过长江，既没有“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的诗情画意。也没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湖北监利的白螺矶。
上岸后，江汉平原的苍凉大气震撼了我们。放眼望去，一坦平阳，不见山，不见坡。这与广西、湖南的地理地貌大不一样。秋日的阳光下，收割后的稻田，稻茬黑黄，堆放着的稻草金黄，港湾湖衩处的芦苇枯黄，正在采摘的棉花只见枯枝败叶在摇曳。沟壑交错，泥土裸露。四处尽是昏沉沉的黄色。
江汉平原地广人稀，经常走很远见不到人。看到的也多是一些妇女，男劳力都去修水利了。妇女的衣服尽是大红大绿。平时只在电影里看到解放前地主老婆或放荡女子才穿红戴绿，没想到在这里的女人特别是年青的女子都穿着大红的棉衣，大绿的裤子。昏沉沉的天空下，有这样一簇簇晃动的红红绿绿，十分养眼。有点文艺细胞的“黑子”分析了这种大红大绿衣服的原因，这里的自然界色彩太单调，人们在用红、绿色来调节、平衡这个世界。想想也对。
江汉平原的女子，不仅穿着艳丽，性格也十分风流。在大田劳动的红红绿绿们看到我们，有时招招手，有时哟嗬几声，听得出，这不是礼貌，而是一种无名的挑逗。有一次，同伴“汤鸡”兴致来了，回应她们哟嗬了一声，立刻引来对方的频频招手，然后是哈哈大笑。我们开玩笑，“汤鸡”若再哟嗬几声就不用走了，在这当上门女婿算了。后来听说， 69 年知识青年下乡，这里三、四十岁的寡妇找二十来岁的男知青屡见不鲜。
这里人的穿着亮丽光鲜，住房却不怎样。很少见到成片的村庄，农舍星星点点的散落在广袤的大地。房子是用竹篱笆做成，糊上泥巴，条件好的再贴上纸。房顶是厚厚的茅草。房子没有砖也不用瓦。屋里的摆设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家徒四壁”。很惊异这里的居住条件与衣着反差如此之大。后来才明白，这里是洪涝灾区，水涨上来了，房子就会被冲倒，所以不要过多的家俱，房子也简单，随时准备冲倒，随时准备重建。改革开放后，这里的居住条件自然会大为改善，年青人绝对不会想到四十多年前，他们的父辈是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不要以为这里很穷，其实很富足。有首歌谣，湖北沔阳洲，十年九不收，倘若一年收，狗都不吃粥。那是说的解放前，解放后，十年五收是有的，生活自然会好，所以才有了大红大绿、才有了风流性格。
在江汉平原走了两天便到了洪湖。洪湖是个小县城。古色古香，小巧玲珑。城外有个小公园，围了一个小湖。这当然不会是当年红军闹革命的地方，只是建一个模型，让人去意淫。我们去的时候，湖中依稀可见残败的荷叶。这与洪湖当时的处境颇为相似。当时，北京城里打倒贺龙的大字报满天飞，虽然当局还没把他正式“端”出来，但天下人都知道，垮台是迟早的事。歌剧《洪湖赤卫队》中，贺龙最喜欢听的“跟着贺龙闹革命，红旗飘飘打胜仗”，已经改成“工农齐心闹革命，红旗飘飘打胜仗”。洪湖因著名的《洪湖赤卫队》吸引天下来客，又因贺龙的即将垮台而蒙受冷落。仿佛一个失去靠山的歌手在做最后的谢幕演出。
我们在洪湖还真看了场文艺演出，这也是我们长征途中看的唯一的一场文艺演出。演出的节目，大多数是串联到此的外地红卫兵排演的，也有当地文艺团体演出的。红卫兵演出的不外乎是“拿起笔做刀枪”的歌舞。看多了，没味道。当地的节目有渔鼓、小曲，歌舞。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既不像歌舞又不像戏曲的节目，一年青女子与一老汉摇船上来，且舞且唱，女子大红大绿，舞步轻盈，娇媚迷人，老汉长须盘发、刚劲挺拔。唱的什么，忘记了。我们因是从广西徒步串联而来的，剧场照顾我们坐在前几排，台上的演员相貌、表情纤毫可见。我一眼就认出台上这俩人。原来，那天下午，我们在洪湖街上闲荡，看到饭馆里有红烧野鸭子，二角钱一份，破天荒的在馆子里吃了餐饭，在野鸭子中还吃出了致它死命的铁砂。吃饭时，这一男一女也在吃，女子身材娇小玲珑，楚楚动人，闷闷不乐。男人大大咧咧，左顾右盼，俩人吃完饭匆匆离去。当时我就在忖度，这会是俩个什么人？没想到在台上看到了。台上的女子活泼开朗，魅力四射，与台下的形象迥然不同。继而又好奇，既然是文工团的，晚饭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吃？一连串的疑问，当然永远不可能解开。但也让我永远记住了这难忘的演出，难忘的洪湖。
离开洪湖，我们第二次渡长江，拜谒三国赤壁。
从洪湖的乌林上船，过长江，便是大名鼎鼎的赤壁。望着并不宽阔的江面，并不险要的地形，怎么也想象不到二千年前这里会发生旌旗蔽日、烽火连天，死伤无数的惨烈战争。乌林不见林，是一片平坦的沙滩；赤壁有巨石，更多的是茂密的树林。我们在林子里发思古之幽情时，“卫子”在低头寻找东西，忽然高高举起一把锈迹班班的铁器，大声说，看看，当年赤壁大战的武器。我们不信，但只要低头细看，满地确实是锈坏了的铁渣，也能看到较完整的象矛一样的铁器。“卫子”说，乌林才是赤壁大战的主战场，他在那就在寻找大战的痕迹，没找到。也许是沙滩掩埋了，没想到在赤壁却发现这样多的残留物。这成了我们这支长征队遇到的一个巨大历史谜团。说是赤壁大战留下的文物吧，不大可能，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 208 年，距 1966 年有 1758 年之久，再多的铁器不也会被后人拾完？何况其中还有个 1958 年的大炼钢铁，天下王土莫不砸锅卖铁以完公差，这里何能免乎？说不是赤壁大战留下的器具吧，那又会是谁留下的，日本人？国共内战？印象中这里都没发生大的战事，而且，我们看到的都是冷兵器，以矛居多，现代打仗不会用。就算是日本人留下的， 1958 的大炼钢铁也会吞噬已尽。“卫子”后来说，他问过附近的农民，农民说这东西多的是， 58 年捡了一些，那捡得完？ 1982 年，我曾又一次重游赤壁，到了那一片林子，无论怎样寻找，也看不到一点铁屑。 1994 年第三次游，那里已建成景区，古木森森，绿草茵茵，再想寻得铁渣更是不可能。“卫子”去世了，不知他那曾经保存的铁矛还留在世上否 ? 偶然与“黑子”聊起这事，省级考古专家的他也唏嘘不止，没有了实物，不管我们怎样说亲眼所见当年赤壁曾有大战留下的铁器，谁都不会相信。
在湖北的长征还有段有趣的经历。我们从武汉开始，便彻底摆脱了铁路线，找一些有意义的地方去走。离开武汉，我们选择了东线，从黄陂进入大别山区。那时，恰逢美国轰炸了越南的河内，中国各地民众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声讨美帝国主义。不知是谁提议，我们也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早晨不吃早饭走四十里，上午、下午再分别走四十里。一天走一百二十里。现在看起来这个举动有点滑稽，你在大别山走路走得再多，美国佬也不会少投一颗炸弹，越南人民也不会受到什么鼓舞。不过，那个年代，什么事都可与世界革命挂上钩，考好一次试是为了解放人类，节约一张纸可以支援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更何况我们是在实实在在的走路 ? 这个倡议得到大家一致同意。连续五天急行军 600 里，穿过麻城、红安、大悟山、进入河南。
河南 贫穷是万“陋”之源
早就听从北方回来的学生说，窝窝头不好吃。一踏进河南，窝窝头就成为我们的主食，伴随我们走完河南全境。也伴随我们对当地农民贫苦生活一步一步的认识。
现在街上卖的窝窝头又软又糯，且香，可以当点心吃。那时的窝窝头不是这样，硬硬的，一口咬下去，掉渣，冬天在室外放久了，像铁一样，咬不动。只能一块块的掰下来，放入口中慢慢溶化，再咀嚼着吃。窝窝头通常是指玉米面做的。其实，在河南，还有不是玉米面做的窝窝头，比如高粱面、其它杂粮面做的窝窝头，那才叫难吃。高粱面的窝窝头咽下去就好像无数刀片在喉咙里通过，嗓子生疼生疼。只有到那时，人们才会由衷的感到有玉米面窝窝头吃，是多么的幸福。刚进入河南，有时我们也会效仿在湖北的办法，早晨走一段路再吃饭。但才走几天大家觉得不行，早晨那段路程特别难走，觉得格外冷，冻手冻脚。手不是自己的，系裤子都不能。只有等吃了早饭，身上才会热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饥寒交迫吧。有时遇到玉米面窝窝头，我们会拿一个上路，肚子饿时再吃。这也不行，吃了会胃痛。在河南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胃痛。那天快到中午时，忽然感到心口疼，十分紧张，问旁边的“卫子”，他看了看我指的部位，笑笑的告诉我，那不是心疼，是胃痛，大概是吃了冷窝窝头引起的。从此我知道了什么叫胃痛，当然，从此也不敢再冷吃窝窝头。
河南的贫穷不仅表现在吃的方面，在“拉”的方面也一样。在河南农村上厕所，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厕所里到处是一截截的小棍子，有时，厕所外也散乱的丢着。“冬冬”说，这是揩屁股用的。看看厕所里，确实没有用过的手纸，应该是。可棍子如何能取代纸？百思不得其解。前不久，看“清秋子”《我是老三届》的自传体小说，他说，当年东北农村老乡因为穷，把棉杆的一端刮得绵软当手纸用。这才相信。河南到底不如东北，连棉杆都用不上。用的就是普通的树枝。有的棍子还削得尖尖的，可以想像，使用起来的手法一定比东北老乡的娴熟灵巧。
在睡的方面，河南人的习俗也让人感概贫穷是万“陋”之源。河南学生串联的很多，接待站经常人满为患，当地的、外地的常挤在一起。接待站一般设在学校，或公社礼堂。睡觉统统是大通铺，房间里烧着有烟通的壁炉取暖。一般是男女分室而居。但有时人太多，男女睡在一间房子的也有。一觉醒来，发现身边不远处竟是个女的，不是奇事，那时人纯洁，并无不好的邪念。只有次，“黑子”绘声绘色的说，晚上他起夜，掀开门帘，看到外面一片白花花的在晃动，吓了一跳，再看，原来是男生赤身裸体的小便，懒得去厕所，出门就方便。这话引起我们的好奇，以后我也起来几次，证明此言不虚。河南大部分男生就是穿一件空头棉袄、棉裤，晚上脱下来，抓抓虱子便钻进被窝。说到虱子，那时并不以为耻，战争年代的解放军、志愿军战士都有虱子，因此，它也成了当时学生心目中的光荣虱、革命虱。到河南不久，不知是“汤鸡”还是“卫子”首先发现自己光荣了，大家急急忙忙的脱下毛衣认真寻找，终于确定，全部光荣了。这光荣一直伴随我们到了北京。回家后，所有的家人第一件事就是烧一大锅开水，彻底告别光荣。其实，虱子并不可怕，除非身体很热，一般就舒服的躺在毛衣或棉衣里，时间久了，你不会感到有无虱子有什么区别。当时我们很奇怪，河南人如何有赤身裸体睡觉的习惯 ? 照理说，这里冷，起码要穿运动衫睡才行呀。这个疑问很快就解开了。有一次，公社接待站安排我们在农户家睡，那家烧了炕，炕上只铺一席子，一种很粗糙的草席。我们马上明白睡觉不穿衣的原因：穷。没衬衫的自然要光身子睡，有衬衫、运动衣的爱惜衣，舍不得在草席滚，自然会脱下来。
也就是在那户人家，房东大婶一番话，让我记得一辈子。她佝偻着腰，在灶前烧火，听说我们是从南方来的，羡慕的说，南方女人好呀，享福。我说那也不是，广西农村男人过去是被称为“三崽”的，在家带娃崽，下河摸鱼崽，上山打乌崽。地里的事全靠女人。她固执己见，不知从哪得到的消息，说，湖南女人就不做事。我说，一样要带小孩、做饭，养猪。她说，这也算事 ? 要是我们能这样，就享福了。我不知道河南妇女要承担多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从此记得，湖南女人是最享福的。两年后，当我插队到湖南农村，看到那些确实只围着灶台转，很少下地的妇女还在埋三怨四的时候，就想起河南灶火旁那佝偻的身影、那羡慕的语气。人啊，很多时候是生在福中不知福。七、八十年代，湖南城市中经常可以看到河南的板车队，夫妻一部车，搞运输，做体力活。妇女身壮如牛、栉风沐雨辅佐丈夫，湖南妇女确实难以做到。
凭心而论，湖南农村妇女也做事，只是外面的事做得少。家务事中养猪是一大事，觅猪菜、煮猪食，要费不少精力。这点河南妇女体会不到。河南的猪是放养的，瘦得像狗，不怕人，在街上横冲直撞。湖北江汉平原的猪也是放养，但吃得饱，肥头大耳，懒洋洋的躺在街上。从猪的身上也可看到地方的贫富差别。
河南的穷，还体现在抽烟上。抽烟与贫穷本不应该划等号。但现实划了，印象中当时河南农村抽烟的特别多，十一二岁的小孩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拿着根烟当着大人的面抽着玩，十七、八岁的姑娘抽烟多了是。烟也不是好烟，自制“喇叭筒”、烟袋，一股生烟味，三米外闻着就呛人。见我们不会抽烟，农民很诧异，有自圆其说者说，哦，那一定是你们南方不冷，不用抽烟。抽烟能御寒，这是河南农民一大发明。一天，我们好象是为了问路，敲开了村边一孤零零房子的门，一股浓烟从房间涌出。看得到，房子里有五、六个人围着一冒烟的树蔸坐着。我们不由自主的问出来的人，里面在干吗？他说，烤火呀，我们说，烤火怎么不让那树蔸燃起来，他笑了，那不一下子就烧完了？这烟特驱寒。我们恍然大悟，烟与御寒就这样联系起来了。
河南是贫穷的，但贫穷不是河南的唯一。乐观、豁达、充满正能量在河南处处可见。
在红卫兵接待站，我们见到的男男女女学生，个个活泼健康，乐观爽朗。那怕是光着膀子捉虱子，也是笑嘻嘻的一边与同伴聊天，一边捉。老百姓淳朴善良，勤劳勇敢。
到了河南。自然要到当时大红大紫的兰考看看，而且，我们还去了焦裕禄家。当时兰考两派斗争很激烈，焦的妻子是保守派，日子不好过。有人劝我们别去。我们想，两派斗争与我们何关 ? 向红卫兵接待站的同志提出后，也不知道他是哪一派的，反正爽朗的答应了。记得那天是 67 年的元旦，县委礼堂晚上放电影。放电影前，我们如约来到焦家。县委院内普普通通的平房。家中摆设和一般机关干部一样，不特殊，也不寒碜。近日看报纸，有人说，焦死后，妻子住的是篱笆隔出来的陋室，这话不实，起码， 1967 年的元旦不是那样。焦的妻子姓徐，原来是打字员，后来成了一机关干部。个子不高，眉清目秀，齐耳短发。整个见面她只是礼节性的问候一下，大多数时间是沉默不语。倒是她的三个子女，靠着墙壁坐在低低的板凳上，眼睛骨碌碌的好奇的望着我们，一群穿得破破烂烂，像大叫化子的从广西走来的年青人，想笑又不敢笑的样子很可爱。我们没坐多久告别了。现在回想，我们去焦家干什么 ? 我们代表不了什么。也不能给逆境中的徐大姐任何帮助。但我们还是去了，向焦的家人表达了对焦的致意。
第二天我们去了焦裕禄陵园，在那听到的一首歌至今记忆犹新：“焦裕禄，我们的好兄弟，你就像那泡桐树样巍然屹立，……”
有人说，当年兰考的人都可以说出焦的故事，那倒不一定，说，兰考人都怀念焦，这倒是真的。我们离开焦裕禄陵园，向一个哼着小曲赶着牛车的老汉问路，他知道我们的来历后，非要我们坐他的车，说顺路可以捎一段。我们谢绝了，最后互相妥协，把行李放在他车上。赶车的老汉话不多，与他说到焦裕禄时，只一句话，好人呀。看来，他对焦的了解也不多。一路无语，走了十多里路，我们分道扬镳。细心的“冬冬”说，老汉其实是在送我们。回头看，那老汉从岔路口的另一条路回归到来的路上，破旧的牛车摇摇晃晃。真难为他了，至今我还记得他的模样，一根草绳扎在破棉袄上，戴一顶遮耳的瓜皮帽，稀稀拉拉的山羊胡，鼻子冻得通红，说话鼻涕就流。心肠好，可形象猥琐。
不过，我们很快就感受到了河南男子汉粗犷、彪悍的一面。
来兰考之前，我们一直在打听从哪过黄河，都说，哪有渡船呀？得走郑州铁桥。我们不信，到兰考一问，兰考就有一渡口，但要天气好才能渡。我们依旧不信，还是往渡口走。到了渡口才知道，传言都是真的。原来有过渡船，后来取消，最近学生串联经过这里的多了，又恢复了。一天就两趟。我们来晚了，只能第二天渡，而且确实要看天气。第二天的天气阴沉沉。不知是好还是坏，隐约听到接待站的人说，看到是我们来了，今天还是渡。往渡口走去，很远就听到低沉的咆哮声，越靠近声音越响，啊，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就这样呼啸着，迎接我们的到了。到了黄河，先上大堤，再下去，在一个断岩处的地方聚集了不少人，那是渡船上下人的地方。我们打量着眼前并不宽，但咆哮如雷、波涛滚滚的黄河，心情与见到长江完全不一样，敬畏感油然而生。渡口的人小心的招呼我们到了河边，宣布了几条纪律，重点是上船后，绝对服从船老大的指挥。说话间一条船不知从哪飞驰过来，随着一阵急促的么喝声稳稳停住。那船又高又大，人坐到舱内，外面根本看不到人。坐到里面自然也看不到外面。船是新的，刚刷过的桐油还泛着幽幽的光亮，船工体格高大，精明强干，说话都是不可置疑的命令。上船后又宣布了纪律，其实就是不宣布，任谁都不敢在这场合调皮。我们紧张，船工也紧张，一个个神色凝重。不一会开船，坐在舱内，只感到起伏的颠波、箭一样的速度，耳边是流水撞击船的砰砰声。大概半个小时，船在下流很远的地方靠岸。看看那些船工，一个个如释重负。我知道，每一次摆渡，对他们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但也正是在黄河上惊心动魄的摆渡，彰显出河南人粗犷、豪迈、敢于担当的一面。
河北 风雪交加 炉火正红
如果说长征，在广西是窒息，在湖南是兴奋，在湖北是神秘，在河南是贫穷，那么，到了河北，真正是一种苦熬。长时间的一天八十里路，加上食宿不好，大家已疲惫不堪。“黑子”的右手疼痛得抬不起来，系裤子要哥哥“卫子”帮忙。他后来因祸得福。回家后，他父亲为了帮他恢复右手的功能，买了一部小提琴，天天拉，右手功能正常了，提琴技艺也一不小心达到专业水平，以后，就凭这本事调入文工团。后来从事古建筑研究，那是后话。我的右脚背在河北的某一次急行军中受伤，疼痛不已。后来到北京医院检查，是疲劳性骨折。当时不知道，以为是扭到了，擦擦药，贴块风湿药膏就没事。同伴们对我的身体不担心，只担心“黑子”，劝他别走了，他不肯，坚持要走完。“汤鸡”要我们别劝，说，好不容易走到了这，还不走完？现在想起这话好笑，谁规定了一定要走完？走完了又能得到什么奖赏？没有。但在当时，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汤鸡”这样的的想法。不愿意功亏一篑。走下去，留下一个完美的记忆。我也从没想过放弃。
思想中还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劳其筋骨……”的味道。近半个世纪后，有天我问“黑子”为什么不放弃长征？他的回答很简单“回家干什么？我家的门都被大字报封住了。出进要弯腰从底下走，不如和大家一起走还好玩些”。 这也是理由？也许是，每人都有。
对河北印象最深的是天气恶劣，雨雪交加。气温到了零下二十几度，这对我们零上五度小学就要放假的广西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在河北遇到的雨雪天气多，雨是小雨，或者是雪末子，打到脸上生疼。每人买了块塑料布，包好背上的背包，戴着斗笠走。由于天气不好，经常是天黑了，人还在路上。印象中有一天我因脚疼，落在队伍的后面，“卫子”陪着我，顶风冒雪摸黑前行。前面的村庄灯光点点，隐约听到大喇叭在广播全国各地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游行示威的新闻。当时中央广播电台晚上的新闻联播是七点半开始。这个细节说明，快八点了，我们还在路上。
在河北，天气虽然寒冷，心里却是热的。毫不夸张的说，越走越觉得河北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快半个世纪了，“高佬”一口气说出了我们在河北的行程：馆陶－－南宫－－临西－－衡水－－河间－－任丘－－霸州－－固安－－黄村－－北京。这些都是曾经出现在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敌后武式队》、《青春之歌》里面、耳熟能详的地名。踏进那古朴的县城，脑海里自然浮现出当年抗日救国的战争场面。另外，我们经过河北时，正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元月三日，上海造反派夺权，中央给予肯定，电台广播后，河北像是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火炉，文化大革命的炉火越烧越旺。我们在湖南兴奋，是因为民众对红卫兵的热情，在河北，则感觉是人人在参与，个个在革命的形势带动着我们热血沸腾。沿途到处在夺权。有时一个集镇上，街头扯着条横幅“某某公社夺权大会”，旁边放着几张桌子，上面放个某某所、某某办的牌子，不知是招揽人来夺，还是已经夺了。街尾又有同样的横幅，同样的摆设，大概是两派扛上了。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昂的夺权声明。很好笑，又激动人心。
有一次，我们应邀在一个县的县委礼堂听了一次夺权报告。县委书记做的。只听了后面一段。那书记不要稿子，字正腔圆，抑扬顿挫，该激昂时激昂，该沉稳时沉稳，把夺权与当前工作说得井井有条。当时只一个印象，这县委书记太会说了。快五十年了，听过的报告无数，真还觉得无人超过他。
还有一次，我们差点卷入夺权斗争。那是走到任丘县某个村子，在接待站吃晚饭的时候，村里团支部书记过来，热情的与我们嘘寒问暖，请求我们留下来参加他们的夺权。他历数大队原领导班子的不是，介绍贫下中农是如何渴望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当时，中央也有号召，要学生到农村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心动了，想留下来，不一定就支持他，只当看看农村的夺权斗争是如何开展的。不过，晚饭过后，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无意中知道，北京已经有五个女学生在村里住了一星期。我和“高佬”、“冬冬”去拜访了她们。五个姑娘是北京一所中学 68 届初中毕业生，矮矮胖胖的，她们是其中一个同学的老家在这，五人结伴过来住住，说不上旅游，也说不上是参加斗、批、改，过几天就走。五个姑娘很矜持，知道我们是从广西徒步串联过来的，只表现出些许的好奇，并无他乡遇“战友”的感觉。听说我们要留下参加夺权斗争，她们说，听说了，这里情况蛮复杂的。当时我们吓出一身冷汗，我们决定留下，只刚刚与团支书说过，怎么她们就知道了？回来大家一商量，留下来弊多利少，不如走人，而且要快走。走慢了，村中两派还不知会闹出什么把戏。第二天一早，我们早饭没吃，便到团支书家告辞，支书没起床，正幸福的搂着媳妇睡觉，听说我们要走，慌忙起床穿衣想挽留我们。无奈我们已经离去。
回柳州后，“冬冬”曾给那五个姑娘写信。不知道她们的名，只知道是多少中学，信写过去，居然回了信。我看过回信，语气比当初与我们交谈时热情多了，还向战斗在援越抗美最前线的我们致敬。我当时鼓励“冬冬”，不错，你可以继续交往下去。他苦笑了说，什么呀，你看看落款：武红。五个红卫兵的谐音。根本没告诉我名字，怎么交往？这武红，可真矜持到了骨子里。
伴随我们走过几省的斗笠最终也留在了河北。早听说过吕玉兰大名。邢台临西县东留善固一回乡知青，全国劳动模范，与陈永贵齐名。进入河北后，我们特意弯路去看看她。那时也追星，追政治明星的疯狂一点不减当今追歌星、影星的势头。到东留善固来看吕玉兰的红卫兵有好几百人，大队接待站住得满满的，听口音大多数是河北的红卫兵。大家团团围着一负责接待的男青年打听吕在哪儿。那人一边做事，一边机械的重复，去公社了，晚上回不来。我们挤上前，自报家门，他抬头望我们一眼，笑笑说，哎哟，这样远呀？我打电话给她说说。不一会，告诉我们，吕会回来。
晚饭后，我们来到大队部，学生早已里三层、外三层将大队部围住。我们是贵宾，被引导到房间内，房内还有几个红卫兵，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不一会，吕玉兰来了，二十来岁，面色红润、体态丰满，一副女汉子的作派，大步流星，风风火火，快人快语，进门就问，哪是从广西来的？与我们一一握手，十分亲切。她是在别的大队有事，特意骑单车回来，晚上还要过去。“高佬”代表我们把斗笠送给吕，她楞了一下，接过来，连说好看好看。又问，斗笠给我了，再下雨怎么办 ? 还没等我们回答，外面的学生吵着要进来，吕笑笑说，好热闹呀，连忙与房间里的学生寒喧几句，跑到外面去了。
与吕见面的时间很短暂，不过，她特意摸黑从外面骑单车赶过来与我们见面的举动，那淳朴、亲切的形象留给我们美好的记忆。以后也时时关心她的动态。知道她 69 年后，当上中央委员、官至河北省省委书记，文革后被贬到正定县当县委副书记，正好与习近平共事。习后来到了福建，听说吕患重病，还特意携夫人看她。可见此人官德与私德一定不错。
元月二十二日，我们到达北京郊区黄村。接到通知，进京的学生首先要到前门接待站登记，统一安排食宿。大家推举我去办这差事。一大早出门，快到前门了，我放慢脚步。前门与天安门在一起。我想让自己看到天安门的场景更隆重些、神秘些。我们历尽千辛万苦，不就是为了到北京？不就是为了那天安门上的红太阳 ? 天安门成了红太阳的化身。至今记得，在一个胡同口我屏住呼吸，朝左一转，哗，天安门映入眼帘。啊，竟是那样矮小，毫不起眼。
结尾 美好的回忆与敬重生命
我们被安排住在石油学院。所有进京的学生只管五天的食宿，并没有因为我们是徒步从广西来的而给予优待。五天时间也够了。我们长征并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行走的过程。能走到就是胜利。我不知道当年的学生还有谁能像我们这样徒步走完两千多公里 ? 我们仿佛完成了一次凤凰涅磐，此刻已归心似箭。
没有庆功宴、没有总结会。生命中注定难忘的长征就这样结束。大家在北京玩了几天，便匆匆乘车回家。
说说长征的难兄难弟。八人从柳州出发，一人在衡水因家中父亲病重回家，走完全路程的七人。长征中，大家非常团结友善。回来听到有的串联队，因不团结走不到七天就散伙。我们不错。八十多天从没吵架，连脸红都没有过。去哪里，怎么走，高度的统一。长征后，大家各奔东西。“卫子”英年早逝，五十四岁便撒手人寰。其余六人经历了同龄人该经历的一切，成了芸芸众生一分子。从政不过七品，经商不够上榜，职称不及正高，人生不算辉煌。倘使有一人辉煌了，那这段八十天的步行，比伟人当年七日步行游学益阳要牛逼多了。可惜，历史没有倘使。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回想，十七岁的长征留给了我们什么？不过是一段在困难中生存的经历。“冬冬”说，吃过长征中的苦，生活中还有什么苦吃不了？这当然对，不过已经毫无意义。生活中该吃的苦都吃过了，进入夕阳红，躬逢强国梦，还会有什么苦？那苦难的经历，便成为美好的回忆。
还是用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的一段话做为结束吧：“最富精神性的人们，他们必首先是最勇敢的，也在广义上经历了最痛苦的悲剧，但他们正因此而尊敬生命，因为它们用它最大的敌意同他们抗衡”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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