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 从叛徒到国民党大佬：谷正文的一生
从叛徒到国民党大佬：谷正文的一生
－－作者：散木
毛人凤说：“你比我还狠”
笔者是山西人，平时对山西关注较多。说到晚近历史，山西有两大国民党特工－－郭同震（又名郭守纪、谷正文）、乔家才。一般而言，特工这个特殊职业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树敌多，牵扯的东西也多，容易招致人们反感，所以，特工出身的人往往选择“ shut up ”（闭嘴）。可是郭、乔两位就不同了，在他们“软着陆”退休之后，却大爆“秘史”。这也成就了他们的知名度，特别是郭同震（谷正文），他一开口，媒体就要狂热一阵子。
2007 年 1 月 25 日，曾有“活阎王”之称的国民党前保密局退役少将谷正文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时年 97 岁。此前，他先后出版了《乱世蛇神：谷正文特务工作档案》、《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以及《北平时期的国共情报斗争》、《中共台湾省工委覆灭记－－蔡孝乾、吴石系列潜匪案侦破始末》等口述。此前，“台湾狂人”李敖也曾把谷正文请进电视节目（与乔家才也有接触），李敖出狱后致力于反对国民党，将谷视为奇宝，两人进行了深入的交往。李敖说：过去国民党的系统里面，从蒋介石让戴笠主持军事调查统计局（“军统局”，后来又演变为“保密局”，再演变为“情报局”）开始，“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谷正文将军知道得极多”，于是，“今天我特别请来戴笠的一个老部下”，他就是“八十八岁的谷正文将军，他过去做过情报局的督察长”。而谷正文其人，“他代表另一个时代的那种典型的狂飙式的人物，他们为了革命，为了爱国，曾经牺牲别人在所不惜，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人现在已经没有了”。
且不说李敖的判断对不对，“牺牲别人在所不惜”却是千真万确的，否则怎能被称为“活阎王”呢。
无奈，依照“剃头歌”的规律，“且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对此，谷、乔两位有着丰富的经验体会。这两位特工，生前对其主子戴笠忠心耿耿，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多有辩解，也由此带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如“戴笠之死”的谜案，有人以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飞机上放定时炸弹，谷却认为“这是不确实的”，等等。有些故事，则能够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如谷、乔皆曾是“为了革命，为了爱国”而步入历史舞台的，后来种种，却让人大跌眼镜，换言之，皆可入笔者的“中共叛徒列传”（此系列正先后在《同舟共进》刊登）。谷正文还爆出一些其他中共叛徒的“秘料”，如邢仁辅（即邢仁甫，曾任八路军 115 师工作部长，因腐化堕落受到严厉批评，产生了对立情绪，于 1943 年先后投靠国民党和日军。 1950 年被枪决－－作者注），谷正文自炫地回忆说：“他是共产党的军队，他是师长，我跟他是好朋友……”说到与中共的关系，谷自己说：“我跟共产党还是结束，只不过共产党我是叛徒了，叛逃的。”
就是这样的“叛徒”，在叛变之后做了许多令人发指的事情，乃至其上司“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对他说：“你比我还狠！”
好一个“你比我还狠！”有人看完谷正文的回忆录后感慨：“遍查全书，找不到一丝的忏悔之词，可以说是真正的怙恶不悛，全然是一个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浮士德。”这就是“你比我还狠”的“活阎王”了。在他的笔下和口述里，除过去公开披露的历史事件之外，他还一一讲述了许多“秘闻”，如他亲自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中放置炸弹将何的女儿（何鲁丽的姐妹）炸死，与蒋纬国一起密谋绑架傅作义功败垂成，奉蒋介石旨意毒杀白崇禧等。果然“每一桩都是活生生的故事和血淋淋的事实，读来惊心动魄，让人不寒而栗”。
“职业特务是怎样炼成的”
郭同震于 1931 年考上北大，据说是要立志做学问。不过“九一八”事变后，一如当时的一句名言：“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郭同震也无心学习，转而投身爱国运动。据他后来回忆，他一度还成为了“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
郭同震于抗战初任八路军 115 师某大队大队长，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失手被擒，此后折节成为“军统局”华北区的一名特工。又据谷正文《北平时期的国共情报斗争》所述：其实他早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就加入了“军统”，时在 1935 年，当时戴笠每个月派一个人与之联系。到了 1937 年七七事变，他与北平 20 多个流亡学生来到济南，组成“山东政府教育厅演剧队”，受中共北方局领导，队长是荣高棠（当时叫荣千祥）。此后郭奉命赴敌后开展游击工作，结果被日军俘虏。又有人称：郭是于 1941 年携两只驳壳枪，骑马潜逃投敌的，此后他就成为日军济南宪兵队曹长武山英一手下的特务，直到抗战胜利，他才再返“军统”。
“演剧队”后曾改称“战士剧社”（又称“移动剧团”），那是郭同震最后的“青春靓影”（尽管当时他的身份已十分可疑）。后来有人查访“演剧队”的老人，访者居然飞赴台北见到了谷正文，这大概是谷正文在世时由大陆来人最后一次对他的采访吧。感谢严平先生所著的《 1938 ：青春与战争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这本书记录了 2006 年末作者在台北采访谷正文的经过。那是在台北永康街 75 巷谷氏的住宅，“一团团黄色雨痕的墙上，高高地悬挂着蒋介石亲笔签名赠送给郭同震的大照片，还有沈醉所题‘正气傲骨文如其人－－正文将军吾兄雅正’的条幅”。主人呢？“他白天多数时间是睡觉，只有晚上才会醒来一段时间，就那么默默地坐着，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根本不见客，因为我来自北京，和他在一年前又通过电话，更因为我还是受张瑞芳（电影艺术家，已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逝世）、张昕委托来访的，所以对我完全是一个例外。当拉住他瘦骨嶙峋的手时，我只能感叹岁月的蹉跎。眼前这个瘦弱的老人，他颧骨高耸两腮塌陷，和书柜里那张威武逼人的军人照片相差甚远；与六十多年前，移动剧团那个高大、充满活力又带着一点诡秘神情的郭同震更是判若两人。当我拿出移动剧团当年的照片时，他却好像融化了似地笑了起来，他用一根长长的手指点着照片说：张瑞芳！小三！他仔细地看着那些照片，并且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们。那神情好像六十年前的青春岁月就在眼前，好像他们彼此从未分道扬镳似的。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他回答：‘记得。’‘记得你演过的戏吗？’‘《放下你的鞭子》！’他立即回答，声音突然变得很响亮。他谈到自己在山西的家，谈到自己的婚姻，几乎有问必答。他说：‘我知道当时他们谁是共产党！’‘谁？’我追问。‘荣千祥！’他大声说。他恐怕永远都忘不了那个荣千祥（荣高棠原名），在有着很多人的照片里，能轻而易举地就把荣高棠指出来。之后，在我问到杨易辰、程光烈、陈荒煤时，他依次点头表示肯定，在问到张瑞芳、张昕、庄璧华时他立刻坚决地否定：她们不是共产党员……奇怪的是，尽管荒煤在移动剧团时没有和组织接上关系，他却肯定地说是。‘你当时是怎么知道的……’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他抬头望向我，无声地笑了，声音很低但我听得很清楚地说：‘这个你不懂。’虽然说不了多少话他就累了，但我还是没有忘记向他提出我所关心的问题－－同时更是张昕老师想要知道的事情：六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晨，当移动剧团收拾行李装车转移时，他的突然失踪，当时他解释说是去修表了……在我讲了这一番话后，他又一次露出了无声的笑，接着，他看着我说：‘－－那是骗人的！’这其实是意料中的回答，但我还是为他回答的从容冷静，甚至带有一丝残酷的幽默而感到吃惊。那一刻，我想问他，还有什么是骗人的……”
张瑞芳
好一个“演剧队”里的特务！（据谷正文自己的说法，在参加“移动剧团”之前，他并没有参加“军统”，“只是拿了人家的钱，为人家做一点事情”，正式参加“军统”是在“移动剧团”之后，而他参加国民党则是到台湾后的事。）可是他也曾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并与荣高棠、张瑞芳他们共同拥有过“青春的岁月”啊！此后他终于炼成职业特工，“几乎每时每刻都处在危险中，如履薄冰，因此养成了从不轻易喝别人的水，吃别人的东西，也不接包裹的习惯，甚至连妻子都要小心防备”。他甚至与亲生儿女断绝了来往，养女谷美信说：“他是一个很凶的人，自己的女婿有了外遇，他竟然找上门去往屁股上捅了两刀，这哪里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干的事情！”她还说：谷正文“曾经总结这一生的经验，永远都不要做老大，那是要掉脑袋的，要做老二，学会低声下气，可实际他根本做不到。不仅如此，人到晚年，他觉得是该结算的时候了，竟一反平生谨慎小心的作风，屡屡在各种敏感场合‘大鸣大放’，抖出不少尘封黑幕，这个一生经历了许多危险的人，似乎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危”。他的“大鸣大放”居然惹恼了李登辉，因此“常有人跟踪他”。
“演剧队”之后的谷正文，竟是“双料”特工，同时为日寇和国民党服务。“光复”之后，戴笠赋予其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的职务，他在这个职位上度过了 17 个寒暑。在那个位置上，谷正文干出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我未受过情报工作专业训练，不过，在共军一一五师那段时间的历练，却使我懂得‘渗透’的概念，而我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认知及共产党员个性的体认，又使我在渗透活动上拥有许多便利……由于通货膨胀，我所提出的条件是，一个月一袋面粉。在当时，对学生而言，这一袋面粉是一项很大的诱惑，所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便在亲共学生团体内发展出一个为数二十二人的情报组织。这个种子队，对我日后负责的各项反共情报任务，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真正有效的跟踪调查，必须暴露自己，也就是所谓的渗透，和跟踪的对象做朋友。”
历史证明：叛徒出身的特务危险最大，谷正文现身说法。因为是“过来人”，他懂得“渗透”的道理，而当年国民党特务系统中，中共叛徒可谓多矣，有“中统”的顾顺章、卢福坦、李竹荪（李竹声）、周光亚等，“军统”的傅胜兰、胡天秋、黄雍、龚少侠等。
谷正文的“得意之作”
1946 年戴笠死于空难后，“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清点其遗物时，注意到戴笠在日记中提到的一句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据说从此接替戴笠的毛人凤遂对“郭同震”刮目相看，常常委以重任，谷正文也由此成为国民党的高级特务头子。至于由谷正文经手的要案，也是他晚年喋喋不休、时时自炫的“得意之作”，不妨看看如下几桩：
谷正文称：在他经手的要案中，有一所谓“小偷助我破获北平共党地下电台”案。这里的所谓“小偷”，即外号“草上飞”的飞贼段云鹏，谷正文用这个人观察发现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又顺藤摸瓜，抓住了总台台长王石坚。（王石坚叛变后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此后又在特务机关中担任少将－－作者注）
那是 1946 年内战爆发之后，戴笠在北平委任谷正文为“特别勤务组”组长，后来谷正文在自述中说：当时在北平的情报斗争，其实就是他与中共北方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之间的一场斗争。他说： 1946 年冬季，他利用一个飞贼，破获了中共在北平桌子腿四号院的地下电台，这个电台的通讯范围遍及沈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乃至上海，台长李政宣被捕叛变，供出了一份组织名单，其中包括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孙连仲部的作战处长谢世南、高参室主任余心清，包括两名中将及十七名少将。
谢士炎烈士（湖南人，黄埔军校毕业，陆军中将）正是谷正文提到的“谢世南”。谷正文回忆时说，自己不是一个轻易以貌取人的人，可他在第一眼看到谢士炎时，却被他从容凛然的气势给震慑住了。当谢士炎被带进刑讯室，他炯炯有神又坚毅果敢的眼神竟使得“活阎王”谷正文顿时心慌意乱起来，谷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遁走了。次日，谷正文在审问谢士炎时，先假惺惺地为谢亲手冲泡了一杯咖啡，并说：“通常我只是一个人喝咖啡，只有碰上自己欣赏的人物，才会共饮。”谢士炎则说：“如果你在共产党，一定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干部。”两人以奇怪的“青梅煮酒（咖啡）”的方式拉开了这场审讯的序幕。谷正文提问：“你是领袖（即蒋介石－－笔者注）的得意门生，发生这种事，后果大概很严重，你怕死吗？”岂料谢士炎坚定地回答：“不！拿死亡来威胁我是没用的，对我来说，死亡只有遗憾和不遗憾的区别！我认为你是国民党里少见的具有情报天赋的人，因此我相信你一定明白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已经深入渗透到国府国军各个阶层，这就是我觉得死亡并不遗憾的原因。这样说吧，死了一个谢世南，还会有更多的谢世南，那死去的谢世南无法完成的任务，活着的谢世南会完成……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而且，我认为国民党是妨害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中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好一个漂亮的回答！“活阎王”为之气沮。据说谢士炎就义时大义凛然，还曾遗诗一首赠予谷正文，而谷正文后来说自己忘了。那首诗可谓慷慨、壮烈－－“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谢士炎牺牲时年仅 36 岁。 1946 年 9 月，谢曾参与拟订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后通过中共地下党交给叶剑英。叶以此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当局假谈判、真备战的阴谋。也是从此，谢士炎成为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情报员。此后谢士炎被调任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处长，多次利用参与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地下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谢士炎被捕后，于 1948 年 9 月 19 日英勇就义。
以谷正文相对谢士炎，正是妍媸立见。
1948 年冬，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在华北的军事力量只有傅作义集团尚在困兽犹斗。其时，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攻势及和平攻势下，傅作义面临巨大压力，趋于崩溃，而国民党安排在他身边的特务也向南京呈报了守将不稳的情报。蒋介石先是派特务头子郑介民飞赴北平，试图说服傅作义率军突围，由天津乘船南撤；傅作义拒绝之后，南京又派来山西人徐永昌做说客，亦未奏效。 1949 年 1 月，蒋介石宣告下野，他派小儿子蒋纬国到北平做最后的拉拢工作。当时谷正文以为傅投共的心迹已明，建议动用绑架手段。然而蒋纬国胆子没那么大，唯恐这样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威信不利，但谷正文不死心，在小蒋面前剀切谏言，认为这是北平失陷前所能做又做得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绑架成功，将傅作义押回南京以通敌罪审理，则对其他持观望态度的国军将领也是一个警示。谷正文还以为绑架一个傅作义虽不能将北平城中的七个中央军带回江南，却有可能因此而挽救其他部队的士气。不过，蒋纬国终究不敢。
傅作义在西柏坡
1993 年，谷正文与蒋纬国会面，旧话重提，问蒋当年何以不听自己的建议。蒋纬国说：当年他到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看见傅作义心力交瘁地瘫坐在椅子上，手上拿了火柴，划了五根火柴还点不着一根香烟。傅作义问他：“如果二少爷是我，会怎么办？”当时蒋纬国一想，自己也回答不出来，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多年后，他对谷正文解释说：“后来我想了想，父亲并未交代我这样做，所以，我不能擅做主张这么做。”谷正文听罢懊丧不已。
杨杰，云南人，民国兵学泰斗，曾与蒋百里、白崇禧、刘伯承一道被称为“中国的三个半参谋长”，著有《国防新论》、《战争要诀》等。他出身滇军，先后入读云南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北洋陆军军官学堂，后又两度留学日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曾参加北伐，又于国共内战时不满意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主张“一致对外”。 1933 年长城之役，时为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率军与日军作战，后来还当过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
1949 年，与国民党离心离德的杨杰已秘密成为“民革”西南地区的领导人。他策动云、贵、川、康地区的实力派举行武装起义，不幸被特务查知，于是他潜入云南，说服卢汉参加起义，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杀，最后遁入香港避难。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痛心反省，认为导致自己惨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内部的政敌和对手“为虎作伥”，因此必欲诛之而后快，而其首选的目标，就是杨杰。为此蒋介石三番五次催促毛人凤解决此事，毛人凤又转交谷正文办理。谷正文得令后，交由另一个特务头子叶翔之去执行，至于直接承办此案的杀手，则是田九经和韩克昌，他们也是谷正文从国民党国防部技术总队寻来的。 10 月下旬，叶翔之一行潜入香港，由田九经任外围，韩克昌则手持信函到了杨杰的住宅，谎称是台湾送信来的。杨杰毫无防备，让来人进入室内，韩克昌乘杨杰俯身写收条时，迅速拔出手枪，朝杨杰的要害处连开三枪，杨当场毙命。
杨杰原本是要赴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却从此梦断香港。周恩来知悉此事后，曾为未能保护好杨杰而一再自责。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曾挖空心思对大陆进行破坏。其间，“保密局”叶翔之等拟印制一批假的人民币和港币，通过渔船走私到大陆和香港，以扰乱大陆的金融，引发经济恐慌，此事也交由谷正文承办。仿制可以乱真的钞票可谓一门“专业技术”，谷正文突发灵感，以为在监狱里必定有能印制伪钞的“天才”。一番查找，果然发现了一个名叫凌旦复的“犯罪专家”，谷正文派人将其“调服劳役”，予以礼遇，凌旦复也投桃报李，终于印制出了仿真人民币。这些假币运到大陆后，虽说给大陆经济带来了困扰，毕竟也有漏洞，同时也给一些在两岸做生意的外国人带来了损失，遭到美国人的干涉，要求台湾特务机关停止印刷假币。蒋经国为此面斥了谷正文，此事才逐渐收场。
在台湾最使谷正文名声大噪的，就是他曾口述的“中共台湾省工委覆灭记”了。他说：“情报局的系统，我做（了）两件事情，一件就是肃清大陆、北京、中共中央情报部的匪谍，整个的案子这样子办下来，到台湾我做的也是，肃清所有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从许远东起，到他的领袖蔡孝乾，他们都是投降的。”还有另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突击大陆”的建议和实施，即投派特务到大陆进行破坏，前后“有两千人，现在还剩下四百人”，而“突击大陆”，谷正文说：“大家知道明朝是亡于两寇，一个是倭寇，一个是流寇，那么我就是要学这个倭寇，我们不能到大陆当流寇，所以学这个倭寇。”于是他向“老先生”（即蒋介石）报告，“我们可以学当年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以袭扰大陆东南沿海的方式，不断地派人上去，今天福建，明天山东，后天广东，大后天江苏……搞得中共天天魂不守舍，穷于应付。”蒋介石十分欣赏他的建议，“反攻大陆”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最终不过是徒劳而已。
在岛内，国民党特务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是因为台湾当局建立了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开始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严密的特务监控。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了有效的破坏，其中就有所谓侦破国民党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的“共谍案”。
原来，为了配合解放台湾，中共秘密交通员、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由香港潜入台湾，与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担任参谋次长的吴石（代号为“密使一号”）接触。吴向其提供了一批绝密的台湾军事情报，其中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以及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国民党海军空军的部署及兵力情况等，这批情报很快由香港送到华东局和北京。据说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当即嘱咐说：“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然而不久之后，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抓获了中共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又最终抓获了工委书记蔡孝乾。蔡经受不住考验，折节叛变，遂导致岛内四百多名地下党员被捕，吴石、朱谌之也在其中，并且后来都被执行了死刑。
吴石案是谷正文一手经办破获的。在谷正文带领特务逮捕了吴石后，吴石坚不吐实，为此，谷正文心生一计，使诈派人把吴石的妻子王碧奎带到自己的家里，让自己的妻子陪同她拉家常，谈话中谎称自己于吴石在南京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时，还只是一个科员，多亏吴石的提拔才升为上校，现在吴石既然出了事，自己很想帮他等。王碧奎不知有诈，受骗说出吴石与朱谌之曾多次见面等。于是谷正文报告毛人凤，坐实了吴石案。事后毛人凤好奇地问谷正文是如何破案的，谷正文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毛人凤笑着说：“好厉害！以后可得小心防着你咯！”据说毛人凤从不开玩笑，而这个玩笑，正说明谷正文的“厉害”。
对这桩重案，蒋介石无比震惊，全程亲自督办。据说吴石在临刑前还写有一首绝笔诗：“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吴石被害后，谷正文派人搜查其住宅，却发现这位中将的家产仅有一根金条（四两），在场的特务连连感慨：“这么大的官，太不值得了！”
经谷正文侦办的“匪谍案”，一共牵连 2000 多人。
这曾是国民党特务一手造成的令人发指的大案，其中也有谷正文的身影。那是 1955 年 4 月，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拟飞赴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按计划代表团是在香港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后周总理临时改变计划，从昆明取道仰光抵达雅加达，而代表团其他成员所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离香港 4 个多小时后发生空难，即因定时炸弹爆炸而失事，死难者有 8 名中方人员和 3 名外籍人士。
被押赴刑场的朱湛之
该事件，一说是谷正文在毛人凤的批准下指示“保密局”香港负责人赵斌承干的，也是谷正文一生最得意的一次特务行动。不过，事实或与其口述自传有所出入，即其主谋应是赵斌承，谷正文是参与者，细节是国民党特务用 50 万港币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一名邝姓清洁工，乘打扫之机将一枚牙膏形的塑胶炸弹放到飞机机翼的起落架缝隙中，而谷正文的任务则是将清洁工带去台湾领赏。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舆论大哗，国民党特务的毒辣和残暴成为众矢之的，毛人凤却因此升为中将，成为“保密局”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的中将局长。谷正文面对指责竟不知羞耻，居然发问说：“我是个坏人吗？”
晚年谷正文自述曾参与谋杀白崇禧，而白崇禧系“桂系”首领，历史上曾与蒋介石有隙，特别在李宗仁回归大陆后，为蒋所深恶痛绝。白崇禧追随国民党至台湾后，一直处于居闲状态，据说蒋介石曾密令毛人凤对其采取制裁行动，而接获任务的则是谷正文。谷正文筹划暗杀，必须保证不留下半点痕迹，于是有多次惊险的暗杀行动－－有未遂的“轨道谋杀”，即在白崇禧出行时，让其所乘山间轨道车脱轨坠入深谷，所幸千钧一发之际，白崇禧被副官推出车外；有“毒杀计划”，即白崇禧因丧偶寻有一情妇，谷正文企图收买之，并嘱其将白毒死，但对方不予配合，计划也就无疾而终；此后，谷正文听说白崇禧又与一女护士相处，谷正文遂在白崇禧喝的补酒中下毒，致其毙命，其状是白崇禧死在卧室的地板上，尸体周身发紫，睡衣和床单也被撕得稀烂，床头还有半杯没有喝完的酒云云。
最近白崇禧儿子白先勇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2 年版）内称：白崇禧的死亡不可能是蒋介石下毒。他说：“关于父亲去世的谣言传得已经好像‘间谍片’。这些说法源于台湾的一个退休特务谷正文的文章。此人自称是监控白崇禧小组的成员，接受了蒋介石下达的命令。这完全是他自己的幻想。理由是，首先，蒋介石绝对不可能授命给他，他的级别差很远。其次，用酒来下毒也太笨了，万一毒不死怎么办？”白先勇还说：其实，“父亲在台湾没有任何实权，跟外界也没有联系，对蒋介石不构成威胁，所以没有必要谋害。而且父亲在国际上有一定地位，随便弄这种事，会闹成国际事件。再有，父亲的葬礼蒋介石也去了。如果他令人下毒再去参加，也未免太过分了。”关于白崇禧的死因，白先勇认为是心脏病突发。
晚年白崇禧
关于谷正文的所为，大大小小还有许多，其中曾被热传的，还有歌手邓丽君台湾间谍案、制裁李登辉未遂案等。
前者，谷正文回忆说：“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配合协同工作的是我所在的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统计局。”此事真伪，后来日本记者宇畸真和日本作家渡边也寸予以追踪采访调查，出版有《邓丽君的真实》一书，内称：“关于邓丽君是间谍一事，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即“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即上世纪 60 年代的后半期），她所能选择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即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邓丽君走上了‘间谍’这条道路”，当时“冷酷的国际政治硬将邓丽君推上了政治舞台”。对此，谷正文还回忆说， 1968 年夏天，邓丽君收到来自新加坡的邀请书，邀请她参加 1969 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其时，年仅 15 岁的邓丽君向台湾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与之一同提出出境申请的，还有她的母亲赵素桂。当时台湾仍处于军事管制的戒严令期间，进出台湾的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台湾安全局的严格审查，而出入境申请的审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现有条件为台湾政府进行情报工作，为了获得出境的许可，许多人也不得已地接受这一交换条件，从而被收编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人员，邓丽君正是如此，是被动接受而已。对此，谷正文解释说：“像邓丽君这样的情报人员，原则上与专业间谍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她）们不承担那些需要特别间谍技能的谍报工作，而只是利用他（她）们现存的条件，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台湾国民党政府效劳，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信息传递媒介而已。”
青年李登辉
前台湾“总统”李登辉有过早年加入台湾共产党以及脱离台湾共产党的经过，那是李登辉于 1946 年从日本返回台湾之后入读台湾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之时，正值“二二八”事变”发生之前，后来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自视太高，与党组织和“新民主同志会”的其他人不合，最后脱离而出。李登辉后来解释自己“脱党”的原因，是因为自觉并不适合党组织的活动，而此前他因为自己是学经济学的，喜欢从学术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不是真正喜欢参加共产党。“脱党”后的李登辉遂与中共党组织完全脱离了关系。
却说到了 1990 年前后，有人曾欲“制裁”李登辉，当时谷正文表示：要揭发李登辉过去是共产党一事，他是愿意做的；不过他反对以武力“干掉”李登辉，因为“要杀掉李登辉太容易了”，但如何善后呢？“尤其是面对美国的不满，如何去解决呢？”
此刻的谷正文，倒是在凶狠之外多了一点“大局观”。
转自《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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