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世家访谈录之四：吴欢谈宜兴吴家
文化世家访谈录之四：吴欢谈宜兴吴家
按： 唐宋之后，日趋富庶、繁荣的江南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人文的渊薮，而明清以来，在江南的诸多人文之乡中，常州堪称卓然特出者。宜兴吴家与武进庄家都是常州的地方望族，“吴庄两家的联姻，正是典型的‘门当户对’”，事实证明，这一“强强联合”所催生的众多人才，以及与这些人才有着婚姻、师生、朋友、同事之谊的人，竟或明或暗地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而这些影响，直到今天仍未消散。在此意义上，最为人们熟悉的画家吴欢先生的父母吴祖光、新凤霞伉俪，不过是海面上的冰山小小一角而已。
在南北议和时期，吴瀛跟着舅舅庄蕴宽在赵凤昌的“惜阴堂”中，亲眼见到孙中山、黄兴、张謇、宋教仁、唐绍仪、伍廷芳、熊希龄、章太炎、汪精卫、陈其美、吴稚晖、谭延闿、蔡元培这些人来到这里，由赵凤昌管吃管住，或谈判，或争论，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可以说，在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尚未建立这一时间段，“惜阴堂”实际上是全中国的政治中枢，“中华民国”就在这里诞生。
当时北京城最大的文化时尚沙龙，就在我们家的四合院，叫“二流堂”，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郭沫若、夏衍、老舍、茅盾、巴金、曹禺、叶圣陶、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裘盛戎、侯宝林、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还有香港的夏梦、李翰祥等等文化名人，都来我家玩，董必武、何连芝、康克清、贺龙、李富春、蔡畅、陈毅、杨尚昆等，也都是我们家的座上客，大家聊的都是诗文书画。但后来先反右，再“文革”，这些都没了。
图：吴稚英全家福
上海书评：吴氏家族在常州是地方望族，大概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
吴欢：根据光绪年间所续的家谱，吴家从五百年前明中期始就是江南大族，活跃在常州府宜兴一带。明朝正德年间进士吴仕所建的楠木厅，至今还坐落在宜兴市中心，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只是三进院子只剩了一进。
明清四百年间，吴家一共出了四十二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吴瀛的直系先辈中，有大学士吴宗达，还有明朝时因给张居正上夺情疏，被皇帝廷杖打得皮开肉绽，却死不低头的翰林院掌院翰林吴中行。
吴家人自明朝起便喜爱收藏，著名的《富春山居图》明朝时就是收藏在吴家的，专门有个小楼来供奉它，还请董其昌题了“云起楼”三字。后来，吴氏先人吴洪裕在他临死时，拿这张图来“火殉”，烧成了两截。据《宜兴县志》载，当年唐伯虎、沈周等人，也常来宜兴，住在吴家饮茶谈天、赋诗作画。此外，扬名中外的宜兴紫砂壶也发端在吴家，制作紫砂鼻祖“供春壶”的供春是吴家的书童。
上海书评：说到您的家族，我们最熟悉的，除了您的父亲吴祖光，便是您的祖父、创办故宫博物院的吴瀛了。您能谈谈他的情况吗？不妨再往前追溯一下吴家先辈。
吴欢：吴瀛字景洲，生于1891年，1959年去世。他自幼便随以办教育出名的祖父，也就是我的高祖吴佑孙（号殿英）在浙江平湖书院读书，打下了诗文书画的深厚底子。我在家谱中查到，高祖吴殿英年轻时曾因军功保举六品衔赏戴蓝翎，说明他不仅是文官，也通军事。接着吴殿英升迁候补知府署理钱塘，然后被老上司、湖广总督张之洞请到湖北办学。此时，吴瀛的父亲吴琳（字稚英）已经先去湖北为官了。吴殿英、吴稚英父子同入张之洞幕府，主要是参与策划洋务运动，协助张之洞改革晚清新政。改革的主要工作，是兴办新式教育，以及创建军校，培育后来的湖北新军。吴瀛随着祖父、父亲来到湖北，1904年十三岁的时候，进入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方言学堂英文专业就读，成了中国最早的少年大学生。客观地说，这里面有走祖父和父亲“后门”的成分。
吴瀛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比他大十一岁的同学易培基。此人当过黎元洪、孙中山的秘书，参加过辛亥革命，做过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最早支持毛泽东革命，被毛尊为“后台老板”，特批毛赴上海参加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来又做了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由于和易培基的这场交情，吴瀛一生都活得很不开心。此事我们后面再谈。当时吴稚英有位同僚常来吴家做客，谈论军事、教育问题，此人就是后来出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易培基正是在吴家拜识了黎。黎元洪见他少年老成，谈吐不凡，颇为欣赏，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把易培基叫去当了秘书。这对易培基以后的仕途大有益处，应该算是得吴家之便了。
上海书评：吴瀛的母亲出自常州庄家，家世也是很显赫的。
吴欢：吴瀛的母亲叫庄茗史，字瑜厦。常州庄家是状元世家，地道的书香门第，清朝时的声望比吴家尤有过之。吴庄两家的联姻，正是典型的“门当户对”。
吴瀛的父亲吴稚英辛亥革命成功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吴瀛在家中男女大小排行是老三，男丁排老二，却是母亲庄氏最喜欢的儿子。庄氏一直到死都跟着吴瀛一起过。我从小就知道曾祖母极有威严，能诗擅画，是位才女。父亲吴祖光即由我的曾祖母带大。吴瀛和我的曾祖母最亲，待她像老佛爷一样。
我曾祖母的三弟，也就是我的曾舅公庄蕴宽，是一位值得介绍的大人物。他既是民国元勋，也是故宫博物院创院的重要后台。正是他在1925年被推为故宫博物院庆典主席，向全世界宣布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
我曾祖母是她父亲庄士敏的次女。庄家庄士全、庄士敏兄弟把女儿分别嫁给了瞿家和吴家。庄士全将女儿嫁给了江西知县瞿酉同，他的外孙就是瞿秋白。而庄士敏的外孙就是我的父亲吴祖光。所以，瞿秋白和吴祖光是表兄弟。瞿秋白小时候在常州庄家读私塾，早年赴北京求学，也是先去庄蕴宽家报到，由庄给予资助。我家和共产党的渊源，也正是从庄蕴宽这里开始。
此外，庄士敏还将三女庄曜孚（民国时著名女画家）嫁给湖南官宦子弟陈韬，生女陈衡哲。陈衡哲笔名莎菲，是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留美女学者、“北大”第一位历史系教授，曾被胡适追求，后来嫁给了孙中山的科学秘书任鸿隽。而陈韬的长兄就是晚清新闻界反清主将陈范。陈范是孙中山的好友，也是“苏报”案的主角，曾因发表邹容文章《革命军》而被清政府镇压，后被暗中支持革命党的江苏道台俞明震所救。俞明震是俞正声的曾祖父。而被毛泽东誉为革命母亲的陈云凤（其子是著名烈士夏明翰）则是陈韬的侄女。
上海书评：吴瀛和他的舅舅庄蕴宽的关系非同一般，后来还做了庄蕴宽的秘书。您能否谈谈庄蕴宽其人？
吴欢：庄蕴宽（1867-1932），字思缄，号抱宏。他道兼文武，不但以书法名世，更作为广西新军的创始人享誉军界。他曾在广州任常备军统领，又去广西梧州任知府，后又接替郑孝胥任广西边防督办，在广西创办了十一所军校和学校，是公认的广西新军创办人。后来的名将蔡锷也是他的部下，是他从日本挑来广西的军事教官。而国民党桂系将领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都是庄蕴宽培养的童子军，对他尊重有加。庄蕴宽还健在的时候，广西当地的士绅和军界就为他立了两块纪念碑，一块是工商界、学界、妇女界为他在龙州立的《去思碑》，另一块是广西督军陆荣廷率领全体官兵将士为他立的《庄公蕴宽纪念碑》，足见庄蕴宽在两广的地位。
根据黄兴日记和孙中山密友冯自由日记里的多处记载，证明庄蕴宽作为清朝知府级官员，早在1902年便明确宣布支持革命党，是最早觉悟的清朝高级官员。换句话说，当时黄兴在两广、两湖闹革命，庄蕴宽是他的托，而且庄蕴宽曾多次在危难时刻拯救黄兴，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辛亥革命爆发、南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袁世凯派冯国璋领兵打到武昌城外。正是庄蕴宽作为江浙沪总代表，带着外甥兼秘书、刚满二十岁的吴瀛冒死赶到武汉南北战争前线，先去武昌城里会见黎元洪，敦促他停战议和，又乘小火轮去汉阳最前沿的火线上看望挚友黄兴。
年轻的吴瀛跟着舅舅目睹此情此景，自然受教非浅，了解了革命之艰难。
上海书评：黄兴是职业革命家，庄蕴宽是清朝士大夫，在岁数上又相差了几乎一代人，但他们却能同声同气。
吴欢：事实上，黄兴跟士大夫阶层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感情甚至深过革命党。辛亥革命的成功、民国的建立，没有全国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合力赞助，根本无法实现。晚清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控制的两广、两湖，是改革思想的发源地，又是洋务运动的中心。黄兴是湖南人，出身张之洞的两湖书院，又是张之洞选派赴日的官费留学生，所以他属于士大夫官宦体系培养的接班人，在情感上是可以信赖的。可以这样说，正是黄兴把清朝整个官宦士大夫体系都策动起来支持革命党，最终建立了民国。
说到这里，要引出一位我家的重要姻亲，就是张之洞身边的首席幕僚赵凤昌。赵凤昌是辛亥革命、民国建立期间的主脑人物，在当时就有民国产婆、山中诸葛之称，连孙中山、袁世凯都时时向他请益，对他很倚重。
赵凤昌是常州武进人，他是诗人赵翼的后辈。他的夫人洪氏，是学者洪亮吉的孙女。洪亮吉娶的是庄家的媳妇，是庄家的女婿，洪夫人是庄蕴宽的表姐。所以，赵凤昌是庄蕴宽的表姐夫，也就是我祖父吴瀛的表姨父。2009年10月，国家图书馆出版了一套十卷本《赵凤昌藏札》，收录了两千七百余通赵凤昌与当时名人来往的亲笔信札，其中有一批辛亥革命要件档案，包括孙中山、黄兴、袁世凯本人向赵凤昌讨教的通信，以及赵凤昌亲自策划制定的民国政府内阁部长人事安排的原始草稿。与赵凤昌通信最多的有两位，一位是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南通人张骞，有八十多通；另一位就是庄蕴宽，有七十多通。事实上，辛亥期间庄蕴宽就住在表姐夫赵凤昌上海惜阴堂家中，根本不必通信。这七十多通信，都是出差在外写的，庄蕴宽遇事必同赵凤昌联络。
在南北议和时期，吴瀛跟着舅舅庄蕴宽在赵凤昌的“惜阴堂”中，亲眼见到孙中山、黄兴、张謇、宋教仁、唐绍仪、伍廷芳、熊希龄、章太炎、汪精卫、陈其美、吴稚晖、谭延闿、蔡元培这些人来到这里，由赵凤昌管吃管住，或谈判，或争论，有时甚至彻夜不眠……这里的情况，由赵凤昌随时通知身在北京的袁世凯，以求达成共识，而袁世凯的首席幕僚洪述祖正是赵凤昌夫人洪氏的亲弟弟。可以这么说，在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尚未建立这一时间段，赵凤昌的“惜阴堂”，实际上是全中国的政治中枢，“中华民国”就在这里诞生。于是“惜阴堂”被当时众多大人物称为“产房”，赵凤昌被称为“产婆”。1912年元旦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时，正是庄蕴宽陪孙中山从上海乘同一列火车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庄蕴宽被任命为江苏省都督，成了实权大吏。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首先亲笔函请赵凤昌做枢密顾问。但赵凤昌不愿入仕，坚称身体有恙，婉拒了孙的邀请。
有必要强调的是，赵凤昌、庄蕴宽尽管在民国建立时全力支持孙、黄革命党，但他们作为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佼佼者，并未参加革命党，坚持君子不党的操守。所以，在孙中山把总统让位给袁世凯之后，袁世凯为借重庄蕴宽的南北人望，又请庄赴北京担任都肃政史。此时是1913年，吴瀛的父亲吴琳刚刚过世，他陪同母亲跟着舅舅庄蕴宽来到北京工作，住在庄家。由于有舅舅的背景，吴瀛初入仕途便得到了非同一般的礼遇与关照，直接进了北京市政府（当时叫北京市政公所），先做职员，后迅速提为“坐办”。官阶虽不算高，却非常重要，管理紫禁城里退位的逊帝溥仪，即在吴瀛职守之内。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在青年时期就担任“紫禁城接收代表”，参与了创建故宫博物院。
上海书评：吴瀛入仕起点这么高，除了舅舅庄蕴宽照顾，还有别的原因吗？
吴欢：当时的民国政府刚从清朝转换过来，不缺高阶位的官吏，有资格的大人物太多，都来争抢为数不多的空缺。中低阶位的职务竞争却有新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西兼通，也就是说要会英文。吴瀛从小就接受良好的国学教育，又是英文专业科班出身，再加上跟随舅舅做过秘书，有一定的官场历练，自然从竞争中低阶职位的年轻人里脱颖而出了。这也让舅舅庄蕴宽面上有光。
我的父亲吴祖光便是1917年在庄家出生的，小名韶韶。庄蕴宽为我父亲这个甥外孙写过一首诗：“韶歌清澈又玲园，此是新生雏凤缘。寄取初三天上月，一弯眉似我参禅。”非常神奇地预言了我父亲和我母亲新凤霞的姻缘。
后来袁世凯称帝时，约法会议的六十名议员有五十九人投票赞成，只有时任都肃政史的庄蕴宽反对，还上书袁世凯。据史料记载，庄蕴宽上书痛陈帝制不可为，民意不可假，时代潮流不可拂。提出三条：一、取消洪宪年号；二、撤销大典筹备处；三、参政院没有必要，应立即闭会。袁世凯勃然大怒，把原函掷回，庄蕴宽一看事已至此，也就辞职而去了。为避免追杀，他化装从天津潜回了上海“惜阴堂”，与表姐夫赵凤昌一起联合蔡锷、冯国璋及各省都抚，策动全国性的反袁浪潮，终使袁世凯复辟帝制彻底失败。后来，因反袁有功，庄蕴宽又被段祺瑞执政挽请回京，担任审计院长这个民国要职。
上海书评：当时的吴瀛在做些什么呢？
吴欢：吴瀛那时正任北京市政府坐办，亲眼目睹北洋政府一个个总统走马灯似的轮换。但他终究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这些事与他关系不大，倒是他自己在北京市政府任上，管理紫禁城里的溥仪才是他职守所在，那可真叫如履薄冰。张勋复辟事件已经把吴瀛吓得不轻，接着康有为又以秘信策动溥仪复辟，还写出了完整的复辟方案，甚至列出了三十个清朝老臣，人各不同，各有所用，跃跃欲试准备谋反夺回天下。溥仪自己也颇不安分，经常偷东西、捣乱。这都让吴瀛十分为难，因为一旦出了大事，第一个撤职查办的就是他自己。于是他屡屡上书高层，希望按清室退位时的协议，把溥仪请出故宫，搬到颐和园。但他人微言轻，最后只能徒唤奈何。
除了北京市政府坐办一职，吴瀛还兼着内务部警政司（当时的治安管理最高机构）第三科科长。他接受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清朝热河行宫，把那里的全部文物、书画运回北京，安置在紫禁城内，设立古物陈列所，建金蕴楼贮藏，布置文华、武英二殿陈列。这是大内古物第一次公之于世。
此后，吴瀛又先后三次参与编纂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当时距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的1925年还隔了十一年。在这个意义上，吴瀛可谓中国文博事业最早的开创者。
上海书评：说到故宫博物院，您前面谈到的吴瀛的同班同学、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的“监守自盗”案是极为轰动的，此案把吴瀛也卷入其中了。
吴欢：易培基在临死前对他的学生，也就是毛泽东的同班同学余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此案本是政治问题，非待政治好转，没有辩诉平反的希望。”（见余盖《故宫盗宝之迷》，载 “清末民初系列丛书”《奇案写真》，中国文史出版社）。为什么是政治问题，如今只有我这个当事人的后代才能说得清了。因为易培基一案涉及了一位虽然与此案无关，但却与他个人有关，也与我的祖父吴瀛有关的超级大人物。这人就是毛泽东。
故事要从湖南李家与江苏吴家的一段联姻说起。吴瀛的祖父、钱塘候补知府吴殿英早年在浙江任平湖县令时有一位十分要好的上司，浙江杭嘉湖候补道李辅耀。这位李道台人称河定公，亦非等闲人物。西泠印社有五位创始人，第一位就是出钱、出地、出力的李辅耀。西泠印社的社址就是他送的，西泠印社之名也来自他的书房“西泠寓斋”。西泠印社的纪念碑上，吴昌硕题的第一句话就是：“西泠印社社址，原属湖南湘阴李氏。”吴瀛小时候就由爷爷吴殿英托给李辅耀学书法，我至今藏有河定公李道台送吴瀛的隶书“礼器碑”八斗方一套，那是李老先生送给吴瀛的教材。
吴瀛由于从小跟着祖父在浙江，又曾跟着李辅耀在杭州习书法，所以后来娶的夫人周琴绮是杭州人，其父周隶斋也是官宦世家，同被张之洞招到湖广总督幕府任幕僚。我就是由祖母周琴绮一手带大的，十六岁还跟着祖母睡在一张床上，整个吴家的人都知道我和祖母感情深，从小写毛笔字就是祖母教的。小时妈妈新凤霞来上海看我，要带我睡觉，我就是不肯，又哭又闹，气得我妈妈向爸爸哭诉，说：“欢欢太不听话，不跟我睡觉，长大怎么管得了！”
李家也家世显赫。李辅耀的祖父是清朝名臣、道光进士李星沅。这是位湖南籍的大人物。他曾历任两江总督、云贵总督、陕甘总督、河道总督，合称八州总督，也做过江苏巡抚、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又接替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并出任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督察院右都御史，曾指挥过禁烟和抗英战争。
由于李辅耀和吴殿英同在浙江为官，同为官宦世家子弟，李辅耀就为他最宠爱的长孙李青崖选了个媳妇，这就是吴殿英的长孙女、吴瀛的大姐吴琴清。李青崖是中国最早的旅欧留学生，在比利时学法文，后来成为法文翻译家，翻译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法国文学名著，又曾与林语堂、邵洵美一起创办《论语》杂志，与郑振铎等人编过《文学周报》。
民国成立以后，吴琴清跟着夫婿李青崖回到长沙老宅“李氏芋园”，成了园中的女主人。而毛泽东正是在李氏芋园初识杨开慧，然后追求她的。1919年徐特立、李青崖等人在李氏芋园成立“健学会”，毛泽东当时即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长文《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形容它是“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此时李青崖正主持“芋园”。他支持蔡和森、毛泽东、萧瑜等在园内组成哲学小组，又为新民学会主办留法预备班，自任法语教员，连徐特立都来听课。建国后，李青崖是毛泽东钦点的上海文献委员会主任和上海文史馆常务副馆长，吴瀛大姐吴琴清则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亦有诗词著作问世。
1919年，由于湖南督军张敬尧在境内为非作歹，引发全省人民的愤怒。时为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的易培基与学生毛泽东这师生二人在湖南带头反抗张敬尧，不仅如此，他们还组织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赴京请愿团。临行前，吴琴清、李青崖特意嘱咐易、毛二人去找弟弟吴瀛帮忙运作政府高层。
吴瀛当时在北海团城办公，接到姐姐、姐夫重托后，把易培基和毛泽东等人的食宿安排在团城对面一箭之遥的北长街20号（原北长街99号）福佑寺内。不仅如此，吴瀛更把易、毛二人引见给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舅舅庄蕴宽。毛泽东痛陈了张敬尧在湖南的种种恶行，给庄蕴宽留下深刻印象。庄即刻去找了与自己关系甚好并时常有诗词唱和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以及国务代总理靳云鹏。
其间，庄蕴宽姻亲外甥、吴瀛表兄，时任徐世昌秘书的湖南人陈云明也在关键时刻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庄蕴宽三妹嫁给了湖南籍常州人陈韬，和陈韬同祖父的堂兄陈嘉言，便是陈云明的父亲，当时任国会议员，对张敬尧在湖南的劣迹甚为了解，也给了易培基、毛泽东积极的支持，他领衔签名，与数十位社会名流从北京向全国发出了声援驱张的通电。陈嘉言的女儿是被毛泽东赞为革命母亲的陈云凤，外孙就是毛泽东的同学、烈士夏明翰，跟我家也是姻亲关系。有了吴瀛的上下沟通，经过庄蕴宽和陈云明的斡旋，又由于易培基、毛泽东等人领导的“驱张运动请愿团”在北京多方奔走呼号，徐世昌终于亲自出面对张敬尧谎报政况请求增兵的说法予以驳斥，总理靳云鹏则直接下令对张敬尧撤夺军职。有了徐、靳二人的官方表态，庄蕴宽立即派人通知他在广西督办武备学堂时的旧部赵恒惕出兵驱张。赵率领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入湖南，张敬尧望风而逃，并遭北洋政府全国通缉，“驱张运动”获得胜利。
毛泽东这次胜利，可以说是他革命生涯中最早的一次成功记录。而吴瀛正是有幸参与其中的人。
所以，易培基晚年说“此案本是政治问题”，背后的真实原因，实际上正是因为他早年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交好。他确实始料不及，过去的学生毛泽东居然领袖群伦，能跟蒋介石等量其观，尤有过之。此外，易培基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中，除毛泽东之外，还可开出一张对国民党而言可谓恐怖的名单，上面个个是早期共产党的中坚人物：何叔衡、谢觉哉、任弼时、萧劲光、李维汉、熊瑾玎、郭亮、方维夏、向警予、陈序南、张昆弟、罗学瓒、夏曦、夏明翰、蒋先云、张秋人、李六如、杨开慧、毛泽民、柳直荀、毛泽覃、毛福轩……（可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尹高朝《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一书中长文《峥嵘岁月师生情——毛泽东和易培基》）所以国民党是不会饶了他的。吴瀛是他幼时的同窗好友，死心塌地帮他，也就跟着他倒霉了。老实说，我祖父属于典型的名门世家公子哥，任性而为，敢作敢当。这样一来，基本上拼掉了一生的前程与事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吴瀛和易培基在湖北武昌时期，还有一位共同的朋友，也是黎元洪军政府秘书班子里的人物，就是后来成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解放后，吴瀛找毛泽东帮易培基翻故宫冤案、恢复名誉，都靠董必武帮忙。我这里存有董必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给吴瀛的信件，内容全涉及易培基故宫案。
上海书评：照您的说法，易培基是因为和太多共产党人关系太好，吃了国民党的亏，而您的祖父吴瀛算是“陪绑”的了。
吴欢：1926年，也就是“故宫”成立的第二年，北京发生了 “三一八”学潮，不少学生在政府门前被卫队枪杀，成了著名的惨案。北洋政府第二天就发了个通缉令：“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兆熊等，以共产党学说，啸聚群众，屡降事端，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实属目无法纪，一体严拿，尽法惩办，以儆效尤。”这件事情说明，易培基和共产党的关系，在国民党高层人物眼中是明白无误的，这便成了后来故宫一案的重要隐性罪状之一。吴瀛在《故宫尘梦录》中说：“其实当初国共两党都是朋友，身兼两党的也不在少数，老实讲连我也搞不清哪位到底是哪个党。”作为一个国民党员，他和共产党人的交情是很深的，所以最后不免被波及。比如说，这被通缉的五位，除最后一位我不清楚，前面四位，都和我家有渊源。
徐谦年纪最长，出国学过法律，晚清末年曾出任第一位大法官，处理过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大案。他颇有先进思想，吴瀛对他十分敬重。他的孙女徐大椿早年在香港曾跟着我父亲吴祖光拍电影，叫我父亲大哥。现在八十多岁，旅居美国。她丈夫的姐姐是赵朴初的夫人，因此她叫赵朴初姐夫，每来北京必住赵家。至今与我有联系，每次越洋电话，一打半小时，讲的都是当年的历史故事，非常有趣。
李大钊在北大任教时与吴瀛相识，成了好朋友。他牺牲后，女儿李星华被我家收留，与我的大姑吴珊是同班同学，我大姑叫她星姐，关系甚为亲密。李星华的女儿贾凯林在北京，已经六十多岁了，曾是北京文史馆干部，至今跟我时常聚会，我以大姐相敬。
至于李石曾、易培基，都与吴瀛同是故宫老人，不用再说了。
说到“当初国共两党都是朋友”这句话，有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当年曾以大把金钱支持孙中山早期革命，被孙中山奉为“圣人”的民国张、吴（稚晖）、李（石曾）、 蔡（元培）“四大元老”之首，孙中山死后一度接任国民党主席的张静江先生。1938年，吴瀛因受易培基故宫盗宝案牵连，被迫迁出故宫，并遭到起诉。舅父庄蕴宽当时已过世，无人施以援手，一时间全家十余人陷于危难绝境。是张静江先生站了出来，宣布任用吴瀛为秘书，每月发工资，实际不必上班，就此化解了我家一场重大劫难。静江先生清楚我家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时期的作用与功绩，了解故宫一案纯属子虚乌有。我六叔吴祖强当时刚上初中，还曾到张府去取过钱。静江先生的大恩大德，我们是铭记在心的。
上海书评：尽管和共产党人有这样深厚的渊源，建国之后，吴瀛似乎过得也并不如意。
吴欢：解放后，吴瀛留在上海文管会任古物审定委员，1956年在我父亲吴祖光的劝说下，将自己一生收藏的二百四十一件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他老人家算是倾家荡产，只剩下“一肩明月，两袖清风”。但他万万没料到，1957年“反右”我父亲突然被打成右派，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这事开始一直瞒着我祖父，后来祖父要见我父亲，母亲新凤霞实在瞒不住，只得告知真情，祖父伤心过度，1959年在穷困中过世。我父亲当时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劳动改造，连奔丧的机会都没有，知道祖父去世的消息，已是半个月之后了。我祖父这一生，解放前国民党认为他和共产党有牵连，在国民党内没了政治前途；解放后共产党认为他是老国民党员，不信任他，还连累他的儿子吴祖光遭罪受苦。他自己对此是啼笑皆非，莫名其妙。
上海书评：虽然后来遭受了反右、“文革”厄运，您的父亲吴祖光和母亲新凤霞在建国初期，堪称文化艺术界的神仙眷侣，是很风光的。
吴欢：我父亲1945年在重庆编《新民报-晚刊》副刊，首发了毛泽东《沁园春·雪》，极大地提升了共产党的正面影响力。周恩来为这事多次说：“吴祖光是我在文化界最好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因为太忙，没去成我父母的婚礼，主动提出在中南海家里为我父母补办一次小型婚礼，还请了老舍、曹禺两家人作陪。这件事，是曾任周恩来秘书的郭英告诉我的。当时北京城最大的文化时尚沙龙，就在我们家的四合院，叫“二流堂”，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郭沫若、夏衍、老舍、茅盾、巴金、曹禺、叶圣陶、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裘盛戎、侯宝林、赵丹、白杨、张瑞芳、秦怡，还有香港的夏梦、李翰祥等等文化名人，都来我家玩，董必武、何连芝、康克清、贺龙、李富春、蔡畅、陈毅、杨尚昆等，也都是我们家的座上客，大家聊的都是诗文书画。
但后来先反右，再“文革”，这些都没了。所以，我一直说，“文化大革命”是“没文化”彻底要了“文化”的命。出了问题，先怪罪文化，这样的蠢事应该彻底结束－－没文化才是一切罪孽的源头。这种历史情况发端于清末民初时“激进派”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概否定，如胡适的“全盘西化”、“砸烂孔家店”，又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说的传统文化就是“吃人”，这些都属于过激言论。实际上，回看一下中国历史，你不得不承认，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是绝不可抹杀的，而这些精华，绝大部分是由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世家子弟来创造的。哪怕有一段时间这种传统被颠覆，最终还是会回归的。现在就到回归传统的时候了。
采访人郑诗亮，文载2014年1月1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转自《东方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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