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涛:襄渝线上的血色青春

1989-06-04 作者: 文涛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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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_刘浚

襄渝线上的血色青春

--作者:文涛

1970年,陕西省革委会决定选调初中生支援2107工程(襄渝铁路)的修建,先后两次动员69、70届初中生,一共25800人参加秦巴大山里的秘密建设。他们多为十六七岁的少年,甚至还有十二三岁的儿童。

K1032在襄渝铁路线上,沉默地奔驰着。

这条东起湖北襄樊,经陕西南部至重庆的主干线,曾弥补了中国版图上唯一大块空白处仅以长江三峡维系交通的状况。但K1032上的乘客们,没几人知道这条铁路的历史,更不知道,就在这趟列车上,有一群当年的三线学生兵用他们的青春和生命浇筑了这条铁路。

59岁的张世和就是其中之一。

已是9月5日深夜,K1032停靠陕西境内的紫阳站。短暂的几分钟,张世和和他的战友们,还是决定下车看看。

紫阳长杉木,出生北方的张世和,头回见识杉木,是17岁随军修路(襄渝铁路)那年。

“你们是来三线怀旧的吧。”站台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在这里,不时会有五六十岁的老人,站在这里,拍照留念。

“42年前,我们打隧道的地方就在紫阳的芭蕉沟。”张世和回应说。

历史曾给过张世和和他的战友们一个称号:三线学生兵。

1970年,中美、中苏,政事战事频仍。他们放下学业,写血书、提申请、大会小会表决心,最终这些身份皆为红色的男女学生,来到贯通川陕鄂的秦巴山区,修建备战用铁路—襄渝线,当时命名为2107工程。

42年过去,张世和再踏足紫阳,这位纪录片导演,此行,准备用两年的时间,拍一部名叫《在历史这边》的纪录片,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

“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

襄渝铁路陕西段总长264公里,穿越陕西省南部5个县。由于地形险峻,基本是在大山的“肚子”里穿行。当时全国铁道兵有15个师,光襄渝线就出兵13个师,是当年援越抗美回国部队总兵力的几乎全部。建设总指挥是彭德怀—这成为彭大将军的最后一战。

襄渝线桥隧相连,光铁道兵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劳力相对缺乏的陕西省,决定征召当时还没上山下乡的69、70级初中毕业生。1970年8月、1971年3月,一共25800人参加秦巴大山里的秘密建设,多为十六七岁的少年,还有个别十二三岁的儿童,其中女学生5129名。

张世和说,为上三线,关中地区的很多初中生都写了血书。

征召时称学生们的身份是“没有领章帽徽的军人”,待遇同铁道兵,在革委会的动员文件里,把“去修铁路,把骨灰盒带上”这样的思想定性为“活命哲学”的流毒,要求学生把一生交给党。

学生们被编排到“2107工程指挥部学生民兵第1连”到“2107工程指挥部学生民兵第141连”。其中:男子连队115个,女子连队26个。

学生没有师团营的建制,直接编成连队接受铁道兵管理。襄渝线建设史研究专家袁培力解释说,革委会非常明白使用未成年人干危险工作的严重后果,所以把监管的责任交给了部队。

张世和还记得上工时喊的口号:“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进洞!”

“童子军”进山

张世和随手捡起一块石头,轻轻一搓,散了。“陕南山区基本都是风化石,打隧道时特别容易造成塌方。”

襄渝线建设的机械化程度非常低,在技术和设备短缺的情况下,人力资源,无疑要在其建设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最初学兵没有任何劳动保护配置,包括手套、工作服、口罩(用于隧道内防尘)等。张世和回忆说,施工条件极其之差,全凭人工以锄地用三齿犁耙和竹编簸箕运送渣石。钢钎和炸药成为主力,唯一现代的工具也仅有空气压缩机、风枪、风镐。

学生兵的工作基本是打干风枪,但他们没有有效的防尘口罩。发的海棉口罩防尘效果很差,使用一会很快就堵塞了,这让他们的肺功能受损严重。

打风枪、风镐时,需要操作人员用身体支撑,颤抖厉害,男生基本上都落下了遗精的毛病。女生来月经时照样干活,血顺裤腿流下来,有些人就用报纸垫上。

由于卫生条件差,传染病一来就倒一片。张世和所在的学9连共174人,其中140多人患痢疾,有个学生副排长拉得实在受不了,拿榔头往头上砸,想自杀。

而更致命的是,有次,张所在的连队在打芭蕉口隧道时突然停工,给每人发了口罩,不准喝洞里的水。后来才听说是发现了放射性铀。

学生兵之一的袁培力说,安康山区里还含有大量的放射性元素氡。“有个叫刘方的,就是被石头砸了一下,怎么都治不好,去世了,现在想来,那块石头肯定有放射性物质。”

由于从事超重负重和强迫体位作业,这些学生兵普遍有腰部疾病,而隧道作业阴湿的环境也造成了他们普遍患上了关节病。

“腰上没问题的,那不是三线学生。”张世和说。他从三线回来分到陕西钢厂,工段组织开会,二十多个学生连小板凳都坐不住,最后只能趴着开会。

而更致命的是,据张世和统计,2.58万学生兵中,死亡的就达119人,448名致残。截至今年,已有超过5千人不到60岁就去世,死亡率畸高,或与当年从事高强度、低保护作业有关。

“一直处于饥饿状态”

重回紫阳,寻访当年的工作地,腰不好的张世和似乎找回了青春时期不知疲倦的感觉,他扛着沉重的摄像器材跋山涉水,贪婪地寻找熟悉的植物,嘴里嘟哝着:“这叫救命粮(一种灌木,结黄豆大的红色小果),吃起来面面的。”

“这是桐子,好多学生把它认成柿子甚至番茄,吃中毒了。”

同行的宝鸡学生兵郝宝成说,吸引他去三线的一个原因是,军代表说“红烧肉大米饭管够”,“进场后才发现被忽悠了。”

学生与老铁(学生对铁道兵的称呼)是分灶的,虽有定量粮,但由于运输不便,经常断顿,《南都周刊》走访的几十位三线学生中,无一例外称在2年8个月里,“一直处于饥饿状态”。

饥饿中,张世和收到一位“黑五类”同学从西安来信:“世和,我工作了,分在红光厂。你们一定要注意锻炼身体啊。我每天早上都跑步,然后去老孙家吃碗羊肉泡。”

“我们一屋子红五类只能号啕大哭。”张回忆说。

饥饿也考验着人性。在学生兵中,有个约定,谁家寄来包裹大家分着吃。有一次,张世和在河边发现一位姓滑的同学在吃家里寄来的食品,他喊了一嗓子,对方跑了。这事儿给两个人都造成了心理阴影,尽管回来后两人分配到同一个单位,但42年再没说过一句话。

“也吃过一次饱饭。”张世和对此印象深刻。

同学李新意外身亡后,其父奔丧,团长陪着吃饭,李父就叫上他一起用餐,在桌子底下踢他的腿:“张世和,赶紧吃,不够再要。”

女学生兵黄军洁回忆说,几乎所有牺牲战友的棺木里都放满了食品,大家对遭受的饥饿刻骨铭心。

饥饿还逼迫出了个别极端的行为。炊事班少了馒头,一位同学为自证清白,抓起菜刀,就把手指头剁了下来。

一位学生受过伤,但不是工伤而是自残。他羡慕病号能多吃一碗面条,就把自己的手指放在轨道上让矿斗车压过去。

与学生吃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干部紧吃。

学生连的指导员、连长、司务长等,绝大部分是城里的年轻干部,不少学生反映他们不重视施工安全,造成大量伤亡惨剧,中饱私囊的情况也很多,这也为退场后,学生和干部关系持续交恶埋下了伏笔。

荒诞的斗私批修

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发生过很多荒诞的事。

学生4连有位同学,说了句牢骚话,“我们进洞是亚洲人,出洞是非洲人”,干部组织学生晚上点着油灯对其进行批斗大会。

1971年冬,西安市组织了若干个服务小队,其中有缝衣服和理发的。四十多岁的裁缝对学生们的境况很吃惊,说了句:你们像是劳改犯。

当时的学生兵王农,头发很长很乱,饿得精瘦,一年四季,就是夏天也穿着一件没有扣子的工作棉袄,一根导火索作皮带扎在腰间。

“这人在污蔑光荣的三线学兵。”王农等几个同学告到了连部,并且要求连部将此情况层层汇报,最终传达到了裁缝的单位。

“我们当年的无知和愚昧给他造成了伤害。”王农说。

张世和出身干部家庭,父亲“文革”平反后担任过林业部副部长。在襄渝线时,张有一部唱机,有空就躲进树林里,听《红色娘子军》,那是唯一能听到的西洋舞曲,“感受到一丝自由的气息。”

半大小子们对文艺有天生的热爱,这批学生里也出了像郭达这样的名演员,在襄渝线四川段,作为民工的刘晓庆也在工地上干过8个月。

在“文革”的氛围下,三线学生兵的文艺生活处处是雷区。

张世和的连队有一次丢了东西,要求大伙儿把箱子都打开检查,结果发现了张收藏的《唐宋传奇选》残本,被全连批斗。

死亡

“李新!李新!快回家吧,离开这山沟吧!我们一起回西安!”几位花甲老人把一瓶西凤酒洒在紫阳向阳镇的陵园里,老泪纵横。每次回紫阳,张世和和战友们都不会忘了来陵园看望李新。

张世和的同学李新为了评五好战士,向同学借了5根香烟,约军代表晚上在山坡上谈心。

“黄代表,再抽一支。”李新说。

军代表正等火呢,回头看,人摔崖下去了。

学生的命,有时甚至还不值一根木头、一个筛子。

驻大竹园的陈西北和司国勤就是为了抢救一块木头被淹死的。此前的一次洪水,连长在大会上表扬了下水抢救柴火的同学,为这起事故埋下了伏笔。

当发现木头被洪水冲下来时,有人高喊:“立三等功的时候到了”!学生们冲进水里才发现自身难保。

陈西北和司国勤被蒿坪河吞没。两个星期后,一条狗在流水店河滩上把陈西北的尸体刨了出来。他是上海娃,支援大西北来到西安。故后,同学们给其起了个外号叫“沉西北”。

女生20连,两名来自宝鸡的花季少女丁萍和马洪燕,也是因为抢救洪水中的木头身亡。

同连的肖梅英死于隧道塌方,该连的副指导员轩晖回忆说,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出事的地方在罗向崖隧道。为赶工程进度,放炮后未完成排烟程序,营长就喊大家赶紧进洞扒渣,正好遭遇塌方,包括铁道兵、民兵和学生,当场死亡7人。

王农说,因为埋过太多战友,同学们每埋完一个人,连铁锹都不往回拿,直接砸了烧掉。大家心照不宣,“难道下次还要用它埋人?”

“后来我做花圈的本事可高了,连纸瓶子都叠得惟妙惟肖,当时想,将来如果没饭吃,我就开个纸花店。”王农说。

5806部队学生一连姜为民的自杀,至今让同学们无法释怀。他一心想入团,却一直未能如愿。

姜对某排长即将入党非常不平衡,因为对方出身是资本家而上报的是贫农。他多次越级告状,等来的是对他政治表现污点的报告,包括偷听敌台,散布“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等反动言论。

姜被隔离审查。看守他的同学对其毒打,烧烟头,逼其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姜在关押期间承受不了酷刑,多次逃跑,都被同学抓回,后他喝敌敌畏自杀,草草掩埋,没有坟头和墓碑,后来衣服和棺木都被当地老乡盗走。

姜的父母多次上访,终于在1980年等来了解放军某部解除“畏罪自杀”的决定,“我们认为姜为民同志是服毒身亡,应做正常死亡对待,按规定发给抚恤费一百二十元”。

袁培力说,三线学生中精神出问题的人很多,有学生拿雷管绑在自己身上在隧道里自杀了。

相比死亡,伤残更是人数众多。身高不到1米6的苗雪枝因在三线落下的风湿病根,手脚变形,双目失明多年。她曾当选为安康地区三八红旗手,2107工程指挥部授予过她“铁姑娘”称号。因在“水帘洞”里长期打风枪、扒渣,她患上了内风湿关节炎。

苗告诉《南都周刊》,她最害怕的是几个小姑娘到深山里去砍隧道的支撑木,住帐篷里,吃馒头,喝凉水,“晚上狼叫唤,害怕啊,我们就围在一起唱烽烟滚滚唱英雄。”

苗后来分配到汉中地委,但由于两地分居,她离开汉中回到陕西机床厂。现在她的退休工资只能拿一千多元。她很后悔,现在落下一身病没人管。

烈士吴南

三线学生119名死难者中唯一被官方授予烈士称号的,是5851部队17连的学生排长吴南,他在1972年枫树垭隧道的施工中不幸遇难。

1973年的《陕西日报》曾以头版头条报道过他的事迹,多年以来,吴南牺牲的原因都被说成是为保护战友。

40年后,吴南所在连队的战友向《南都周刊》讲述了他们所了解的吴南牺牲真相,他并不是为了抢救战友,而是在当时片面追求工程进度的情况下出了施工事故。

1972年6月17日下午,吴南带着二排在隧道施工,正常的任务是派一个班把上一排的渣滓清掉,放炮走人。结果连长给吴南的指示是:你把上一排清了,打一炮,然后把你的渣清了再打一炮,走人。

吴南特别着急,在烟没排除的情况下,组织了两个斗车往里推。平时两个人推一车,因为刚震下的碎石落到轨道上,斗车往里推碰到石头,所以他组织三个人推一辆车,其中一个人负责在前面清理碎石。

就在那时,隧道塌方了。

“塌方就是一瞬间的事儿,谁救谁?”王农问。

吴南是最后一个被扒出来了,“腿一扒就软了,我一看完了,人没了,”王农说。

有一块大石头正好砸中吴南,头盔都烂了,头上有一个大洞。

在官方的事迹报道中称,就在吴南被埋在隧道里时,“17连党支部的委员们正在枫树垭隧道对面的山坡上开会,讨论吴南要求入党的申请。”而据战友回忆,那天下午根本没有党支部开会的事儿。

吴南84岁的母亲也赞同从人性的角度去还原他,她认为吴南当得起烈士的称号,但不应把他弄成“高大全”,尊重历史才是对吴南最好的祭奠。

退场前后的疯狂

1973年7月前后,三线学生兵陆续被安排退场。

在此前,为了躲避劳动,很多人跟家里串通好,让拍电报到连队,比如“母病重,速回”,以求回家休息。类似的“电报”太多后,结果是基本上不准假。

请假不成,学生中又流行装精神病。有学生在别人的床铺上小便,在单杠上做上吊状,有人被送进师部医院,用电击、药物、敲打等方法进行鉴别和治疗,但还是坚持了下来,为的就是回家。

更多的是直接偷跑回西安,即使明知将会面对严厉的处分。但绝大多数跑回西安的,后来又主动回到三线,因为被户口限制住了。

“所有的工作都由国家控制,不可能自谋职业,偷跑回家就是能多吃几顿饱饭。”张世和苦笑。

一开始跑的人给了处分,如果处分放进档案,今后工作生活将受到很大影响。后来越跑越多,法不责众。在退场的时候,连长指导员当着大家面,把处分都撕了。

在退场前,近三年的超负荷作业,战友的伤亡,加上分配的压力等,学生们对组织—更直接说,对连队领导郁积的怨气爆发了。

学生们把伙房里的面和油都找出来,你捏个羊,他捏个猪,放在锅里炸。炸完后,不知道是谁拿块大石头往锅里一砸,火光冲天。

郝宝成回忆说,他们在返城时弄了一路的“打砸抢”。

回宝鸡的闷罐车中途停车时,有农民卖黄瓜呀,洋柿子啥的,饿了几年了, 学生们抓了就跑。哄抢的消息传到宝鸡,当地派出200多个便衣警察到车站维持秩序。

而运学生回西安的火车都没让进站,停在站外让各单位派卡车来接人。

张世和笑称,去三线时,大伙儿还想着衣锦还乡,现在一个个蓬头垢面,都窝着火呢,下车就跟维持秩序的警察打起来了。

这些接受了解放军和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三线学生成了西安城的祸害,没人敢惹。“出去吃饭、理发,一听是三线的,有些人都不敢收钱。”

但是,很快,三线郁结的戾气就挥发殆尽。他们成年了。面对的新坎坷,一点不比秦巴大山轻松。

古满堂是咸阳人,三线时被称为“古铁人”,回来分配到咸阳焦化厂,笃信“文革”的意识形态教育,干活不惜力,非常听话。

他没逃过下岗的命运。古妻有精神病,同样下岗在家。生活困难,家里五年没有烧过蜂窝煤。儿子当兵回来也没工作,在咸阳开出租,买不起房,谈不到女朋友,经常抱怨老爹没出息。

十几年前的一天,古满堂带妻子进城逛了逛,向朋友借10块钱吃了碗面,就在焦化厂拉焦炭的铁轨上卧轨自杀了。

同学叹息,古的一生的荣誉就跟那2年零8个月的国防工程联系在一起。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人,当发现自己被国家边缘化后,他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意义。

无悔的和滴血的

三线学生退场时,死亡的学生家属一次性可以得到120块到300多块的抚恤金,伤残的则一次性补贴20-50元。

从去年开始,这些三线学生兵就开始给有关部门“上书”,首先要求确定“未成年人”身份。但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口头答复称,《未成年人保护法》1990年代后出台,属于“不朔及既往”。

去年底,陕西省出台了参加襄渝铁路建设民兵发放养老补贴的通知,但这些学生兵仍在“被遗忘的角落”。

为拍纪录片,张世和重新与当年的战友建立了联系。他“试图从人性的角度讲述当年的故事和现在的生活状况”,这一思路得到了部分同学的呼应,也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反感。

9月中旬,《南都周刊》记者在西安观摩三线战友艺术团的排练,年近六旬的三线学生们身着军装,集体演唱《铁道兵之歌》,他们在追忆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就在前一天,张世和带着记者探望了一位姓校的同学,他已经瘫痪在床多年,“我也为襄渝铁路做了贡献,到现在没人管,没人管啊!”

观念冲突不可避免。开机宴上,张世和邀请了陕西作家狄马等朋友,正唱着陕北“酸曲儿”,一位三线女学生过来自调音响,要演唱展现青春无悔的自编民谣。

西安交大教授,原5852部队学6连的谈民宪说,历史事实无法改变,“让无悔者无悔,滴血者滴血吧。”

他认为那是一个黑白颠倒的荒唐年代,但三线学生在最荒唐的年代里做了最正经的事情。40年来,这条铁路造福了无数的人,这样的青春不应该被贬低和否定。

烈士吴南的母亲说,“你们毕竟搞的是建设,不是政治斗争,修出来的是一条用药的铁路啊,为什么不肯定自己?”

不过,谈民宪也有过犀利的点评:稚气未脱就上三线,失去了健康成长的权利,小学未竟中学半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封闭管理远离亲人,失去了爱与被爱的权利,言行被禁锢,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

谈曾在一次讲座中将这个观点提出来,在座的陕西省的某领导给谈递上去一个纸条,敦请他“正面评价三线学兵的历史功绩”。

王农三线回来后,一直在体制内工作,当过团支书、党校老师,现在是西安高新区管委会的副巡视员,算是三线学生中的“成功人士”。

他坦言,三线学生大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还不如老三届受的教育多,人生走得很艰难,尤其是后来国企改制,造成大量的工人失业下岗,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是失败的,唯一可以自豪的,闪光的就那2年8个月,沉浸在“用稚嫩的肩膀承担起了共和国的重担”的光环中。其实,他们当年就是出苦力的,所谓“青春无悔”是自我安慰。

今年9月,陕西省出台了一个文件—《关于解决我省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学生伤亡待遇问题的通知》,给予伤残学生每月200多元的补助。

有维权学生兵认为, 这个文件是一大进步,但远远不够。这个群体涉及2万5千多人,但能够得上该文件的仅几百人。很多三线伤残的学生,当时怕分配受影响,拒领过伤残证明。

张世和认为,金钱的补偿固然必须,但他们还缺一个道歉。“政府应该真心地对我们说一声:对不起,我错了。”


转自《南都周刊》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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