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为真理而斗争的人
文革中为真理而斗争的人
在笼罩大地的腥风血雨里，有许多勇于捍卫真理和正义的战士，挺身而出，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同横行的林彪、“四人帮”一伙英勇地搏斗着。他们之中，有将军也有士兵，有青年也有老人。
历史的丰碑上，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名字。
写第一张反对林彪的大字报的－－舒赛
很难相信，写第一张反对林彪的大字报的，竟是一个身体十分瘦弱的女子。
住在北京大佛寺5 号院的舒赛，是湖北江陵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曾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和建设工程部工作。她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乱打乱杀现象十分愤慨。1966年8 月2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又看到一条消息，崇文区有8个红卫兵和一个少先队员被害，真使我悲愤震怒！为什么要在红色的首都搞这种自发的运动？为什么以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路线、方法来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系统的理论基础，在胜利的17年，竟然出现这种怪现象：有经验的走开，没经验的勇闯。真正岂有此理”！“借电话打给北京日报社，因为9个孩子的不幸遭遇，使我难过得再也忍不住痛泪横抛地述说了我的意见。”
当社会上揪斗刘少奇的时候，她对当地的民警说：“刘少奇同志是有功劳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本光辉的著作，对党贡献很大。我认为这样对待刘少奇同志是不对的”。
她对林彪抛出的许多政治口号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批判之后，在日记中写道：“真正的头号‘黑帮分子’林彪，是个阴恶险毒的政治阴谋分子……他骗取信任，利用党给予的权力，树立个人势力。”“他拼命制造政治术语、专用词汇、文字和语言上的混乱，不过是为了制造政治、思想以至组织上的混乱，妄图趁乱中混水摸鱼、各个击破的整倒、暗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骨干，再进一步打倒毛主席，实现其篡党、篡政和篡军的阴谋。”
历史的发展，证实舒赛的分析是正确的，是有真知远见的。舒赛在日记中热情地向人们呼吁：
“一切革命者，尤其是接班人红卫兵们，必须冷静地认清林彪的嘴脸，勇敢地、坚决地站出来揭发、清算林彪的罪行；不要迷信其军功、地位，不要被什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之类显然有毛病的别有用心的宣传所蒙蔽。历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大有人在，如今为何独独突出林彪一人？！巍巍林彪乎，即令是出类拔萃的大将军，比起多少共产党人鲜血凝成的伟大革命事业来说，岂不是沧海之一粟？”
1966年8 月9月中旬，她开始写大字报，10月初将大字报的初稿送往中组部。接待人员告诉她：“现在是个人管自己，自己对革命负责。”
10月中旬，她在王府井一带贴出5张大字报。由于不醒目，很快被别人的大字报覆盖。后来，她就改用红纸，蘸金粉书写了《誓死揪出在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大字报。她在12月2、3两日，骑上自行车，顶着刺骨寒风，将18份大字报分别贴在北京城的繁华地点。在去西郊大学区张贴之前，她考虑到可能会遇到狂热的红卫兵而遭不测，她在家中留下遗言：“我可能不回来。如果我死了，就把我的尸骨和母亲的骨灰葬在一起。”
这是全国第一张反对林彪的大字报，公安部门四出追查。光明磊落的舒赛于12月3 日下午就贴大字报一事向大佛寺派出所作了声明，并且说道：“如果我再坐牢的话，你们就知道为什么。”
当权的林彪集团认定她后面一定有“黑手”，立即派人对她跟踪了四天四夜，一无所获，乃于12月7 日傍晚将她拘捕。她在拘留证上写道：“拒绝签字！因为林彪本人说过大民主，为什么我贴了一张红报就拘留我? ”她被带走时，高呼：“打倒林彪！ ”
这天，从零时开始，对舒赛进行日夜轮番审讯。她针锋相对，应答如流。她对自己的言行，供认不讳，拒绝认罪。每次审讯完毕，她都拒绝在记录本上按手印，因此，她被视为“态度极端恶劣”，受到种种虐待。舒赛不断进行抗议。
12月26日晚，她质问审讯人员：“你们如果还有人类的天性，应当相信我说的是真理。我需要的东西应当拿来，即使你们把我迫害死，也不应当从生活上为难我。”“王若飞在国民党的牢狱中写了《狱中日记》，你们如果是按共产党的政策办，就应当让我写日记，不让写，不过暴露你们害怕真理而已。”
在狱中舒赛经常遭到辱骂和严刑拷打。1969年10月，她和数百名政治犯一起，被押往临汾山西省第三监狱。她受到种种非人折磨。1971年5 月，舒赛面对死神愤然剪下一绺长发和指甲，收藏在一堆破烂的个人物品中，准备作为遗物留给亲属，作为自己受迫害的物证。
1971年5 月24日凌晨，舒赛含恨而死。舒赛被不迫害致死不到4个月，林彪于9 月13日在温都尔汗粉身碎骨。而舒赛的冤案直到1987年才彻底得到平反昭雪。
真理的卫士－－张志新
张志新，1930年12月5 日出生在天津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0年她考入河北师范学院教育系。随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被选送军事院校学习，后来又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学习。1955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调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
1966年6 月，“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沈阳城。她作为共产党员，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可是，日子一久，眼前许多冷酷血腥的事实，把她的激情打消了。
省委机关同社会上分裂成几派的群众组织，从早到晚，在大字报和高音喇叭里对骂，相互指责对方“保皇”、“反革命”。大街上，小巷里，甚至一个家庭都在进行着不同观点的辩论、争吵。辩论由“动嘴”上升到“动手”，开始了从石块、棍棒发展到步枪、机枪、土坦克的武斗。
6月1日这天，沈阳发生了上万人参加的全市性武斗，许多无辜的青年倒在血泊中，南湖的树林里出现了许多无名的新坟。
为躲避武斗，张志新同爱人带着两个女儿想到天津姨妈家躲一个时期。谁知到了天津，天津照样也在进行大规模的武斗。她又从天津到了北京，去看望哥哥妹妹，北京到处也在武斗。她走上北京街头，看到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党中央和国务院部委的领导同志都在被揪斗游街，连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将军、学者，也都戴上高帽，被押上卡车，脖子上挂着大牌子，背朝天、臂翘上、头朝下、弯着腰，被人按着头，坐“喷气式”……
难道武斗就是革命? 谁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 张志新满怀疑虑，半月后从北京回到沈阳。张志新一个人长时间地思索着、苦恼着。她对眼前的许多事情，想不通，不理解，更不想去“紧跟”。一天，省委机关礼堂又一次召开批斗大会。省委书记周桓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牌子，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几个彪形大汉，将这位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按着头，搞喷气式，痛得周桓冷汗直流。
看到这种悲惨的情景，张志新找同志们谈心，诉说着自己的疑问。后来，她同原东北局、辽宁省委、省人委的几万名干部，被下放到干校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清队”开始了，老干部遭到“人人过关”的审查。原省委宣传部不足40人的连队，有一多半被立案审查，还抓出了一个所谓小“三家村”。和张志新睡同一铺炕的5个人中，有4个被清理审查、专政。几天之后，睡在炕头的一位副部长，经不起日夜的政治压力，精神崩溃，吊死在荒凉的野地里了。
张志新此时开始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灾难，是“1958年那种‘左’倾政治路线错误的继续扩大和发展”，她在笔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看来，所以形成了这种错误路线，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这些年来，毛主席不谦虚了，在胜利、成绩面前骄傲了。（毛泽东）以个人崇拜、少数人的意志，排斥、削弱、代替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的原则，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顶点……”“ 中央文革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江青自己说了算？江青历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江青审查了没有？江青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吗？江青有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揭？中央文革可以揭么！”
张志新很快被立案审查了。但她经认为自己没有错。她写道：“我没有离开真理，也没有离开党。我决不是一个人，我同党在一起，同七亿人民在一起！哪怕暂时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参加整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应当无所畏惧的，我襟怀坦白，因为不是为了谋求什么私利，不是维护利益相关的某一宗派和阶层，……我要敢于正视真理，不管真理使人多么痛苦！”
1969年9 月24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正式搜捕。在看守所、法院，她被多次审讯。每次她都郑重声明：我没有罪，我不是罪犯，你们不可以用对待罪犯的口气同我说话。请看一次提审的记录：
“你为什么这样嚣张地攻击林副主席？”
“这是我的看法，这不是反革命行为。”
“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哪一条是反对社会主义？你回答我！”
审判员强词夺理地说：“你犯了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罪行！”
“我不是攻击党，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党培养我参军，上大学，我怎么会
反党？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自己的看法是符合党的原则的”！
“你拒不认罪，要考虑个人的前途”！
“离开党，谈不上个人前途！我没有什么考虑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审判员无言以对，只好草草收场：“回去吧，写一份认罪书交上来” 。
1969年11月6 日，张志新奋笔疾书，写下了《谁之罪》这首悲壮的诗篇：
“在漫长的岁月里，尖锐的斗争中，
为真理而斗争，誓死捍卫党。
今天来问罪，谁应是领罪的人？！
今天来问罪，我是无罪的人” ！
她在囚室踱着步子，听着脚下镣声锵锵，她为《谁之罪》谱了曲。先是轻声哼唱，继而引吭高歌……十天之后，她交出了一份长达万言的“认罪书”：
“……在这段时间里，我进行了学习和考虑，坦率地讲，没有解决认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立场观点不变，态度如前，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高举着真理的火炬，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想要革命么？你就应该是强者－－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
张志新最初被判15年徒刑，后来又被省里主管政法的一位“大人物”亲笔改判成无期徒刑！
张志新把送来的判决书撕成碎片，丢在地上，踩在脚下。她理理短发，就坐下来读《毛选》，一边读，一边做笔记，写下如下的话：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
“……我自己斗争很激烈，是投降还是不投降？不投降，有后果；投降，自己又做不到。以前我想过自己的事，算自己的账，两个家庭加起来21个人，就是都抛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为了追求真理，这一切都可以抛开，生活本来就不是这么个小圈圈。现在好了，一身轻，无牵无挂，斗争到底！”
1975年4 月3 、4 日，张志新再次以审判者的气概出现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她说：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说了一个共产党员该说的话，我的观点起之有因，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
“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穷凶极恶地下令：张志新死心塌地，活一天和我们干一天，杀了算了。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残酷杀害。从1969年9 月24日被捕，到1975年4月4日英勇就义，她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2100个日夜的斗争。
1979年3 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了为张志新平反昭雪的大会，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称誉她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党争光的优秀党员，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向她学习！
无罪的囚徒－－石仁祥
1970年6 月29日，安徽和县监狱，一张“刑事判决书”递到一个青年犯人手中。这位 “刑事判决书”写着：“被告石仁祥，于1968年10月、先后书写油印反革命信件多份，报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武汉军区、济南军区等单位，恶毒攻击、诽谤我们的林副统帅。特别嚣张地撕毁林副统帅的画像，在林副统帅画像上打X ，勾划林副统帅的名字，书写大量反动口号，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在关押期间，拒不认罪，而且在我审讯人员面前公开诽谤我们的林副统帅。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被告石仁祥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为了誓死保卫林副统帅，特依法判处石仁祥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42年，石仁祥出生于安徽和县卜集乡石巷村的一个穷苦农家。他从和县师范毕业后，曾任过小学教师、区的宣传于事。1964年12月报名参军，任新兵班长、工程兵实验员，1966年调往西藏拉萨某部队任文书。他酷爱读书，勤于思考，经常和战友们谈论国家大事，编排墙报和文艺节目。
“文化大革命”妖风席卷到高原上。当他从报刊、广播中得知许多老革命家、著名专家学者都被投入“牛棚”冤狱时，他怎么也想不通眼前的混乱现象。他阅读马列著作，联系当前的实际，逐字逐句解剖了林彪1966年5 月18日的讲话。他在日记上写道：
“这个讲话举了一些中外历史上政变的例子，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随意解释，存在着‘英雄造时势’的反动观点，是一个变相的在革命词藻掩盖下的反革命的‘白皮’。”
石仁祥认为“毛主席身边有虎狼”，“有人想趁机捣鬼，搞乱全国，发动反革命政变” 。他多次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赤子之心，向部队领导反映自己的看法和忧虑。回答他的却是：“不要胡思乱想！”“不准胡说八道！”
1967年7 、8 、9 三个月，全国到处是武斗的枪炮声，中华大地流着无辜人们的鲜血。石仁祥想上北京反映情况，他一再请假都得不到批准。他满怀悲愤地在日记上写道：“浮云一时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经过一段曲折、艰难经历，他到了北京，到了中央文革接待室。但是由于没有证件，他被赶出了接待室大门，只好卖掉手表，怀着忧伤的心情，登上了驶往故乡的列车。
石仁祥见到离别三年的姐姐。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连写了两天三夜，刻印好《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他特别选择毛泽东诞辰的这天，将这篇声讨林彪的檄文分别寄给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济南军区、武汉军区、南京军区和他所在的部队。
石仁祥在信中列举了林彪28条罪状，指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对人民危害太大。”“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耍弄反革命两面手法，口是心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揭露林彪指使爪牙“非法绑架、威逼、拷打一些革命首长，打击一大片，借人之手暗打，伸出魔爪明抓。”他在信的末尾，无畏地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革命战士石仁祥”。
石仁祥还留下20多万字的评论、杂文、日记等手稿，其中有《打狗篇》、《国贼－－走狗又一存照》、《对林彪要全国全党全军共讨之》、《很需要注意的一件事》等等。他写道：
“林彪是万恶祸根！”“言不由衷的赞扬，皮笑肉不笑的捧场，和当年赫鲁晓夫是一丘之貉！”“林彪做的坏事愈多，失败愈惨！”“他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让他阴谋得逞，那么国家就要变颜色，党就要变成法西斯党，那时的中国不知何等悲惨！”
这些匕首、利剑般的语言，是在林彪红得发紫、举国山呼“永远健康”的时刻写下的。他明知写这些文章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因之，他也同时写下准备随时献身的誓言：
“我个人的生死可以不考虑，整个的、长远的原则决不放弃。”“在虎狼面前决不示弱。成功和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打倒林彪的战斗，我始终如一，坚决战斗到底！”“我个人在林彪豢养的刽子手面前，宁可牺牲，绝不屈节。”
石仁祥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1969年1月8日下午，他被捕了。他被扣上沉重的脚镣，投入牢狱。
在狱中，他用手指和筷子蘸着水，在墙上、地上写“打倒林彪”的口号。
他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审讯。他把审讯室当作揭露林彪的战场。审讯记录上写道：
问：林彪是我们伟大领袖的接班人，你为什么要恶毒地攻击呢？
答：那要通过实践才能证实，林彪是真革命的还是什么。有些人开始不是革命的吗？后来不是变了吗？
问：你是在恶毒攻击林副主席，你继续放毒！
答：我是对革命事业负责，我是出于忠于毛主席，这是我的看法。
问：你这是什么思想？
答：我这是正确思想，我这是从实践中来的。
问：你这是什么正确思想！你这是反动思想！你从什么实践中来？
答：我是从各方面观察的，是我意识形态的反映，是我的看法。我是为了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利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我要向部队首长反映问题。我如果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考虑个人利益，我就不这样做了。
问：你是属于那个阶级的意识？
答：就我自己讲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问：你承认你是不是反革命？
答：你如果以无产阶级立场，我就是革命的。
问：你愿不愿意认罪？
答：没有任何法律条文需要我认罪。
问：你想到了后果没有？
答：我个人后果都没有考虑过，只不过把客观问题揭露出来了。
问：你所作所为是不是反对林副主席的？
答：反对林某是客观存在的，我所反映的是事实。
问：你写的东西，攻击林副主席，你认为是不是反动的。
答：我认为我写的东西不是反动的，是进步的。
1969年11月26日，审讯人员要他写“交待”。他奋笔疾书：“林彪长期效劳于资产阶级复辟阴谋，戴着共产党人‘乌纱’，摇晃着脑袋，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形左右…”写到这里，审讯人员说他“继续放毒”，责令停写。
1970年7 月12日，石仁祥被割断喉管公判处决。石仁祥壮烈牺牲的第二年，林彪仓惶出逃，机毁人亡。
1978年11月24日，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市召开万人大会，为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中共和县县委在濒临长江的一座山顶上，兴建了石仁祥烈士墓。
舒同的傲骨
舒同，江西省抚州东乡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1926年加入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红一军团到达陕北延安以后，担任总政秘书长兼宣传队长的舒同，为延安南门外新建的市场，书写了刚健有力的大字：“延安新市场”。
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形势，也为新市场题写了一副对联：坚持团结坚持抗日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
1943年，舒同奉中央之命，赴山东传达整风精神。临行前，他分别到杨家岭同毛泽东、刘少奇辞行。到达山东后，他在战争中多次向毛泽东发电汇报华东战局。
1954年，舒同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大跃进”的后果开始在全国显露出来，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在山东干部大会上宣布撤销舒同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改任章丘县委书记。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握住舒同的手说：“你只是认识问题，改了就好。”舒同感动地流下了眼泪。1963年舒同调任陕西省委书记。
1966年，风暴乍起，舒同是陕西省委最早被打倒的书记之一。当时，他曾有预感说：“打倒后再平反”。
舒同被关押六年，唯有一本毛主席语录陪伴着他。1972年出狱时，来接他的只有原来的司机。他对司机说：“你说毛主席语录哪一页，我背给你听。”司机随口说了一页，他果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在狱中他受尽折磨，毒打是家常便饭，专案组还扬言要枪毙他。舒同在高压面前，大义凛然，铁骨铮铮，丝毫不向迫害他的人屈服。他蔑视迫害他的人，他用辛辣尖锐的笔锋，愤怒地痛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1971年12月31日，舒同写了一篇《献给专案组的新年“贺词”－－致专案组的陷害者们》，就是一份难得的正气歌：
献给专案组的新年“贺词”
（阅后请转呈中央）专案组的陷害者们
你们可以完全不要事实根据地，并且翻手是云覆手是雨地，把一个经过46年长期考验，仅仅在某一个时候犯有一般性严重错误（见我的历史清算），本质上完全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干部，打成各色各样的反革。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黑帮！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刘澜涛的狗崽仔！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二月逆流分子！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三反分子！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全家人反革命窝窝的总后台！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北京一个地下反革命组织的阴谋暴乱者和为首分子！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私藏枪支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号令的现行罪犯！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一九四一年刘少奇在华中的黑干将！
你们曾经把他打成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而今，你们又把他打成大叛徒！
从城市打到乡村，从机关打到基层，从陕西打到山东，又从山东打回陕西，（在陕西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也没有听说），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对敌斗争形式，都是同你们蛊惑人心的宣传分不开的，大量的传单、图表、小册子满天飞。到处是提供陷害的炮弹，有许多场合还是由你们亲自出马，当众扯谎造谣。
你们的本领比秦桧还要高明。秦桧只知讲“莫须有”三字，而你们则更上一层楼，善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凭空虚构、捏造陷害，而且陷害的时间是这样的长，五年有余，陷害的程度是这样的深，彻头彻尾！
你们的智慧比起旧时的商贩来并不逊色，善于掌握市场的物价，乘机牟利，什么样的罪名能把心目中的对方整死，你们立即见机而作，不择手段，先定框框，后找材料，找不到材料也要瞎说一气，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做的。今年九月六日仍抛出一个见不得人的阴沟里的黑货－－伪造假证件。
你们的权力有无限大，顺之则生（解放或给出路），逆之则亡（不解放或不给出路）。不是先落实材料来决定问题的性质，而是根据所谓的态度问题来决定对于人的处理。倘若顺从你们的陷害便认为态度好，即便是敌我矛盾也可以破坏新党章的规定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倘若不顺从你们的陷害，就被认为态度不好（或叫态度很差），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不顾党的政策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五年多来，你们一直就是把我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的，使尽了各种对敌斗争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切手段：无奇不有的斗争形式、机关管制、群众专政（专政名单中我是第一名）、军事管制、游街示众（除了三次大游街之外还有一段时间每天小游街六次）、搜查住宅、翻箱倒柜（多次）、隔离封锁、跟踪跟哨、强迫劳动、打骂体罚（军管前两年还是这样），乃至种种折磨侮辱！如果按照你们的说法，不顺从专案组的陷害，就认为是同专案组对立，而“对立就没有好下场”，那么，除了上述下场之外，剩下的就只有无期徒刑或终身劳役，最坏的下场莫过于极刑。无怪乎你们有人大声向我恐吓：“要把你锁起门来送饭吃”、“要送你去法院”、“要枪毙你”，如此，你们就可以称心满意，以为这样一来即可以迫使小人们三跪九叩首，哀求饶命，乖乖地承认自己是叛徒，岂不妙哉！可是，你们到底凭什么事实，根据哪一条法令有权利这样胡作非为呢？
你们真不愧为自由王国的人们，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毛主席的信件，可以自由扣压，毛主席的指示可以自由否定，毛主席的方针可以自由篡改，《人民日报》纪念中共五十周年文章中某一段历史结论可以唱反调，铁的历史事实，可以自由歪曲，活生生的人证物证，可以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客观上本不存在的东西，可以无中生有，什么事实求是，什么唯物辩证论和历史唯物论，什么“九大精神”，什么“九大”一中全会、二中全会号召，什么毛泽东思想，什么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你们从来没有放在心里（绝口不谈、背道而驰），党纪国法，一概踩在脚下，其唯一目的，就在于实现一个最伟大的理想－－没有真凭实据也要千方百计把你打成叛徒，方显英雄本色（捏造就是英雄事迹），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被审查人能不五体投地！
你们的确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造谣能手，陷害专家”！
舒同71.12．于军管委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到北京中央组织部“上访”的舒同，被勒令回陕西接受批判。他随身带的行李也被扔出门外。71岁的老人舒同，靠在中组部门口仰天长啸：老干部、老革命还不如战犯，还不如反革命……
舒同再次上书毛泽东。毛泽东躺在沙发上，一边欣赏着舒同的申诉长卷，一边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有缺点错误，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
但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并没有人照办。直到打倒“四人帮”， 舒同才得以平反昭雪。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