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五大红卫兵领袖”
文革时期“五大红卫兵领袖”
他们在“文革”期间是不可一世的学生“领袖”。他们的名字，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来说，也是耳熟能详。当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如今，又身在何处？
1 、聂元梓
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她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在 1966 年 8 月 18 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聂元梓和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聂元梓的授意下，他们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其中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 * 仁同志被折磨致死。第二是诬陷朱德委员长，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小平同志的大字报，诬陷小平同志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其同时，聂还加紧了对小平同志子女的迫害。邓朴方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申辩的权利，开除党籍，刑讯逼供。邓朴方采取了当时惟一可行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愤慨和不平。他从楼上纵身一跳……
1969 年 11 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 1971 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 1973 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 1975 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 1978 年 4 月 19 日，锒铛入狱。
聂元梓的个人生活很不幸， 1959 年， 38 岁时同第一个丈夫离异，主要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 1966 年同第二个丈夫结合，又是淡而无味的婚姻。“文革”时，她违心地领着红卫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后，丈夫前妻的儿子找到北大来论理，她还躲着不敢见，并暗地里指使红卫兵：“他们不是好人，轰出去。”从此，她和第二个丈夫脱离了关系。
2 、地派“女杰”谭厚兰
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天派”、“地派”，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 200 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 1966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月 7 日，他们共毁坏文物 6000 余件，烧毁古书 2700 余册，各种字画 900 多轴，历代石碑 1000 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 70 余件，珍版书籍 1000 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1968 年 7 月 28 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 1968 年 10 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 1970 年 6 月，清查“ 516 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 1978 年 4 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 1982 年 6 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1981 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 9 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 1982 年 11 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才 45 岁，没有结婚。
3 、几度风雨王大宾
1966 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到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中，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1968 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1971 年，王大宾因“ 516 ”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 1978 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 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1985 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 69 元。
王大宾后来曾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中国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4 、天派“领袖”韩爱晶
1967 年 7 月 9 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个小型“审斗会”审斗的是功勋卓着的老帅彭德怀。当时彭总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老总，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总理“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他们逼迫彭老总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直不阿的彭老总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 7 次将彭老总打倒在地。使彭老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老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老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老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 18 处，先后立案审查了 465 人，其中 170 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 20 余人非正常死亡。 1979 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 1983 年 6 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5 、造反“司令”蒯大富
1968 年 6 月 21 日蒯大富在清华提出要赶走工作组。结果，清华大学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了多次反蒯斗争，蒯大富被开除团籍。 7 月 18 日，形势急转，毛泽东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很快，蒯大富成为清华井冈山的头目，人称蒯司令。
1967 年 1 月 6 日，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然后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 4 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从 1968 年 5 月 29 日到 7 月 27 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着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
7 月 27 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蒯大富决定以武力抵抗，不让工人进校。造反派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袭击， 5 名工人被打死， 731 人受伤。毛泽东震怒了。 7 月 28 日，他接见五大学生“领袖”，点了蒯大富的名。会后，五大学生“领袖”回到学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 12 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
1970 年，清查“ 5 · 16 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 11 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 1973 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 1978 年 4 月 19 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1983 年 3 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1987 年 10 月 31 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 1992 年，他和妻子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
转自《罕见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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