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地主－－中国地主的生与死
斗地主－－中国地主的生与死
按： 本文为“新历史合作社”新推出的数字杂志——《我们的历史》第四期内容。
开篇
1949年10月17日，刘文彩带着未能回到大邑安仁家中的遗憾，客死于成都。然而他或许又是幸运的，在他离世后不久，随着解放军的到来，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土改风潮袭向地主们。
这是一场以彻底消灭地主阶层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从东北平原到海南岛，从江南水乡到湘西山地，据统计，全国有200万地主被斗被杀。无论对于土改的性质作用如何评价，此间的血色与惨烈毋庸置疑。
以湘西溆浦为例，在1920年代农民运动中，地主乡绅与农民便结下了死仇，20多年间仇杀不断。这已不是两家两户之间的私仇，而是两个阶层间你死我活的刻骨大恨。于是，在1950年代土改中，溆浦再次血色弥漫，地主们多有被举家杀绝的，甚至连幼儿都未能幸免。
事实上，数百万地主不仅被剥夺了财产、土地甚至生命，"地主"这个名词也由此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伴随着土改进程，地主们在家破人亡的同时，又在政治宣传中被妖魔化、污名化，于是刘文彩成了宣传中集万恶于一身的"四大恶霸地主"之一，事实上他虽然也垄断川省烟土，同时却也倾尽家财办学、造桥修路，极力行善，决非"好人、坏人"一言可断之。与他同列的大连瓦房店的小地主周春富只有不到两百亩土地，但同样被塑造成了著名的"周扒皮"，几十年都未能还原其勤俭、敦厚的本来面目。
而在如董时进这样的研究者看来，中国传统的地主士士绅阶层，多数是由三代躬耕而成，它们勤俭致富、正直诚信、知书识礼。不管朝代如何更替，世事如何纷乱，他们都尽力守护着乡土的和谐和礼教的传承。就像温州乐清的乡村教师倪悟真那样，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骨髓和血脉里浸透着"民胞物与、天下一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类的理念，并随着中国乡村千百年的"耕读"传统代代相袭。但土改风暴彻底扫荡了乡绅阶层，也使得传统社会的运作秩序彻底崩坏。
在大规模土改风暴刮起之时，出身地主、关注农民的原中国农民党主席董时进博士不惜冒死上书，直谏毛泽东，而后出走，并留下预言"更大的破坏还在后面"。几乎与此同时，来自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韩丁，则对这场土地变革充满憧憬，并将"翻身"的喜讯传遍世界。
直到30年后，董时进与韩丁几乎又同时回到中国，发现当年"翻身"的农民们依然贫穷，因此土地在中国农民手中不得不进行另一次重组。
而此时，"地主"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彻底消失了，当年"斗地主"的急风暴雨，仅仅是在人们茶余饭后的纸牌游戏中留下了一点痕迹。
血色湘西：暴力与复仇
小江口恶霸张祖焕在斗争大会上被当场处决，家人在葬他时，让他双手持刀剑，头上插鸡毛。按当地风俗，这是死了也要复仇的意思。在染上的血色的溆浦土改中，"翻身农民"与地主之间结成仇怨。一个有文化的地主老婆这样写道："纸笔千年会说话，子孙万代要报仇。"
文／杨东晓
小江口恶霸张祖焕在斗争大会上被当场处决，家人在葬他时，让他双手持刀剑，头上插鸡毛。按当地风俗，这是死了也要复仇的意思。
1948年4月，就读湖南大学的郭静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之初，他先后任溆浦县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八区区长。作为试点，1950年5月初，他所在的八区率先开始了土改。
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令区长郭静秋一直未能忘记，张祖焕在棺木中死了也要复仇的"宣誓"，以及地主雷京文的女人拦路截住他送金饰，哭着求郭静秋放她男人一条生路的情景，在他的脑海中记忆了几十年，1989年溆浦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出版文史资料《南下纪实－－溆浦文史第四辑》时，郭静秋清晰地记述下来："她跪在地上叩头时，思蒙场坪上的群众大会就要开始了，也许她觉察出雷京文就要被处决，于是来了这一招"。
图：叶浅予作品 《斗地主》，创作于1954年。
斗争会使地主和地主家属早已惊恐万状。不仅郭静秋所在的溆浦如此，邵阳也同样。曾经随邵阳县委参加土改的湖南省共青团负责人何之光，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斗争会上打人成风，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
昔仇旧恨
湖南农民运动是有传统的，1927年3月毛泽东曾在深入调查中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地主的打击，从轻到重分出9种打击手段：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枪毙。总之，"一切权力归农会"。
图：顾炳鑫中国画作品《一切权利归农会》。
三农问题学者张英洪2007年在溆浦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一个案例，1927年2月26日溆浦县委在万人群众大会上，群情激愤地斗争一个外号叫陈老二的地主，县委宣传委员向五九对着喇叭喊："赞成枪毙陈老二的鼓掌！"得到的是全场雷动的掌声。一位叫杜元富的"当"地一枪打在陈老二腿上。随后士兵连发数枪，"结束了陈老二的狗命"。群众蜂拥而上，"割其耳朵和鼻子，有的剖膛取心祭灵，有的割一块肉拿去下酒"，不过一袋烟功夫，陈老二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溆浦县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成立的，在随后掀起的"镇压土豪劣绅的伟大斗争"中，仅两个月，全县惩治土豪劣绅616人，枪毙11人，游斗44人，坐牢33人。(张英洪：《农民公民权研究》)
但是，仅仅在一个月后的1927年4月，国共两党分裂。在长沙5月21日的"马日事变"的第4天，溆浦发生了"敬日事变"。中共溆浦县委书记刘绩成等19人被杀害。一年以后，湖南省委发出"暴动就是成绩"的指示，中共溆浦县委发动了震撼湘西的舒溶溪农民暴动，"凌迟处死"了舒溶溪小学校长龙明汉。
"反对和平土改"
溆浦农民运动中两个阶级相互厮杀的血腥气息，到1950年代初的土改，又卷土重来。
这些阶级血仇，今天从溆浦土改留下的资料和口述中可以看到。在土改试点期间，同在湘西、同样进行试点的邵阳，也由亲历者留下了详实的土改记录。
何之光参加了1950年7月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工作，他作为邵阳地区青年团的负责人，受地委指派到邵阳县委参加土改，这个月，邵阳被明确为县级市。所以，何之光经历的，是一座县级市除"复查"阶段以外的，从试点乡到全县的土改过程。
何之光在《<土地改革法>的夭折》一文中写道："此时（1950年12月–记者注），党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文件我未看到，主要精神是说前段工作没有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地主阶级斗倒斗垮"，这样的精神一下达，"于是层层作检讨，把四个区的土改说得一无是处。"从此，邵阳的土改被认为是"煮了夹生饭"，"走了弯路"，"必须从头来"。
"反对和平土改"这句话，何之光说明了未见到文件，是"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叶明勇在《土地改革政策与"和平土改"问题评析》一文中也说，他查阅了1950、1951年关于土改的全部中央文件，没有发现这个"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只是指出中南局所说"和平分田"思想等，是"一种偏向。望注意你区有无此种偏向并予以阻止和纠正"。
但是，从各种回忆中，土改由此时起开始变得残酷，一场充满血腥的战役激烈地打响了。
邵阳地委和县委对土改工作重新进行了部署：增加一个"反地主阶级当权派"或又叫"反霸"阶段。据何之光的回忆文章，"乡有乡的当权派，村有村的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给予无情打击。这叫"从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还有一项工作是"从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原来已经反过恶霸的村子，只能"矮子中间挑长子，无疑是扩大了打击面。"并且增加一项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实的工作。不论浮财底财都要清算出来，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农民。这种以经济为目的的扩大化，在溆浦的土改中同样存在。
图：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土改中政府工作人员将土地财产重新登记。
溆浦土改时到底杀了多少人，当年的县委书记兼公安局长郭静秋也不知道。他只记得当时有人将溆浦滥杀的情况告到了中央，中央命溆浦把名单和数字报上去，县长县委书记急忙到区里要统计数字，可是区里谁也统计不出来。
很难说清是因为无法统计，才导致有些处决在档案中找不到，还是因为当时处决就没有建档，才无法统计。从毛泽东1951年2月18日起草的一份党内通报可以看出，他一定从某些渠道得知了土改中成分划分扩大化的问题，他写道："劝告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
由于错杀，有农民用了一句当地熟语形容这段时期－－"鱼怕坏塘、人怕坏皇"，表现当时的大环境。
这种杀人法，令当地农民也十分不解，有土改亲历者在讲述他们目睹的惨状后，问张英洪，"那时，一批批都被梱出去枪毙了，死掉好多人，都是些农民，犯了什么砍脑壳的罪？"
分田地追浮财
富农被当作地主来处理，分走田地和房产的现象，在溆浦土改中不是少数。尽管土改工作要按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实施，有统一要求，但是各村执行起来却"各有千秋"。
张英洪在田野调查中，从卢峰镇横岩村土改时最积极的民兵李佑良处得知，这里在土改时拥有土地10亩以上为地主，一般地主是没做过坏事的，恶霸地主是欺压过百姓的；10亩以下、4亩以上为富农，自己有4、5分田为中农，做工长工的是贫农，雇农是一分田也没有，打零工，最穷了。还有一种人，做过坏事，但不一定有田和土地，只要有人反映，就打掉(枪毙)，当过保长的，没有案子的就算了，有案子的就打掉。
而在全县最富裕的龙潭，有100多亩地也没划成地主，20几亩地只算是中农。有些穷地方，2亩地就划成地主了。
但是在各区划成分时，一直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因此就提高了一部分人的成分。这种划法从政治层面，能将自己和敌人界线划得异常分明。从经济层面考察，多划出来地主，就可以更多地分到一些田产和房产，分到浮财如细软等"胜利果实"。
湖南大学中文系年轻的副教授彭燕郊加入到全县土改的行列中，这位习惯语言简洁的诗人，却在当年12月15日至次年2月15日，两个月的时间里，留下了223页详尽的文字，包括文件学习、小组讨论、工作汇报、形势动态等。在这场血雨腥风的运动过去55多年后，中国三农问题学者、中国农民公民权研究者张英洪，为这本珍贵的土改"纪实"，命名为《彭燕郊溆浦土改日记》。
图：彭燕郊日记中，绘制的土改工作队工作地图。（翻拍：杨东晓）
在1951年1月11日的会议记录中，"陈政委"对土改进行阶段性总结时说："不少干部群众，为了多分果实，提高成分，将伪保长，旧军官或土匪，占有少量土地亦不劳动的，划成地主。因此有的划到百分之七、八、十，甚至到百分之二十。提高成分其根本为了夺得果实多分田，不少干部，为了表现自己立场稳，怕人说是地主立场，左一点比右一点好，还有一部分干部从政治态度出发，把伪保长，为群众反对有少量土地的，不从生产关系，剥削土地占有来出发。""一部分干部群众仍强调挖底财追浮财。"
"和平土改"不再，暴力土改随处发生。
同为湘西，邵阳和隆回的情况也相似，"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非刑拷打，昼夜逼供，什么称半边猪、吊磨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何之光：《<土地改革法>的夭折》）
何之光还写道："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到：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隆回县委书记方明说：隆回问题也很多很严重，把中农划富农，富农划地主；关押吊打，非法斗争，不少富裕中农和富农都挨斗；还出现了所谓"贫农恶霸"，"中农恶霸"。其他县情况基本相似，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
成分划分也就变得随意起来，张英洪说"划成分有时就是几个人一对，认为谁是地主，谁就是地主。"
李佑良当民兵时是个根子，他听说舒采德家有枪，就到舒家捉人。舒采德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几个月保长，土改中被吊打过，打怕了。见来人问起枪，便举刀吻颈，切断了自己整个喉管，气管的断裂就差一指甲盖的厚度。但舒家并没有枪，舒采德也被李佑良叫来的水师救活了。李佑良告诉张英洪"现在还活着，我们平时在路上碰到，都不打招呼"。（张英洪：《农民公民权与国家》）
彭燕郊1951年1月29日的日记，记录了县委书记任之的总结报告：打击面还是宽；个别保仍用算剥削账的方法，一个雇工算了三年就有1200担谷，不是合理合法地进行算；个别地区仍有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的；在整个运动中及时的贯彻政策不够，自杀的有18人，其中12个地主，6个贫雇农。
"宁愿错杀一百，不要放走一个"
"宁愿错杀一百，不要放走一个"，郭静秋在向张英洪讲述土改时期基层对政策的掌握时提到的这句话，是湘西区党委书记周赤萍在布置任务时说的。
在这种非常左的意识主导下，郭静秋完不成杀人任务，就是右倾。地委开会时要求他报杀人计划，他说大概杀十六、七个，小组会上受了批评，批他右倾。他回到江口区与赵中财书记商量后，决定还是报一二十个，结果后来一次就杀了十几人。
55年后，他在回忆土改工作的失误时，对张英洪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时没有法治，当时说是说（杀人）要县委批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每个干部都可以批准，罪名是'罪大恶极'就行了。上面也不管你，只要你完成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滥杀是不可避免的，思蒙和尚坪拥有800亩田产、100亩果园的地主雷继熹，家里还有几十杆枪，没人能说清这个曾经当过区团防分局局长的地主是防匪还是杀人越货，但是有枪就属于武装地主。雷继熹被捕后，被人用铁丝穿透鼻子，牵起火火起走（风风火火地牵起游街）。1950年9月2日在思蒙一次批斗会后，他全家20多口人全部枪毙。雷家最小的儿子，才七八岁，也一同枪毙。
李佑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回顾中反复说："那时太乱了，还是正规好"，他说溆浦当时打人（枪毙）最多，有人报复，只要揭发就打掉。他向张英洪举了两位社会贤达的例子，差点被毙掉的叫荆嗣佑，被枪毙后又被平反的叫陈遐龄。
同盟会成员荆嗣佑是清末举人，明治大学留学期间追随了孙中山，后被派遣回湖南，做过湖南一师的董事长、当过毛泽东的英语老师，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他还做过这个学校的英语老师。抓捕荆嗣佑时，年近花甲的荆嗣佑说你们给毛主席打个电报，他说打，你们就打。后来县里还真的发了电报，上面果然不准打掉他，并给他安排了工作。
另一位，1917年西康抗英、1918年被授予康威将军的陈遐龄，曾是甲午年间的武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镇反时已经77岁，病得无法走路，还是被枪毙了。曾在溆浦县志办工作的著名编辑、"新史学丛书"主编向继东介绍说，听当地老年人讲，陈遐龄被轿子抬到河边枪毙了。1984年，中共溆浦县委为他平反。
图：彭燕郊日记中"斗地主"一章节选。（翻拍：杨东晓）
根子：被培养与被谋杀
群众大会，是"根子"（由工作队发现、并培养阶级斗争意识的最穷苦农民）诉苦、带领群众一同声讨地主、最容易群情激愤的大会。群众大会当众枪毙以及会后拉出去"打掉"（即枪毙）地主、富民，是提高农民觉悟的最直接的教育方式。
根子的作用，是在批斗大会上带头诉苦。批斗大会是翻身的关键，因为"几千年就看这一天"，所以要"斗不垮地主不散会"。郭静秋主持过的一个批斗会上，雇农诉苦诉得大哭起来，并且突然上前咬掉了地主一块右耳朵，"呸！"地一口吐到地上，把台下群众吓了一跳。当他上前去咬地主左耳时，郭静秋制止了他。（郭静秋：《流放者之歌》）
1951年冬天，至1952年8月一年半的时间里，胡真作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土改委员会湘西土改工作团副团长率200人的省委土改工作团到溆浦土改。他曾在龙潭搞土改时，给溆浦县土改委员会主任任之写过一封信，后来这封信被印成册子在全县散发。他在信中提到对根子的培养，"四保经过五、六天的访贫问苦，各组都扎了一批根子，一共有22人，都是贫雇民……尤其是民兵，其中大部分都在解放后，曾积极配合解放军清剿过土匪，在清算反霸运动中，他们也坚决地与地主恶霸进行斗争。"
一方面，是以根子为代表的农民对地方的清算，另一方面，根子被报复、贫农被威胁也时常发生。
1952年3月桥江区委书记于永起，在凉水井村碰到一起凶杀案。土改根子邓南彬一家6口被杀了4口。
贫农邓南彬被砍得满脸血肉模糊；他女儿脖子被砍数刀，头搭在床边，人死在床上；他的父亲吊死在楼枕上；重伤的妻子已不能回答问题；只有两个不更事的小儿没有受伤。
就在于永起调查案情时，村子已经传开了："邓南彬的父亲不同意儿子当土改根子，才把全家杀了，自己上吊了"，还有一些瘆人的迷信传说在村里流行，"出事那天晚上，豹子叫了一夜"。各种传说让正在进行土改中的贫农们害怕，土改积极性遭到破坏。
于永起在侦察中发现，邓父不像是自杀，而像是死后被吊到楼枕上的。联系到邓家是土改根子，每次群众大会，他家都是全部参加、带头诉苦，工作队认为邓家的灾难肯定与村里的国民党特务的罗用中一家有关。搜查罗家时，罗的小孩说他们家有只短枪，但这只枪并没有搜到。于永起在搜查与罗家最近的邓南仪家时，发现邓南仪的裤子是新换上的，见到工作队神色马上慌张起来，邓南仪儿子邓柄武手指上有血，棉衣里子和被子上有血，问他们血从何来，父子回答不一致。
在对邓家父子审问时，于永起对邓柄武说，你是穷人，只要老实交待，我们会宽大处理。于是调查有了突破：在土改之前，罗用中、邓南仪等人组织过一个"农民会党"，通过这个党召开"土改代表会"，传播："土改队来了，大家不要乱讲，讲错了，分不成田，那他就要负责"。（于永起：《紫荆山下的斗争》）这样的会开过多次，被住在附近的邓南彬听闻，为了怕邓南彬告发，罗用中指使邓南仪对邓南彬家实施了谋杀。
彭燕郊在工作队时，也碰到过地主想要报复贫农的事。1952年1月4日，工作队在汇总情况讨论对策时，有人提供线索，一个地主对贫农女子说"你分的我的柜子、家具，好好的用，将来还是我的。"还有人举证，有地主硬是把菜种到贫农的地里，半夜起来去锄地，故意糟蹋贫农种的禾苗。有的地主是砍树，理由是分山，没有分树，还有地主把农民车的水偷偷放掉。
图：陈遐龄戎装照
这一天，彭燕郊的工作队还学习了湖南省委宣传部唐麟副部长的报告，唐麟在报告中说，"最近这一期土改，地主办法很多……斗争深入后，地主态度就转入强硬、造谣、放毒、暗杀，个别的还有上山的。"
还有地主用语言威胁："你斗争地主积极，全村第一，将来我要向你学习。"
报仇的心理文武兼具，男人实施了行动，女人写的"反革命诗词"也流传下来，在富裕的龙潭镇，一个有文化的地主老婆这样写道："长添灯芯满加油，慢慢等到五更头。纸笔千年会说话，子孙万代要报仇。"
董时进：一个"地主"的土改预言
在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未果之后，前中国农民党主席董时进选择出走香港。这位资深农业问题专家对自己所在"地主"阶层的命运，已有深切的洞察，并为这次巨变留下先知般的谶语："土地的破坏这才开始，更大的破坏还在后面。"
文／刘永峰
1981年4月，重庆垫江县刚刚开放不久，就有一位名叫董时进的美籍华侨来到了这里，他已是81岁的老人，这是他三十年来第一次回到自己的故乡。
那时，董时进已是国际知名的农业问题专家，而他重回家乡，除了了却多年的夙愿，还有一个想法，便是实地了解一下当日中国农村的情况。他说："我去垫江的目的，固然是要看见家乡的景物，如像住宅、祖坟、山坡、溪流、树林、竹笼之类，同时也是为要了解大陆农村的实况。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
图：董时进（右）在田间考察。
那时，正是中国大陆改变农村土地政策，从集体耕作过渡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关键年份。董时进在城里已听人们谈到"农村情形良好，农民生活宽裕"，而在去往家乡的沿途，他也看到不管是高山上还是平地上种植的作物，都长势良好。"这当然和天气有关系，但是根本上还有其他增产的原因。"他说："一个是耕种的制度改变了，集体耕种已经改为个体耕种。"
然而，与那些既不与本地人熟识、又不知道过去情况的外国人不同，董时进却清楚地知道，乡村中这些令人欣喜的景象，"乃是最近的情况，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却非常恶劣。"而也正是1949年后，农村那场前所未有的"大破坏"，令他被迫离开了大陆，远走海外。
悯农
1900年，董时进出生在四川垫江一个富裕家庭。他幼年先入私塾读书，尔后又赴重庆新学堂上学，小学提前毕业后考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今西安、上海交通大学前身）。
按照董时进在其自传体小说《两户人家》中的说法，因他从小生在农村，热爱大自然，对土地和农业有特殊的热爱和兴趣，所以很快便放弃了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学习，1917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并于192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此后，董时进又参加了清华学校考试并被录取，结业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并于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
1926年，董时进在欧洲游历考察一年后，回到中国，受聘于母校（此时已升格为北京农业大学）教职，任教授兼农艺系主任。不久，他因想创办一个新式农场，便返回垫江老家，却赶上军阀混战，土匪猖狂，只好返回北京，重操旧职，另任中华义赈会农利股主任，办理农村合作事务。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江西从事农村复兴工作，并打算将江西建成一个"模范省"。为此，蒋介石提议在江西设立农业院，"以负改进农业、复兴农村之任务"，于是，1934年4月，董时进应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邀请，担任农业院首任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董时进于1938年带着妻儿回到四川，任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之职。
在此期间，他发起组织了中国农业协进会。随后又创办现代农民社，被选为社长，并主编《现代农民》月刊。他在《现代农民》发刊词中宣称该刊要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要做农民的喉舌。董时进对于农业问题的探索并非仅是纸上谈兵，1939年，他还利用个人积蓄及家族资金，在沙坪坝井口镇，置地75亩，开办了大新农场，种植果树、饲养牲畜家禽，推广农业技术。
正是由于在农业上的志趣，及其人生经历中与农业的不解之缘，令董时进在这一领域内有了更为专业的见解和对问题更加深刻的洞悉。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决定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一年后，在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董时进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民盟政纲之一。这与董时进的思想大相径庭，他发言反对，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会后他又写信给张澜，表示不同意该主张，退出民盟。
图：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土地问题指示》（即五四指示）。
随后，董时进在中国农业协进会基础上，积极联络农业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于1947年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民党，并任主席。他在成立宣言中说："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
如果说，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对自己主张毫不妥协的坚持是造成董时进与民盟产生分歧、另组政党的原因的话，那么，不久之后，董时进这种"固执"的坚持，又使他与另外一个政党尖锐地对立起来。
交锋
1949年5月，中共组织召开新政协的前夕，董时进带着团体的委托从重庆辗转来到北平：他要为农民党争取参加新政协，而进一步考察中共的施政情形。于是，抵京之后，他与另外几位代表商量认为有两件事情要积极去做。一是努力学习，一是表明成绩和态度。他们购买了好几种关于马列主义及中共政府的书籍来开始阅读，并随时向老解放区来的人讨教。另外，他们也将过去一两年的作为，如发表的宣言和文章以及其他奔走联络，招待新闻记者等活动，尽量陈述给中共负责人，使中共知道农民党以往的成绩。
大约过了十几天，中共招待所的电话找到董时进，约他和中共统战部的李维汉部长在北京饭店一谈。当董时进被引进李维汉的会客厅时，李以严肃的态度迎接了他，紧张的空气增加了一些谈话的困难。
李维汉开门见山地说，农民党没有发展的隙地。假使你们要走真正的农民的路线，那末，农民会加入共产党，不会加入农民党。假使要走地主的路线，那末农民又会反对你们。李又说，中共曾经商讨过农民党的问题，研究过农民党的文件，认为农民党参加政协难获通过。他坦白地说，不论别的党派怎样，在中共方面他本人就不赞成农民党参加，因为董时进的言论对于中共不够友好！
这时，李维汉翻出一篇文章来，是董时进在《经济评论》上所发表的关于土地改革的论文，李维汉说那篇文章是替地主辩护，反对中共的土地政策。董时进说："乡下人的土地，和城里面的房地同是财产，而且乡间的地主多是由勤俭刻苦而来，他们的家屋更远比不上城市的富人。城市的大户人家的财产尚且一律保护，乡下的土地房屋一切没收分配，这是太说不过去的。"李维汉说："城市的房产是进步的，乡下的地主是封建的，两者不能相提并论。"董时进更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可是这里面的话说来太长，不能在那种场合多所争辩便作罢。谈话进行了约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李维汉劝告董时进，农民党最好是结束，不必搞政治，专门搞技术，从事生产建设的工作。
那时，董时进已在北平多日，也逐渐发觉农民党与共产党的距离相隔太远，中共方面的态度，既然这样明白表示出来，他也不再存任何幻想了。于是，董时进邀集了本党在北平的几位负责人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目前及今后的情状下，势非停止党务活动不可。
虽然董时进对于中共的理论和措施怀疑日深，但在那时，他希望中共变化的意思，还是没有完全抛弃，"还以为它在完全成功及正式统治之后，仍可能纠正它的错误"。然而，事情的突然变化，发生在1949年的7月1日，那天，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名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
在将那篇文章仔细阅读之后，董时进"大为惊诧，并感到绝望了。"他说："我觉得该篇论文里面所说的一切，都与我素常的认识，和我知道的事实，是完全相反的。"而最令董时进感到震惊的一句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怎么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呢？凡是稍多有几亩田地的，或虽有田地很少而不能自身耕种的，都可以叫做地主。这些所谓地主者，多是由于善于经营及勤劳节省起家，并未沾到任何帝国主义的恩惠，也绝对不是什么封建制度的产物。"（董时进：《我认识了共产党》）
如果说未能参加新政协，本就对政治不太热衷的董时进还不太在意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一表述则令他切实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外间不是已有人想中伤农民党，说农民党是代表地主吗？这无异是污蔑我们是代表'帝国主义的走狗'了，我们还有存在的余地吗？单就我个人说，我家里所有的田地虽不多，但也可以算是一个地主，因而也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共产党要专制压迫的对象。"
"这一下的刺激可把我的头脑完全搞清醒了，把我的疑惑一齐澄清了，把我的幻想整个击破了。"董时进决定早日离开北平，越早越好，他说："我只想找到一种为他们可以容许的维持生活的方法，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然而，要离开北平，没有共产党政府所发的路条是不成的，为了避免发生不便，董时进又不得不参加了近一周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会议结束后，董时进从主管方那里领了护照和北平到上海的火车票，便"不辞而别"了。
上书
回到上海后，董时进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考虑今后的生活，他知道此后不但不能做新政府底下的官吏，连教书也是不成的。因为他所专门研究的农业经济学，是与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无法隔开的。除非背叛素来的信仰，另撰一些假话，否则一开口就有和中共的理论发生冲突的危险。他很想回到重庆去继续经营农场，但是那时西南还没有"解放"，交通完全断绝，无法通过封锁地带。最终，董时进想到了在上海养蜂、制蜜、卖蜜，这件事不需要许多的土地，也不需要请很多的工人。
养蜂步入正轨之后，一件早想要做而未做的事情，又从董时进的心坎底下翻上来。在北平时，他就想给中共写一封信，详细说明他们的土改理论和土改办法的"错误"，劝他们修改。他也曾和几个朋友谈起这个主意，朋友们都纷纷劝阻，以为不但不会被采纳，反而徒惹麻烦。加之那时在旅居中生活不安，心绪不佳，曾经几次提笔起了一个头，都没有写下去。
回到上海，董时进已心绪稍定，还是决心去完成这件事情。他费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去思索整理，才完成了一篇写给毛泽东的长信。在这封信中，董时进阐述了自己对于土改的看法，并指摘中共政策的不合理及其弊害。
土改的基本理论依据是"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剥削性的"，董时进首先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说："我们固不能否认若干大地主，例如军阀官僚恶霸等的封建性，但若说一切的或多数的地主富农，以及整个土地制度都是封建性的，则未免言之过当。""中国的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
除此之外，董时进还提醒毛泽东：大战以后，开国之初，最急之务莫如安定秩序，医治创痍，使人民休养生息，不宜再有摇动人心之举。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国家理应保护和奖励，土改反而要没收其土地及财产，将他们当作敌人，这与新民主主义的宗旨完全背离，而中共保护私有财产的声明岂不也是一纸空文？
董时进说，如今多数人都已知道，分地已是既定的政策，不久就要实施，于是人们的心里开始转着这样的念头：现在我的地，转瞬就会变成别人的了。那末，我何不趁早从地里面多拿回来一点，少花费一点呢？池塘沟渠何必去挖掘修补？田地何必费力气去下肥料？甚至于平时应留还土地的縠椿豆根之类，也通通割回来或扯回来作柴烧，地上的树木，也趁早砍掉。"这样下去一两年，土地会变坏到什么样子？是很够令人忧虑的。"
不仅如此，中共的土改政策更有长远的危害。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农业生产势必受阻。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又会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在该信的最后，董时进写道："我之所以不惜屡次反复辩论，此次更不顾冒犯您的危险，乃是因为我感觉我对于土地问题了解得比较深刻，比较正确；假使不将我的意见尽量发挥出来，我会永远感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无辜被夺去土地的人民。"
1949年12月间，董时进将这封信寄了出去，同时又印了几百份，寄发给了中共的其他要员，各党派的领袖，和若干关心或研究此问题的朋友，及教育学术机关。但就在该信寄出一两天后，报上就发表了毛泽东已抵莫斯科的消息，而这一去差不多就是两个月。两月之后回来，政务丛集，是否还有工夫来理会这一封旧函，董时进也并不敢确定。不过，他还是比较庆幸用了印发的办法，否则自己的声音就等于石投大海了。然而，董时进没有料到，一堆麻烦也由此而来。
管制
就在那封长信写好并印发之后，董时进也得到了重庆业已"解放"的消息，不多日沪渝航运也告恢复。于是，董时进请好通行证，带了两群蜜蜂和夏季衣服等，启程回重庆打算继续经营农场。
而董时进一回到重庆乡下的农场，就接到了西南军事管制委员会交际处寄来的一封信，说有要事约他去该处面谈。
大约过了十天左右，在一个阴冷的、毛毛雨的早晨，董时进比平日提前吃过早餐，正要同工人们出发运柠檬进城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全副武装的同志到农场来找他。交谈后，得知是军管会派来的，董时进再三追问，对方才告知是公安局的。
董时进问，不远数十里跑来有何要紧事情？对方回答，没有什么紧要事情，只是来谈谈。接着问了董时进一些关于农民党的问题，何以没有参加新政协，有多少党员，分布在一些什么地方，是哪一类的人比较多，政纲的要点如何等等。董时进都一一作了答复，并提到了关于土改问题向毛泽东上书的事情。对方便问那封信的大意如何，董时进也约略告诉了他。
董时进因为有事进城，便请那人边走边谈。路上走了许久后，那位同志告诉董时进，关于他上书的事情，他们希望请董时进过去谈一下，获得互相了解，以便今后彼此好合作。那人又说，他们已经指派了对于这个问题有比较深刻研究的人同董时进谈话，请同他去一趟公安局。"这种种事情也归公安局管么？"董时进这才明白，那人原来是公安局派来传他的。
大约中午的时候，他们到了保安路公安局，董时进被带进了一位王科长的房间，但一直等到晚上，才有人跟他谈话。那人没有与其通姓名，也没有来一个握手的客套仪式，进屋后立即坐下就讲起本题来，问董时进为什么将上毛主席的书信印了许多到处散发？他说话的态度正颜厉色，仿佛是审问人犯一般。印发那封信是什么用意，是否要想争取一部分群众？当被问印了多少时，董时进说，共印了四百份，至少还剩下一百多份，发出去的大约有两百多份。"剩下的你打算拿在街上发了吧？"那人说，你根本不承认地主的封建性，这是与中共的基本理论冲突的。土改政策是共同纲领上所规定的，经过了全国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才决定的，政府一定要执行。"我嘱咐你，来到重庆不要再发，以免惹起不便。"那人警告道："你有言论的自由，但不能像这样发表。"
三天后，董时进回到农场时，工人对他说，在他进城的时候，又来了两个解放军找他，据说是从磁器口公安局来的，"他们说没有事情，只是来玩玩"。他们到处看了看，然后把董时进在城里的住址和同他们说话的工人的姓名抄走了。
大约又一个星期后的傍晚，也是毛毛雨的天气，首次来传董时进的那位同志又光临了，并带来了一封通知，说："你对毛主席的上书，其内容及印发均属错误，已经本处王科长当面谈过，请你对上书印发措施写一书面检讨送交本处！"那人叫董时进简单地立刻写一封回信让其带回去，并跟着董时进走进书房，当面等着他写。董时进一边写，一边对他说："想不到为一封信，惹出这些麻烦。不是说共产党很虚心么的吗？"
征粮
短短几天内，公安局的人就已三次光顾了董时进的农场，但他却再无暇去理会这些事情了，因为还有更麻烦要紧的问题需要处理，那便是农场上的公粮。
重庆是在1949年底才解放的，已经是秋收之后很久了，应征公粮业已被国民党政府征去，而共产党来了之后，又要重征一遍。那时，许多人家已没有多余的谷物，甚至于吃的也没有，但是政府催收却逼得很紧，不如期缴纳，就得吃官司。（董时进：《我认识了共产党》）
董时进曾经出席过本乡的一次征粮会议，征粮委员会警告大家说："你们切记不要说，'我家没有谷子，不信你来搜'，这一类的话是没有用的。不管有没有，你们各自去想办法。教女人老婆子来哭来闹，上吊跳水那些事都没有用的，千万不要来这一套。政府绝不能开一个恶例，对于自杀的人家就宽免其公粮，或放弃其催督，因为那样一来，岂不大家都以自杀，来做抵制政府的手段么？"（董时进：《共区回忆》）
董时进听说，在临近的某县，因为征粮被逼太甚，一位哥老会的首领便带着众多兄弟造了反，群起攻打县府，将在押的人劫了出来，并杀死了县长和区长，然后跑上山去了。但更多的普通粮民，却没有那种胆量。董时进住在乡间的时候，他所认识的朋友中，也随时会有人告诉他，他们的父兄叔伯因为交不出公粮而被拘押，或自尽的，也不计其数。与董时进关系密切的一位同乡，就曾写信说："今年所收的租谷，因为国民党离开之前已经被乡公所征去了一部分，现在剩下来的全部不够交人民政府的公粮。但是这公粮非交足不可，目前催得很紧了，已经开始抓人。邻居某人已经被抓去，关在一间潮湿的屋子里面，没有床，没有凳，不许家人去看，也不许送食物和被褥，还要在身上泼冷水……"（董时进：《共区回忆》）
因为征粮太重，追逼的办法又太毒辣，那些自杀者虽然可以摆脱自己的痛苦，但应交的公粮仍是逃不脱的。几个乡民告诉董时进，在近邻的某区，有一个粮户自缢而死了，由乡公所报告到区政府，区政府的回答是："把人取下来称一称，看有多少斤重就抵多少斤粮，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其余还是要如期照缴。"
那时，董时进的农场里已没有存谷，也没有任何可以变钱的东西。经过多日的奔走，幸而把款筹到了，于是派人到四面几十里的乡镇去收买谷米。那几天的米，价钱嚇人的贵，而且过一天是一天的价钱，所筹到的款如不能立刻买到米，马上数目便又会不够了，整日都是令人惶急的情形。最后，董时进在城里政府所办的粮食公司买到了一些碛米，事先并经商得地方收粮员的同意，无须将实物运回本乡，就用米条代数缴。但等他将米条送去的时候，忽然说不成，还是要将米运去。又经过多次的交涉，承认收米条子了，却又说米质太坏。总是一个不收，后来他也只好让它搁起来，拖下去。因为这个，他原先打算回来守办农场的计划，又开始有些动摇了。
于是，这许许多多的烦恼和恐怖，使他不能不离开农场，又回到上海养起蜜蜂来。
出走
那时的上海，市面萧条，董时进的蜂蜜营业也受到影响，不得不缩小范围，只在寓所前摆一小摊。后来公营的土产公司也在附近零卖起蜂蜜来，而且售价特低，把他们的生意都抢去了。更令董时进苦恼的是，一个连招牌也没有，每天卖出不过几磅蜂蜜的小摊，也须向好几处机关登记，也须缴营业税、所得税，出发票，建立会计制度，及参加民主评议等等。而且稍一疏忽，就有受罚的危险，一罚起来，数目又大得惊人。董时进看见这种情形，知道做不了，就只得收场作罢。就这样，董时进什么都去亲自尝试了一下之后，感觉士农工商都不好搞，只好在家呆着。
然而，就在董时进在家闲呆的时候，一场运动也风涌而至了。随着南方各省的陆续"解放"，在新解放区内实行土地革命，很快就被中共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的准备工作，大批经过训练的土改干部，被派往各省地。同年6月，中共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
图：建国初期，土改后重庆市郊农民第一次交"爱国粮"。
这项法律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多余的房屋……当董时进看到这些政策后，愤激地说："乡村有土地的人家究竟犯了什么罪，要将他们这许多种财产一齐没收？占去土地不足，还要连人家的牛马犁耙床桌粮食农产，乃至毛坑里面的大粪都要搬空。"（董时进：《共区回忆》）
董时进谈到，共产党到一个地方之后，首先就是组织贫农和一些无产无业的分子，告诉他们说："地主和富农都是封建的，他们残酷地剥削了你们，所以使得你们贫穷。现在我们要帮助你们去把他们的土地房屋占过来，把他们的牲口牵过来，把各种农具、粮食等等都拿过来。你们好好监视着他们，不许他们卖掉他们的物品粮食农具等物，不许他们砍去他们的树木，不许他们拆掉他们的房屋，因为这一切东西现在都是你们的了，只等一等就要分给你们。"那些贫民可以得到利益，又何乐而不为呢？
此后的危害正如余英时所说，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础。"土改"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了基础。
董时进甚至悲观地预测："在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读书，甚至去大都市进大学，所以农村中尚能产知识分子和各项人才。今后这些人家没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种十亩八亩的小贫农，他们糊口且不易，哪里还能送子弟进学校。……农家子弟不能受教育，农人永远不能翻身了。"他又预言，政权巩固之后，中共就会再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
尽管董时进对土改有很多批判的意见，但在当日的环境下，却无法再公开发表他的想法了。在有过一次上书的经历后，他便起了戒心，不敢再去以身试法。董时进知道，像他那样的人，别的虽然说不上，然而因为老家有几亩薄田，这"地主"的头衔是安得上去的，一安上去即没有任何人民的权利了，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董时进说，一个需要精神生活的人，突然发觉他的思想的来路和思想的出路都被关闭了，必然会感到窒息、空虚和没有前途，他的痛苦会比一个既聋且哑又眼瞎的人还有更甚的地方。近来事情发展的情形，就令他感到越来越多的苦闷，想趁早离开大陆了。
于是，1950年秋，在土改的暴风骤雨来临前夕，董时进乘上了从上海开往深圳的火车，然后出走香港。很快，激进的土改运动，开始在他的家乡和更广大的乡间席卷开来。
那时，已到香港的董时进，悲恸地写道："土地的破坏这才开始，更大的破坏还在后面。"
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后，1951年夏，董时进又携家人到了美国。最初，他与留在大陆的亲属偶尔还有书信往来，后来，由于有各种运动，就不敢再通信了。在美国，他一直居住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一带，曾在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执教，时常会就中国的问题四处演讲，据说，还曾担任过美国政府农业方面的顾问，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一生著述宏富。
然而，再次回到家乡，已是三十年以后。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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