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一生中最重要的
一生中最重要的
－－作者：方方
一、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1978 年我考大学的时候，正在一个叫作 “ 运输合作社 ” 的民办企业当装卸工人。我在那里已经干了四年，很辛苦，很累。那时候领导对我们说得最多的话便是 “ 男女都一样 ” ， “ 妇女能顶半边天 ” 。而实际上，男女的生理条件不一样，所承受的压力也根本不一样。四年下来，我越来越觉得体力吃不消，因而情绪也很差。记得有一天，我对一个同事说，如果 30 岁，我还在这个地方，我就自 杀。
高考的消息传来，我的确属于奔走相告一类的人。拿着载有高考消息的报纸，我激动地到处给我的同事们看，拼命地劝说他们参加高考。两个成份差的同事当场就拒绝了参与这事。用他们的话说，何必让人家一边翻我们的档案一边骂，这狗日的也想上大学？只剩下我毅然决然地投入了高考的大潮之中。
那时的我，每天五点起床，六点半便得上班报到。干一天的体力活儿，晚上几近七点才能到家，完全没有什么复习时间。更兼那年月，停电乃家常便饭，印象里几乎夜夜点煤油灯，熏得眼睛发胀。
单位的领导对我考大学绝不支持，一口认定我是不安心工作。有个姓陈的书记曾公开批评我考大学是 “ 有才无德 ” 。真是把我气得个半死。所有这些，都因为想要上大学的欲望太强烈，我一一地承受了下来。那一年，我 23 岁，现在想来，真不容易。仿佛有了那一年的经历，此后的岁月里，无论什么样的挫折，对我来说，都算不得什么。
最有意思的是，在这期间，《长江文艺》 杂志在荆州办作者学习班。我因写诗，也被邀请前去。这样的活动，我所在的单位还从来没有人参加过，于是领导给予了同意。对于我来说，文学学习班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了一些时间。我在荆州无心写诗，却是自顾自地抓紧时间拼命背诵地理和历史。要知道这两门课，是我在中学时从来没有学过的。《长江文艺》的编辑们十分体凉我的心情，都说你复习吧，你复习吧。这份感动，一直珍藏至今。
1978 年，我参加高考的地点是武汉二十中。因为连续考几门课，监考老师在巡视时，对考生情况也多少知道一二。一个男老师似乎发现我考试颇有信心，于是每次转到我的座位前，都在那里停留一下，看我答题。当最后一门英语考完后，那老师说，我注意到了你，你这次很可能会考上。这句话在录取通知拿到手前，一直支持着我的信心。
当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邮递员在楼下大声喊我的时候，我知道我盼望已久的好消息终于来了。我风一样从楼上跑下去。周围邻居都喊了起来：是哪个学校？是哪个学校？我当即撕开信封，大声叫到：是武大！然后又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好划得来呀！这句话一直是大家笑我的材料。说你自己辛辛苦苦地考上了大学，怎么倒好像是捡了个便宜呢？
这一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考取了风景如画的武汉大学，成为中文系 78 级仅有的 6 名女生之一。在这个我最热爱的学校里，在我们年级这个令我永 远难忘的集体里，在我们有趣的集体宿舍里，我才真正地懂得了生活，懂得了知识对我们一生的意义。今年春天，为纪念上大学二十年整，我们的大学同学都从天南海北相聚在武大校园。虽然大家都已人到中年，许多人也两鬓斑白，可坐在一起，仍然都不断地说：上大学，真好呵。（写于 1998 年）
二、一生中最重要的岁月
1978 年我选择了高考，而且我考入了武大。这件事是我人生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而武大带给我的决不仅仅是一个学士的学位。现在的学位，只要有钱，便能买到，别说学士硕士，博士乃至博士后恐怕拿得出钞票就是件简单的事。可是谁又能买到扎扎实实地在校生活四年、并与志趣同投的同学们朝夕相处的美好时光呢？
我进武大时，正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同步。由工人而成为学生，学校充满活力充满书卷气息的氛围一下子便打动了我。对于我来说，犹如新生命的开始。虽然那时的我们开始上课用的多是油印教材，许多观念仍然是文革观念的延续，而且一些工农兵学员留校的老师水平也不是太高，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又有了学习的机会。
进校没多久，思想敏锐的同学们已经开始对文革文学进行批判和反思了。记得我们年级成立了一个名为 “ 红枫叶 ” 的文学社。因为都没经验，文学社并不活跃，但那时经常讨论的一些话题，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想来当然觉得好笑，我们讨论最多的是：爱情禁区问题（即小说能不能描写爱情），歌颂与暴露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暴露阴暗一面），喜剧与悲剧问题（即能不能写悲剧）。几乎同时，我们又参与了系里组织的 “ 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 讨论会。我们这些现在看来一目了然的问题争论不休。当然也在争论中越来越清楚文学究竟应该如何做。
我在校的四年，的确赶上了大好时光，刘道玉校长锐意改革，学校的学术气氛很是活跃，各种社团都涌了出来。不过因为左的思想影响深刻，想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清理，也不容易。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全校性作文竞赛。我报名参加了。赛场气氛很严肃，足见校方重视。但赛题出后，令人大吃一惊，乃是有关 “ 做新长征路的突击手 ” 或是什么 “ 在新长征路上 ” 之类的题目。这与我先前的设想大不相同。我一直觉得大学里的作文题至少应该感性一些，可以有些个人的情绪色彩。结果那一次竞赛令我十分失望。记得坐在考场，我想这样的文章作出来岂不就是几句空洞的口号么？那又有什么做头？更兼我对政治术语素无兴趣，从来也不往脑子里记，选用一些什么样的文字来写这篇文章我都不知道，于是我在审题不到三分钟，便首先退出了赛场。这是我自己一生中做的一件最为大胆的事情，而我自己觉得那审题的三分钟思考，也是我人生路上的一次觉醒。现在想来，也只有在武大当时的宽容的氛围中，我才敢如此扬长而去。
大学四年，所受教益终身难忘。我的同班同学弓克在毕业前夕时说，大学四年，最重要是不在于我们学到了什么，而在于我们知道了怎么去学。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我想这也正是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我传授了多少知识给你们，而在于我使你们知道了知识是重要并且给了你们一把钥匙－－一把开启知识之门、智慧之门的钥匙。
的确，许多的东西，通过自学也能学到。但大学的学术气氛、每星期变化不同的各种讲座、各系妙趣横生的黑板报、为开晚会而进行的排练以及演出、慷慨激烈的学生演讲以及同学们之间对于作品的探讨等等，乃至小操场冒着大雨看电影之类，却都不是自学可以见识到的。你只有参加了，只有身临其间，你才能被感染被熏陶，你也才能从心灵上有真收获，从气质上有真改变。
我们班曾经成立过一个剧社。我是剧社成员之一。剧社主要成员有六七人。除了我之外，还有童志刚（他现在是今日名流 杂志社的主编－－童志刚因为朗诵得好，富有激情，故而每次都是主要演员。但他最主要的问题是太瘦）；夏武全（他现在是长江日报副刊部主任－－夏武全扮相好，嗓音好，但他的致命问题是普通话里加杂着浓郁的武汉口音，偶尔时还有嗑巴一下）；弓克（他现在在美国 —— 他能出许多花点子，因而充当了剧社的导演，他致命的问题是自己怯于上场，总是策动他人）；张磊（他现在在珠海某报－－他也是主要男演员之一，他的主要问题是表演能力弱了一些）；崔琰（她现在在河南教育出版社－－她是唯一的故而也是最重要的女演员，她嗓音好，扮相也好，同时也很会演出，但要命的问题是她的个子太高大了，而与她相对的男生们都显得那么瘦小），我在其中似乎打 杂比方准备道具借服装以及陪伴崔琰，这是一个最无用的角色，几乎从来都没有上过场。我们给剧社起名为 “ 熙德 ” ，口号是 “ 美得像熙德一样 ” 。理由是我们最初排演的剧目是《熙德》中的一个片断，演出非常成功，给大家留下美好印象，为纪念它而起此名。后来我们还排演过什么我就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演过一个《骷髅的迷恋者》，之所以记得它，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骷髅，演出前每天放在床底下，很是吓人。
剧社的活动几乎是大学生活中最容易让人怀想的故事。
我们还有一个诗社，诗社的成员大多也是剧社的班底成员。在诗社里，我算是主力。不光写诗，还要刻钢板。我在上大学前，在原单位搞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工作，比较会刻钢板。于是诗社所出诗集最重要的作品大多由我来刻。那时诗社社长是童志刚，他的诗是公认的最好，激情四溢。为此发表在诗集最前面的组诗几乎全都是童志刚的，我刻了几册诗集，结果几乎全都刻的是童志刚的诗。曾经想过，在我们班上，对童志刚的诗风最为了解的人大概就算我了。我一直觉得童志刚是最应该成为诗人的一个人，可惜阴差阳错，加上毕业分配的不顺，童志刚后来成为了文学评论专业的研究生，从此离开了诗歌。这使得我们班最应该做诗人的童志刚没能做成诗人，这是一次真正的人才浪费。
我写小说也是由大学开始。起先写过一篇，参加学校小说创作竟赛，结果惨败。被评选老师批评得一塌糊涂。好在我自己有一份自信，没有太大在意，又写了第二篇。由这篇始，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写作之后，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我越来越感受到大学四年对于我来说真是一笔财富。不在于大学是否训练了写作，而在于你经历过大学生活的浸泡后，你对生活对社会有了全然不同的理解。你站的角度和你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而且，你懂得好作品的价值，懂得了独立思考的可贵，更懂得了文学的意义。
虽然大学不能教会你所有的东西，但有些东西不进大学你是永 远也搞不清楚的。因为这些，我们的母校武汉大学便是永永远远地镌刻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它给予我们的财富令我们一生受益。（写于 1999 年）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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