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铁如：我亲历的大跃进年代
我亲历的大跃进年代
－－作者：施铁如
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年代，过去快六十年了，我亲历时还是小学生，但那种狂热劲头仍然历历在目。那时的人们有如吃醉了酒，摇摇晃晃，拍打着胸膛，什么都不怕，什么大话假话都敢说。若干年后，酒醒了，冷静了，才反思着那疯狂夹着异想的年月。
全民炼钢铁
也许大跃进的标志性事件是农村里亩产超万斤和城市里的大炼钢铁。现在简直难以想象，连我们小学生都加入了那大炼钢铁的大军，真可谓全民炼钢铁。
县城最显眼的地方是电影院，那里高挂着钢铁巨人升帐，年产 1070 万吨的巨画。那时各种庆祝大会和游行很多，什么成立人民公社，决心多少年超英超美，超英和超美也被作为一些人们公社的名称了。人们被号召着，兴奋着，仿佛已登上通往共产主义的天梯了。
我们小学生也被动员起来。我们被班主任带领着到三、四公里外的两中附近的田野上挑“泥炭土”回来，那是一种粘土，要用来砌建炼钢铁的高炉。离学校两公里远的昔日村庄“禾村仔”，作为兴建高炉，大炼钢铁的地方。村庄里的房屋已被拆成一塌糊涂，只有七零八落的砖块，大概许多砖已被作为建高炉的材料。
不知是老师还是别的大人们把我们班的高炉建了起来。说是高炉，实际上只有两米高，直径一米多。炉膛里煤和铁矿石当然是少不了的。点起炉火后，我们被轮流着不停地踩动旁边的鼓风机，往炉子里送着风，以保持炉火的旺盛。夜很深，我不知什么时候回去，后来钢铁有没有炼出来也不得而知，大概大人们也不会去考究其结果如何，反正大家都是热闹一场、疯癫一把，在历史的舞台上也出过场。小人物、小演员怎么会知道编剧和导演策划的大背景、大场面以及戏剧终极的结局？
后来，我们又被老师带领到北山后面的一个地方 ( 那地方后来成为了陶瓷厂 ) ，人们把铁矿石、石灰、木柴、煤球一层层地往上堆，堆成一座小山。我也积极地往上面搬送着木柴，直到火点起来，烟冒起来，才停下来看那雄伟的场面。人们说那是钢铁卫星，连高炉也不用了，真是敢想敢干那！
那些日子，回到家里，才发现什么铁锅、锅铲之类带铁的东西被街道居委会人员收走了。那时我们都在公共饭堂里面搭食了，用不着那些炊具了。后来，好不容易弄到一把吃饭的锑勺子，那东西竟是当时难得之物，搞得我在小伙伴中以此炫耀了一番。如果这也算是共产主义的物质财富，那要求是低还是高 ? 和现在比较起来，真是毫毛也轮不上。
消灭害人虫
那时候，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被作为四害。苍蝇、蚊子、老鼠因为传播疾病，麻雀则因为啄吃稻谷，与人争食，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害虫。
我们小学生也当然被动员起来，成为消灭四害的主力军。我们被规定每天要消灭的苍蝇要装满一火柴盒。于是，我们下午课后，便到市场上苍蝇多的档口拍打起苍蝇来。我们自制了蝇拍，厚纸板连上竹竿，用锥子在纸板上刺了小孔，以减少拍下来时带起的风。市场上猪肉挡、咸鱼挡最多苍蝇，成为了我们密切监视的档口。豆豉厂也成为我们经常去拍打苍蝇的地方。那里晒着许多黑黑的豆豉，成为苍蝇聚拢的地方，但我们拍下的苍蝇，经常也和豆豉混在一块，真不知道会不会把苍蝇混在豆豉中。我们拍下了苍蝇，便把它夹进火柴盒，作为完成的“作业”，回学校时放进他们准备好的纸箱中。
抓老鼠比较难，我们几个同学便约好中午到已经收割完毕的田地里抓田鼠。不知大家为什么那么聪明，在水田的基垄上先找到一个洞，然后再找到另一个洞，在一个洞口放上稻草，用火点着，拼命往洞里扇风，把烟鼓进去，一些人守在另一个洞口。果然，我们等出来被烟熏跑出来的田鼠。就这样搞了几个鼠洞，居然抓住了一个几斤重的大田鼠。两个同学用树棍子扛着大田鼠高兴地回到学校，交给老师，大有“消灭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英雄架势。第二天，班主任昌老师笑眯眯地告诉我们，田鼠肉真好吃。
消灭麻雀，我们没本事，虽然都会制作并有弹弓。好多年后，麻雀被“平反”了。一些科学家研究，麻雀吃祸害稻田菜地的害虫更多，原来是冤案一桩。
“消灭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英雄架势，在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尽情显现，可是也伴随着日后一一平反的冤假错案。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依然着。
“夜呼”与涂鸦
那时晚饭后入夜七、八点钟，我们被选定的十几个学生就回到学校，跟着老师走街串巷“夜呼”。所谓“夜呼”是夜晚跟着老师喊口号。老师对着喇叭筒喊一句，我们就跟着照样喊一句，都是什么“消灭四害，人人有责”、“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主义是天堂”之类的时令口号。喇叭筒是大小两个圆锥连在一起，小圆锥靠近嘴里，大圆锥向着播送的方向，声音就传得比较远了。以后“传声筒”的说法是不是由此而来，不得而知，反正我们是当过实实在在的的“传声筒”。那时候，各家各户没电，只点煤油灯，天入黑就聚在家里，甚至已躺床上了，周围静悄得很，我们那划破夜空的口号便声声在耳了。有时候，老师喊累了，便让一个同学拿起喇叭带头喊。我也“有幸”被老师指派过带头喊，那种被别人跟着的得意，成为了同学们大声嘶叫的劲头。
现在把小孩子在空白的地方乱涂抹画画叫涂鸦。当年，我们这些美术好的学生，竟被老师挑选到街道房前的空白墙上画画了。那是正儿八经的涂鸦！画样早由老师在纸上作好，我们按照样子在墙上画。画的内容都是介绍各种不同等级的风力如何。画面有带烟囱的房屋和房边的树，风力就按照烟和树被吹的弯曲程度决定。现在想起来很奇怪画的内容怎么有科普性质。但它怎么也比不上若干年后，文革中的“红化”，即所有墙上都画上毛主席像或毛主席语录。
也许是那时的“培育”，上世纪 60 年代末当知青到农场时，也参与了连队里搞“红化”。四十多年后回到当年的连队，竟然看到残墙断瓦中，我曾画下的领袖头像和“忠”字。
到“劳动”中去
当年在就读的师范附小正面两边墙上，写着大字：“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若干年后我才明白，原来那就是 1958 年提出的教育方针。那年月，我们经常离开课堂，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历经的五花八门真不少，它正是门前标语的体现。
那年县城里，大动干戈地挖河筑堤，就是开挖环城河，把挖下的泥土挑到三、四里外的河边堆造起堤围。我们小学生也要组织进奔走肩挑的行列。组织者还组织人编演了《环城河之歌》，歌颂这“宏伟”的业绩以鼓舞士气。可惜，半个世纪后，堤围早已没有，河也变成暗涌，历史的痕迹已被挤拥的楼房和人群取代。旧的“业绩”被“风吹雨打”去，新的业绩在提醒人们“换了人间”。
那时，不知什么人扬言滚珠轴承可以使机器和手推车省力，但滚珠很缺，于是我们小学生又被动员进打造滚珠的群众运动中。我们每人发了敲打滚珠的模子：放在地上的是钉书机底座般大的铁砧，上面有滚珠样的凹；手拿的是直径两厘米长 6 、 7 厘米的圆柱状的铁杆子，圆柱的一端也有滚珠状的凹。机器切出的豆粒大的钢筋就放在铁砧凹模里，一只手握着铁杆子把凹模对着钢筋豆，用另一种手拿着锤子敲打铁杆子上面，滚珠就敲打出来了。我家里没有锤子，就拿柴刀背锤打。捶打出来的东西经常不是很园，或者是“滚珠”的表面剥裂了，成不了滚珠。这样的兴师动众，理所当然地没增加物质“财富”，但却提高了“大跃进”的调子。
如果说打造滚珠是“学工”，那么到学校几里的郊外荒山种花生、木薯等就是“学农”了。我们步行到那里，种下了花生、木薯及一些豆子。种下来后，第二天还要去浇水。曾经的荒山野地，都划分了给各个学校和单位，长出了绿油油的一片。
“捡稻穗”也是我们必修的“学农”课程。那时有农忙假，收割时节，便放一个星期“农忙假”了。我们城里小学生便组织去收割后的田地“捡稻穗”。我是一粒一粒地捡地上遗留的谷粒，回到学校里过称，比谁捡得多。但后来听说，有的人并不像我那么“老实”，而是跑到没收割的水稻里，把稻穗的谷粒直接剥到自己的兜里，难怪他们会“捡”那么多。
几年后的文革，批判学校脱离党的教育方针，我就奇了怪，那么多的劳动和活动，为谁服了务 ? 与什么结了合 ? 那还不够“革命”吗？
“饿”的滋味
热闹过后，“饿”的滋味很快来临。我搭伙的学校饭堂，也学起了社会里为应对粮食不够而想出的好“经验”－－“双蒸饭”。先把大米蒸一下，然后把这大米加水按照定量放在每个人的钵头里再蒸。据说，这样饭量会多一些。几十年后不愁吃的年代回想起来才知道，那是自欺欺人。物质永远是少得可怜的那些，怎么会变戏法般多起来呢 ? 但是，那种“创新”在人们头脑中继续翻腾出离奇古怪的念头。县城里最气派的糖厂，以往作为燃料的蔗渣，成为了紧俏品。人们发明用蔗渣混在米粉里做饼。蔗渣虽经榨糖，但渣里也有没榨出的糖分呢！并且也有撑涨肚皮空间的作用。“敢想敢干”再次派上用场！
市面上，糖果、饼干、糕点之类可以充饥的东西紧缺得很，于是有了按户口下发的“糖票”。“饼票”倒没有，但是饼干之类一在商店出现，便人头涌涌、你争我夺，大有不靠钱靠力气抢夺的阵势。倒是食杂店门前卖“糠水”的摊挡有规矩地排起长长的队伍，如果靠抢，那只能打翻在地了。所谓“糠水”，就是用以往喂猪的“糠”再加点海菜煮出来的东西，那是人与猪争食了。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共和国经历的艰难岁月。我们城里人仍有口粮供应着，但许多农村里，饿死人的事不时发生。讲好话、说假话之风吹起一个个“卫星”，但却制造着饥饿。那时候，我家里有《保卫延安》，但不久就成为禁书，说是小说歌颂了反党分子彭德怀，我不知道开国元帅怎么反党了。以后的以后，才知道彭德怀对大跃进说假话大话的误党误国之风看不过眼，说出了到处饥饿的大实话，但却被作为“破坏”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的“反党”宣言，落得“下台”并最后惨死的命运。说出“皇帝的新衣”的真实，只能是“无知”的小孩子，大人则罪不可赦了。
庆幸今天，历史终于还原了真实，并且永远呼唤着真实。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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