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铁如：我的三姨陈佩珊
我的三姨陈佩珊
－－作者：施铁如
深藏在大脑中的记忆，往往是偶然的闲谈或文字的提醒而挖掘出来，那是时间凝聚的财富，挖掘出来才知道沉甸甸的宝贵。
收到了三姨家人寄来的《开明绅士陈照薇纪念册》。翻开看，里面有对三姨及其家人的纪念文章和图片，和相处的日子被唤醒。
三姨也姓陈，叫佩珊，陈照薇是三姨的家公，她的一生荣衰也与陈照薇有关。三姨在家庭变故后长期与我们居住，成为照料我们姐妹兄弟成长的亲人，但对我来说，那种难以启齿了解一二的神秘，直到她晚年才逐渐明晰。她的音容笑貌不时出现在脑海。
纪念册像一根红线，把散落的记忆珠子串了起来：儿时的和成人时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亲身经历的和亲人回忆的，摆拼出历史的真实原貌。
一、
三姨的家公陈照薇，是纪念册的主角。建国前他是广东新会当地的乡绅富豪，日寇来犯家乡时，陈照薇率当地自卫队奋力抵抗，保卫家园。他一直支持子女的革命活动，一家九口人中有六人参加革命工作。
令陈家最为悲痛而如今引以为豪的人和事，是陈照薇次子陈冠时在抗日战争的英勇献身。
陈照薇对陈冠时甚为疼爱，少年时委托亲戚照顾送他到香港求学，希望他长大成材，报效社会。
1939 年的香港，进步新闻工作者与文化人士云集。这年，范长江、胡愈之领导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借用中华中学校园，创办中国新闻学院，史称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香港中国新闻学院虽然只是一所夜校性质的专科学校，但在此任教的多为当时知名的报人与进步文化人士，其中包括乔冠华、范长江。首任校长郭步陶是时任香港《申报》总编辑；副校长金仲华则是《世界知识》杂志和《星岛日报》总编辑，还兼任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会长之职。
一年后， 18 岁的陈冠时刚高中毕业后便考入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就读，并于年底在新闻学院参加共产党，成为一名充满激情的铁血青年。
1941 年 12 月 25 日香港沦陷，不久新闻学院停办，全校师生员工被遣散，绝大部分回内地或留在香港参加抗日斗争。陈冠时接受党的指引，直接奔赴东江抗日游击队，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政训室任宣传干事。
当时抗日游击队港九独立大队政训室驻扎在沙头角晏台山的山林之中，开办两个抗日宣传训练班，并负责刺探港九日军情报及与内地联系的工作。在游击根据地里生活非常艰苦，但陈冠时一切都乐观地等闲视之，他在营地担任宣传干事，兼顾两个训练班的学习，还经常接受特殊任务，化妆进入港九闹市刺探情报、采购和转运物资。
1943 年 3 月 3 日，日军调动了粉岭、大埔连同沙头角的日伪警备队成百人，趁天未亮就包围了晏台山政训室驻地。
得知被包围后，陈冠时倚在一个小山坡掩护大家撤退，在战斗中负伤被俘。陈冠时此后被解送到九龙日寇宪兵部，一连两个多月押解来往于九龙大埔军营之间，敌人妄图从他嘴里了解游击队活动和人员情况，但他守口如瓶，使敌人毫无所获，最后日寇把陈冠时处以极刑，斩首示众，敌人把他的首级吊在鹿颈村往南冲桥头的榕树上。
2006 年 8 月 27 日，《澳门日报》依据当年曾在港九大队政训室当过勤务员的老战士林传口述，还原了陈冠时当年在香港的抗日活动和最终被惨杀的诸多细节。
1943 年春天，政训室驻扎于晏台山。因地处高山密林，此地人迹罕至，荒无人烟。当时，共有 2 个培训班在此培训，驻地有 20 多人。
因时值暮春，阴雨连绵，游击队员做饭时的炊烟不易散去。鹿颈村伪村长黄发仔的老婆在附近山上打柴时，望见政训室驻地附近烟雾滚滚不散，回家后告知黄发仔。黄上山察看后，确认有游击队在此驻扎，立即向沙头角日伪军告密。
因遭遇日伪军封锁，断炊的事情，在游击队时有发生，游击队员只好在山中摘取野果充饥。因营养匮乏、缺医少药，很多游击队员患上水肿、痢疾、疥疮和夜盲症。
让林传心生暖意的是，陈冠时摘采到野果后，总留着让给他吃 ; 还用马甲仔的刺为染上疥疮臀股部化脓的他，刺破脓包，挤出脓水。
陈冠时被日军斩首示众不久，林传和战友们终于将汉奸黄发仔处决。
香港人民始终在纪念他。后来家乡的人民也建立起纪念他的纪念建筑物，以歌颂烈士的英雄事迹和伟大民族精神，但这也是在烈士牺牲六十多年后，历经磨难而对心头创伤的逐渐抹平。
二、
令人悲怆的是长子陈冠芳没有倒在日寇下的英勇，却倒在为之奋斗的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流弹”中。
长子陈冠芳是三姨丈，在广州沦陷时，正就读于广东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陈冠芳随校迁至曲江以避战火，其后在进步老师的指导和影响下，参加该校的实验剧团，演出过一批抗日救亡戏剧。 1943 年，由陈照薇出资，陈冠芳与夫人陈佩珊及部分艺专“实验剧团”的同学，组成抗日救亡剧团奔赴阳江县，演出了《杏花春雨江南》等抗日话剧，唤起广东阳江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日寇投降后，为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独裁和黑暗统治，由陈照薇出资，陈冠芳参与在广州创办进步刊物《戏剧与文学》，该刊物仅出了 3 期就被国民党当局以戡乱为名查封。陈冠芳 1946 年夏在香港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中原剧艺社》。 1947 年陈冠芳回到家乡外海镇，继续从事话剧和新文化活动，团结进步青年，组织读书活动，动员读书会的进步青年投奔粤中游击区参加革命队伍。同时，陈冠芳还动员父亲陈照薇独资创办百顷小学，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据点，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进步的青年教师。后因百顷小学引起当地反动势力注意，陈冠芳在我地下党派出他人接管百顷小学后，率 10 余名同学秘密取道香港进入东江游击区，参加粤赣湘边纵队。陈冠芳等 10 多人转移之时，陈照薇资助三千元港币，以作路费和生活费用。三姨因为照顾幼小孩子的缘故，没有跟随丈夫到东江游击区，而是根据党的指示，在家负责来往人员的交通和接待工作。
到达边纵后，陈冠芳任文工团长，在艰苦的环境和岁月中，他通过多种途径，向父亲陈照薇筹资数千港元，以保证文工团能坚持下去。 1949 年，陈冠芳率文工团随主力部队进军珠三角，于当年 10 月 23 日解放了番禺。随后，在当地参与征粮支前，清匪反霸，建立政权等革命斗争工作，并于 1950 年 5 月被任命番禺县第八区区长。后任广州市郊区钟落潭区区长。在土改期间，陈冠芳因其家庭出身而蒙冤受屈，于 1952 年 7 月去世，时年 32 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冠芳冤案被平反，恢复名誉。
三、
建国前陈照薇的家已成为地下党活动的据点，其自用的桃荫别墅既是中共新会直属区委旧址，又是粤中纵队新会独立团诞生地。
建国后陈照薇作为重点统战对象先后当选为广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新会县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叶剑英主政广东期间接见过陈照薇，勉励他做一个现代的李鼎铭。李鼎铭是延安时期一直和共产党合作并为毛泽东赞扬的开明绅士，后来人们便以李鼎铭称呼这一类人了。
可是好景不长，了解广东情况的叶剑英的“和平土改政策”被“左”的路线歪曲、否定，陈照薇的逆运也降临了。他被作为“恶霸地主”抓起来，判为死缓，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政治部文工团团长，后当区长的长子遭受牵连而不明不白死去，三姨也被开除公职而走投无路。
也许，时间会沖淡曾经的悲痛。若干年后，历史逐渐扫清雾霾，我才明白在雾霾连天的时代里，真假难辨、黑白混淆、是非不清，造就着千千万万含冤落难的人及其家庭。
之所以有纪念册，是其家族对历经的从“罪人”到“功臣”的漫长历程的难忘，以及给后人的安慰。往往，为他人、为百姓做好事、正义之事，是传统道德中“善有善报”这种潜意识的影响，但这“善报”却由于诸多因素而失去“善”了，于是就有人间的“冤”。蒙冤和洗冤的过程比“行善”的时间长得多，许多人的一生就在“洗冤”的漫长过程中销蚀着。它们的代价只能是记载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经历过雾霾蔽日的那些日子，才知道艳阳天的可贵，那是“善有善报”传统道德崎岖之后的回归。
四、
我第一次见到三姨是在阳江城塘边张何三姆家里，曾任阳江副县长的何明是三姆的儿子。因为战友的关系，父母在我读书离开托儿所的时候，就接我出来住在何三姆家里。那时候很小，只隐约知道三姨死去了丈夫，要回家乡来。此后，三姨带着我们在阳江好多年，“娘家”大概是“走投无路”之后，回来停息疗伤的唯一港口。
三姨带来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一直和我们一起住。但她的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因为家庭难以抚养的原因，送给了海边对岸村的一户没有子女的家庭。养父取其名叫“跟来”，希望以后陆续有亲生子女跟着出现。我们经常见三姨会到对岸去看望送走的儿子，现在才理解，那是对分离骨肉的牵挂。
所住的塘边张何家大院，外面都是种通菜的水塘。我们经常在塘边抓小鱼，用玻璃瓶养着，还钓青蛙，那是儿时的玩乐。每逢雨后，房前屋后都是青蛙此起彼伏的鼓噪，好像也要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力量。
和我们一起的三姨的儿子叫耀华，大概这名字寄托着其父亲的希望。但希望还未实现却失去父亲的悲痛从小就种植在心坎上。
耀华经常为一些小过错，如打破了碗之类而离家出走。这时我们便上街到处寻找，经常发现他会蹲在街头某个角落。
我当时很不屑这种应对方式，现在才明白那是一个失去父亲保护的孩子的悲痛的宣泄，他不愿意看到这成为母亲发泄无奈的情感的导火索。从“红”到“黑”的身份颜色的急剧变化，令本来完好幸福的家庭正如他失手落地的碗破碎了，那种缘由岂但大人们无法解释，幼小的心灵怎么理解得了？
那时候，知识虽然还未开始有罪，但改变命运的力量也没有显示着。家庭变故造成的自卑一直压在他身上透不过气，也影响着他学习成绩一直不怎么令人满意。
从小学到初中，我们和三姨母子三人一直在一起。但“拨开乌云见青天”的种子一直在他心灵里生长着。后来他考不上高中，便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响应当时正时髦的到农村去的号召，当了农民，名曰“插队知青”。几年后，当到“兵团”去成为大规模知青运动和吸引青年学生的去向时，他转而到海南“兵团”去。
“文革”结束前，他千方百计地搞“病退”离开海南回到家乡，还跟着三姨住在我家里。我有时从农场回来，听到他和母亲谈论为家庭申诉的事，才知道“红与黑”这种左右他全家命运的问题二十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改变命运的“努力”难以在个人可以“控制”的能力成长上，就被迫在个人“控制”不了的外部环境上了，“不甘心”成为了“斩水不见痕”的唯一稻草。
五、
我认识从部队转业到阳江一中教书的俦叔，是我们从何三姆家搬到朗星坊苏屋巷租朱婆的屋子住时。俦叔是三姨的叔子， 1951 年就已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后看到了落难的嫂子，确是悲喜难言。当时仍然单身的俦叔晚上在我家里吃饭，他回来较晚，都是留菜留饭给他。
俦叔的出现，为解决三姨的困境提供了部分经济来源。以后俦叔无须到我家搭食时，每月陪着耀华到学校找俦叔拿费用成为了我的惯例。
外公也会常资助她，当时外公还是中学里的职员，只是供养外婆，省吃俭用惯了也够用。那时，人的生活要求很低，人均几元钱一个月生活费就可以打发日子了。
三姨读过中学，当时是“大知识分子”，因此她很喜欢看书，闲时捧着不知哪里借来的书津津有味地看着。我们经常缠着三姨讲书中的故事。记得的是她给我们讲的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的故事。后来才体会了，故事寄托着她对家庭变故而遭受的多大痛楚，怎么样的毅力才伴随着她度过那受压的岁月。
三姨带我们上街，都是进十字路口的新华书店。我们都不买书，但都各自找自己喜欢的书看，许多民间故事是我喜欢看的。我们小孩站累了就坐在地上，这时书店人员就会来干涉，不许我们坐在地上。但我们从不买书，每次来的时间都是看书，并以站累为准，这种不知不觉的影响使我们都喜欢上了读书。
以后从纪念册里才知道，原来三姨传给我们的阅读习惯也是从陈家来的。陈照薇曾是香港知名人士冯平山的秘书，在香港协助冯氏策划创建了香港大学的冯平山中文图书馆，以及新会的景堂图书馆，他还兼任景堂图书馆馆长。 在家里，他也设有阅览室，让子女家人在书本中吸取知识。润物细无声，文化传统和习惯就是在日常小事中传承的。
六、
后来，我们搬到南恩路姚屋巷的政府宿舍，外公也在那条巷租房住，三代人互相照料着。开始频来的政治运动在三姨头上打了主意。政府里一个“阶级觉悟高”的人，提了母亲和三姨“混”在一起，丧失“立场”的意见，于是姐妹两的密切关系被“政治”硬分开来。上世纪 50 年代末，三姨开始和周围的四类分子一起被叫到城西挑砖担泥。我们大了，许多事情也可以自理了。再搬走后，三姨也没跟着，就在那里照顾外公。
说是触及“灵魂”，但也触及“皮肉”的文化大革命降临，三姨被“疏散”到织篢一个小山村里自食其力。不知那几年她是怎么过的，可能是村里人见她老实听话，也干不了什么，就没有过多监管，几年后就让她“自由”地回到城里了。那些年父母也受整被斗过，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主动叫三姨还是回到我家里一起住，帮忙料理家务。这时我已下农场，她女儿嫁到外地，儿子也插队去了。
记得有一次从农场回家，父母的老战友曾国棠来看父母。我在一边听着，听着曾叔讲他在珠江纵队和日本鬼子作战的事情。后来他问起三姨，并专门叫三姨过来见面。原来他当年抗日的时候曾专门在支持抗日的三姨家出入，并与三姨家公作为统战对象联系着。过往的经历，使他知道三姨一家的底细，从而为三姨的遭遇打抱不平。他说省里、广州市里仍在位的某某领导人物当年在珠江纵队时都曾到过三姨家，可以作证，要三姨写申诉。
这时，我才开始知道三姨有过不平凡的经历，但她从来不说，也没怨言过。我父亲也曾希望帮她写申诉，但她仍然沉默着。是她与世无争的性格，还是看过太多人比自己更惨的遭遇 ? 她那种“宁教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品性也让她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以至于从未在我面前表现出忧伤和牢骚满腹。
对三姨家比较熟悉的曾国堂，建国前就是中共新会直属区委书记，并以三姨家为据点活动着，可是在陈照薇遇难时却无能为力。那时，叶剑英的正确政策被否定并被调走，左的政策下，曾国堂作为地方干部没有了发言权，并在以后遭受斗争、撤职、改造的命运，泥菩萨过河的境况也使曾在 30 多年后的 1986 年 12 月陈照薇平反的座谈会上说出了存放在心里的话：
一九五三年秋，在新会看守所，我单独找陈照薇先生谈了一次话。我问他：“事到如今，你有感到后悔吗 ? ”他说：“我实在已经向共产党献出了两个儿子。我并没有青年人的冲动，我是深思熟虑之后而拥护共产党的。我想我的身体可能支持得不多久，你将来见到我的家属，对他们说我跟共产党走是至死不改的。我相信党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我答应了他。
这一答应的兑现，竟长达三十多年。陈照薇平反的座谈会很隆重，香港和各地数百人参加。建国前就与陈家有密切来往并被陈照薇称为谊妹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雷洁琼也发来了贺电。
三姨的儿子耀华在没有看到为之奔波努力的“红”与“黑”转换的日子到来时就已病逝。如果真的有在天之灵，他们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
陈照薇冤案的平反昭雪，也使三姨在晚年恢复了被人承认和尊重的离休身份。因为当年是在广州被冤屈而离开的，落实政策后，政府分给三姨在广州芳村一套新房子，并按照离休干部享受离休待遇。虽然房子不大，但是晚年能有自己的住所和生活待遇，总算赶上了“乌云过后见青天”的日子。
我们不时会到三姨处看望她，路过市场时会顺便买点肉菜和适合老人的奶粉、麦片之类去。三姨见到我们来会很高兴，说老干局有人专门关心他们，定时去体检，组织各种活动。很骄傲和感恩的语调洋溢着她不易得来的幸福，几十年后她又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
一个渐冻病人写了一首名为《命运》的诗歌：
犹如水中气泡，无迹可寻；犹如空中微尘，千姿百态。
是注定，还是随意？是苦难，还是好命？
是伟大，还是卑微？是公平，还是歧视？
一切都不重要！
命运只是一道轨迹。以生为始，以死为终。
享受感情，享受自然，感受生命之旅。
学会变化，学会平衡，体味自然之道。
尽管命运不同，但那种顺其自然、笑看人生的态度却是共同的。
七、
痛定思痛，从历史的激动中冷静下来，我好像看到了村野小道上走过来的“乡绅”，携带着称之为“文化”的东西，一路撒播着，不禁思考着他们曾经的角色和遭遇。
乡村文化和他们绑定，是因为文化靠有文化之人撒播，文化之人靠教育培养。进学堂接受教育，在远去的年代里成为“有钱人”的事，劳苦大众和“穷人”大多成为了“文盲”或文化低下者。这种链条式的绑定，令感兴趣的后人固执着试图解开其死结。我查阅着一些文章，发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都在研究“绅士”、“乡绅”，竟然使它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 [1] 。
历史上向封建主义开战的“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曾使“绅”和“劣”固定搭配着，以后的各种文艺作品和故事便逢“绅”必“劣”了，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有意无意地制造着许多悲剧。
既然有“劣绅”那就应该有“良绅”，他们统称的绅士或乡绅是传统中国非官非民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绅士借助自治机制，填补了县衙与农户之间治理上的真空，成为官民中介，既是官治理民的工具，又是民对付官的代表。
物换星移，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绅士大多视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承担了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等。在奔波与张罗中，乡规民约、书院教化中渗透的文化传承着。
记得有文章反思说，乡村的文化离不开乡村绅士。广东江门市的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文章中提到，陈照薇，除了策划建立图书馆并担任景堂图书馆馆长外还在家乡开办小学、中学，兼任筹办中学的校董会主席。他 1944 年创办的百顷小学成为了革命力量的摇篮， 1948 年就整批输送了几十个进步教师和大龄学生到东江纵队去。进步文化通过教育润育着一代代人。
乡绅不是权力结构中的力量，却是整个社会制度和文化网络中的组成力量，他们有社会地位，可以出入官府衙门，直接表达乡村社会的诉求，并对地方权力体系形成压力。这种身份使陈照薇可以最大限度保护乡里家园的利益，而共产党也利用其合法身份开展各种活动，其所在地百顷成为了红色区域。当国民党县长得知共产党在百顷活动的消息并要武装进攻百顷时，时为县参议员的陈照薇联合其他一些参议员以种种办法反对和阻挠，规劝国民党县长不要“自扰地方”，使进攻百顷的计划最终流产。
并不是所有的绅士都能积极从事与当地利益有关的活动，有些绅士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与官府勾结危害乡里成为劣绅。良与劣的区别，很大程度在于为绅者的道德水准。乡民的心中把具有经济优势、知识优势、一定的教育背景、道德优势等的权威力量作为乡绅，有的用“地方精英”称之。“劣绅”则特指绅士中品德败坏、横行霸道者代表。民国时期，绅士劣质化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绅士或成为官员、军阀的爪牙，或以盘剥、欺压民众为能事，绅士走向堕落，败坏了地方社会的肌体，虽然这与绅士自身不无关系，但更多地是社会生态恶化的结果。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乡绅被利用作为治理力量的事实，使它被作为封建统治的基础被打倒和清算。激昂的“打倒”口号声中，“良”与“劣”的区别没有了。乡村社会的矛盾和历史积怨汇聚于掌控地方权力和利益资源的乡绅阶层身上，当旧王朝作为制度意义上的革命对象被推翻后，现存社会的弊端就指向了作为社会基础意义上的革命对象－－绅士阶层。
随着作为中介的绅士精英的分化、消亡及隐退，原来官、绅、民的社会结构和乡村社会的自治机制受到深刻触动，官民之间丧失了至关重要的缓冲，彻底摧毁了传统政治体系的安全阀，也冲刷掉乡村文化传统与伦理的延续，“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八、
三姨后半生的生存与快乐是与“不争”相联系的，“不争”保持着内心的平静，以棉花的柔软对付迎面而来的刚硬铁锤，世界就在这不声不吭中，尊严也在这不声不吭中。这是别样的、柔性的坚强，是刀风剑霜中的顽强挺立！
历史终于翻过了一页，不过要理解历史整本书，重翻以前的书页也是必要的，尽管并不愉快。只有尊重和思考，才能获得前进的力量。
[1] 朱新山，试论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及其解体， 2010 年 9 月，上海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柳敏，理解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读《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1901 ～ 1945) 》，史学月刊 2010 年第 11 期；阳信生，民国绅士内涵辨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2011 年第 6 期；张健，传统社会绅士的乡村治理，安徽农业科学， 2009 年第 5 期；王先明“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光明日报 2014 年 8 月 20 日
原题：“宁教天下人负我”的三姨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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