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玉川：我与铜岭
我与铜岭
－－作者：景玉川
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西九江市瑞昌县铜岭发现了商代铜矿遗址，曾轰动国内外。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国内所见最早的铜矿开采地，这次发现也被评为 1988 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巧合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正在该地当矿工，挖的是铁矿，属露天矿，人称“铁帽子”，据说一般有铁帽子的地方，下边就有铜矿。所以当时我们的工作面就在古铜矿的上方，人们一直称这地方为“铜岭”，我们的厂也叫铜岭钢铁厂。
1939 年 3 月在河南安阳出土的有名的商代司母戊鼎，据说就是用铜岭之铜铸造的。
一
当知青的日子里，最大的希望就是当工人，不管是什么工人，哪怕是农场的农工，只要能拿工资就行。那时也有上大学、参军的，但对于像我这样被称之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我的最高理想就是盼望能当工人。
治疗脑血吸虫病后，身体很虚弱，家里无钱养我，我下放的公社林场又是非常穷。我想离开林场，但无处可去。另外，由于治血吸虫病以后，我仍下湖打过渔，在湖边刮过草皮，所以担心又会感染。于是去 30 里外的蛟塘血防站检查，但一般的粪检检查有时查不出来 ( 我上次是靠直肠镜查到的 ) ，我断定自已体内一定还有血吸虫卵，便在化验单上自已画了个加号。血防站的收治医生看了单子，就收我进院治疗。那时治血吸虫病不要钱，治疗方法是打锑剂，每天一针，共 20 针。治病虽不花钱，但打这种针很危险，也需要营养。我第一次治病是在县医院，那时家里还在县城，虽然很困难，但有时还能给我送点肉或一个蛋。这次在蛟塘血防站治病，离家很远。再说我全家都“下放”到县城附近的乡下，家中只有年老体弱的父母和幼小的弟妹，生活的来源都断绝了，更不可能给我增加营养。在这里治病的都是乡下人，他们自已带米，我们林场仍是商品粮，所以我用粮票在医院买饭票。吃菜农民是从家里带来或家人送来，我只能在食堂买，当然是吃最便宜的菜，一周才敢买一次有肉的菜。我治病时，一位公社书记也在这里治血吸虫，他一人占一间大病房，医务人员对他很是恭敬，有的甚至有点献媚。我去食堂故意路过他的房间，见房里堆满了人们送来的水果、奶粉、鸡蛋等，令我很眼馋。书记斜靠在床上，正对几位医生像是在发号施令。
我原本想这次治了血吸虫后再也不要下湖，哪知这次自作聪明改写化验单误了大事。就在我治疗进行了一半的时候，那年元旦前，忽然林场带信来，说有一工厂来招工，全县招四百人，我也在名单中。我又高兴又心急，却无法出院去报到，因为打锑剂不能乱跑，否则有生命危险。听说这个厂叫铜岭钢铁厂，在瑞昌，招工的人办事雷厉风行，头天将人召集，在县城饭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带着队伍走了，小刘、小王都去了，只有小罗不在其中。我想虽然不能及时去，但工人中有我的名字，等治好了病再去大概也可以。好不容易打完针出院，已经快到农历年了。
这时我家已下放到五里公社陈家垅，回到家，家里人听说我已被招工了，都非常高兴。腊月二十九，也就是除夕的前一天，在瓷土矿做医生、被打成“反革命”的哥哥获准回家过年，他听了这一喜讯，连说：“钢铁厂好！重工业，有前途！”
第二天，人们都在家过大年三十时，我挑着被褥和那只跟我到农村的小铁箱，从县里坐班车到九江，再转车前往瑞昌。到瑞昌时天已经黑了，到离车站最近的旅社投宿，服务台的服务员是一位年轻姑娘，她用悦耳的女声说“你到铜岭呀，还有好远呢！”一路上，虽然疲倦，但内心很高兴，以为人们会羡慕我，听这位女服务员的口气，我好象感到铜岭钢铁厂在瑞昌没有什么名气 ( 那时这一带有不少令人羡慕的“三线厂” ) ，不过我没有在乎。去餐厅吃饭，餐厅有不少人，今晚是除夕夜，我仍只是买了一碟青菜。这时，有俩位说家乡话的人从我身边走过，前边一个约二十六七岁，有点神气，后面的小个子年龄二十左右，我用家乡话问他们到铜岭钢铁厂怎么坐车 ? 俩人一听，知道我是星子人，前边那位道：“你到铜岭？我们就是铜岭钢铁厂的。”后边年轻的连忙介绍：“这是我们的尹连长！”虽然我觉得眼前的尹连长显得粗俗，但我很高兴：这么巧找到了老乡，又是在同一个厂。谈了几句，连长便说“我们明天也回厂，一路走吧”。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我和尹连长三人搭乘瑞昌县城开往铜岭方向的班车去厂里。一路上我问厂里的情况，连长回答不多，像有几分架子，年轻的则显得总在讨好连长。谈话中渐渐我了解，铜岭钢铁厂这次一共招了四个县的工人，每县 400 人，尹连长是我们星子连的副连长，隘口人，年轻的姓汪。我告诉说我是从新池林场来的，招工时我正在治血吸虫病，林场的同伴有刘芳太、小王，他们听了，说认识刘芳太，他是副排长。我想这下好了，芳太是排长，到了厂里就不陌生了……我们到一个叫三眼桥的地方下车，班车继续向西北方向的湖北阳新开去。
一下车，就看见远处小山下挺立着炼铁的高炉，附近有不少平房，一条砂石公路通向那里。我担着被子和箱子，跟着副连长他们往前走，走近路旁一座大礼堂式的建筑，见穿工作服的工人们从这里进进出出，尹连长说“星子连”的人都住在这里。我跟着他们俩人进了礼堂，里边是一排排用竹板铺就的床铺，乱糟糟的，住了好几百人。副连长叫小汪带我去找芳太，果然见他和小王正在铺上闲躺着，见了我，芳太吃惊地坐起来，跳下床，帮我接过被褥和箱子，我松了一口乞，仿佛到了家。
芳太带我去生产组报到，办事人员看了看我，说：“你明天再来”。这使我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担心生变。果然，第二天芳太又同我去生产组，那人说：“你身体不行，这么瘦，还是回去吧 ! ”他的话如同当头一棒，打得我差点昏倒。
这时芳太连忙帮我说话，说他刚治了血吸虫，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那人听说血吸虫，更加摇头。芳太又说了许多，仍然无用，那人根本不愿听，我们只好退出来。
我沮丧极了，感到无脸见人。
我又在大礼堂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芳太他们帮我挑着行李，送我到三眼桥搭上从阳新开来的班车。就这样，正月初三，我极其沮丧而狼狈地又返回了家，父母见我突然又回来了，也非常惊讶。我就这样度过了新年的春节，这对我的家庭来说也是极大的打击。
在家呆了几天，日子也很难过，我家没有劳力，生产队长不给我们口粮，还常常口出恶语，令人难以忍受。弟妹尚小，母亲只能一直对人低声下气。没办法，几天后，我又挑着被褥和那只小铁箱，硬着头皮回到了林场。这时林场已大不相同，书记和场长走了，来了位姓曹的书记，他对我很冷淡。公社已和另一公社合并，林场也和附近一个叫下扬澜的村子合并，原有的几户农民也回自已的生产队去了，当年同来的知青只有倒霉的小罗还在。林场给我们俩人分了工：我到村里教书，小罗养猪 ( 因为我的文化程度比小罗高一点，其实他也完全可以教书 ) 。
就这样我又在林场混下去，教书在一个叫滚金的农民家里，这是一座带天井的大屋，主人家的厅堂当教室，冬天很冷。这是个十几户人的李姓小村，总共只有六、七个学生，好象有两个读二年级，一个只读医书，其余则都是一年级。
二
在小村教了半年多书，进工厂之心已死，也不抱希望，打算就这样糊里糊涂混下去。转眼到了秋天，当地农家都要准备砍过冬的柴火，一般农户需求量大，要上湖洲砍洲柴。我虽孤身一人，但也要烧柴，但林场已散，没有食堂，我只能自已去砍下一年的柴火。湖边一带树木少，烧柴除了洲柴就是村子附近山岭上的黄荆条、谷茅草之类。砍洲柴很远，要坐船到几十里外的湖洲上，好在我一个人所需柴禾不多，房东好心，就叫到他家山岭上砍柴。记得那是八月底的一天，天高气爽，我在村背后的岗丘上砍柴，几乎是清一色的谷茅草。这种柴虽不经烧，但很好砍，挥刀刷刷就砍下一大片。悠悠湖风吹着，我心情不错，一边砍柴，口里还哼着歌。正在这时，通往公社的小道上好像是在有人叫我，因距离较远，又是逆风，我听不清。等那人走近，还真的是喊我，他是位大队干部，公社通知他叫我去铜岭钢铁厂。我喜出望外，简直不敢相信：正月初一我自已跑去，当时工厂不要我，这回怎么又点名要我 ? 后来才知道：由于招的是民工，不算正式工，钢铁厂干的又是粗活，没有多少技术，所以原定计划每县四百人的任务完成不了，有的跑了，有的没来，所以只好按花名册，通知那些没去的，他们忘了或顾不上我是曾被他们退回的人。
我非常兴奋，砍下的柴也不要了，跑回“教室”，告诉房东这一喜讯，房东也为我高兴。第二天我去公社开了证明，第三天一早房东滚金哥帮我挑着行李，沿湖岸送了我十多里，他边走边叮嘱我要爱护身体，说了很多“只愁青山不愁柴”之类的话……他一直把我送到蓼华公社 ( 乡 ) 去县城的渡口。
第二次到铜岭我仍旧是到那座大礼堂先去找刘芳太，他见了我也大出意外。放下行李后他就带我去报到，我虽然仍和上次一样心里忐忑不安，但这次生产组的办事员却什么话也没说，就分配我到二连，正好和芳太在一起。于是芳太又带我拿着厂里的介绍信去连部，连部将我分到和他一个排，往地还是这座大礼堂，一个排住台上，两个排住台下。芳太帮我安排好床铺后，我这才惬意地躺在简陋的竹板铺上，庆幸自已终于成了一名梦寐以求的工人，尽管还只是一位民工。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即使是民工，也要家庭“政治条件合格”，这对我来说是多么难的事！
这时，铜岭钢铁厂的生产已大体走上正规，全厂一千多工人分为七个连：一连挖矿；二连选矿；三连搞基建；四连炼焦炭，设在码头；五连炼钢；六连机修；七连炼铁。炼钢连的工人都曾在南昌钢铁厂培训，我第二次进厂时他们已结束培训回到厂里，由于经济与技术等原因，厂里无钢可炼，这些人也就和三连一起搞基建。
我们二连和采矿的一连都住在那幢 1958 年建成的大礼堂内，两个连的办公室则在大礼堂前的几间房内，与礼堂连在一起。二连是选矿连，开初我以为选矿是将矿石用手一颗颗选出来，后来才知选矿就是将矿石破碎，然后再送到炼铁高炉。一连在山上，他们将挖出的铁矿石倒入卷扬机操控的矿车中，卷扬机手则将矿车放下来直到我们的工作台。工作台有一口破碎机，人们叫它“老虎口”，我们的工作是将铁矿石放入“老虎口”中破碎。破碎后的小矿石从“老虎口”下的漏斗流出，下边再用板车拉到几十米远的贮料库，由小矿车沿小铁轨送往炼铁车间。那个时代不提倡读书，当工人是青年人最多的选择，当工人最好又是当技术工人，尤其是电工与钳工。“神仙电工，万能钳工”是工人中流传的口头禅，那些电工与钳工也由此不免有些神气。铜岭钢铁厂属“重工业”，工人多属没有什么技术的普工，所以在矿山，今天看来很简单的开卷扬机和破碎机的伙伴，也是我羡慕的对象，更不要说那些炼铁炼钢的和“神仙电工、万能钳工”了。
那个时代人们衣着极为简单、单一，青年人崇尚军服和工作服，有的人结婚时还将工作服当成“婚礼服”。婚礼上男女新人穿一套崭新的蓝工作服，也显得精干潇洒，有一种朴素的美。军服我不敢梦想，但进了工厂 ( 矿 ) 发一套工作服还是现实的。没想到工作服也有很大不同，在我们这个不算很正规的小厂 ( 矿 ) ，其它连队的工人都发蓝色工作服，唯有我们采矿选矿的一、二连工人，发的是酱褐色的工作服，和矿山上的泥巴一样，非常难看，我们称之为“矿山服”。 我们这些穿酱褐色工作服的矿山工，和那些穿蓝色工作服的连队工人走在一起，往往有一种整体上的“自惭形秽”。
铜岭这座铁矿，像地面上隆起的一座铁矿石的小岭，是地质上所说的“铁帽子”，属露天矿。由铁矿石组成的山岭光秃秃的，附近山丘和旷野也植被稀疏，所以这里冬天酷冷，夏天酷热。冬日如果有风，则如刀削面 ; 无风，则每天早晨严霜似雪，道旁的水沟满沟冰凌。夏天，毒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山野，铁矿山像烤红的铁砣，山上热气如火，仿佛要将人烤焦。我们住的大礼堂缺门少窗，里边杂乱，吃的也很差，食堂的菜多是南瓜、茄子、辣椒和煮黄了的青菜，稍有肉，便闹哄哄的拥挤不堪……虽说境遇如此，但我们还是感到比在农村强多了，每人每月有 31 元 5 角钱的工资 ( 一级工 ) ，我每月可以寄 10 元给下放在农村的家里。那时家中有年迈的父母和未成年的弟妹，全家无劳动力，生产队不发口粮，我这 10 元钱成了救命钱。
那时，虽然我们进了工矿，但心里并不踏实，因为我们当时的名份还只能算是随时可以退回的民工。铜岭钢铁厂招收了 1500 多名的工人，但真正入编制的不过 200 多人，大多属临时工式的民工，我又是后来，更属不入册的另类，所以大家最大的期盼是能转为正式工人。当时主政江西的是程世清，这位在江西喝水成冰、独断专行的“程政委”，大概为了安抚一大批类似我们这样的民工，给我们取了一个独特的名称：“常备军”。 1971 年发生了“林彪事件”，这才改变了我们这些“常备军”的命运，使我们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成了正式工人。
那几年，每逢“十 . 一”“五 . 一”，都要庆祝一番，至少报上要发表“两报一刊” (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 ) 的社论或文章，各地要组织人们学习讨论。 1971 年的国庆节特别冷清，既没有“两报一刊”的大文章，厂矿也没搞什么大的庆祝活动。过了几天，消息来了，非常惊人，说是林彪叛逃了！先是少数人在一起嘀咕，很快厂方召集全体工人传达中央文件，但搞得神秘而又紧张，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好笑。当时给我们传达文件的是厂政治部主任沈立中，他板着脸，严厉教戒我们：要认真学习中央文件，“不然你们脑袋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这是那个年代常常用来吓唬百姓的话，实际上我们的脑袋和这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传达中读到林彪的“五七一工程记要”，人人都感到林彪他们说毛泽东的话没有什么错，而且很准确，只是都不敢说出口来。
过了不久，就传来了我们所有的“常备军”都会转正的好消息。第二年春天，厂里果然发给我们每个人一份转正登记表，我们全部成了正式工人，这应是林彪事件后，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才给了我们这一机会。
三
我这一辈子与官无缘，可到铜岭不久，便当了几个月的“官”——连队里的政宣干事。
那年我到铜岭钢铁厂才一个多月，每逢劳动竞赛或节日，连队都要出墙报。好像是国庆节前，班长要我为国庆特刊写一篇稿子，我便写了一首诗，实际上是顺口溜，表扬一位工人。记得其中有几句：“沉重的担子我们扛 / 困苦地方我们上 / 就凭这 / 红心一颗 / 铁肩一双 / 我们抬矿石 / 抬艰苦 / 抬出一个红彤彤的 / 新铜钢”！
想不到过了几天，排长告诉我，说连部要调我去当政宣干事，这使我受宠若惊，又非常惶恐。因为我是毛泽东所说的“可已教育好的子女”，属“贱民”，一直感到低人一等。我有一个舅舅 1927 年曾是星子县第一任总工会主席，也应是共产党，后来他脱党当了小学校长和国民党的教育局长，解放后被判刑 ( 舅舅的事我是多年后才知道的，我在铜岭时，他还在坐牢 ); 还有两个叔叔也是地主。在那个事事讲阶级成份与出身的时代，我这样的社会关系，是没有资格担任政宣干事这种工作的。
( 我念中学时，正大讲阶级斗争，临近初中毕业，我的班主任张国盘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的母亲是国民党员……我吓了一跳，像是当头挨了一棍。“国民党员”代表反动和罪恶，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有这样的成员的家庭很少，想不到却有我的母亲！难怪张老师从来对我没有什么好脸色。几何老师曾说我像只麻雀，整天叽叽喳喳，自从张老师找我谈话后，我便高兴不起来了。好在那次中考，我的作文全地区第一，给学校争了光，张老师对我才勉强好一些，但他这时已经不再教高中，不久因心脏病去世。张老师身体不好，很瘦，他是萍乡人，家庭是大地主，江西师范院校中文系毕业，还会画画。教书时他积极靠近组织，正争取入党。大概为了体现他的立场，所以他对我特别冷落与严厉。我读高中时，他心脏病发作，去省城住院，病愈后出院的前一天，突然死了，还不到 30 岁－－这些，我都是以后知道的。张老师英年早逝，同班同学对他印象尚好，但对我来说，他在我心上留下的伤痕，陪伴我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文革”中，母亲被合作商店开除，还挂着“老牌国民党员”的牌子示众……母亲的事对我是一种耻辱，我从不问她这件事，对她也一度冷落。直到打倒“四人帮”后很久，有一天我才问她是怎么回事 ? 她说她也不晓得，只记得那时她 11 岁，有一天我大舅带她宣誓，墙上贴着孙中山的像，像两边对联是“打倒蒋介石；拥护陈独秀”……我顿时明白这是一桩数十年的冤案！母亲当时加入的即使不是共产党，也应是国民党左派。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母亲只念过几年小学，自然不懂党史与近代史。 )
我忐忑不安地来到连队办公室的，见了指导员，他告诉我，连部决定调我当政宣干事，搞宣传，并要我搬到连部和他同住，我这才相信是真的。所谓的连部也就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我和指导员俩人合住。指导员叫王汇川，瑞昌人，胖胖的，原在县委组织部工作，下放后来这里；连长姓伍，瑞昌对岸武穴人，从工程兵部队转业不久，瘦瘦的，说话语速很快。过了几天，我听通信员小钟告诉说，我能当政宣干事是因为指导员看了我写的那首诗，又看了我填的表是高中毕业 , 才决定调我来的。
那个时代政宣干事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务，只有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能任此职，另外，在连队里指导员地位第一，连长第二，政宣干士算老三，再下来才是排长班长。过了不久，指导员又让我担任连队的团支部书记，这使我又一次受宠若惊。我是在乡下入的团，是靠拚命劳动才成为共青团员，当团支书是不敢梦想的事，这次在铜岭竞当上了团支部书记！我怀疑王指导员没有仔细看我的档案，如果他发现我的社会关系这样复杂，一定不会要我当政宣干事和团支书的……带着这惶恐之心我小心翼翼过了一个多月，我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出现，指导员很信任我，谈话也很随便，没有架子。渐渐地我放下了长期压在心上的包袱，忘记了自已的出身，工作学习非常努力：写材料、办黑板报、填报表、和同伴一起劳动……样样干得很有劲，领导也很满意。那些日子，我精神焕发，感觉前途美好，一片光明。有一次，我在给连队的矿工传达一个什么会议精神，离我不远有一个一连的工人小声地对同伴说：“三把手，能写会说，很有水平！”我听了虽然不露声色，但心里美滋滋的。其实，那人是故意说给我听，讨好我，我却有点飘飘然，以为自已真有什么水平。
不久，厂里要我带几个人到星子县将星子籍“常备军” ( 民工 ) 的户口转到瑞昌铜岭，这使我再一次受宠若惊。我从来都是让人“带领”，这一次却让我来带领他人外出办公事，自然是组织的信任与“重用”。我们来铜岭钢铁厂时都属民工，不迁户口，不迁户口工人便没有长期做工的“安全感”。能将农村的户口迁至工矿，则成为正式工人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这次厂里决定将所有工人的户口都转到铜岭，自然大得人心。所以这次带队转户口，我和同伴们既高兴，又卖力，很短时间就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厂里。
可惜我的“官运”很快行将结束。几个月后，一连二连合并，两个连队的工人加起来有 300 多，我仍然是政宣干事。不久，王汇川指导员突然调走，调瑞昌县革委会，我仿佛失去了依靠，心里空落落的。王肯定是自已活动调走的，他师范毕业，能说能写，再说他家在县城，工作生活在几十里外的矿山毕竟比不上县革委会机关。
王指导员走后，伍连长也调走了，连队领导由原来采矿连的指导员、连长担任。合并前，俩个连队的指导员关系不好，如今二连的指导员、连长走了，我这个二连的政宣干事虽仍然在当，但今后的日子恐怕要处处小心。一连的指导员姓黄，比王汇川年长，其实他是个老实人，但很犟，能力与文化也比我们原指导员差。大概王指导员曾显示过瞧不起他，所以他后来便迁怒于我。由于我一直兢兢业业，他挑不出什么毛病，也不好说什么，但没有多少好脸色。
转眼过了年，四月里，正是桃红柳绿的春天，厂里要拉十万伏高压线，线路上崇山峻岭，不通公路，要靠我们厂工人自已去拉电线，抬电杆。工厂抽调两个连队去从事这项工作，我们连去了一半人，相当于原来一个连队的人。那天说好了我也去参加，由于写材料还是赶报表，我晚了一天。等到我第二天赶去时，发现人们对我的眼光发生了变化，连队指导员严肃地通知我：我被免除政宣干事的职务，到拉电线工地上劳动，我曾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原来，我去的前一天，厂政治处主任沈立中到了工地，问你们连队政宣干事是谁？怎么没来？有人说了我的名字，沈立中说：“这个名字好象听说过”。一会，大概他想起来了，说：“这个人社会关系不好，怎么能当政宣干事”！
沈曾在我们县当过宣传部部长，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我不知道他怎么记得我这个中学生，我即使在中学有点名，但也不至于他这个大部长知晓。如果说他是在厂部看了我的档案，那他早应在王指导员时把我拿下来。其实，自从听说沈立中当了厂政治部主任，我心里便有点害怕，因为我在县里见过他。我的出身使我怕见任何官，尤其是搞政治一类的官，虽然他并不认识我，但我却怕看到他。谁知越怕碰见神，神越来得快，沈立中就像一尊威严的神，结束了我政宣干事的任期，也给了我一生难以忘怀的难堪与屈辱。
拉高压线的工作结束，我被分到原来的一连 ( 改为一排 ) ，从事采矿。铜岭钢铁厂矿山采矿除了炸药和撬棍、铁杷，没有什么先进工具，采矿时排里定下的任务是每人每天半吨矿石。采矿的人大都身体强壮，唯有我身材瘦小，力气不济。铁矿石沉重多棱，有时锋利如刀，大的我撬不动，只能捡拾小矿石渣。身强力壮的人只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撬几块大矿石就能轻松完成任务，我靠捡矿渣要完成半吨矿石的任务，往往要一整天。这还不说，最难忍受的是人们的冷眼，采矿排是黄姓指导员的老部下，排长姓吴，是他最信任的人，我到他排里，仿佛如受特殊监视的犯人。前边说过曾讨好我夸我“有水平”的那个家伙也在这个排，他常跑到排长那儿打我的小报告。此人姓王，原在炼钢连，由于在南昌培训时做小偷，被提前叫了回来，分在采矿连队。
后来在我再三请求下，连队让我回到原来的选矿连 ( 排 ) ，又到“老虎口”做粉碎矿石的工作，身心比在采矿排轻松一些。但我在连队领导眼里，仍然像是犯过什么大错的人，抬不起头来。还有人编造我的谣言去讨好连指导员。记得有一天，我们的副排长王某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对我说：“老景，你要小心，有人说你散布对连队领导不满的话，你千万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只要心中有数就行了”。我听了，又害怕，又气愤，一夜不曾睡好，第二天我找到连队邓指导员 ( 他接替黄某，也是瑞昌人 ) ，为自已申辩。邓听了，表情很冷漠，但最后说了一句：“这其实是王某某说的”。我这才知道事情原委：造谣生事和告诉我的都是同一个人！铜岭钢铁厂的工人，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有文化的不很多，我们矿山工中有文化的更少。王四某没有文化，湖口人，比我大几岁，平时喜欢大喊大叫，干活有力气，象个大老粗，想不到他也会来这一套，太让我意外了。从此我意识到人品的好坏，不是以年龄大小、文化高低、职业、贫富决定的。
我就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一直到 1973 年我离开铜岭钢铁厂。三年多时间里，当过几个月的“政宣干事”和团支部书记，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当“官”，也是我青年时期精神上唯一不感到压抑与自卑的几个月。我感谢我的指导员王汇川，在那苛求家庭出身的年代，能开明地让我这个长期被出身压弯了腰的青年当了一回“政宣干事”－－这个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办事员。
听说王汇川指导员后来一直在瑞昌县工作，十多年前患骨癌去世。据说，骨癌患者有些是因为骨伤没有及时治疗所至。王指导员几次跟我谈起他“文革”中他被勒令入伙房帮工，批斗时红卫兵、造反派说他不老实，常要他跪瓷片或玻璃渣，他的膝盖常常血迹模糊，但他从不求饶。等那些人走后，王则将伙房同伴给他留下的一碗肥肉和一碗酒吃光喝光，然后呼呼大睡－－也许他的骨癌因此而来。
四
铜岭钢铁厂在瑞昌县 ( 今改为县级市 ) 西北，地属夏坂乡，离湖北省阳新县不过十多公里，周围低山矮丘连绵起伏。为何地名铜岭，我在铜岭时并不知道，当地人也不知道，以为只不过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习惯称呼而已。后来才知道，从湖北大冶铜绿山、阳新港下、瑞昌铜岭、武山到赣东德兴一线，地下埋藏着丰富的铜矿，几千年前就开始开采，铜岭就曾是古时最早开采铜矿的地方。这些，都是到八十年代那次惊人的考古发现后才知道的。
一般地下有铜的地方，铜矿之上往往有“铁帽子”状的铁矿，古人是先识铜，后才知炼铁，所以给后代留下了许多“铁帽子”。瑞昌铜岭的“铁帽子”，就是古人挖掘铜矿后留下的。最早在这儿开采铁矿石的是侵华的日本人，没等他们开采多少，日本人战败走了。到了 1958 年“大炼钢铁”时，铜岭又很是热闹了一阵，数千人在这里挖矿、烧炭、炼钢炼铁。由于没有技术和相应的设备，千军万马在这里折腾了一年，砍光了四周山上的树木，却没有炼出一斤有用的铁，留下一堆堆无用的废渣、废铁和这座缺门少窗、空荡荡的大礼堂。
十二年后，铜岭又来了采矿炼铁的队伍，这回显得比较正规，矿山下立起了一座十三立方米的炼铁炉 ( 据说这属最小的高炉 ) ，与之配套的除了炼铁车间外，还有采矿、选矿和炼焦等连队。对于从未见过炼铁的我们来说，这最小的十三立方米的炼铁高炉也令人惊奇。走近炼铁车间，远远就听到巨大的轰鸣声，冷却水像瀑布似地紧贴高炉外壳从上而下，永不停息。如果正逢出铁，铁水红光耀眼，溅起的火花四射，车间里人们相互之间说话要大声喊叫才听得到。初进厂的人，最先想看的地方就是炼铁车间。好些人进厂前没见过电焊，见电焊工在工作，璀璨的电火花飞溅，也会跑去看，根本不知道要保护眼睛。所以人们看罢电焊回去，第二天一个个两眼红肿刺痛，后悔不已，我也是这样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
初来时还有些新鲜感，时间久了也就感到乏味，特别是从政宣干事的位置上下到班排后，面子的难堪由于时间的磨砺而变得麻木，劳作愈来愈觉得单调。铜岭的采矿和选矿，不要什么技术，要的是力气和体力。我们选矿工作是三班倒，上中班是大家都喜欢的，下午 4 点到 12 点，白天既能玩，晚上也不太影响睡眠。晚班 12 点上班，第二天 8 点下班，我睡眠向来不好，晚班上班前睡不着，下班后也睡不好，勉强睡上一、二个小时，质量也很差，所以人很瘦，整天没有精神。冬夜里上晚班最苦，我们的工作地除了破碎机上方有一间油毡盖的小棚，其它处都是露天。有风的日子，冷风如刀，无风夜则严霜似雪。累了困了，没地方躲，因而我最怕的是上晚班。
在整个铜岭钢铁厂，我们矿工工种是最差的，矿山连令人羡慕的工作是连部的干事、仓库保管员、开钻机和卷扬机的。基建连虽不是什么好工种，但基建连的人大都是从南昌钢铁厂培训回来的。这些人当初被选派去南钢培训，都属最受重视的人材，初中毕业以上。只不过由于厂里暂时没有炼钢的条件，让他们先搞搞基建。这些人出工大都吊儿郎当，说话也大胆，什么事都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虽然也想离开矿山连，但我最属意的工作是化验室，在我看来，在化验室当一名化验员，穿一身白大褂，既有知识与技术，又显得儒雅。不过，铜岭钢铁厂化验室只有十几位化验员，再怎么挑，也没有我的份，所以这只是我的一个梦想。
矿山连的工人尽管都不安心，但没有人能调出，因为采矿选矿的方式太落后，矿山人手不够，矿石供应不上。于是 1972 年厂方又从修水招来了一批知识青年，其中大部分是下放修水的上海“知青”，其中不少女知青。虽然矿山工作对女的来说很艰难，但比她们在修水乡下还是好多了，钢铁厂女工少，这些上海女知识青年的到来，给乏味的矿山带来了生气。
厂食堂伙食很差，而我的身体又非常糟糕。那时我们的工资是 31 元 5 角，除了每月给家里 10 元外，我最奢侈的享受便是每个星期天到厂小卖部的小吃店，去吃一碗肉片汤或猪肝汤。小吃店在厂部旁一座小村里，离我们住的大礼堂不远，中间隔着一条马路。肉片汤和猪肝汤也不贵， 3 角钱一碗，十几片瘦肉或猪肝，加上葱花、青菜叶和榨菜丝，鲜美可口。每次喝完最后一口汤，我都感到精神大振，仿佛喝了人参汤一般。
铜岭远离城镇，到最近的码头镇也有 20 多里。矿山劳作很累，一般星期天要洗衣，又想看看书，只有在中班转晚班的那个星期天才有一天半的休息时间。所以在铜岭几年，我很少外出，连矿山周围的村落也没去过，只去过几回瑞昌码头镇长江对岸的湖北省县城武穴。由于码头镇有我们厂一个焦化连，连里有我们星子老乡，所以去武穴时，有时也会和同伴去焦化连找老乡。焦化连在长边边，专门为厂里小高炉炼焦炭，所以焦炭多，冬天工人们常用焦炭烤馒头招待老乡。但我不喜欢焦化连，因为炼焦，到处黑乎乎的。
矿山工虽然苦和累，但能全部转为正式工人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谁知没等人们高兴多久，坏消息很快就来了：厂里要裁人。 1973 年元旦刚过，我刚从武汉表姐处看病回来，一到厂，就发觉和走前不一样，厂里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原来，受资源、财力及多种因素影响，铜岭钢铁厂不仅不可能炼钢，而且还将裁员数百人，每个人都害怕灾难降临到自已头上，老乡们走在一起，谈的都是这件事。我个子小，身体弱，出身又不好，连队领导也不喜欢，我想这次自已十有八九属于裁减对象。我们厂归九江地区革委会领导，刚好我有位堂姐夫黄幽清在地区革委会抓促部 ( 全称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 工作，平时我不敢麻烦这位姐夫，但这次事关重大，我顾及不了许多。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搭班车赶赴九江，班车行驶到半路上，突然向左歪斜，司机紧急停车一看，车后轮竟飞掉了，幸好出事地在平缓地带，不然后果难测。到九江找到堂姐与姐夫，将事情一说，他们也感到事态严重，但姐夫不露声色，叫我第二天回厂。回厂后没过两天，九江地革委计划组 ( 相当于现在的市劳动局 ) 的调令就来了，调我到九江柴油机厂。虽然仍然是干没有技术的“普工”，但我非常高兴，不但不会被裁减，还能进九江市！因此在那些料定我必被裁员的人面前，我故意显出几分神气 ( 现在想来也很浅薄、幼稚 ) ，朋友和老乡们则露出羡慕的眼光。
三年前来铜岭的时候我是孤孤单单一个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时却有一批朋友们送我上车，虽然是厂里运铁的大卡车，行李也不过仍然是一卷被褥一只小铁皮箱 ( 被套和床单可是新的－－那是我前不久从武穴花光了所有布票买的 ) ，但与来时相比，我的心情好得多。
我走后不久，炼铁停止，厂里转移和裁减了大批工人， 200 多人被裁员回家 ( 一年后又被迫恢复他们的工作，分配在各县工矿 ) ，大部分人转调到星庐瓷土矿、丁家山铜矿和星火化工厂等工矿，只留下少数人继续采这里挖铁矿石。处于半下马状态的铜岭钢铁厂，此时只能叫铜岭铁矿了。
五
离开铜岭后，留在厂里的同乡也曾多次来信邀我去玩，但我一直未去，主要是铜岭植被稀疏的山地实在没有什么可看，何况又留下了那么多不愉快的回忆。从同乡的口中，我知道铜岭钢铁厂后来靠卖铁矿石和石灰石维持，日子很不好过。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我从工厂考入大学，毕业后分在市郊一所子弟中学教了两年书，又调往庐山瀑布下的县党校当理论教员。几年后 (1988 年 ) 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说铜岭发现了商代铜矿遗址，而且是迄今为止我国所见最早一处大型铜矿遗址。各大报刊都以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年底铜岭铜矿遗址的发现还被评为 1988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冷落荒僻的铜岭一时成为新闻热点。据说，最早发现古遗址的地方，就是我们上下矿山那条必经之路上。我惊讶不已，后悔怎么那些年一点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呢 ? 据说当年古人曾在矿山四周留下了很多“铜屎” ( 矿渣 ) ，可我在那里三年，从没有注意过这些矿渣，还以为是五八年大炼钢铁留下的。
这时，我倒真想去铜岭看一看，但一拖又是好些年。
我真正重返铜岭，则是在 2000 年，这时离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考古发掘，过去了十多年，古铜矿遗址引起的轰动，已归于沉寂。为了保护好遗址，有关部门将花费五年多时间发掘出来的坚井、平巷连同这座古铜矿其它遗迹，－－用土回填，赣西北边陲铜岭和它周围的山地，又恢复了往昔的清冷，少有人问津。
这次故地重游，二十多年前走过的赣鄂省际公路虽由砂石路变成了沥青路面，但依然车影稀疏。我们搭乘班车在三眼桥下车，三眼桥曾是夏坂公社 ( 乡 ) 所在地，现在乡政府已搬移到夏坂镇去了。三眼桥下的南阳河水无声流淌，桥上通往铜岭钢铁厂的一公里长的公路也依然是二十多年前的砂石路，一辆装载石灰石的农用车正迎面开来，搅起滚滚扬尘。钢铁厂铁矿石早已采完，矿工已经星散，矿山下原来日夜工轰鸣的十三立方米的炼铁高炉曾是当年这个厂标志性建筑，不知何年拆卖了。工厂几年前改名为九江冶炼总厂，矿工们大多外出打工，连接九江武汉的武九铁路从原来的厂部办公室前经过，横跨通往矿山的公路，一列火车正隆隆从我们的头顶驰过。我们初来铜岭住过的 1958 年建的大礼堂，后来改建成了厂部的新办公楼，如今这座楼已被“武九线复线工程指挥部”租用。
我熟悉的铜岭钢铁厂一片破败，老态苍颜，令我无限感慨。
倒是矿山下的吴姓小村人丁兴旺，村舍已经挤进了原来的厂区，村民卖肉的案板摆到了通往矿山的公路边。在这里，我有幸遇见了我昔日的班长杜龙华，他比我年轻，是本地人 ( 瑞昌横立山 ) ，厂子不行后他在此开办了一所乡间幼儿园。与他相遇，他自然成了我了解古铜矿发现过程的最好的解说员和导游。
“都填埋了，什么都看不到了”！他说。
我们沿着矿山公路前行，两旁是填埋古矿井裸露的泥土。泥土中仍然可见未能全掩埋的竹桩与木桩，最长的一根伸出地面一米多，表面布满了苍褐色网络状皱纹，使我想起了电视中所见的沙漠中楼兰遗址遗弃的房梁门柱。龙华说：遗址是他们在这条公路搞降坡工程时发现的，施工中挖出了不少朽木 ( 矿井支柱 ) ，还有一件绿锈斑斑的青铜锛。刚开挖时，矿井里的竹兜篮还是好好的……
我们绕着矿山走了半圈，还去看了古人炼铜的地方。矿山的铁帽子早已挖空，山顶上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积水满坑，像一口大水塘，塘里的水呈现出硫酸铜样的碧蓝色。几千年前这里也曾象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铜岭钢铁厂一样热闹，可转眼之间，一切都消失了，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矿山上除了我们几个，四下静悄无人，山坡上，公路旁，开满了紫红色粟米般大小的小花，一片片，一簇簇，像铺上了一层绯红的云霞。杜龙华说这叫铜草，凡是有铜矿的地方，地面上都会开出这密集、寂寞的小花，传递着生命与财富的信息。
返回路上，居高临下地俯瞰、巡视我曾经工作与生活过的铜岭钢铁厂，心中有些凄然。我们来时，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劳动虽然艰苦，生活尽管清贫，但到处充满旺盛的青春气息。转瞬之间，矿工老去，矿山苍然，往日的喧腾与绚烂被岁月无情抹去，不留痕迹。我们选矿的“老虎口”位置还在，破碎机和运矿石的小矿车及轻轨却不见踪影，大概也拆了卖了。厂食堂附近一排排竹篱笆加油毡编织的基建连工人宿舍已变成了荒草地，紧挨矿山的山旮旯里，矿山连用石块砌成的几栋石头房子还在，石屋之间有零星的菜地，那群漂亮的从修水来的上海女知青曾住在其中一栋石屋里。每当厂里响起广播的时候，那位窈窕清秀的女播音员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常常成为我们嘲笑的对象，粗俗的嘲笑活跃了青年矿工单调的生活……我想起了在此开挖铜矿的先人，三千年前的铜岭应是男子汉的世界，他们的劳作一定比我们艰苦得多，生存环境也恶劣得多，也许没有异性的调节与抚慰。
从铜矿的开采到铁矿的开采，时间跨越三千多年，采铜采铁的矿工生涯仿佛相距不远，岁月漫长而又短暂，真是如梦如烟。南阳河畔的铜岭和它附近的山地尽管貌不惊人，却埋藏着厚重的历史。流水无言，山石冰冷，但附载着生命的激情与文化的记忆，闪烁着远古中华文化的青铜文明之光。
告别铜岭时，听说铜岭铜矿遗址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愿这一申报成功，这里对炎黄子孙应有永久的魅力。
2009 12 31 九江
我整理这份旧稿时，文中提到的沈立中已去世，几年前班长杜龙华也因脑癌病故。
2016.6.22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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