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旭：张祖道：从清华学子到战地记者
2014 年 8 月，摄影家张祖道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 92 岁。
张祖道：从清华学子到战地记者
－－作者：曹旭
张祖道， 1922 年出生于湖南，前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起，他曾前后数十次陪同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到川鄂和江村等地进行社会学实地调查。并用摄影的方式对之予以记录。 2012 年 5 月，张祖道获得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2013 年 9 月，获得第 13 届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致敬奖。
张祖道作为清华园的学子，拍摄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北平风貌和师生抗争，新中国成立后曾跟随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进行田野科考摄影， 80 多岁仍在为摄影媒体撰写、审校稿件。张祖道的摄影作品配合上翔实严谨的文字资料，以其所具有的文献价值，成为了用影像反映时代变迁的优秀篇章。与其说张祖道是纪实摄影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影像社会学者。他用平实、自然的影像，反映出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群体、社会、家庭、社区、乡村、集镇、城市、民族的真实状态，将社会走向、社会行为以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让后来者看到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影像本体。
2007 年 8 月，张祖道的第一本影集《江村纪事》出版。评论家姜纬认为：“我们可以从张祖道这些建立在社会学严谨理念基础上的朴实影像中，看到历史节点之间中国社会的对比和变化。”同年 12 月，“江村纪事”系列作品入选第三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特别展单元，获得年度摄影艺术特别贡献奖。
张祖道人生信条是“做老实人，干老实活，比较快乐”。 张祖道的老伴卧病在床，为了照顾妻子，他放弃了外出拍照的习惯，“我现在就想，趁着还能写，赶紧将这些照片整理出来、将相关的历史标注出来。”老人说，他只想做好一个记录者，将历史的真实与精彩，呈现给后来的，以及错过了的人们。
张祖道老先生和记者谈起 60 年前的悠悠往事依然思路敏捷，说起话来能不歇气地讲上几个小时，回忆起以前的事来，所述如在眼前。他从学生转而成为南下干部的经历，虽然更多与摄影相关，但他的详细讲述，为我们复原了他眼中 1949 年的中国，复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从中也可窥见对摄影痴迷的他思考和感受的点点滴滴。
1949 年的张祖道
我拥有了第一台相机
1949 年，我刚刚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台相机。相机是 1948 年底买的。 12 月 29 日，我赶去王府井，买到一台小型相机。这是一台老式的蔡司依康旧相机，韦尔塔（ Welta ）牌，折合式 120 拍 16 张， 75mm/f4.5 诺瓦 (Novar) 镜头，快门时间 1/25 秒－ 1/175 秒，有 B 门和自拍，经过砍价，以 19 万法币买下。这台小相机构造简单，光圈小，快门时间不快不慢，被拍对象动态大、光线暗时都没法儿拍，但对我来说，只要能拍出影像，就非常满意了。第二天，我就用这台“韦尔塔”拍摄了清华、北大、燕京等校师生和北平广大市民参加的“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效果还不错。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相机拍摄。在这之前，我都是用借来的相机拍照，但游行时若被抢、被砸，那些好相机我真赔不起。
清华园是 1948 年 12 月 15 日解放的。一解放，整个校园都是欢声笑语，一片新气象。我们连课都不上了。老师和学生们都抛开教科书，学习政治、形势、政策。清华大学按照系级将学生编成 5 个宣传大队，还成立了“迎接解放人民服务队”。早上，同学们在大操场扭秧歌，练习歌舞，像什么《兄妹开荒》、《放下你的鞭子》，还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我都拍了照片。以前在昆明时（指张祖道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编者注）不敢唱，一唱，被特务听见就可能被抓起来。
清华园解放后，我们学校和燕京大学一带不但有解放军站岗还有游动哨，他们带着狗皮帽子，质量不错。有的狗皮帽子毛挺长，太阳光一照亮闪闪的，我很想给他们拍照片，但不敢，怕他们有意见，虽然也跟他们打招呼，始终没有按下快门。
跟着入城式一路拍
1 月 3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1 军 121 师从西直门入城，与城内执勤的傅作义军队交接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 月 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我自然忘不了拿起照相机。那天刮着大北风，但天空晴朗。一早，清华大学的“迎接解放人民服务队”的队员们，以及欢迎入城部队的同学们一起坐火车来到前门车站。我是头一天进的城，早晨赶到前门东站，迎接大队。站在月台上就能清晰地听到锣鼓声，我恨不得一步跳上大街。
1949 年 2 月 3 日 10 时，人民解放军举行庄严的入城仪式。图为入城式中的骑兵部队 张祖道摄
到了前门大街，已经是人山人海。站在人行道前的是学生队伍和有组织的大队，后面就是拥挤着的戴着各式各样帽子和围巾的市民群众。真是万人空巷！入城式还没有举行，我沿街溜达，数不清的红旗、门旗、横幅，看不完的笑脸在眼前晃动。沿大街两边，贴满了“欢迎”“拥护”等宣传标语。
入城式检阅台设在前门箭楼上。上午 10 时，入城式开始了。指挥车竖着红旗，领着队伍，从永定门向前门开来。我站在五牌楼路东。人多行动不便，在这个位置，向南可以拍到从天桥、大栅栏来的大场面；向北可以拍到车流、马队和箭楼。随着人潮的骚动，雄壮的军乐声和掌声、欢呼声， 4 辆载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巨幅画像的卡车，军乐队、装甲车队、坦克车队、大炮车队、骑兵方队和步兵方队一路过来。当天，我在日记中写道：“有的队乐声嘹亮悠扬；有的队胶轮滚滚，轻烟如雾；有的队钢甲披挂，履带铿锵；有的队炮口巨大，轮转辚辚；骑兵队蹄声震地；步兵队铁骨铮铮。加上巨大的坦克、装甲车、大炮筒上面带笑容挥着彩旗的青年男女，这一切构成江海沸腾的气势，令人兴奋不已。”
南下时我没有拍照
北平和平解放后，同学们热情高涨。在学习会上，纷纷要求参加革命，其中还有不少同学提出，参加人民解放军，跟着部队过长江，下江南，赶上解放海南岛，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仗。正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担任进军中南的任务，要去解放并接管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急需大批干部，以发动新解放区的群众，开展各项工作。经中央批准成立的南下工作团，于 2 月 24 日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等报刊宣告招考万名团员。
清华大学党支部进行动员后，掀起参军热潮，从 2 月 24 日到 3 月 1 日，就有 1000 多名同学报名。我当时想，这是末班车，将来老了，孩子若问起我：“爸爸，当初解放中国，你都做什么啦？”我也能骄傲地说：“我解放了海南岛。”抱着“解放海南岛有我一份”的愿望，大学毕业后，我参军进入南下工作团。
3 月 11 日，我们 150 多名同学在全校师生的欢送声中，坐车驶出清华园，到朝内东四头条 5 号（原华文学校）南下工作团总部报到。我们编入第一分团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三中队主要是清华同学。第一分团后来成立四个大队。南下工作团总团长是谭政，副总团长是陶铸和邵式平。
那时就很少拍照片了。部队发军服，有军帽、腰皮带、绑腿等等，发几百块的生活费，折合现在也就几毛钱，这钱一般吃掉了。同学之间会请吃，我也要回请。钱基本是攒不下来的，以前的积蓄也用光了，我又不好意思跟长辈开口要钱，所以到了南工团后，我没钱买胶卷，只有少拍一些。
南工团每天的学习以形势认识和革命传统教育为主，还要上大课，听报告等；生活上军事化，服从命令听指挥，改掉自由散漫和种种不良习气，养成良好的军人作风。
7 月 18 日，在城南先农坛体育场为我们举行欢送会。 7 月 29 日，我们出发。队伍走起来后，引起大家注意的全大队最大的一个背包竟然在我的背上。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我没有想到它居然这么大，里面不过多塞了几件同学的衣服而已，总重不会有 15 公斤。
清华园车站很近，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坐在月台上等火车，张奚若、潘光旦两位先生来送行，苦了潘先生，他是撑着双拐步行来的。 11 时半，中队长宣布，前方铁路被大水冲断，正在抢修，明天才能通车。
7 月 30 日出发时天下着雨。我们坐的是铁皮闷罐车。火车行到丰台时停下来，等候住在朝阳学院的一分团二大队一起南下。我们经津浦线、陇海线转入平汉线、南下至河南信阳（新店），已是 8 月 5 日的晚上了。车行 7 天，行程从北平东站算，共计 1453 公里，如果平汉路修复，从北平顺平汉路直接南下至新店，则缩短为 1038 公里。
因为没有拍照，我写了一路日记。火车每停一处，我都多了解乡镇的情况，比如物价、农业等等，我将看到的、听到的，都写进了日记并保留至今。
一麻袋的相机
我们的都上到达河南信阳（新店）鸡公山脚下，因为天气炎热，晚上 10 时才步行登山。二大队先走，一大队跟进，我们三大队压尾。队伍通过鸡公山脚下的石门，顺着道路上山。队伍太长，迈不开脚步，走了半里多，就吹哨休息。我背得比较多，有 30 多斤，背包打得太大，背在肩上有点儿像包袱，这样不断地休息，背包放下背上的，很累人。我采取长走、少休的办法，一直往前走，走了七八里，见到路旁坐着不少四中队的女同学。她们的背包都很小，不过 10 斤左右，但对平日很少劳动锻炼的人来说，已是不小的负担，所以走走歇歇，恢复体力，是很重要的。她们看见我背着大包袱，上面还堆着一个脸盆，一个大提桶，匆匆地从山下赶上来，很是惊讶和佩服。我算是三大队第一个到达山顶的，共费时 75 分钟，走完 7.5 公里。
1949 年夏，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学院在鸡公山上午餐。张祖道摄
到鸡公山宿营后，南工团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军训方面一般是早操、练齐步、跑步等。 9 月 6 日，举行毕业典礼。 9 月 8 日，三中队学员分配工作后，我和十几位同学一起随中南军区宣传部队去宣传部（武汉市）报到。到了那里，领导就在分团部调阅、研究大家的简历，进行个别谈话。有的人写了很多，像我们就是写小学、中学到南工团。
上级让我们交表格时，大家就指着我跟领导说：“他会照相，会照相。”汉口的《前线画报》（后改为《战士画报》）的社长知道了，就来找我聊天，他叫那狄。军区要求来的人品质要高一些，如果有一些特长更好，要综合考虑。他了解我照了学生运动什么的，就让我去他那里。他们基本挑的清华、北大的学生。这样，我就当了摄影记者，参加即将开战的衡宝战役。
我们画报社先去了两个摄影记者。他们没相机。这时有个人说：“有了，有了，后勤部缴获了很多相机，给你们，随便拿。”我记得他们拿来一麻袋的相机，往桌子上一倒。大部分都是日本的皮老虎相机（就是折叠式相机）仿蔡司的。跟我买的那个一样，只是光圈比我的大。有些相机一动就晃晃荡荡的，有些相机的镜头都模糊了，还有划痕。我帮同事们尽可能挑选好的，但我自己却没要，因为我用惯了自己的相机。可是他们连试相机的时间都没有，马上就出发了。
由于人手不够，后来《前线画报》又把陈福北和我派去，新华社总社的穆青也来了，还从新华社中南分社要来了两个人，我们 7 个人在鸡公山汇合。
10 月 1 日，我们上路了。我就带了一条军毯、换洗衣服和一沓 3 × 5 （英寸）的薄卡片纸，准备记工作日记用，这样可以轻松上阵。 10 月 2 日到达长沙。
在这之前的 8 月 4 日，湖南省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湖南保安部队及第一兵团全体官兵在长沙举行起义，长沙和平解放。我们到达长沙之后，部队已经出发了，我们赶紧坐车追赶。我们坐的车是四野在辽沈战役缴获的美国 10 轮大卡车，还能拉一门大炮呢，速度还是蛮快的。我们往湘潭赶，就是往衡阳、宝庆（邵阳）一带前进。我们这边是中路，右路是四野第十三兵团，在湘西一带；左路十五兵团是路过衡阳往南打的，要解放广东。
我们一路往南，汽车到达湘潭。我们去的时候，湘江上的铁路大桥已经被破坏，公路也在抗日战争时期被破坏了。湘江一二百米宽，为了过江，江上用轮渡运送汽车，部队的汽车都在排大队。汽车过去后，沿着涟水往西开。 10 月 3 日晚上我们到达湘乡，由于天色已晚，我们决定在当地住下，第二天再出发。 4 日到达永丰，早晨找到四野 13 兵团的 49 军司令部，打听军事现况和前行路线。 10 时离开湘乡，卡车走了 27 公里左右到虞塘，虞塘驻有 45 军的后勤部。那里的 12 兵团 45 军后勤指挥部接待了我们。因为要走山路，汽车不能前行，而虞塘一带解放才十多天，指挥部给了我们两匹马。一匹穆青骑，一匹驮着行李，我们 6 个人步行。又派了一个班护送我们，夜里到达永丰县（今双峰），找到 45 军军部时，他们正在开会。
10 月 5 日， 45 军军部说，在这一带已与白崇禧部队有接触，我军已经俘虏敌 71 军 88 师不少士兵。根据这一情况，估计战斗打响后，白崇禧的部队没有撤走的意图，可能在这一带要打一次大仗。下午，又听说四野司令部急电，要我军“原地停止待命”，那就要调整、调动，准备攻或守了。就在衡阳宝庆这一线。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兴奋，穆青决定往前靠，这样采访战事才会快而准确。于是我们马上就走，往南走了 40 多里，赶到锁石坳，已是深夜 12 时了。
10 月 7 日，穆青说，我们都在一起，消息反而少，于是，陈福北、余真（画报社画家）、易拓三人去了 14 兵团 41 军，还派了一个班护送。政治部通知说，敌人已经开始溜了，我们的部队正在追赶。下午 3 时，穆青骑马，我们出发，走了 40 多里，路上见到 134 师急行军赶去前线参加战斗。
10 月 8 日，我们去采访和报道战斗。那天下着雨，路很滑，走路相当费劲。我把军毯裁去一半，这样轻便。穆青告诉我们，衡阳、邵阳两地今天解放，我们都很高兴。当天也走了 70 里路呢。
那几天，我一直要求到前线去，政治部同志总说前线的情况不明，而且这里到衡宝公路黄土铺战场一带，有七八十里，至少要派一个班护送，实在派不出人。我见他坚决不同意，就转而提出到 134 师，听说那儿抓了不少俘虏，政治部同志就同意了。 10 月 13 日下午，我去了 134 师的一个培训改造俘虏的部门，还在 134 师的一个俘虏营拍了照片。
宣传科长了解到 45 军的 134 师师部在西林子一带，让我往那个方向去。下午，我就上路了。我照着他指的方向出发。那一路是丘陵地带，有小溪，我沿着小路走，有时也沿着冲田走（冲田即为夹在山间，较平坦的水田——编者注）。出发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在路上听见西面有人放冷枪，我心想，这是不是白崇禧部队的逃兵？他们放冷枪，是不是为了自己联络？说不定还是吓唬人呢。听到放冷枪后，我觉得道路靠近山林，我在明处，逃兵会躲在林丛暗处开黑枪，还是沿着冲田中间走吧。 10 月的稻田，水稻都收割了，稻田里有稻茬，踩着水田走，高一脚，低一脚的。这时，我注意到冲田上有个骑马人，手里好像拿着枪。他让我顺着电线走。我就按照他说的，顺着电线朝前走，最后终于到了西林子。到了那里， 134 师师部的领导看见我都很惊讶，一个劲儿地问我：“你是怎么来的？一个人走太危险了。我们执行任务抓逃兵，都是 3 个人一组，你一个人来，胆子太大了。”我说：“我不来，你们都走了，我拍什么呀？你们上前线靠的是枪，我靠的是笔杆子。”在那里，我了解了战役情况，还拍了俘虏。 10 月 15 日上午，我拍了敌 176 师的战俘，下午去关帝庙工作。 16 日，到当福拍照， 17 日至 20 日，我去参加各营评功会，还下到班里参加战斗总结，访问炊事班以及整理采访资料。
抱着马脖子也要走
10 月 20 日晚上，我回到 45 军 134 师政治部。穆青通知我们赶到 45 军军部，了解采访情况，尽快写文章发表。政治部再找不出可骑的马，只好派给我一匹背装炮弹的驮马。驮马不像战马那么高大，而且走起路来很慢。我问还有马吗？他们说：“没有了。你看我们最后的战马都给了师长、政委和警卫员，他们也去军部开会，你只能骑驮马去了。”我一听，这么远，骑着驮马去，有可能掉队呀，而且驮马还没有马鞍。我灵机一动，用随身带着的半条军毯搭在驮马背上，找个绳子把军毯系紧、绑好。但是，绳子肯定不如皮带绑得那么紧。他们说出发就出发了，把我丢在后面。虽然驮马不善跑，但是看见前面的十几匹马跑得欢，受到刺激，也跟着跑起来。由于军毯总在马背上打滑，走着走着我就歪了，只好下来把军毯正一正，重新绑好再骑。因为出发之后走的一段都是土路，很不好走，后来上了公路就没那么颠了，速度也快了。那时我心里想，实在不行，我把军毯丢掉，抱着马脖子，也要赶到军部去。
跑了 60 里，到达祁东县洪桥 45 军军部。祁东在衡阳正西 100 多里处。穆青给我们开总结会，大家汇报在各个师了解到的情况，而我拍的东西却没时间冲洗。因为我是摄影记者，穆青开始没有问我。那些文字记者没到 45 军 135 师，只谈了在路上的见闻，汇报的都不是很详细，说得不多。穆青只好问我，我一谈，他很高兴，说这些都是别人没了解到的。因为师部下面班里的总结会我都参加了，穆青就让我赶快写。我写了几个章节，《速度就是胜利》是其中的一段。穆青从全文中抽出这一部分，替我发表，说是要发到北京的人民日报上。我就等着看。可是等了几天也没看到。后来在新湖南报（今湖南日报）上看到这篇文章了。后来才知道是密电码搞错了，只有湖南台译出来了。那次的照片都上交给了画报社。
要问我开国大典那天我在哪里，我当时在行军的路上呢。我记得是 10 月 9 日后的某一天早上，从师宣传科收音机里听到的。我们听到广播里传来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打了胜仗，又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好消息，自然十分激动。
60 年来，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摄影也是突飞猛进的发展。对于现在的摄影记者，我觉得，还是要做好本职工作。在工作上要动脑筋，有创新。总是心猿意马，不会出好成绩的。一个月有一张自己满意的照片，一年有三四张专家认可的照片就不错。不能急于求成。第二就是不要跟风，要有自己的特点。
（部分资料参考张祖道 1949 年日记）
转自《
新周书房》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