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曹臻 ：《知堂回想錄》出版五十年
《知堂回想錄》出版五十年
－－作者：曹景行，曹臻
只求心之所安
半個世紀前的一九六八年，新加坡《南洋商報》開始連載知堂老人周作人 ( 啟明 ) 先生的《知堂回想錄》，前後凡十個月。此前一年多，老人已在北京「文革」風暴中慘苦離世，但他這部最後的重要著作卻能完整傳世，其中的艱辛曲折實為外人難以想像。最近我們整理了手中的所有相關資料，大致梳理清了整個寫作與出版過程，以下面的文字來紀念《知堂回想錄》刊發半個世紀，也是對知堂老人及曹聚仁、羅孚兩先生遲來的致意。
《回想錄》本不在知堂老人的規劃之中，能夠寫成、能夠刊出、能夠印成、能夠傳世，都極不容易，其中「種種挫折」「磨難重重」，在當代中國文學出版史中應不多見。最近重又翻看當年周作人、曹聚仁、羅孚、鮑耀明相互間數百封通信，對曹〈校讀小記〉中「知我罪我，我都不管了」一語，有了更深一層的感覺。
《回想錄》緣起曹聚仁一九六○年約稿，背後有《新晚報》老總羅孚 ( 承勳 ) 先生的承諾。知堂老人從一開始就關心稿子如何發表，但直到一九六二年底辛辛苦苦完成三十八萬字全稿，仍然沒有得到明確答覆，期間他甚至一度打算擱筆。曹在信中則屢屢安慰加催稿：「先生不要停筆，一直寫下去，決不會使先生失望。」
老人所不知，除了香港媒體環境惡劣，報社還要考慮他那段歷史與北京可能的反應。羅孚先生能夠做的，就是由《新晚報》預支稿費，按當時最高標準每千字港幣十元 ( 相當於人民幣四元二角七分 ) 。有這樣安排，保證了老人持續寫稿，並通過《大公報》駐內地辦事處朋友轉至香港，繞過了海關審檢查禁，全稿含目錄共五百六十三張筒子頁，折叠起來一千一百二十六面，完整無缺。題目則由原來的《藥堂談往》改為《知堂回想錄》。
那兩年內地民眾生活很是艱困，營養缺乏，浮腫病蔓延，老人也不能逃過。而且周家人口多，夫人周信子又得病臥牀至去世，經濟負擔益重。由此，來自香港的稿費和食品也成為老人維持全家生計的一個重要來源，此外還要援助同樣困難的親友，有關內容在周曹通信中佔了相當的比重；最初把老人香港寫稿所得謔稱為撿三兩粒「芝麻」，實際已成果腹的「燒餅」。
香港政治上左右對立，曹在信中多次對老人提及「情況複雜」，勸他給香港別的媒體寫稿須謹慎小心，以免惹上麻煩。但老人的文字要在「左派」報刊上登出也非易事，「不是那麼能大張旗鼓」。羅孚先生說：「左派報刊用它，多少有些試探的性質，只要上邊不來過問，也就繼續刊載下去。」
羅曹原先想把《回想錄》安排在葉靈鳳先生正在籌備的文化刊物《南斗》上，以為格調相符。不料新刊難產，《回想錄》的發表也就拖了時間。直到一九六四年八月，老人終於得知文稿開始由《新晚報》連載，「在宣統廢帝 ( 文章刊完 ) 之後，又得與大元帥 ( 關於張作霖的文章 ) 同時揭載，何幸如之！」愉悅之外，他卻開始另一種不安：「但或者因事關瑣碎，中途會被廢棄，亦未可知。」
老人的擔心竟然「不幸而中」，《回想錄》刊登了四十多天就被迫腰斬，只是並非「事關瑣碎」，而是無法對老人明講的政治壓力。羅孚先生說：「那是中宣部通知香港的領導，不能繼續這樣刊登周作人的文章。」「自上面而來的責問是：『這個時候還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這是為什麼？』」政治壓力直接落到了羅的身上，曹則勸老人「對羅兄不要錯怪，因為他也只能執行京中的政策，不能自己作主的」。
羅曹都已經感覺到北京文化政策開始收緊，卻還是想把老人的文稿盡快刊登出來，接着就可以成書出版。羅參與籌備的《海光文藝》月刊，於一九六六年初出版了第一期。為謹慎起見，到了第三、四期才開始選載《知堂回想錄》中《北大感舊錄》那部分。同屬香港左派文化圈的車載青先生，則允諾由他的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書，並着手排版製版。日本《朝日新聞》也有意刊登《回想錄》的日譯本。老人在給香港朋友鮑耀明的信中說：「我本無敝帚自珍之意，唯辛辛苦苦花了兩年多時間寫了出來，如能出版總比送進字紙簍去好。」
但很快，內地的文化大革命影響到香港。一九六七年初《海光》停刊，《知堂回想錄》第二次被腰斬，老人卻已無法知道。同樣，香港的朋友也無法知道他在北京過着怎樣的日子。曹鮑因接不到老人北京來信而擔心他處境「一定不十分好」，但又不敢再給他寫信以免增添麻煩。曹曾告訴鮑：「病中接啟明老人來信，知道他也生病，又逢文化大革命，生活相當困難。可否乞兄籌借港幣伍佰元，匯往老人濟急？」
一九六六年底，曹聚仁曾吩咐在北京清華大學就讀的大兒子曹景仲去八道灣周家看望，但也只見到老人的長孫周吉宜，說是老人「患病在牀」。八十年代初，周豐一和夫人張菼芳曾告訴曹的家人，景仲可能是探望老人的最後一位外人。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已患癌症的老人在遭受多批紅衛兵暴力摧殘和非人虐待大半年之後，終於擺脫了生不如死的日子，在孤寂中離去，時年八十三歲。消息傳到香港，已經是年底。
老人去世之日，正是香港發生反英「抗暴」運動之時。受到北京極左勢力的干擾，香港左派文化圈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曹聚仁主辦的報紙經營不下去，他的多種著作也被左派書店拒售，拖了多年的肝膽疾病又加重起來，一時間可謂貧病交加，自顧不暇。那年夏天，他因膽囊炎發作被朋友緊急送進廣華醫院動了手術，盛暑中病臥兩個月。
一九六七年的十月十九日，是魯迅去世三十一周年的日子。這一天，北京《人民日報》用第四版的整版篇幅刊登聲討檄文《「我們的癰疽，是他們的寶貝」－－怒斥中國赫魯曉夫一夥包庇漢奸文人、攻擊魯迅的罪行》，從劉少奇、陸定一、周揚、胡喬木一路斥駡過去，罪名就是利用周作人來反對魯迅。文章中有一段說到「周作人還不受任何限制，可以為香港反動報刊自由寫稿」。
文章特別提及：「當時，有一個拜倒在國民黨門下的無恥文人，就在香港大放厥詞，攻擊我們革命作家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論述魯迅的革命經歷和鬥爭精神，胡說什麼大陸上『連許廣平也不敢說真話』。他特別賣勁地替周作人吹噓 — 這批牛鬼蛇神，裏應外合，內外夾攻，鬧得烏煙瘴氣，令人十分忿恨。他們簡直把這個大漢奸快要捧上天了。」
顯然，曹聚仁這些年與周作人的關係，他為老人在香港出書發文章，以及他在《魯迅評傳》等文字中發表的一些看法，早已引起一些人的不滿，文化大革命正是總清算的時機。文章雖然沒有直接點名，但如此嚴重的政治定性，曹聚仁當時若在北京，難免落到與老人同樣的悲慘命運。清楚記得，看到全國黨報轉載這篇文章，我們這些生活在內地的家人猶如晴天霹靂、大石壓頂。
只是，在香港剛剛「浮過了生命海」的曹聚仁似乎不知道這回事，或者並沒有放在心上。第二年，他身體略有恢復，又開始考慮老人遺稿的出版。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弟年已衰老，入墓之日已近。對於故友的遺著以及現代文獻之保存，不敢放棄責任。如老人著作由弟手中淹滅，弟何以對世人？」「弟並不想把這件事公開起來，使香港論客用為反共的藉口 — 為了國家體面，把這事處理得好一點，就是了。」
但那時左派書業連唐詩一百首之類的書籍都不能賣，車載青先生的三育書店經營十分困難，不僅無力印製《知堂回想錄》，排版費都還欠着賬。曹聚仁考慮了各種可能，想到了他寫稿多年的新加坡《南洋商報》。經過當地著名華商李引桐先生的推薦，《南洋商報》總編輯連士升和總經理施祖賢同意從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開始連載《知堂回想錄》，前後十個多月。稿費每千字十元 ( 新加坡幣 ) ；扣去香港《新晚報》已經發表過的三萬字，全部直接匯至香港三育作為書的印刷費，解決了車載青先生的困難。
為此，曹聚仁「欣慰無似」。他對連士升先生說：「老人已逝世，我也垂垂老矣，在我生前這部故人的遺著，未曾與世人相見，總是一件人情債呢。對後世人，也是交代不了的大事。」他對施祖賢先生也表示：「知堂老人地下有知，一定深感盛情的。這是對百年後史家交代了一件大事呢。」這番心情，同三四十年前他與周氏兄弟共商出版李大釗 ( 守常 ) 文集，竟有幾分相似呢。
但此時，他還要向領導香港左派文化事業的《大公報》社長「費公」費彝民先生「報告」上述安排。他在六月十日夜半寫信給「彝民、承勳二兄」，一開頭就「明白表示態度，關於《知堂回想錄》的刊行，我個人負完全責任，如有錯誤，我個人願受任何處分，決無怨言」。信中說：「我並不居功，也不辭責。我先後校了三回，內容絕無反動之點，而且都是第一手史料，值得保留下來。」
他解釋說：「我把這部書的排刊，由三育書店車兄進行，想不到久病三年，把校刊的事擱下來。到了可以着手校對，『抗暴』以後的書業，實在差得很，私人開書店，真是走投無路。這麼一大筆校印費，店中實在擔任不起。我那時想起了兩條路：一條路是把這份知堂老人的手稿讓別人收藏了去，另一條路，便是讓別的報紙來刊載。我托李引桐兄向《南洋商報》談，一拍即合，而且大受歡迎。目前的排刊費，便是我運用了那筆稿費來支持的。這樣，我對車兄了卻一番心願。」信中最後表示：「總之，我負一切責任，但希望處理這件事的朋友，勿使此事為親者所痛心，而為見仇者所快才對。」
《知堂回想錄》從一開始，校對就是重負。《新晚報》初載時怕京港間通信誤事，曹聚仁先行校對，打算出書前再由老人總校全稿。但「文革」中局勢大變，老人生死未知，曹聚仁只能扛起校對全責。「哪知我年老衰殘，精神不濟，伏案校對，腹痛如割」，直到入院病臥，百事俱廢。一九六八年身體稍有恢復，《南洋商報》答應刊登回想錄，也讓出書成為可能，他便開始第三次的校對，儘管已經老眼昏花。
一九七○年的春天，曹聚仁經歷了一悲一喜兩件大事。悲的是長子曹景仲年初在張家口外的沽源縣因公殉職，年僅二十五歲。曹聚仁四月才從費彝民那兒知道此事，深感「斷指之痛」。接踵而來的喜事，則是《知堂回想錄》終於出版了。十年牽掛，至此大致了斷，羅孚形容曹是「興沖沖地」拿了剛印好的回想錄給他。
此時又發生了一件插曲。最早印製的《知堂回想錄》前面有兩封老人給曹聚仁信的原件照片，談及曹的《魯迅評傳》等事，其中有些話顯然有所指，後來再印製就換成另外兩封信。我們手中有三本不同的首版《知堂回想錄》，都是曹聚仁留下的。第一本前面有那兩信，第二本把信撕了，第三本是另兩信。今天《回想錄》在香港重版發行，把前後這四封信都放上了，讓今人和後人能從細節變化中感受當年的歷史。
最後一節事情，就是手稿原件的處置。早先為知堂老人在香港出版了《知堂乙酉文編》等著作，曹聚仁會把老人的手稿分成多份，贈送給文化界朋友留作紀念。而《回想錄》的刊登出版，從一開始就打算保留完整的原稿，每一頁都由朋友找人抄寫再送去排版。現在書已出版，曹聚仁就把全稿轉交給羅孚先生保存：「兄可留作紀念，三五十年後，也許將是一份有價值的文物呢。」羅孚先生卻不如此樂觀：「世變甚殷，三五十年後如何，恐未必如公所想像。至少我輩已不及見矣！」
只是，三五十年後的今天，《知堂回想錄》的價值已經得到公認，而這部珍貴的手稿也因羅先生的捐贈，收藏在了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成為國民的公共財產。一九九三年，羅孚先生把保管了二十五年的《回想錄》手稿托馮偉才先生帶到北京：「考慮到私藏易散失，不如由公家保藏來得穩妥，現代文學館就正是一個恰當的地方。這才對得住我熟悉的曹公 ( 聚仁 ) 、我只見過一面的知堂老人。」
我面前的書桌上，放着五度先生贈送的《回想錄》手稿影印件。厚厚一疊翻開，每一紙都那麼乾淨整潔，每一字都清逸蒼勁，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如果有一天能夠把原稿每一頁都影印出版，而且附上按照原稿再次校對的繁體字《知堂回想錄》，以最接近原樣的方式把老人們的心血奉獻給今人和後人，那就算是最完美的結局了。這次由五度先生校對的繁體版能在香港出版，甚感欣慰。
一九七二年七月，在《知堂回想錄》出版兩年後，曹聚仁在澳門病故。羅孚先生和鮑耀明先生，也於二○一四年五月和二○一六年四月先後去世。這兩年，我們同知堂老人之孫周吉宜先生、羅孚之子羅海雷先生經常往來，相互交換家中舊藏和近期新獲。或許，圍繞《知堂回想錄》那十年的書信資料，今後可以再編撰一部翔實的出版史料，對前輩和後人又是一種交代。曹聚仁當年「只求心之所安」，至今對我們依然如此。
二○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修訂於香港
转自《照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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