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智澄：一封告密信，高墙二十年
一封告密信，高墙二十年
－－作者：曹智澄
我出生于 1935 年，父亲是技术人员出身，思想开明的企业主。童年在抗日战争中度过，全家东躲西藏，抗战胜利全家欢欣雀跃，宁波解放全家积极响应。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时，父亲率先一次性将工厂“赎卖”给国家，他本人成为国营工厂的总工艺师。全家兄弟姐妹中有一半人是共产党员。
1953 年－ 1957 年，我就读于上海华东化工学院 ( 今上海华东理工大学 ) 化工系， 1958 年被划为右派。 1973 年我以叛国投敌罪服刑 4 年后在劳改农场做留场人员，继续劳动改造。 1979 年秋，一纸公文宣告错判，明确认定是一起冤假错案，予以平反
面对历史，我是沧海一粟，作为个体， 20 年黄金岁月几乎是生命的全部。
反右、文革对知识分子是一场空前浩劫。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中产生了一大批推波助澜的小人，他们成了冤假错案的间接制造者，甚至是置人死地的“杀人犯”。但是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幡然醒悟 ? 有多少人得到了惩罚？相反绝大部分至今仍逍遥法外。难道他们不应该在道德层面上受到谴责？不应该在历史上也留下一点不光彩的痕迹？
一、十年右派生涯
1957 年初，临近大学毕业，我与同学先去大连化工厂实习，然后单独到北京化工部第一设计院在主任工程师指导下做毕业设计。反右开始后，一次偶然机会我到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与那边的中学同学乌传经等有过接触。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规模的“大鸣大放”以至感到新奇和震撼，也有一些共鸣。毕业设计结束回到上海学校后，正值学校反右。当时我是团小组长，可是我未能如团组织期望的那样积极投入运动，我行我素，空余时间看小说、打篮球，因而受到团内“警告”。在此期间，我这个没有城府、惯于直抒己见，对谁都不设防的人，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给乌传经这个我自以为了解其实完全无法了解的所谓“同学”写了一封带有“观点”和“倾向”的信，谈了一些关于“民主”、“自由”的陈词滥调：“……民主、自由是公民的权利……如果没有民主、自由即使有高度的物质生活我也不爱……”万万没想到，乌传经竟把这封微不足道的私人信件寄给了我的单位党委，使我从此掉进万丈深渊。
一夜之间成为右派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京化学工业公司设计院，另名化工部第七设计院。当时从院党委、总师 ( 如已故化工专家姜圣阶 ) 及科室领导对我都很好，因为我勤奋好学、积极向上，不仅表现出一定的工作能力，也表现出文体方面的一些天赋，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我没有主动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过任何“谬论”，但我却是领导眼中抄写大字报的高手，不仅字写得漂亮，而且速度极快。因此院内有什么需要张贴、公示的文件和大字报往往由我来完成。我完全可以不被卷入这场劫难，可是乌传经却轻易改变了我的人生。乌传经的信震动了整个设计院，一夜之间申讨我的大字报贴满了设计院墙面。
噩梦从此开始。批斗、不服，批斗、不服，再批斗、不服……“戴帽”顺理成章。政治帽子是一座如影随形的隐形监狱。我被全方位监督起来，因为住在集体宿舍，一言一行甚至连梦话都会有人及时汇报，我失去了所有权利。
足足三天我深夜徘徊街头，嚎啕大哭。从此我彻夜失眠，头痛欲裂，但工作还得继续。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还得承受，岁月一下子变得暗淡无光，看不见尽头。
所幸我还被继续留在院内搞技术工作，虽身处同学、同事中间，却是另类贱民。
划为右派的最初几年，被扣了工资，被剥夺了所有假期，每当重大节假日别人欣然回家，我却受特别监管。不时遭受人格污辱。那时国家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南化集团公司筹办了一所大专以上水平的化工学院，需要师资，设计院有几个技术人员被抽调为该学院的兼职教师，我是其中之一，每星期有六节有机化学课。备课和教材编写全部由自己业余时间解决。我从被通知到去上课只有一天时间，那一天我下班以后匆匆扒了几口晚饭，就在宿舍里一直备课到凌晨 4 点。早上 8 点我拿着几张临时写成的讲课提纲走上讲台，教室内几十位年龄和我相仿的学生，以好奇的目光接纳了我。兼职教师生活过了一年。有几次我发现南化公司的总工程师在听我的课，事后我知道他对我评价甚好。我们那几个被抽调为兼职教师的技术人员每学期都有相当可观的额外津贴，可是我却分文没有。
我被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又迟迟摘不掉呢 ?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摘帽的前提，除了努力工作积极劳动以外，必要条件是转变“立场”，要不断否定自己，痛骂自己，最好还不断揭发别人的“反动言行”。对于这一点我总是达不到要求。
右派帽子变成了铁帽子
反右后期总路线，大跃进开始了，全国各地开始大放“卫星”，设计院也不例外，通宵达旦搞“模板设计”，搞技术革新、大炼钢铁。我也废寝忘食投入运动，当时工作上我有一个年轻搭档，是上海复兴中学毕业的高中生，我们友善相处，配合默契，短短时间搞成了一项能缩短化工生产工艺流程的技术革新项目，并且做成模型到北京展览。随着大跃进的深入，灾荒开始了，不久那个年轻人居然带着他年仅 12 岁的弟弟在故乡昆山火车站卧轨自尽，据说现场惨不忍睹。消息传来，设计院一下子又轰动起来，对死者扣上了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帽子。铺天盖地申讨死者的大字报，每个人都在用不同方式与死者撇清关系。可是我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声大哭，说死者是一个好人，各级领导为之愕然！随后对死者和我再一次深挖细查，了解到死者除了家庭出身不好，父母离异之外，一向学习成绩优异，积极向上。在设计院工作期间，工作勤奋、表现良好，而我和他也仅仅只是短暂的工作关系，事情才慢慢平息下来。
那时南化公司在附近农村办了一所农场，专为公司所属各单位牛鬼蛇神劳动改造之用，“搭档事件”之后，我成了那里的常客。放鸭、养猪、割麦子甚至下河捞猪草，赶粪车，我都干得像模像样。有一次，一个女职工晚上竟然把我的脸盆当尿盆，还在领导面前捏造了关于我的许多所谓的反改造言行，导致领导找我谈话说“曹智澄，你很顽固啊！给你这么好的改造机会，你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立场一点都没改啊！你还在看小说、唱歌 ( 中外名曲 ) ，还嫌伙食不好，还说胡萝卜可以当水果！你过去吃惯了水果，现在只有胡萝卜了，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一脸的认真严肃，颇显威严。我想反驳但我忍住了。心想我已经使出浑身解数，积极劳动了，吃饭也很香。这样繁重的劳动持续了一年多，因工作需要我又回到了科室，尽管工作成绩良好，但是摘帽却依然遥遥无期。
1966 年后，设计院变得骚乱而恐怖，“造反”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分成各个派系，墙上不时有“红色恐怖万岁！”“打倒一切走资派及牛鬼蛇神”标语。牛鬼蛇神们除了扫街、打扫厕所等体力劳动以外，被打、辱骂、揪斗、挂牌游街变成家常便饭。有一次，我被勒令在胸前挂上表明“右派”身份的小黑牌并告知 24 小时不得拿下，我不服，于是被立即关进密室禁闭。所谓密室，实则是设计院后院日伪时期建成的一座圆形碉堡。紧挨碉堡是一堵两米多高的矮墙，墙根堆放了很多钢管，从钢管到墙顶只有一米左右的高度。在碉堡中，我被勒令不断写检查、读毛选、深挖思想深处的“反动根子”。除此外，还时不时有造反派来骚扰。终于，有一天我被带出去吃晚饭时，趁机找了一小节钢锯回到禁闭室。深夜 12 点，我在铺板上留下一封信，大意是说：“生命是自己的，我要保留或舍弃它是我自己的事，任何人都无权支配……你们这样做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鲁迅说……罗曼·罗兰说……”总之，写了一封书卷气十足的幼稚可笑的“反抗”信。写好后我就用半截钢锯撬开了窗，再踏上钢管翻越矮墙，到了路上。我想，不管是死是活，或到何处去，都必须再和父母、亲人告别一下。但是我又怕直接到宁波会连累全家，于是我先到慈城，在那里打电话给我大嫂要她来和我见面，她如期而至，我告诉她我已离开设计院，不准备回去了，问家里父母及其他人的情况如何。我是否可以和他们告别一下，她告诉我，家里已经被搜查过多次，房子也绝大部分被占用了，父母现在只能睡在厨房里，如果我再一去，一切就都说不清楚了，后果会非常非常严重……我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我觉得我没法死，也不能走，为了尽可能顾全家庭我必须回去。我准备好去坐牢。于是我买了一些日常用品，异乎寻常淡定地回到了南京。大桥还没有通车，当轮渡到岸时，我发现设计院大批人马守候在码头上，接下来的情况可想而知，批斗、禁闭、审讯、戴镣铐。那时候审讯我的已经不再是设计院的造反派而是我从未见过的一些陌生人，他们轮番上阵，整夜不让我睡觉，问我准备逃到哪里去，是不是香港？我说：就算香港吧。再问：“去干什么？”“凭劳动吃饭！”“具体想干什么？”“最想当出租车司机，我会开摩托，学开汽车也不会太难”就这样，审来审去得不到他们想要的所谓政治企图，但我还是被以叛国投敌的罪名宣布正式逮捕，刑期四年。
二、十年牢狱之灾
1969 年初，我被戴上镣铐，押上警车，由两名刑警把我送到苏南第一支队部 ( 社渚农场 ) 劳动改造。女监舍很像一座普通的农家院落，踏进院落右手有一座约两平方米的水池，由一个身高体壮的女犯每天从监外小河中挑水倒入池中供女犯使用。院落尽头有一座极为简陋的厕所，厕所前面有两排用竹子搭成的晾衣架，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晾在架子上的如此破旧的衣服！几乎没有一件能找到原来的布料及颜色，每件都是千缀百纳，我真正看到了什么叫贫穷！院落左右两侧是两排平房，各住着五六十个女犯。 100 多个女犯被编制成十来个小组，有一个小队长 ( 女犯 ) 和记录员 ( 女犯 ) 负责管理，整个女监由两名公安干警女管教监管。我被编在一个由全部刑事犯罪人员组成的小队里，监舍内是泥地，左右两边是竹子搭成的通铺，中间是一条长走道，夜间用来放便桶，每人睡觉和活动的地方大约是 0.8 × 2.2m 的位置 ( 在这方寸之地，我足足生活了 4 年 ) 。我的左边是小队长，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杀人犯杨某某，右边是被判 18 年有期徒刑的惯偷蔡某某，这样的安排或许是因为她们属于刑事犯，而我却是政治犯，便于她们监督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进入监狱，我的内心一直很平静，甚至还有一种好奇心理，我掐指计算 4 年刑期无非就是 1460 天，我可以凭我的意志和健康熬过去。在狱中，我吃的第一顿饭是薯条糙米饭和清水煮的“飞机包菜”。为了维持健康和体力，我甚至不经咀嚼就吞咽下去。
社褚农场是一所规模相当大的劳动改造农场，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有。关押人数庞大，有一次狱中召开公判大会，去指定会场时，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一大队清一色剃成光头的男犯，场景十分“壮观”。像这样的公判大会在狱中我参加过好几次。在会场中像我这样的政治犯往往被安排坐在离公判台最近的位置，公判结束总会有几个罪犯直接在台前被枪毙，我曾经亲眼见到过在我几米以外几个年轻男犯被一枪毙命，枪毙的往往是顽固不化的政治犯。
女犯监舍附近以种茶树、桑树为主，兼营养蚕，养猪等副业。如今在电视荧屏上看到采茶女，往往会给人以美和浪漫的感觉，其实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劳动。
清晨天蒙蒙亮，吹号起床，快速用冷水洗漱。由队长领回的早菜，多半是一小碗萝卜干之类，并由她负责分到组内十几个人的碗里，每人也就五六块。主食由每人到固定地点排队领取，早餐就是一盆稀粥，午、晚两餐是清一色的杂粮糙米饭和水煮包菜、萝卜和土豆。就凭这点营养要维持从早上 6 点到中午 12 点、午后 1 点到天黑收工为止的生命所需。如果是农忙季节，还要去抢收抢种。忙碌到深夜或凌晨也是常事。但是星期天则是人人期盼的休息日，中午有一顿大白馒头加红烧肉。监狱里的红烧肉是我出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红烧肉！过完星期天往往有几个晚上会连续梦见大白馒头。
女犯主要负责管理茶园及桑田，采茶及采桑叶季节以外就从事田间管理。挑粪、施肥、除草、喷药是日常工作。劳动量是有指标的，被分配的工作必须按质按量完成，如非农忙，晚上有两小时的学习－－除了政治学习还要对每人每天的劳动表现做出评价。日复一日，我从不会农活居然成为一个劳动能手。其中辛苦自不待言，我本不会挑担到能挑起 120 余斤的重担，只经过一到两月的时间，代价是右肩至今有一块厚厚的老茧，以及早早就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至今还常常压迫神经，导致右腿疼痛难忍。
春分以后忙于采茶，因为要赶时间不能让嫩芽老掉，每当天蒙蒙亮就要背着茶篓出工，即使遇到滂沱大雨也丝毫不能懈怠，先采一叶一芽的高品质茶，再采二叶一芽，那是一项非常精细的体力活。要凭手指的灵巧和长时间低头弯腰的韧性才能完成。随着春光老去，茶树上能采的也就是老叶了，那时候每人就要在手指上戴上专用的刀，为了加快速度，还要双手并用，采满一篓茶叶就由队长称重，完成指标就能松一口气。采下的茶叶集中倒入大箩筐，装满一担约百余斤，由队长派人挑下山。我曾多次在大雨中光着脚，挑着一担一百多斤重的茶叶，在泥泞的山路上行走，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采桑叶季节更是辛苦，由于茶叶和桑叶中都含有生物碱，一天劳动下来不仅腰酸背痛而且每个手指都被腐蚀得肿胀甚至开裂出血。
高强度的劳动我能够慢慢适应，但是对于一星期一次的集体洗澡往往使我心存畏惧。因为洗澡是在一个 3 平方米左右的狭小热水池中，一百几十个具有不同背景的女犯分组分批排队进入池中进行，水能脏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但这样的待遇却是许多人所期盼的。女犯监舍规定，不论春、夏、秋、冬每人每天只供应一热水瓶的热水。喝和洗都在其中，我居然学会了用两茶杯的水把自己从脸到脚洗一遍，这样我就可以在集体洗澡时只用双脚在池中浸一下就算完事。此举并不妨碍他人，但却被作为资产阶级作风汇报上去，于是我被女管教教育了一番。即便如此，我依旧保留这个习惯直至出狱。
那个年代，在女犯中，政治犯也屡见不鲜，我见到过最年轻的两个政治犯。一个 13 岁一个 14 岁，她们的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 ( 实际是无意损坏了领袖像 ) ，都被判五年徒刑。遗憾的是我见到她们时，她们只具有稚嫩的脸却无天真的心。她们已学会了事无巨细向上汇报，检举揭发所谓的反改造行为。当然也有几个和我有共同经历的，我曾认识一位苏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女反革命分子”，她因书写“反动日记”被人揭发而判刑 5 年，她长相美丽，很有学问，她的父亲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弟弟是上海财经学院学生，一家三口都因反革命罪被判刑改造，在交往中她曾说：“我们还年轻，肯定比有些人活得久，这个年代会过去的。”我们在狱中接触甚多，互相帮助，互相勉励，这算是在那个酷虐环境中最温馨的一段回忆。但这样的交往，是极具风险的，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是像乌传经这样的告密者，那我们的下场或将会像北大才女林昭、辽宁张志新和北京遇罗克一样悲惨！但是人是需要精神抚慰的，这种交流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下绝对是彼此疗伤的一种好办法，正因如此我们虽然健康受损，多病缠身，却都能熬到出狱。
凭借我的积极劳动，努力完成管教分配给我的任务以及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在最后一年，我当上了管理 100 多号女犯的大队长。每天只需带领她们出工，到工地给每个小组长分配工作任务，检查劳动质量就行。实质上成为了管教人员的左膀右臂。除了分配工作以外我还兼任书记员帮女犯学习、写材料、写家书，在给她们写家书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其实这些形形色色的女犯中有许多人原本是质朴善良的农村妇女。遗憾的是在狱中我给女犯们写了无数封家书，但我自己却从来没有写过一封家书，也从未收到过来自任何一位亲人、朋友、同学的书信。
三、留下深深烙印
终于结束了 1460 天的刑期，时间到了 1973 年，我伤痕累累，一身疾病，但精神依然十分饱满，我接到了刑满释放通知书，我满以为从此可以回家，回归社会，残酷的事实又一次打破了我的天真幻想。刑满只不过改变了一种身份，从劳改犯变成农场场员而已。回归社会是绝无可能的，我的“工作”地点依旧在社褚农场，我的“工作”内容和劳改时完全一样，不过换了一个稍好的住宿环境，所谓的场员宿舍。有了一张单独属于自己的床，每个月有 18 元的所谓工资，每年有 10 来天回家探亲的待遇。我清楚记得 1973 年夏天刑满释放回家时，我拎着一只破旧的布袋，一把破扇子，深夜在上海火车站站前广场昏暗的灯光下，席地而坐等候去宁波火车时的情景，孤单、寂寞、凄凉。我突然想起了法国作家雨果名著《悲惨世界》的男主人公冉·阿让，因偷窃一块面包而被判刑， 19 年后刑满出狱的情景。他怀揣一张“黄护照”，去敲人家的门，要求住宿而屡遭拒绝，因为他原来是犯人，现在人们依旧把他当犯人，是被社会抛弃的危险分子……当时的我形同于冉·阿让。
多年来亲情疏离，天伦隔断。突然间我以这样狼狈的姿态出现在亲人面前，没有预期的热情拥抱或痛哭流涕，也没有诉说不尽的离愁别绪，却是一片长久凝重、沉默的伤痛。我强烈感觉父母的衰老，家中的破落。居处早就从原来的宅院中移居到隔邻堆放杂物的一排平房中。即使是那样一排仅有的六七间平房也已搬进了好几家“房客”。我们全家已被挤到两间平房中，生活接近贫困，物质上如此，精神上更是困惑、迷茫、战战兢兢。不知道明天又会降临何种厄运。
回家的第二天我被通知到居委会报到，因为当时我的身份是刑满释放人员，是社会的另类，这个身份在当时是另一顶终身制的政治帽子，是处处受管制的。居委会接待我的是一个面容透出一股小人得志势利相的中年妇女。她用不屑的眼光斜视着我，说了一些“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政治套话。
我多年煎熬以后所获得的短暂探亲假期，就在这样一种心情下开始，并以同样抑郁的心情很快结束。离家那天我拿着简单的行装，孤身独行，只有我那面容苍老、头发斑白、泪眼婆娑的老母亲送我至门口，望着远去的女儿，久久不愿回屋。我在那深深的巷子里一步一回头，直至走出巷口，带着无尽的思念与惆怅，缓步离去……
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到自己的人生走到了尽头，一切无法改变，没有希望，真的是被人“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 1974 年我 39 岁，思考很久我选择了结婚。场员是可以结婚的，对象往往也是场员，农场会给一间泥地的砖房，作为安家之用，但也可以选择社会上的人员作为结婚对象，结婚后对方可以来农场探亲，留场人员则依然无法返回社会，在这样不对等的条件下居然有这么一个迂腐倔强的没落官僚的后裔陈善恒 (1934 年出生 ) ，在获悉我的全部情况后对我情有独钟，开始频繁来信。当时他是宁波第二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其父陈积澍 ( 云汀 ) 解放前是宁波社会名流，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青年时期与蒋介石曾是八拜之交。 ( 见民革团结报《蒋氏春秋》 ) 陈云汀曾任宁波洋广税局局长，后调任镇海船税局局长。只是于海口第七区营业税局局长后，与蒋介石疏远了。 ( 见《蒋介石与结拜兄弟》团结出版社 ) 祖父陈均侯是清光绪恩科举人，与康有为同科，一起“公车上书”。与宁波知府薛福成是师生关系，后来薛福成被清廷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等国的钦差大臣，其祖父为随员。在国外几年，回国后陈均侯负责测绘、建造宁波招宝山炮台等技术工作，做过一番事业。抗战时蒋介石曾带着卫队亲临其家，请其父共赴重庆，因种种原因未从，宁波沦陷后日本人请其父出来“做事”被坚决拒绝，由此被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从此在书斋中度过生命中最后时光，病故于 1948 年。这样家庭出身的子弟在反右、文革时期，稍有不慎极易获罪。陈善恒在 1957 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因宣扬马寅初的“人口论”而成为右派。文革时他家被抄走的大量书画、古籍中居然有唐伯虎的真迹及皇帝御赐九龙杯。我和陈善恒这样两个政治背景类似的人走到一起当时恐怕是必然的。
1976 年以后政治形势逐步转暖，农场的生活也逐渐宽松起来。 1978 年初，我居然被任命为江苏溧阳社褚农场职工子弟中学的英语和化学教师，老师中我的课最多，但对我来说却是“小菜一碟”，我所教的那些农场干部子弟对我并没有半点歧视，相反态度很友善也很尊敬，这是我劳改以后所感受到的最温馨的场面。这一年很多时候我当起了老师的老师，但凡他们不会做或较难解决的问题都由我来解决，这使得校领导对我刮目相看，甚至让我代表学校去参加校际交流、观摩等活动，大有把我长期留在农场的架势，因而使我更加忧心忡忡，这期间我向有关部门写过几封申诉信，到了 1979 年夏秋，我终于等来了一份由公安机关盖章的为我平反的正式公文。承认错判，宣告无罪。 20 年漫长的艰苦岁月终于在一纸公文中宣告结束，几天后设计院派车把我接回。
从 1958 年 23 岁到 1979 年 44 岁，超过 20 年的黄金岁月就这样永远消失了。我也由一个青春靓丽的年轻姑娘变成一个未老先衰的中年妇女，这一切只因为我把该说的话提前 20 年说出来的一封“无足轻重”的私人信件。一切灾难，始作俑者是乌传经，但完全归咎于他，似乎也不公平，没有那个以言治罪、不讲民主、不讲法制的时代，一个小小乌传经，又何能翻起大浪！
1979 年平反回设计院以来，我只争朝夕，挑战生命，生活与工作多有可喜可贺、可思可说之处，但还是把它留在下一篇文章吧。
( 作者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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