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璧：首义元勋半世飘零半世辛酸
图：辛亥武昌首义元老70岁时曹珩先生
首义元勋半世飘零半世辛酸
－－缅怀我的父亲曹珩
作者：曹璧
我的父亲曹珩，字性灵，别号楚翘。13岁跟随叔祖父加入湖北新军，始任正目（班长）、排长等职。时值晚清末年，清政府腐败无能，经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长驱直入，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帝国沦落为任人宰割的俎上肉。各地仁人志士热血青年纷纷探索救亡图存之道，父亲曹珩受当时新思潮感召，早年参加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稍后又与蒋翊武等十二人共同发起组织了领导辛亥首义的最主要革命团体－－"文学社"，担任文学社交通、书记员和营代表等职，联络下层官兵，起草文稿，与蒋翊武等人一道，筹划举义旗。在起事的关键时刻，亲历第一线目睹革命组织惨遭破坏，革命志士被抓被杀。辛亥年10月10日，熊秉坤意外打响第一枪触发起事之后，父亲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率领41标士兵积极响应，迅速占领藩台衙署并保护金库，为首义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资源。辛亥首义获得各省响应，起义队伍人员庞杂，良莠不齐，父亲积极投身于起义军队的组织建设中，担任起义军战时总指挥部参谋、参议、鄂都督府督战官、上校军械处长等职，是辛亥首义的主要参加者和临战重要指挥者之一，为推翻满清封建帝制，创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辛亥革命之后，父亲面对孙中山被迫下台、袁世凯掌权及其后仍然背弃三民主义信条非常不满，1917年在旅长、陆军少将等实官任上毅然辞职。辞职以后，回老家天门县担任保安大队长，宜昌专区警察局督察长等职。1937年后投身八年抗日战争洪流。虽毕生爱国爱民，但终因生性耿直，不愿苟且性命于乱世，难以见容于官场，于是几度赋闲，飘零于军界政界之外。1949年春，应挚友金兰结义的把兄弟吕国桢中将诚恳邀请，抛妻别子前往台湾高雄。没料到海峡两岸长期阻隔，一别数十年，终身未能如愿重返故乡，落叶归根。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曾经先后亲笔为父亲题写贺寿牌匾和寿轴，1984年父亲在台湾高雄辞世，终年94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拨丧葬费，并以“国葬”之礼仪安葬，棺木上覆盖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
图：曹珩80岁时在蒋介石先生亲笔寿轴前与夫人留影
13岁加入湖北新军
曹珩生于民国前20年(即1891年)阴历三月二十日。曹珩的祖父曹在府和父亲曹端礼原籍湖北天门四合镇，世代以耕读为业。曹珩五岁在师塾启蒙，熟读《三字经》、《论语》、《中庸》等孔孟诗书。曹珩之父曹端礼为清朝光绪年间乡试（省考）秀才，曹珩七岁时，其父在县长任上去世，家境渐衰。全家生活靠聪明能干的母亲何大法。母亲在叔祖父曹进家当管家。曹进时任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三营管带（营长，家道殷实，小孩多，请有教书先生。母亲便带曹珩同堂就学。由于天资和勤奋，别的孩子不会背书，写不出文章，曹珩却能背能写，总是提前交卷，并帮助其他孩子写文章。能写出一手好的柳体楷书。因此塾师常常夸奖他是"天才少年"。由此从小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并养成踏实好学、严谨治学的作风。曹珩13岁时拟求学两湖书院继续深造，但因社会发展改变了他求学初衷而投笔从戎 。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在一些维新主义者推动下，开始进行有限的改革，湖广总督张之洞是洋务运动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之一，他在湖北开新学、建工厂、发展实业、扩充装备、改编新军、改革军制，一时间有志青年纷纷投笔从戎。蒋翊武、刘复基、蔡济民、杨再雄、万耀煌、何成浚、曹振武（曹珩的叔祖父、曹进的族弟）及曹珩等大批文人墨士纷纷投军。
在曹进家教书的先生李长龄是天门县廩生，曹进营内书记官，又是曹珩的授业恩师。李长龄带领曹振武及曹珩加入新军，时年曹珩13岁。曹珩常说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深的人是他的母亲和老师李长龄。另一个影响了曹珩一生，并且改变了曹珩人生轨迹的人物就是帮助曹珩从求学、从军，带领父亲参加革命的人－－曹珩的叔祖父曹进。父亲终身从未忘记过曹进对他的恩情。
文学社12名发起人之一
曹珩1904年加入湖北新军，到1911年参加辛亥首义，这六七年时间正是他的思想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李长龄老师引荐下，曹振武、曹珩等人与刘静庵，曹亚伯、张难先、胡瑛、蒋翊武、李廉方、耿伯钊、王宪章、蔡济民等交往密切，这些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救民之道，交换新观点新思想，曹珩深受其影响。当时国家处于大革命前奏，1905年同盟会宣告成立，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纲领和斗争目标。同年末，孙中山在《民报》首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口号，鲜明树起了"三民主义"革命旗帜。1906年孙中山先生制定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同盟会《革命方略》和《同盟会宣言》，同年12月孙中山又在《民报》发表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进一步阐述了"三民主义"理论。这些新思想在湖北新军中就像落入干柴的火星，迅速蔓延，在青年曹珩心中打下了深刻的思想烙印，成为他终身的思想指南。
1908年新年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黄申芗等人在湖北新军中组织革命团体"群治学社"。他们在曹进所在41标三营左队讲堂，以结义金兰为名，策划发展革命组织，曹珩也成为"群治学社"一员。1909年阴历正月初九，经过反复酝酿，张廷辅、刘复基、蒋翊武、李擎甫、沈廷桢、张筱溪、唐子洪、商旭旦、谢鸣岐、萧良才、曹珩和黄季修等12人，在武昌黄鹤楼发起成立著名革命组织"文学社"，他们宣誓"兴汉排满，推翻专制，驱逐满奴，夺回汉室江山"的决心，契结金兰，推举蒋翊武、刘复基为正副社长。社址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
"文学社"为发动辛亥武昌首义的两个核心团体之一，在组织策划发动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社"的组织严密，当时确定所有入社会员都要经过严格考察，以防居心不良者混入革命组织。其基本程序为：由镇（师）、协（旅）、标（团）、营队（含连）、排棚（班）推选代表（即联络协调召集人）一、二人，负责宣传考查征求入社同志。参加入社者要有三个月的考查期，考察其言行、心理、意志是否忠诚，是否坚决为汉人报仇，合格者方可入社。而且规定只要兵，不要当官的。因为当时士兵头脑单纯，意志坚定，情感丰富，接受新观点快；而官长知之甚多，联系颇广，唯恐思想多变，利禄熏心，破坏组织机密。最为重要的是在每棚之中，由一二个同志担任两棚代表，由他们交谊发展对象，开导思想，所有入社人员必须情同兄弟，真诚相见，经过反复联系，才能逐个吸收入社。文学社核心从12人逐步发展到70多人，不到八个月，发展到273人，起义前已发展到400多人，与共进会联合筹备起事时，两个团体共有5000余人。曹珩当时的任务是担任文学社交通和书记员，他负责起草文学社的一些机密文稿，保管各种机密资料与情报，经常穿梭于散驻在武汉三镇的各部队之间，负责联络革命志士、传递各种情报命令和机密，常用明矾化水在信纸边缘书写秘信，这些信件用水浸湿或用火烤之后才能看到字迹。曹珩有时还将机密文件拿到曹进家藏在自己母亲的床底下。
亲历起义前夜的血雨腥风
20世纪初，满清政府日趋没落，全国各地民众推翻清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呼声越来越强，各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武装起义风暴此起彼伏，清朝政府已是风雨飘摇。1911年6-9月四川爆发保路风潮；同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余波及东山再起的浪潮，席卷两湖大地；同年7-9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共进会不断鼓动在长江及武汉发动起义。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迅速发展，逐渐形成燎原之势，一支前所未有的推翻满清政府的生力军正在日益发展壮大。
1911年9月，发动辛亥首义两个最重要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实现了联合，在文学社旧址武昌小朝街85号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20岁的曹珩作为文学社交通兼文书，以湖北新军第41标和起义总指挥部为两个大本营，在各新军革命党人中组织联络，参与布置起义行动计划，亲身经历了策划首义的重要过程。曹珩80岁时在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中发表回忆文章，成为幸存者的珍贵亲历回忆资料。他不耀功名，极端严谨地讲述了他在首义当天的见闻，这也是他此生唯一公开发表的一篇关于辛亥首义的回忆文章。根据父亲和亲友的回忆，将我所知道的情况记叙如下。
武昌首义前夕，清政府已是风声鹤唳，加紧了对起义团体的清剿与镇压，不断传出参与策划起义的人员被逮捕，机关遭破坏的消息。为了分散革命志士，防止大规模暴动，湖北总督瑞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军队换防，调31标官兵入川；调30、32标大部分去湖南，其他各标营均派至长江汉水沿岸，省内只留零星官兵。曹珩所在的第41标全标驻地分散，上至宜昌，下到新堤。此时，部队气氛十分紧张，人人担心机密被泄，大祸临头。10月8日，起义军总指挥部在小朝街85号密室再次召开会议，具体落实行动计划，决定：工程营攻打总督衙署；右旗29标三营攻占楚望台弹药库；二营管带何锡藩带一营占领蛇山；曹珩所在的41标留守官兵攻占藩台衙署，兼守凤凰山；炮队占据蛇山、凤凰山、洪山；42标驻汉阳，坚守兵工厂，占领龟山。
因起义前数日南湖炮队暴动，清军紧张，中秋节戒备严密，军队大规模调防，遂决定将起义拟延至10月11日。但总指挥部参谋长、共进会军事部长孙武10月9日在汉口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发生意外爆炸。清廷逮捕了孙武等人，并查抄了全部革命党人名册、旗帜、符号，稍后又逮捕了张廷辅夫妇等文学社骨干。清军震撼，革命党人的全部机关和人员几乎完全暴露。
10月9日晚7时蒋翊武由新堤请假回营房，立即邀曹珩同往武昌小朝街85号起义总指挥部密室开会，商讨起义具体事项。到会者有刘复基、王宪章、王华国、彭楚藩等，紧急关头大家看到总指挥回来，曹珩在回忆文章中称蒋翊武的到来使得与会的人"如星天降，欢欣鼓舞，高兴有人指挥，策划有道"。会开到晚九时，曹珩因营房有公务提前退席回营。未料道两个多小时后清军闯入了总指挥部。
当日晚12时，蒋翊武匆匆赶到曹珩处，告诉曹珩当晚11点时许，起义总指挥部密室突然被包围，刘复基挺身出门，见清兵多人，手提百步灯，大喊："捉人啦！"刘复基为情势所迫，即决心与敌同归于尽，忙将炸弹投掷，而炸药失效，又将满盒炸弹全数抛下，仍无声响，终被捆走。王宪章、王华国避藏于隔邻瓦沟茅房幸免于难，蒋翊武和彭楚藩乃由晒台上纵身跳下乘机逃跑未果，被清兵抓住，押往兰宁街警视厅东花厅。突然听到有人大喊："还有人,再去捉。"看守奉召前往，蒋彭等人趁机逃跑。彭楚藩因身着宪兵服装，上黄下红，光头碰破，全身是血，而蒋翊武还留一条小辨，外面套一件洋呢紫红夹袍，换班的清兵见其着装整齐，举止从容，以为俩人系看守者未加检查，蒋因而逃脱。彭楚藩因掩护蒋翊武等革命同志脱险不幸再次被捕。
曹珩闻讯后立即与蒋翊武一起赶到警视厅门口探询究竟。守候一个多小时，天还没亮，突然该厅出来俩人，一提小方红字灯笼，一人随行问道，往那里去？答："往制台衙门"。曹珩与蒋翊武悉此情形，即尾随后。行抵制台衙署，见火光熊熊，吼声如雷，只见一名刽子手手起刀落，刘复基人头落地，尸身扑地。此时彭楚藩、杨洪胜已被处死，曹珩当场泪如雨下，几至出声，蒋翊武机警地捏了曹珩一把，轻声说："别哭，不要出声！"俩人沿着花堤直奔汉阳门。此时天尚未破晓，城门仍旧紧闭，遂到山后磨子街17号李长龄老师家，权为休息，曹珩并请李老师婉慰、照顾、规劝蒋总指挥。曹珩暂时回营房。次日（10月10日）中午12时，武胜门开，蒋翊武即此而去。蒋翊武是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组织、指挥者之一，此时可能是见到机关彻底破坏，计划完全暴露，人员被抓被杀，以为起义可能像先前几次起义一样已经失败，总指挥必定首当其冲，成为清廷头号通缉目标，遂暂避汉川。殊不知，起义已同箭在弦上，万千新军士兵只待总指挥发号施令，蒋没料到，在关键时刻离开，致使群龙无首。
意外枪响后果断率部举义旗
蒋翊武与曹珩在新军中同为五棚正目，蒋翊武是革命党人在三营的营代表；曹珩是一营的营代表。蒋翊武是文学社社长，更是起义军总指挥，所以蒋在41标是当然的起义指挥。营区代表为营区文学社成员活动的联络协调召集人，承上启下，处于枢纽位置，极为重要。每月标营代表会议，均在酒堡（如军中合作社）。借聚餐为名，实则讨论组织与训练计划，形成秘密决定。凡临时性重要事务，则在纳凉时，挟草席，提茶壶，席地而坐，秘密交谈，偶遇标值星官巡行而过，亦难查觉。
蒋翊武总指挥离开之后，指挥之责自然落于第一营的营代表曹珩身上。10月10日傍晚，曹珩在左旗营房大操场召集各营营代表紧急会议，并报告彭刘杨三同志就义，机关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抓的消息。曹珩说，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不在，名册已抄去，城门已关闭，大家已成笼中之鸟，不免一死。不如团结一心拼死一战，发扬革命精神，死了也重于泰山。江光国、张融、刘靖邦、沈延桢、胡培中、曹珩等六位标营正副代表当即决定，仍旧按照原来总部布置的计划于10月11日晚7时起义，鸣枪为号，并将任务分配传达到各标营，积极筹备。
武昌起义最大困难，是缺乏子弹。平时每兵所配空包子弹五粒，每队在军装房、保管房，保管有实弹一箱，一千发，未得准许，不得使用。10月10日7时前工程营的熊秉坤，向其队官索取军装房所存子弹，未获批准，熊秉坤带随行同志强行将军装房门撞开，强抢子弹到手，队官见势害怕，乃越墙逃避，被熊秉坤枪击而死。此时曹珩与蒋方仁、李英敏三人，正商议起义时出击准备，被枪声惊动，时值七时正，因枪响是统一规定的起义讯号，也是一点火星即会引起爆炸之际，曹珩以为起义又提前一天（此前由中秋节延至10月11日），但身边仅有一棚留守新兵，弹无一发。此时二排排长徐世猷闻枪声即问曹珩："兄弟，怎么回事，若能讲明白，即可替你们想办法"。曹珩谨防使诈不敢回应，支支吾吾之际，外边枪声越来越密，一直至10月10日晚11点多钟，枪声开始停止。晚12时许，徐排长又对曹珩说："今晚究竟怎么回事，望即告诉我，若不放心，送给你50排子弹，作为保证。"曹珩为他的诚意所感，也因急于参战，当即接过挂囊内子弹对徐排长说："请将官兵左臂佩带一条五寸宽的白布，作为标志。"徐排长欣然接受，当晚口令"攻击"，这就是民国开国第一个口令。曹珩即率新兵一棚、随队官胡廷佐、排长黄继等共同起义，攻占藩台衙署，并看守藩库金银钞票。
41标起事曾受到黎元洪阻挠。曹珩等41标官兵在攻占藩台衙署途经百寿巷时，消灭了设在那里的警务会所。除了攻打总督府（制台衙署）和八镇大本营以外，首义之举中的行动多是强行占领。强占藩台衙署虽没有经历激烈的战事，但据后来的社会、政治、史学方面评论认为，及早抢占藩台衙署并守卫保全藩库金银钞票，杜绝任何势力抢夺府库，对于极缺经费、枪支弹药、医药的起义军来说比一场战斗取胜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辛亥武昌首义夺权的核心步骤之一。
10月11日夜、12日一时后，炮兵蔡汉卿炮毁保安门，将大炮直拖往蛇山，炮声轰隆，威震四方，而后，制台衙署起火，此时瑞澂制台及陆军部督练总参议铁忠将衙后开洞出文昌门，携其眷属乘军舰逃走，统制张彪带领辎重一营逃往汉口刘家庙向北逃去。至此起义夺权斗争取得胜利。
起义之后，曹珩率部驻扎武昌黄鹤楼，戍守江防，特制红旗一面，并亲书"兴汉排满"四字，高举义旗飘扬楼头。曹珩后来又升为战时总指挥部参谋、鄂军政府参议。
蒋翊武10月13日由汉川赶回武昌省城，参与筹组临时军政府并任为副参谋长。公推黎元洪为湖北都督，孙武为军务部长。湖南首先响应起义，江西随即附之，沿长江沿线各省，均竖旗响应，海军总司令带领军舰赴汉赞助起义成功。满清政府已经瘫痪，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至此宣告结束，"中华民国"由此开端。
阳夏保卫战中的督战官
父亲的回忆文章仅记述了从首义10月12日取得初步胜利的情况，后期经历并未涉及。为了弄清他辞职的原因，我根据现存的父亲实物，台湾等地的史料和我们亲眼所见，以及他自己对家人提及的他的经历等等，将他辞职前后的事补遗如次。
辛亥首义取得初步胜利后，黎元洪出任都督。为了稳定局面，断绝黎元洪对清政府的幻想，革命党人在10月17日安排了一个祭告天地的誓师典礼，产生了积极社会影响。父亲作为总指挥部参议，参与策划了这一重要活动并参加了当晚起义将领的首次会议。现在台湾流传着曹珩能背诵和书写黎元洪誓词一事。这与他亲身经历，铭刻在心，不无关系。也说明这些情节一直牵挂着首义游子的灵魂。
当时败退的清军在汉口焚烧民房，从桥口以下数十处起火，10月18日，父亲带领起义军队渡过长江。奋不顾身，扑火救人，并提出决不让火烧过四官殿。父亲在抢救中，身上着火，烧伤多处，留下多块烧伤疤痕。记得我十岁左右时曾见过，并问过他，父亲向我讲述过这件事及阳夏保卫战经历。
袁世凯为了夺权，用两面手段对付武昌首义。派北洋军的部队攻打新生的革命军，阳夏保卫战，敌我力量悬殊。在黄兴的指挥下，奋战十余日，汉口、汉阳先后失守。11月27日革命军退守武昌，在这期间，父亲一直带兵在前线。辛亥革命纪念馆中有曹珩所佩"督战官"臂章实物。起义时一律配带白布袖标；而曹珩所戴臂章是只有在起义之后，阳夏等保卫战斗中，战时总指挥部派往前线的"鄂都督府督战官"才有，因此数量不多，现存实物仅此一件。
上图：起义军总指挥部派往前线"鄂都督府督战官曹珩”的袖标,唯一现存实物（辛亥革命博物馆史迹陈列室）的照片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以及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纷争，孙中山先生不得已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军阀袁世凯。曹珩深感形势发展与起义的初衷背道而驰，痛心不已。孙中山先生卸职后，着手进行社会革命，积极奔走，解决民生问题。4月到上海，武汉、福州、广州等地，致力宣传民生主义，号召发展民族工商业和铁路交通事业。4月9日孙中山先生应湖北军政府邀请，乘轮船来到武昌。在武汉五天内，孙先生发表演说，参观访问，接见朋友，父亲奉命负责接待与保卫工作，跟随在孙先生身边，并参与孙先生在汉演讲和发表文稿的起草与执笔。这件事我曾听父亲讲过。他是个不事宣扬的人，只有终身难忘的事才反复回忆，念念不忘。
孙中山被迫辞职，袁世凯大权在握。父亲见到这样结局，特别是在武汉近距离接触了孙中山先生，对孙先生的品德和理论深感佩服，认识到"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对袁世凯等窃国大盗深恶痛绝，更反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使他感到多年的理想破灭，精神上受到巨大冲击，因此在鄂军政府参议、上校军械处长任上毅然决定辞职回乡，但多次申请末被批准，反而被曾经参加首义的上级挽留，晋升为陆军少将旅长。
参加讨伐袁世凯战事结束后，1917年他再次以"革命告一段落，事成身退，辞职回乡，退隐山林"为由，坚决、执意、严肃地提出辞职。作为一名首义元勋，有功劳和名份，有地位有收入，有一批同志、同学、同仁和朋友的广泛社会支持，却执意请辞，这不能不说与他的人生观和孤傲的脾气有关。
父亲是一个投笔从戎的文人，少年得志的革命青年军官，他13年的军旅生涯正值人生的成长阶段，在革命志士的熏陶下逐步形成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义之前秘密而又艰苦的筹备工作，起义期间亲眼目睹战友倒在血泊之中，起义之后又亲身经历和感受到军界政界的尔虞我诈，革命党内部武昌、江浙两个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革命、立宪、封建各种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矛盾斗争；军阀割据，战乱连连带给人民的祸端；清朝的旧官僚在新政权官场上左右逢源，起义官兵处处受气；鄂军政府人员安排争权夺利等等，处处令他失望，特别是看到自己所坚持的三民主义，已随着孙中山下台袁世凯掌权而失败，即便袁世凯下台也依旧违背首义初衷，事事逆行三民主义，处处令他心灰意冷，陷入绝望和失望之中，因此毅然决然离开漩涡中心，返回老家，远离军队、党派和社会活动。这次辞职是他人生的一次最大转折。
抗战爆发重上战场
父亲辞职初期，只要环境改变，眼不见，心不烦，宁可降职低就。他担任过老家天门县保安大队长，宜昌专区警察局督察长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广交朋友，谈天说地，抨击时弊，逍遥自在。30岁上下，风华倜傥，文章书法广为流传，一派名士隐士风采。他并不热衷于警察与军政事务。1931年在宜昌督察长任上与时任宜昌县警察分局长，与比他小十二岁的吕国桢志趣相投，过从甚密，结为金兰拜把弟兄。从此相辅相成，相濡以沫。他一生中最真挚最受益的朋友是他的叔祖父曹进和拜把兄弟吕国桢。
1937年抗战爆发，再度激发了父亲爱国爱民的满腔热忱。恰逢吕国桢以黄埔五期炮兵科的出身转入炮兵部队，转战于上海江湾、徐州、台儿庄、九江、马头镇、长沙、金华等战场，曹珩与兄弟志同道合，共赴国难，多次跟随吕国桢转战南北，在吕国桢部担任参谋、参议、书记员等职务，帮忙起草文稿及各种计划方案。后来吕国桢升为炮兵四旅旅长，陆军总部炮兵副指挥官，也常常不忘自己的大哥。父亲抗战八年中不断主动找事干，不计待遇，在抗战后期鄂西北战场紧迫时，赶到时任襄枣师管区副司令、司令的李春初（我丈夫）处要求参加抗日活动，自己襄枣师管区的基层团部帮忙，结识了团长刘义生。俩人一见如故，亲如兄弟。父亲经常帮助刘义生做一些与日军作战的计划类文书。
在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追授给曹珩一枚金质纪念章，由我代收。1946年，父亲当年首义战友万耀煌接任湖北省主席，万多次邀请父亲前往，父亲到万耀煌部出任参议。后来万耀煌还曾多次资助过父亲的生活。
父亲辞去军界政界职务后即与同盟会（后改为国民党）自然分离，此后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政治活动。他天性耿直，好打抱不平。他不仅对当时国民党内部许多违反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事情看不惯，经常写文章抨击弹劾当权者，帮助弱者写状纸，打官司。总之，干自己愿意干的事，率性而为，从不计较钱财。虽然不联络、不靠近党派，但是父亲每当看到与三民主义理想同道的人，则能成为朋友甚至挚友，对于其中弱者他尽力相助。
1928年春，我们家在住在汉口观音阁育婴巷12号，房东老太姓汪，有个教书的姑娘，平时对老少邻居都蛮好。有一天来了几个军人，把她家抄了，抓走了汪姑娘，拿走许多东西，他的寡妇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见状，便到处托人打听，知道这姑娘叫汪文玉，是共产党人。有一天父亲对我说:"璧!你说汪娘娘好不好?"我说："好!"父亲说："她现在关在你的班任老师的丈夫韩联合的看守所里，你能不能动脑筋设法看到她?问她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我的班任老师的丈夫是汉口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长，原来学校工友林婆现在看守女犯人，我借机会去看了汪娘娘，帮她捎了个条子给我父亲。父亲找他以前的战友，托关系把汪娘娘救了出来。解放后我见到过汪文玉，她已是一位领导干部，仍旧不忘父亲的营救之恩。
父亲辞去官职后，长期颠沛流离，有时生活无着落，穷困潦倒。首义及鄂军中的战友、同志及朋友曾经多次给予资助。他有我们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我居长，二妹曹莹，三妹曹鉴。母亲何秀珍一直与我同住，直到1978年85岁时过世。父亲长期飘泊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常感孤独，50多岁时接受了一位对他深情、小他十九岁的寡妇萧之清，两人感情甚笃。
父亲抗战后在汉口的住房是首义元老、鄂军战友曹振武先生在汉口东三里（中山大道黄石路吉庆街之间）的住房。
故土难归死不瞑目
1947年父亲的把兄弟吕国桢任台湾高雄要塞司令，据守一方，想起了颠沛流离30多年的兄长曹珩，多次邀他到高雄长住。延至1949年初，经过慎重考虑，父亲对我说："璧啊！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国桢弟要我去。"父亲58岁时搭乘吕国桢安排的军舰去台湾。当时接他赴台的是时任吕国桢高雄要塞的副手，正是在抗战时鄂西北的襄枣师管区我丈夫的部下刘义生先生。1949年后吕国桢升为台湾炮兵司令官（中将），其职由刘义生少将接替。此后父亲在台湾的生活全由高雄的刘义生和台北吕国桢照顾，并定居高雄。 
右图：初居台湾时的曹珩。右立少年为辛亥武昌首义元老李赐生公子、后任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会长李志新
他刚到高雄时还帮吕、刘俩位写写文章，出岀主意。60多岁至79岁之间十几年一直赋闲在家。在台的多位首义同志、战友和新旧朋友经常互相拜访，两老相依相伴交遊散步，更多时间看书写字。许多熟人或慕名而来，常有人向他索要题字，挂在家中。旅台首义元老李赐生先生是他的同志、战友、至交。其公子李志新先生（后任台湾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会长）与父亲是忘年之交。在68岁时还背诵并亲笔书写黎元洪1911年10月17日辛亥首义祭天大典中的誓辞（父亲参加策划与起草），送给世侄李志新先生。2001年李先生来汉时，将此件书文复制品送我。
上图：68岁曹珩先生书写黎元洪誓师辞赠李志新先生
此间一位邻居曹林山（时为警察），热情接近老人成为忘年交，并愿为义子，父亲欣然接纳。
两岸情不断。父亲在吕国桢、刘义生俩位处我们自是放心，但是少不了父子的亲情牵挂。据后来往返台湾、金马、美国、香港的朋友说，父亲常常惦念我们。朋友背出父亲常说这样的诗句："大陆不回，只有梦想，子女不见，只有痛苦，故土不归，死不暝目。"知道父亲想念我们，我们千方百计托朋友往他处传信。一次听说妹妹曹鉴来信后，父亲十分高兴，还在手中写一便条表示感谢。自然希望人家下回还能帮这种忙。
上图：90岁曹珩先生对湖北同乡会转送大陆女儿来信致谢的手书便条（所写民国70年即1981年）
第二次收到信，只见到传信朋友的电话记录：
"关于曹璧的信，前一封已交曹老。通了两次电话，因耳聋有人转话，才知道老人甚感高兴快慰。曹老义子在电话中流露顾虑，他才升为少将军官。因为前次曹鉴妹的信而记了过，很害怕，不敢写回信。传话朋友对他说：不能为升官，六亲不认，写一个字也好，后来答应写，不知能不能收到"。
第三次信的传信回电：
"曹璧的信已转到老人手，阅过看到很快慰。年岁太大了写不得回信，儿子（义子）不便代笔复信。"
此后几乎音讯全无。94岁时去世，过了三年我们才知道。他唯一的一篇回忆文章和《曹珩先生生平事迹》是在十几年以后李志新先生来大陆时一并捎来的。
蒋氏父子亲题寿匾
1970年父亲79岁，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住高雄西子湾时，听到有关人士介绍高雄有位隐士是辛亥首义元勋、中山先生信徒，蒋氏父子非常重视，指示下属了解筹备并安排接见，蒋氏父子接见父亲时，向在场的高雄国民党市委和市政府主官交待，一定要妥善安排好老人的生活，为老人购买住宅，并让老人担任高雄市政府参事。蒋介石并亲笔题写了一幅寿轴，赠送给父亲，作为祝贺父亲八十大寿的贺礼（《故曹珩先生生平事迹》及台湾三卷本《湖北旅台人物志》卷一）。
父亲89岁时，蒋经国"总统"、严家淦"副总统"在台北亲笔题写了高度称赞父亲功勋的贺寿牌匾，由蒋彦士秘书长专程送到高雄父亲家中。当时湖北省武汉市涉台单位看到台湾报纸和电视报导，主管对台工作的刘秀庭、胡昌民等还特地告诉我们全家，并组稿有关父亲的多篇文章在报刊上报道。
台湾来人告诉我，此后台湾媒体纷纷报道父亲的事迹，台湾的《传记文学》、《辛亥首义会刊》等多种报刊发表了父亲生平唯一的一篇有关辛亥首义的回忆录。此时父亲已经成为"知名人士"，生活状况也逐渐改善。
《湖北旅台人物志》(三卷本第一卷《献身革命的前辈将领》栏)中一篇对父亲的专访中写道：
"怀着虔敬的心情，步入幽静得令人不敢放重脚步的高雄苓雅区德安街九巷，很快就找到住在8号的辛亥首义元老曹珩。应门者曹老先生，乍见之下，实在无法相信这位身穿黑色中山装，身体健朗的老者，就是高龄90，在70年前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元老。”
"曹老对自己现在健康情况唯一缺憾是听觉不太灵光。一位高龄老先生难免会表现出颤巍巍的老态，但曹老言谈清晰，条理不紊，行动自如，面貌威仪。仍然充满当年参加革命的民族正气"。
"他目前的生活起居仍能自行照料，最可贵的是视力仍佳，阅读报纸不需戴眼镜，写起字来手不抖，笔不晃，一手楷书，依旧像年轻时那么工整。"
在台的辛亥武昌首义元老不少，80岁以上当时健在的有十余位，而蒋氏父子和国民党中央对父亲予以特别关照，据我猜测，与父亲在辛亥首义中的特殊作用和他淡薄名利，多年游离于政界军界之外，似属疏漏遗忘之例有关。在台首义元老除曹珩外其他均曾任高官要职，据台湾多批来访朋友的介绍，父亲在台以深居简出，安度晚年。除了参加首义同志活动及互访朋友外，从未参加过党派活动。
上图：居台辛亥武昌首义元老。前排右起之三唯一着中山装者为曹珩先生，曹之右左为首义同志会理事长龚浩（原任）、徐效明（时任）。前排居中未戴花者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其右为原“安徽省主席”、陆军上将李品仙，原“中央副秘书长”、“国防部长”陈履安等。
父亲1984年8月24日辞世，终年94岁。从治丧委员会《故曹珩先生生平事迹》和湖北同乡会事后的来信中可以看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闻耗，特拨丧葬费30万（新台币，下同），以国葬之礼仪安葬，棺木上覆盖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国民党高雄市委、辛亥革命革命同志会、湖北同乡会及高雄市各界联合组成了治丧委员会，丧事可谓"极为尊荣"。
从治丧委员会和湖北同乡会后来几次信函知道， 父亲去世后次日，遗孀箫夫人在整理父亲遗物中发现箱内有定期存款100万元、宝石一颗约值60余万元、及黄金50两，存入银行保险柜，另有公房一套。父亲去世后不到一年，箫之清夫人也去世了。这些财物对于一个有钱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终生飘泊、淡薄名利、无固定收入的老人来说，也算是一笔可观的养老金了。
上图：94岁曹珩先生辞世后，湖北同乡会简告善事处理情况的
信件（见曹珩先生治丧委员会公告）
据治丧事委员会的朋友到汉口看望并告诉我，父亲临终时一直反复在喊着我的名字："璧儿啊！璧儿啊！……"遥想父亲，远离故土，抛妻别子，飘零几十载，始终未能再见妻儿，临终前千言万语说不出来，千般思念万般痛苦只能伴随着他老人家长眠于地下，遗憾终身。只有他经常念叨的"子女不见，只有痛苦，故土不归，死不瞑目"长留在儿女心中。 
左图：曹璧：曹珩先生长女，退休教师，李春初先生夫人。周岁九十
家事国事天下事，父亲的一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好见证。一个有良知的少年投笔从戎、参加湖北新军，因爱国爱民，不满清政府腐败，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推翻封建帝制，创立民主共和国的惊涛骇浪中，亲身经历了辛亥武昌首义的血雨腥风，到不满时政，毅然辞去军职官衔，宁可颠沛流离68年，决不与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当朝妥协，抛妻别子，飘零台湾，半世辛酸，与亲人隔海相望终不能见，留下无限遗憾与世长辞。以他的坎坷人生谱写了一首爱国志士思念绵长的历史诗篇。
愿海峡两岸人民永远不再遗憾，愿中国长治久安，早日统一，永远告别战乱和分裂，愿父亲为之奋斗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繁荣昌盛，永远不再受人欺凌，任人宰割。
亲爱的父亲，安息吧！
(此稿经辛亥革命博物馆审阅)
参考文献
1、《辛亥武昌首义回忆录》曹珩80岁时在台湾公开发表，台湾图书馆及湖北、台湾相关报刊。
2、《故曹珩先生生平事略》故曹珩先生治丧委员会
3、曹珩丧事终典的情况介绍 台湾湖北同乡会
4、《湖北旅台人物志》 雷法章等：台北市湖北同乡会，三卷本中第一卷，"献身革命前辈将领"栏《曹珩先生》及同卷，曹振武、吕国桢等先生篇
5、曹珩，手书2份 见本文，其中一份赠李志新先生，一份为查询女儿来信的便条。
6、曹珩，首义革命军"鄂都督府督战官"袖标实物 辛亥革命博物馆史迹陈列室
7、曹璧《先父曹珩在辛亥革命前后》武汉文史资料 2001
8、曹璧《纪念辛亥革命元老曹振武》武汉文史资料 1991
9、《辛亥革命人物像传》梁华平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10、《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三卷本
11、《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
12、《辛亥武昌首义史》 贺觉非，冯天瑜
13、《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贺觉非编著
14、《辛亥首义大写真》上、下卷 辛亥革命博物馆，2002年中国图书奖
15、联系父亲曹珩的海峡两岸传递信件电话记录记实（多份）
16、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先后为曹珩80岁、90岁祝寿的亲笔寿轴和牌匾，台湾报纸电视，武汉市台办存档资料及相关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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