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凡义：下农村后遇到的第一个好人是地主
下农村后遇到的第一个好人是地主
－－作者：曾凡义
文革初期，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髦而无奈的浪潮冲击下，我投亲靠友只身来到京山县农村插队,正值深秋时节。
生产队主要劳力都上了水库，我每天与婆娘妇女们一起挑塘泥，郁闷而无聊。
我想上水库去过集体生活，体验一下小说中描写的水库工地车水马龙机器轰鸣的壮观场面。便主动向队长请缨，立即得到批准，并叮嘱到工地换副队长的民兵排长负责将我安全带到工地。
第二天上路了，我们挑着工具、行李和口粮，足有50斤重。“远路无轻担”，何况我从来没有挑过长途担子。只走了不到20里，我的两个肩膀就磨的红肿生疼，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难得迈开脚步。
勉强捱到一座公路桥上，我一屁股坐在桥栏杆上再也不想走了，排长也只得坐下来陪我休息。不到一袋烟的功夫，他又催我赶路，我说：“我确实走不动了，就在附近找地方歇一晚吧。”排长一听哈哈大笑：“120里才走了不到20里就打尖歇店，何日才能走到？”我说：“要走你走吧，反正我不走了。”
排长对我负有安全责任，当然不能丢下我，自认晦气地站在一边干着急。
正在这时，一个穿蓝布长衫，骑着一头毛驴的50多岁的山里老头走来了。看样子是进城卖了柴或者什么的。他朝我们注目良久后，主动搭讪地说：“小伙子，是不是走不动了？”我这时正希望有人伸出援助之手，连忙搭腔：“是是是，老大爷，我真走不动了。”“这样吧，把行李放到驴背上。”边说边帮我拿行李。
肩上没有了担子，空手走路倒可以勉强对付。我心里想，山里人怎么这么厚道，怪不得叫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
要上一个很堵的坡了，驴爬的很吃力，老头儿下驴步行。陡坡还没有上完，天上飘起了纷纷细雨，老头儿脱下长衫盖在我的行李上。我感动地说：“大爷，您小心着凉。”“不要紧，山里人老骨头，比你们城里人经得起磕碰。”他可能从我的衣着看出我是城里来的知青。我想，他肯定是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积极分子，是一个如白求恩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
走到一个小场口，雨下的更大了，排长说这里叫天王寺。老头儿说：“天气不好，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在这里歇脚吧，我也要分路了。”又帮着我将行李卸下来。我心里万分感激，不知怎么感谢这个老人家。排长年纪较大，比我明白事理，在我的耳边嘀咕了几句，我被提醒，立即到小卖部买了两包新华牌香烟，赶上前去给老人。可他说什么也不接受，拉扯了半天才勉强收下，我目送着老人骑着毛驴沿着西边的小路慢悠悠地走去……
春节前夕，水库下马了。经过三个月的锻炼，我变得黝黑而壮实，再也不是50斤担子能压垮的文弱书生了。我和社员们高兴地驾着板车在公路上飞奔。走到天王寺，猛然记起这是我下农村后遇到第一个好人的地方，多么想再见到我心目中的那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心快肠的老人啊……
正当我睹物思人的时候，迎面走来一支队伍，高举着一面“熊滩大队红色造反者司令部”的红旗，紧跟着的是一长溜戴高帽挂黑牌的“牛鬼蛇神”，造反派高呼着“打倒***！”的口号。
队伍渐渐走近了，与我们板车队擦肩而过，我突然发现里面有一个熟悉的面孔，正是那个我心仪已久的火热心肠的老头。只见他头戴尖顶高帽，胸前挂一块写着“不法地主熊春方”的牌子，名字还用红笔画了个大叉。老头儿也发现了我，朝我看了一眼，微微一笑，还是那副挺和善的面孔……
离开这只像马戏团小丑似的队伍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百思不得其解，我下农村遇到的第一个热情善良乐于助人的好人竟然是一个地主。
40多年后的2008年，我从学校退休后来到一所私立中学代课。这个学校正建在我当时上水库时艰难爬行的那个陡坡之上，原来这个地方叫金家店。
学校对面有一个小餐馆，我们隔三差五地去打打牙祭。那个老板和我仿佛年纪，我总觉得那副面孔有点熟，像在哪里见过。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喝酒，他正坐在我对面，闲聊间我说:：“请问，你知道熊滩这个地方吗？”“知道，离这里五里路，我就是熊滩人。”我又问：“你知道熊春方吗？”“就是家父，您怎么认识他？”老板感到很惊异。于是我就讲了这个40多年前的故事和对这个老人不尽的怀念。
从交谈中知道老人已经去世十年了。据老板说，由于他一辈子喜欢做好事善事，大人小孩都喜欢他，文革期间虽然也批斗过，但当权者并没有对他动真格。他活了89岁，最后安然离世。
啊，好人还是有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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