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凡义：回忆几则
回忆几则
－－作者：曾凡义
领结婚证背《老三篇》
1967年，我和老伴恋爱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9月份的一天，我们换上一身洁净的衣服，到公社去领结婚证。
踏进公社办公室，只见王秘书正襟危坐，正在阅读红宝书《老三篇》。我们上前打了个招呼：“王秘书您好，我们领结婚证。”他站起身来，将红宝书朝我们晃了晃，说：“先背《老三篇.》吧，这是规定。”叫老伴背《为人民服务》，我背《愚公移山》。
老伴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还在公社参加过讲用会，《为人民服务》文章又短，对她是小菜一碟。我是老落后一个，平时生产队集中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总是嘻嘻哈哈地鬼混，怎么背得出如此大篇幅的《愚公移山》呢？于是向王秘书要求道：“能不能换一下？”“不行，”王秘书正颜厉色地说：“男同志要勇于挑重担。”我不做声了。
老伴已经开始十分流利地背诵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我对王秘书说：“我出去方便一下行吗？”王秘书不耐烦地说：“哪来那麽多懒屎懒尿？”我说：“人有‘三急’嘛……”“快去快来！”王秘书大手一挥，我趁机溜出办公室，来到街上买了一本《老三篇》和几大把水果糖。
我回到办公室时，老伴已经背完了，王秘书高兴地说：“还不错，这下该你了。”我磨磨蹭蹭地坐到了文件柜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侧身对着王秘书，开始结结巴巴地背起《愚公移山》，记不起来的时候就偷偷地翻一下书。
背了两三段，王秘书发现了，站起来说：“你别把我当瞎子，手里拿着什么？”
这下露馅了，我只好求饶：“王秘书，农村生产确实太忙，没有时间学习，您高抬贵手原谅一下，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王秘书曾在我们队里蹲过点，也算是熟人，见我那狼狈样子，说：“走正道不行，歪点子还不少。年轻人，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怎么行？”“是是是，”我抓了一大把水果糖放在王秘书桌子上“谢谢您！”
“谢什么？”王秘书一笑，“你还没有过关呢……”嘴里虽然这样说，却拉开了抽屉，拿出两张花花绿绿的结婚证给我们填上了。临走时，还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次原谅了你，下不为例……”
老汪喝油
约莫是1972年秋天，生产队安排贫协组长老汪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到集镇上的榨坊去挑队里加工的麻油。这可是个美差，挑油的人照例可以凑钱买几个锅盔打两斤老白干，中午在榨坊里喝酒吃油炸锅盔，对于长期缺油少荤的农民无疑是一顿难得的美餐。
正在喝锅盔酒的穷快活之际，一个促狭鬼又开始对他们经常“日弄”取乐的老汪挑逗了：“汪伯，这油可真是好东西，要不是油多，锅盔能这么好吃吗？”“谁说不是？”一提到油老汪就来气，“人无油水无力，马无夜草不肥。62年那时候，沾‘刘邓路线’的光，自己开荒种芝麻，用水缸装油，用油像用水，哪一个不是红光满面？哪像现在，用油像滴眼药水，个个拖的面黄肌瘦。”“是啊，我都为你想不得，”促狭鬼唯恐天下不乱，“你是队里干活最好的把式，又是贫协组长，凭什么每年却只分那麽一点油。‘不看锅里粥只看脸上肉’，人家队长会计谁像你皮包骨？今天全队的油都揑在你手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是不偷不藏，老子喝也要喝几口！”
老汪这个人最怕“怂”，加上已有几分醉意，一下子就来了劲：“老子有满肚子的‘油气’，今天暂时扒回本了再说……”起身到油桶里舀了半瓢香麻油（1斤左右），像喝药似的呲牙咧嘴地硬喝下去了。
谁知道“喝了桐油呕生漆”……
老汪之所以谈油色变，主要是对当时队里的物资分配制度有牢骚。他们家只有三口人，一般户都有五、六口人，有些家大口阔户达上十人。队里的物资分配是按人头和工分。如口粮，人头占70%，工分占30%;资金按工分分红，由于分值太低，扣除所分物资折算的款项外绝大多数超支：食油完全按人头分配。山区以水稻为主，那时“以粮为纲”，不准多种油料作物，仅靠几亩开荒田收点芝麻，完成订购任务后所剩无几，每年每人最多只能分两斤油。每次分油老汪就来气，人多的户用坛子装，他家6斤油用一个大瓶子就够了。这点油怎么够吃呢？平时菜碗里难得见到油星星，实在没有法了就用腊肉皮子擦锅。老汪嘴较“叼”，没油的菜难以下喉，天长日久，饭量渐小，身体渐垮，窝了一肚子无名火。
今天获得了报复后的心理满足，可是他的无知也太可爱了，竟然忘记了油是滑肠之物，多了是会拉肚子的。果然，当面见效，一回到家里就上吐下泻，上茅厕像跑马，老伴急忙请来了医生。
老汪躺到了，半个多月后才痊愈，可怜已折腾得眼落深眶，骨瘦如柴。
队里的人特别是那个促狭鬼背地里笑这个“半吊子”，有的说偷鸡不成蚀把米，有的说人家干部吃了铁钉化成水，他却“喝了桐油呕生漆”……
买肉的故事
如今，当你提着买菜的篮子走进集贸市场的时候，操刀卖肉的老板个个笑脸相迎，“您好？”，“您想买点什么？”……可爱的笑脸，亲切的话语，即使什么东西都不买，也感到很舒服。可是30多年以前，买肉有登天之难，拿钱买气受，老百姓将买肉之艰难比作“朝武当”。
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物资奇缺，主要生活物资都要计划，凭票供应。什么粮票、油票、布票、糖票、火柴票、煤油票、索线票……等等，据有关资料统计共有50多种票证，创造了世界吉尼斯纪录之最。中国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沿。
城镇人口每人每月有半斤猪肉供应，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二两。农村实行“购五留五”的牲猪收购政策，好不容易卖一头猪，可以返还20来斤肉票。即使有了肉票，买肉也是“难于上青天”。那时候，区以上的大集镇，每天最多宰两头猪，一般小集镇每天宰一头。我们山区还分热冷集，有的是单日集 有的是双日集，即隔一天才开一次集。当时的经济政策是“统购统销”，卖肉是食品公司独家经营，别无分店。每家食品公司的门口都高悬着毛泽东手书的“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可是被“服务”的人民却望肉兴叹。往往买一斤肉要排一整夜的长队，天亮开门营业后，你推我挤，要进行一场拼命的“肉搏”才能买到手。有的人头发挤散了，有的人衣服扯坡了，个个搞的狼狈不堪。
提起买肉，我的胸口就涌起一阵阵辛酸和后怕，脑海里也叠映出一个个凄楚而尴尬的故事。
1968年，我生了大女儿，因为是头胎，总要请两桌客。我准备了肉票，但排一次队每人只能买两斤肉。我邀约亲朋好友共8个人，太阳老高的时候就到永兴镇食品公司门口去排队。为了免却长时间站在街心的疲劳，一般都用筲箕、提篓排队，人可以活动一下。袁尚武是我请来的，他的篮子却被一个半大小伙挪在了后面。尚武发现后大怒，跑上去与那个小伙打了一架，打赢了才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整整守候了一夜，第二天食品开门时秩序大乱 幸好我们人多势众，年轻力壮，拼命推搡拥挤，才算买了10多斤肉，就像打了个大胜仗。
以后，生产愈来愈紧张，我们夫妻都是主要劳动力，没有老人，根本没有时间捞猪草，干脆不喂猪了，吃肉就成了大问题。幸好我的妹妹没有下乡，在邻县食品部门工作，时不时给我一点那个县的肉票。每年春节，我就到40多里外的皂市镇买点肉回来过年，让一年上头难沾肉腥味的孩子们解解馋。
1972年，妻子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她身体本来不好，需要买点肉类物资补补。我带了点肉票和借来的5元钱步行来到皂市。肉一类的东西是很难买的，我将钱和肉票交给在皂市农药厂工作的一个对我较好的学生王宪才，托他开后门买点猪杂货什么的。
当晚我住宿于在皂市中学工作的大哥家里。第二天早晨我去找王宪才，他给我买了一大篮子猪杂货，钱不够，他还贴了几块钱。我非常感激他，但是他的好心却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本来指望找零后用剩下的钱搭车回去，这下手里分文无有了，又不好意思再找人家借钱。怎么办呢？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于是我饿着肚子来到车站，决定见机行事想办法。
来了一辆货车，朝京山方向停住了，司机和货主下车走进当时还算气派的车站饭店吃饭去了。以我潦倒的农民身份是不能高攀他们的，我就在汽车旁边蹲下来等待时机。刚好一个回乡的解放军因车难搭，问我这车到哪里去。机会来了，当时解放军是挺有身份的人，利用他可能搭上车。我说：“肯定是京山方向，司机吃饭去了，等会儿你与他们商量。”不一会，司机出来了，解放军与他们一商量，果然成功了，我也冒充军人的同伴爬上了大货车，一路顺风回到了永兴。这也可以算得上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976年，父母早已亡故的妻弟好不容易谈了个对象，家里穷的叮当响，找个对象不容易，我们当然要为他操心。要请过门客了，我又到皂市去买肉，当晚也是住在皂市中学。由于贪睡，第二天起来时天已经快亮了。来到食品公司门前 黑压压的队伍排了一长溜。因为每天猪杀的很少，排在后面的一般都买不到肉。家里厨子师傅今天要进门，无论如何都要把肉买到手，咋办呢？我的大脑神经又剧烈地活动起来。我放弃了排队，前后转悠，寻找着可乘之机。当我转到开票的窗口前，听见人们在等待中闲聊，听口音，排在第一名的是个武汉知青。我递给他一只“大公鸡”香烟，他欣然接受了，因为知青大都爱抽烟。我给他点燃烟后就与他搭讪起来，我问他每月供应多少肉？他满腹牢骚地说：“婊子养的，每人半斤。”我又问他买几斤？他说：“哪来肉票呢？只能割一斤，还要站一整夜队。”我摸清了底细，便小声对他说：“我给一斤肉票你，你给我代买几斤肉行吗？”“行行行。”他高兴地应允了。这样，我终于以第一名买到了肉，轻轻松松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几次买肉陷入窘境而又出现转机，是必然中的偶然。用军事家的话说是“将不在勇而在谋”。任何事情都不是铁板一块，总有些隙隙缝缝，只要开动脑筋，巧妙地利用矛盾，往往能找到突破口而“逢凶化吉”。苦难的生活也开发了我的哲学思维潜力。
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乱砍滥伐
1974年9月，京山县永兴区出现了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乱砍滥伐，一时轰动全县，区委书记被撤职。
当时，鸡公塔水库大坝开工在即，需要几千部板车。由于封山禁伐多年，木材奇缺，各大队纷纷反映没有木料做板车车厢。永兴区委没办法，便开了一个小口子，采取挖肉补疮的办法，决定在本区的白泉大队有限地采伐一点做板车车厢的木料，不准大肆砍伐。岂知这道玩火的命令一下达，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发而不可收拾。各大、小队立即回家组织劳力，趁火打劫的伐木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白泉山区。
那天，我们正在生产队里挑牛粪，得到进山伐木的紧急命令，立即放下担子，操起锯子、斧头，拉着板车，一行十几人在队长的带领下兴冲冲地向白泉进军，也想在混乱中捞点油水。
我们随着进山的人流来到了白泉大队，这里可热闹了，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喊声震天。因为长期禁止伐木，集体和私人都急需木料，如今禁令大开，谁不想假公济私发点“国难财”？
我们的队伍开到缺口山，这是一个大陡坡，只见两个人用牛拉着满满的一车木料停在陡坡中间，因为一只车轮爆了胎，怎么也拉不上来。那两个人放下板车，上坡来与队长商量，借一个车轮给他们把板车拉上来。奉烟卷时队长还喜笑颜开，突然脸色一变，命令我们去把木料卸下来。他哥哥奋勇当先，其他人纷纷响应，将人家的木料往我们车上搬。那两个人大惊失色，说：“这是我们的木料！”队长一掌将其中的一个人推倒在地，恶狠狠地说：“谁说是你的？分明是偷的！”由于我们人多势众，那两个人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将一板车木料抢光了，哭丧着脸拉着空板车怏怏地走了。这真是“强盗遇着贼打劫”，我反感这种趁人之危明目张胆的抢劫行为，始终没有参与这一土匪行动。队长兄弟心狠手辣，翻脸不认人，如果在动荡年代，肯定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土匪。我领教了一次土匪的风采。
拦截了人家的木料后，我们继续向吃水湾进发。一路上你来我往人声鼎沸好不热闹。山里人都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出来。砍树的人就像发了疯，见树就砍，见东西就搬，好像日本人进了村。由于平时进山砍柴吃够了山里人拦截的苦头，找到了报复的突破口，我们也跟着呼喊“打倒xxx！”，“绞死xxx！”的混帐口号，出一出心中的怨气。
来到一座小山上，都是直径30cm以上的参天松树，两人一把锯子，为图轻松站着拉锯。每放倒一根树，留下一米多高的树桩，全然不管浪费不浪费。四周的山上都是劈劈剥剥的伐木声和人们发狂似的吆喝声。密如繁星的火把将山区的夜空照得通亮，山里人家家关门闭户，蜷缩在家里，大气也不敢出，连平时见人就吠的看山狗也不敢叫唤了。
我也记不清锯断了几根树。天亮后，大大小小绿荫覆盖的山包全成了光秃秃的，只挺立着数不清的参差不齐的树桩，像上甘岭战役被狂轰滥炸摧毁后留下的惨景。
接近中午时分，我们将锯下的树装满了四部板车，足有10立方米，拖到汀河大队的棺材河，突然发现河对面大路口站满了区里的干部，还有民警，正在拦截下山的木料。显然，事情闹大了，惊动了县里，采取了紧急的刹车灭火措施。我们只得找了一家较熟悉的农户，将木料和板车藏在他家的竹园里，空手回到了生产队。
人的私心和野性实际上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性本能。只是由于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宗教和法律的约束，才有了社会文明。一旦法律遭到践踏，人的野性就像火山喷发势不可挡。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国家的法律成了废纸，公检法濒于瘫痪。伐木队伍中有不少经过“革命锻炼”野性十足的造反战士，早已按捺不住他们的私心。永兴区委的命令实际上是放虎归山引火烧身。这一次损失不小，全区50来个大队，除7个大队修崔家垱水库外，参加砍伐的有40多个大队近8000人，按每人砍伐1立方米（实际上不止）计算，共乱砍滥伐木材8000立方米，还有浪费的无数一、两米高的树桩也有近千方， 毁林面积近千亩。要不是第二天及时制止，损失更不堪设想。
区委犯了个大错误，区委书记被撤职。
风浪平息后，我们分期分批偷偷地于夜晚将木料运回队里。那麽多木料只做了四部板车车厢，以后却无影无踪了。集体既没有做房子，也没有修仓库，上十方木料到那里去了呢？只有一个解释，干部讨了好。我们平头百姓无权过问，只跟着白白的吃了几天亏，半根木料也没想到，不过还换了几个工分。怪不得队长兄弟抢劫人家木料时那麽狠心，原来早就有他的打算。说明腐败不是从改革开放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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