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凡义：“团长”伯
“团长”伯
－－作者：曾凡义
文革初期，我下乡插队的那个大队，有一个人在部队当团长，据说还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常听到队里人讲他的传奇经历。
出于对团长的景仰，我颇有几分慰籍，觉得自己“落难”的这个地方还不错，这里的山水还孕育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人物，给荒漠的心田找到了一丝滋润。
插队不久，就遇上了“抢雨”，几十亩捆好的早稻要连夜运回堆成垛。我没有技术，就在禾场上给堆垛的人充当递“草头”（稻捆）的下手。
当熬到十点多钟的时候，突然听见队长与一过路人打招呼:“团长，回来了。”我蓦然一惊：这么个大人物怎么深夜回家？连小汽车也没有？
只见一盏忽明忽暗的马灯悠悠地向我们走来。好奇心驱使我立即放下“冲担”迎上去，一睹这个“大人物”的风采。
马灯向我们靠近了，“团长”已经走到我们跟前。禾场上的夜壶灯照的通明，只见提马灯的那个人身材矮小，瘦骨伶仃，佝偻着背，踏着“金莲碎步”从容不迫地走来。
渐渐走近了，借助灯光我仔细地端详，只见此人50 上下年纪，癟嘴巴，脸上爬满了蚯蚓似的细密皱纹，活像个干瘪的茄子。他穿一身退了色的、摞满补丁的蓝细布褂裤，油腻发亮的解放帽软绵绵的耷拉着帽沿。
我奇怪了，这是什么团长？这是一个典型的黏黏糊糊的农村小老头。从队长口里知道，原来他是从公社开了贫协代表会回来的。哪么，人们为什么叫他团长呢？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 当地有一种戏谑的习俗，把被人看不起、又十分古怪的人都称“团长”，是“日巴团”（鬼打架）的意思。这里就有牛团长、马团长、王团长……我见到的这个就是马团长。这种习俗外地根本没有，是当地的一种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人们都喊他“团长”，他的大名倒少有人知。他家里一个瞎婆娘，拖着两个挂着绿鼻涕的胖乎乎的儿子，生活十分紧巴。“团长”身材矮小，一副干劈柴模样，肚子癟的能贴着背脊骨。有人说，如果在他的肚子上安根线，就着大风，能轻飘飘的像风筝一样放到天上去。
据说“团长”的母亲是个苦大仇深的老寡妇，而他又是一个姗姗来迟的“秋葫芦”，先天不足，小时候病的又苦，才落下这副尊容。
他原先有个结发妻子，个子很高，也很精明，看不惯他那蔫呼呼的样子，常欺负他。夫妻打起架来，“团长”总是睡在地下。解放后，贯彻婚姻法，那个老婆离婚走了。后来是他的舅父给他介绍了这个瞎眼婆，居然给他生了两个胖小子。
“团长”干活慢得出奇，像一根怏怏的老油条，却可以一天拖到黑。人们风急火燎地过“忙月”，他总是“三天卖两条黄瓜”，不紧不忙。他耕田从不挥鞭子，任牛的性子磨蹭。如果在牛屁股上放本书，如果他识字的话，保证可以不读断句子。人们都说他是“二十九上没得力，三十岁就下了阳”.他在队里拿末等工分也心安理得。
有一次，队长安排我和他一起打秋播田里的土坷垃。我扛着木榔头去约他，又不知道他的大名，出于对老人的尊敬，喊了一声“团长伯”，他咧开嘴，露出一颗颗稀疏的、像糊满黄豆粉的牙齿，“嘿嘿”地冲我笑了两声。大概队里从没有人这么尊敬的叫过他。
在田里，他慢条斯理地卷好一根喇叭筒，点燃后叼在嘴上，“初一一下，十五一下”，不慌不忙地敲着。由于牙齿稀，喇叭筒衔湿了半截，嘴里还不时掉下几滴涎水。我一厢田敲到了头，他一半还不到，我便回过头来帮他“突击”。只见他有一下没一下地抡着榔头，心平气和，优哉游哉，连破棉袄也没有脱。我忍不住问道：“您的福气真好，这大秋燥的天气还穿得住棉袄？”
“嘿嘿，心静自然凉。”
“你就不能打快点？”我又说。
他又露出那令人恶心的黄牙，用沙哑的声音唸了一段顺口溜：“人民公社的活，慢慢磨。搞快了，奈不何；搞慢了，干部又嚼。”
我既为他大胆地发泄不满感到害怕，又为这生动的民谣所吸引。
“就不能快点搞完了歇会儿？”
“不成，日子多似狗毛，犁上解了耙上安，不怕你的精脾足。再说，你看我这副模样能快得起来吗？超过了转速，油就泵不起来了。”随着机械化的发展，这张干瘪的嘴里竟然吐出了几个新鲜词。
我把他仔细一打量，也不能全然怪他慢。他那两条没有腿肚子的直筒子腿，显然是发了“牛火”（血丝虫病）的，还没有我的大胳膊粗，扶着榔头，两腿还打颤。那腰才一“火口”粗，脖子就像干腊鸡子的胫项，几根青筋暴老高，这副鬼样子，你叫他怎么增大“转速”呢？从他的谈吐中，我觉得他对“慢”似乎有一种出神入化的见解，他说，“慢”和“忍”既是养生之道，也是处事的门道。做什么事都不能慌，不怕慢，就怕站，慢工出细活，一锹挖不成井。毛主席都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嘛”，心慌不能吃热豆腐，你看那和尚道士，哪一个不是活大几十百把岁？诀窍就在这里。
“什么诀窍呢?”
“一是心静通神，二是无欲少愁。”
我今天算是遇上高人了，别看这个瘦骨嶙峋的干瘪老头，还满肚子的神思玄理呢。他的每句话仔细敲打，辩证味还很浓的，怪不得要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
他不仅对“慢”有超人的见识，还具有偷换概念的诡辩口才。
记得有一次开夜工，性急的队长到秧田里数“秧个子”。别人都扯了一百多个，他才三十多个，“团长”常说“慢工出细活”，可他的质量又不好。队长发火了：“你这个团长，屎到屁眼门了也不慌，芒种打火夜插秧，你总是磨洋工。像你这样干活，挣的工分糊口也糊不上。”只见他坐在秧马上，慢吞吞地说：“你不要为我操心，你端的是一个碗，我也端的是一个碗……”有人讥笑他说：“人家碗里是鱼肉，你的碗里是菜羹。”“菜羹怎么啦？只要能饱肚子，吃了倒自在。你看那和尚尼姑吃长斋，哪一个不长寿？恶霸地主吃大鱼大肉，还不是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团长”演绎的这番吃斋长寿的理论，既阐释了养生之道，也多少影射了被群众怨恨的多吃多占的干部，说得秧田里的人个个如雾出重山，心里够滋润的……
打着打着，他又落在我的后面了。真是急死人，他还叫起了号子，打一下喊一声：“官出于民，嘿！民出于土，嘿！政府找我要，嘿！我就找你要，嘿！……”每“嘿”一声，榔头落一下，由于力气小，一个土坷垃还得“嘿”几下。
我虽然理解他的这种：“官出于民，民出于土”的谁养活谁的朴素逻辑，但他却不懂得社会大分工的道理，只从自己的利益角度观察世界，这就是农村三种人的思想境界吗?我从哪个方面来接受他的再教育呢？便说：“‘团长’伯，你这是不满的话，说不得的。”
“这话有什么不对？”他索性停下榔头振振有词地跟我辩论起来：“当官的不种田，不是农人养活，他吃个逑？农民靠什么？靠的是土，翻过来找它要，翻过去再找它要嘛。每次要我们卖粮不总是说‘林副主席要粮’、‘江青同志要粮’吗？就是这个理，到大街上摆着说，我也不会输！”
“团长伯”的这番歪理邪说，倒使我想起了“百家争鸣”时期的一场激烈的辩论。《孟子·滕文公上》有这么一个故事，战战国时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和他的学生都穿着粗布衣，打草鞋、织席子维持生活。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自理炊事）而治”即人人必须劳动，虽国君也不例外。这一观念反映了古代社会农民的理想，却违背了 社会大分工的原则，前提是错误的。当时从我们插队的这个县走出的“儒家八派”之一的代表人物陈良（陈良是这个县的骄傲）谢世不久，可是他的两个高足陈相、陈辛却极力鼓吹许行的主张。孟子指责他们背叛了老师，以“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尔。”予以驳斥，并且指出禹疏通九河引流入海，八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如此中国才可以进行农业耕种，即便他想亲自种地能行吗？孟子以社会大分工的原理驳倒了陈相、陈辛鼓吹的许行带有偏见的学说。“团长伯”肯定不懂社会分工，他的歪理是许行思想的延续，反映了农民朴素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固然有所偏颇，但对当时极左路线下的高压政治无疑是一种反抗性的发泄。当时正开展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运动，大批孔老二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实际上这也是违背社会大分工原理的。然而我却不敢说。
我这个三等劳力与“团长”一起干活的时间多，日子一长，发现“慢”是他的整个生活基调。不仅走路慢，干活慢，所有的一切都能以“慢”概之。他说话慢，沙哑的喉咙像磨损发毛的唱片发出的声音，为了矫正他的口吃，就一字一板缓缓道来，却抑扬顿挫条理分明。他吃饭慢，每逢农忙集体派饭，对于他那半饥半饱的家庭生活无疑是一顿难得的美餐。他盛上一碗堆得像坟包的饭，斜倚在草垛边或蹲在树荫下，细嚼慢咽。稀疏的牙缝里，干瘪的嘴角边，挂满了如牛反芻的白糊糊。直到把干瘪的肚子撑得鼓鼓的，人们都下地了，他还躺在凉荫下哼哼唧唧。大伙见怪不怪，都怜悯他难得吃上一餐饱饭，只打趣地说他是有名的“饭后瘫”。他出工慢，人们都走了好一会了，才见他背着双手，佝偻着脊梁，踏着碎步，慢悠悠地走来。为此， 不知被罚了多少工分，他却依然故我，泰然处之。
他的生命总是遵循着一个固有的节奏，一个舒缓的，悠然的，如白云轻轻飘浮，如幽灵忽忽飘荡的节奏。像原始的柔软体操，像洪荒时代的轻音乐……但却是一种与“多快好省大干快上”的革命形势和劳动的健美体态极不协调的古怪的节奏。这种以“慢”为主旋律的悠缓的节奏，固然与他的身体素质有关，但更多的是农民在长期的吃“大锅饭”和分配不公的特殊环境中滋生的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安慰的惰性使然。也不排除他那种洞穿万物我行我素超然物外的无为心态。
在“革命形势”把人们催的风风火火、衔着饭跑的要命的紧绷的生活旋律中，“团长伯”的那种忙而不乱处变不惊轻歌曼舞似的劳动节奏，恰似京剧中大杀大打锣鼓喧天之后出现的如“苏三离了洪洞县”般的轻盈舒缓的小品，倒也别具特色。
他的谈吐虽然歪理十足，但也不乏闪光哲学和辩证逻辑，使我大长见识。有时我还跟他开两句玩笑。有一次，我盯着他那干瘪的身躯，突然想起他那两个拖着绿 鼻涕的胖乎乎的孩子，打趣地问:“你的孩子怎么不像你这副模样？”你说他怎么回答，只见他瘪嘴一歪：“嘿嘿，这叫‘破窑出好瓦’呢！”
他很不讲卫生，做水库时，人们都不和他同床共被。 他每餐吃饭后都不洗饭钵子，在那脏钵子里放上米就送去蒸。别人说他懒，不讲卫生，他说：“这米 一淘，就把元气淘走了，你们晓得个屁？‘吃的像龌龊，养的像骆驼’”他总是有一番理论。
有一次夜战割谷，他提着马灯在前，我拿着镰刀跟在后面。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住了脚步，轻声地自言自语地说：“哟，还有一条‘聋子’……”，我不知道‘聋子’是什么，凑过去一看，是一条土黄色的腹蛇，妈呀！我吓得回头就跑，一脚踏在田口子里跌倒了，手被镰刀划破了一个大口子。他听见“扑通”一声，见我摔倒了就过来扶我，一看见我手里的血，就说：“真没用，一条蛇把你吓成这样子。这倒也好，不用开夜工了。走，回去，我给你寻草药去。”说着，把扎在腰里的手巾解下来要给我包扎。我怕那脏手巾感染伤口，便脱下背心把手缠住了。
我回到宿舍一看，背心被血浸透了，疼痛难忍，又没有药，只好换了一条干净的手帕把手紧紧的扎住，等“团长伯”送药来。
真是等人嫌久，大约个把钟头后他才提着马灯从容不迫地走来，要是重伤准没命了。只见他将草叶放进瘪嘴里用发黄的牙齿慢慢地嚼着，涎水直滴。嚼好后用三个指头从嘴里掏出来搓成团，才叫我把手伸出来，解开手帕把药敷上后轻轻一按……一想起那恶心的涎水我的心猛地一缩，但有什么办法呢？
包扎好后，他索性不走了，和我拉起了家常。这药倒也见效，疼痛减轻了一半。我虽然嫌他脏，却打心眼里喜欢他。这个生产队除我之外大人小孩都不把他当人。有时候为点小事，有人“汹”到他的跟前，指着他的鼻子尖骂他，他也不发火，他也不能发火，连个半大孩子也能把他摔倒。然而，他总是用那沙哑的声音说几句听起来很俗、想起来却富有理性的话来对付，往往转危为安。
一次，本队有名的不讲理的张老大不知为什么与他吵了起来，拳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那五大三粗的身躯倒下去可以把他压扁，那凶神恶煞的样子像要把他一口活吞下去。围观的人都为他捏把冷汗，可他终于用“嘿嘿”的沙哑的笑声化险为夷。你猜他怎么说，只见他瘪嘴一歪，黄牙一露，“嘿嘿”一笑：“打得死老虎才算英雄，我是一根细草，牛脚都可以踩死，不过还有政府。你把我打伤了，正好，全家都找你要饭吃，我正养不活呢，嘿嘿……”这一招还真灵，张老大终于放下了拳头。
他的确是一棵小草，还是一棵衰败的枯草。我每想起这件事，总觉得他太窝囊，便说:“人家欺负你，你怎么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有心思讲那些鬼话？”
他还是“嘿嘿”一笑:“这叫以柔克刚。我的拳头不行，还有嘴呢，嘴巴虽然慢，也还能嚼两句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拳头晃到鼻子跟前，也要脸不变色心不跳。毛主席都说‘敌进我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怪不得要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团长”随时随地都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啊……
近墨者黑，和他相处的时间一长，不自觉地受到了感染，原来的火爆脾气也改了不少。他那种关于“慢”和“忍”的玄思，硬把我那“多少事从来急”的性情给退了一半火。
他这人心眼很好，没有报复心理。张老大是个“四清”下台干部，不久，开他的批斗会，“团长”是土改根子，当然地坐在主席台上。当那些积极分子和平时受过张老大拳头 之苦的人声嘶力竭伸手舞脚斗争他的时候，“团长”却稳坐钓鱼台，闭目合唇，默然入静，意守丹田，如僧道参禅，悟入了极境。当有人提醒他揭发张老大时，只见他“嘿嘿”地露出黄牙一笑：“大人不计小人过……”一副超然的神态。
五年后，我终于结束了“流放”生活。回城的那天，队长偏偏安排他给我挑行李送行。他一步一步地踏着，生怕踩死了路上的蚂蚁。我怕误车，催他步子放“稀”一点。他说：“急什么？误不了，保证你赶得上车。”
三里路走了把小时，一到车站，刚好班车进站了，他“嘿嘿”地笑着说：“我说误不了吗。我脚头慢，但我在家里就算好了，早点起身嘛……”
我佩服他也精通笨鸟先飞的哲学。
我上车坐好了，他用那粗糙的手拉着我的手说：“我还要嘱咐你两句话：“心静通神，无欲少愁”司机不耐烦了：“送客的快下车！”启动了马达，我搀着他慢吞吞地下去。
车子开动了，我向他挥手告别：“谢谢你，‘团长伯’！”
去年，我因公回到故地，去拜访他，想不到他已于10多年前仙逝。接待我的是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说他是九月重阳死的，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那“牛火腿”肿的有大腿粗。弥留之际还很清醒，还沙哑着喉咙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世道慢慢地变好了，我也要走了，你们悠着点，不要声张，把我拖到山一一上一一去……”
在缓慢的节奏中，他两手一撒，默默地合上了眼睛。我估摸他享年也有七十来岁吧。
我来到他的墓地，只见满坟衰草在悠悠的南风中轻盈地摇晃着，就像他那干瘪的身躯在田野中慢悠悠地晃荡。我在心中默念着：“‘团长伯’，我从你身上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做人的道理，这就是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唯一的最大的收获吗？”
2013年 7月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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