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忆于光远二三事
忆于光远二三事
－－作者：曾彦修
图：于光远（左）与曾彦修 马立国摄于2009年6月25日
于光远，原上海县城人，即今上海南市人。1936年冬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据于和我们几个人闲谈说，初始时，他只是一个1935年北平“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的一般参加者。一天看见清华关上大门，不让学生出去（不准出校门是校外武装干的，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校长从未干涉过学生运动），于上前去看看是什么事，知道情况后，立即自己也投身进去了。跟着发生的“南下宣传团”救亡运动，他就全身全意地投入进去了。可能是途中在保定（？）时，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于积极参加，后来似还成了其中的一个领导人（以上是我的印象，如有不确，是我的责任，与于无关）。于在1936年就用了很多时间投到“民先”的开辟工作上去了。1936年冬，于清华毕业，还得有个饭碗，1937上半年，于到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任助教。时清华大学西语系同学、党员黄秋耘已先毕业回广州做地下工作，即介绍于光远入党，时在1937年春（这些是黄秋耘同志告诉我的）。因此，于是抗日战争前入党的党员。今天有些人不了解，时间相差不远，战前战后为何要如此区别？须知，抗战前入党的党员，还是“共匪”呀！当然应该有不同的待遇。现在简称于是1937年入党的，有点与“三八式”混淆，含义不太明白。
于大概是1939年春以后从武汉撤回延安的。回延安，即调入中央青委。
时中央青委并不大，可是众星云集。胡乔木调去任青委副主任，黄华、李昌似乎也在那里。其他还有韩天石、李锐、于光远、许立群这么一批明星在那里，可谓群星荟萃，历史上极其罕见。
1939、1940年于在延安虽然已同毛泽东见过几次，并于1940年同屈伯传同志一起，到毛的住处谈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事情，因均未见过报，所以知名度并不高。后来，中央青委的部分人知名度剧增了，那是因为中青委于1940年办了一个大墙报，即大名鼎鼎的《轻骑队》。上述诸人中有一部分人在上面写过文章，于光远也写过，名声就立刻传开了（我那时正忙于学教条，只马马虎虎去看过一次）。二十多年前，在一次座谈会上，我说，现在的一些杂文与杂文刊物，与《轻骑队》比起来，可谓还没入门。在座的童大林（《轻骑队》 的具体技术编辑与誊写者）说，“这是我听到的最高评价”。真的，不说内容，那文字的短小精干，是以后的杂文所未见过的。于光远也在上面写过文章，我就是从这里知道于的。
当然，正式整风前，这个部门在延安就分散了。于被分到了一个学校教书，于是，长时期又不知此人到何处去了。日降后，于被派协同钱俊瑞进入北平办《解放报》等，多次被镇压，于是，钱俊瑞与于光远的名字，才经常见之于根据地的报端，大家就知道于了。
襟怀坦荡，无事不可对人言
1946年10月左右，延安各机关通通撤退到延安北偏西二三百里的乡村里去了，彼此不知道各单位在哪里。1947年大约3月中旬（因为那时天天在看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参考消息，所以记得），我得通知，一人单独步行到晋西北的兴县碧村去集中，说中央已组成一个土改工作团，由康生、陈伯达分任正副团长，团员由各单位调人组成。中宣部由田家英、曾彦修二人参加，并告我时住在中宣部的毛岸英已先走了。中央妇委是由张琴秋、张越霞两个老同志参加。全团始终坚持到底的只有张琴秋、张越霞、高文华、贾琏（女）、于光远、史敬棠、曾彦修等七人。这几个人跑了较多的地方。凡会议时或行军晚上住宿时，于、史、曾（有时有毛岸英）三人多住在民居的一个炕上。当时，大家都已怕谈家庭出身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于却与众不同，无任何忌讳，说他家大概应是大资产阶级了，住在上海旧县城内（即后来的南市区），本姓郁，大概是祖父或曾祖父时，家中是“沙船”大商人。沙船即风帆大海船，一船员工数十人，专营近海生意，跑朝鲜、日本、菲律宾、南洋等，资本大，贸易金额大，怕要算当时的大资产阶级了，是上海有名的大富商。
在谈到1935年“一二·九”救亡运动的初始时，于也很天真，一字不吹。说，在一二·九那天，他还是一般的随众行动，丝毫没有说他是清华救亡运动的发起人或领导人的意思。之后1936年他更积极地参加“民先”的领导工作。于逝世后，公布他是1937年入党，按解放后的规定，他1936年是“民先”重要领导人之一，应即是党员了。
他对我们讲，1938年夏天，即抗战中最热闹的“武汉时期”，于在长江局青委工作，一次奉命赴湖南长沙研究青年工作，到长沙火车站不久，即遇日机来轰炸，市街秩序大乱，于找地方避弹，东躲西躲，被当地警察抓起来了，说他是汉奸。于又久久不能说明身份，不得已，于说，你们去问问徐特立老先生吧（徐老当时在长沙代表中共），这时只好由徐出面把于保释出来。
类此的事情，他都无保留地说给大家消遣。
特别重视调查研究
这个例子，若干年前，新华社的《瞭望》找我写过，无人注意，今再简单一述。
1948年12月13日工作团到了冀中区党委的一个村庄（因头天是“双十二”西安事变纪念日，又是解放石家庄的第二天，故记住了），第二天早饭后，叫大家休息，于却不见了，大家不知什么原因。哪晓得，午饭前于回来了，说他一早就到近处几里地叫做一个什么村庄的地方去详细参观了一次。那村庄出了一个有名的劳动模范，所以他要去看看，而我们的土改计划又没有这个庄子。他还讲了这个庄有九条或七条进出道路，浪费耕地太多。依他看来有四五条就完全够了。
于的这次个人行动，使我大吃一惊。这真是又调查又研究，又有科学结论。这事教育了我一生，无地无学问，无事无学问，我也总是尽可能学习于的这种精神。
主动教人的一个特别例子
由于于是清华物理系毕业，自然极富科学知识，他学的那些东西，是一般人不懂的，他倒不讲。但估计你能懂得的，他总是从不吝指教。
1947年约8月盛夏时，我们土改工作队剩下的张琴秋、张越霞（博古夫人）、高文华、贾琏（夫妇）、于光远、史敬棠、曾彦修七人，奉命离开晋西北，赶到河北建屏县（今河北平山县西半部分）西柏坡去参加全国土地会议，我们有沿途介绍信，所以所到之处，均要由当地县级当局再发介绍信，解决四个老同志的毛驴或大车问题，于光远等“三青年”则一路步行，并以全力照顾几个老同志。一次，好像是过了繁峙县城以后，进入河北方向某一山谷中，两边是不高的黄土山坡，如同壁立，中间有一条宽不过一丈把的谷底通道，全是平铺着一些光滑石头，全为纺锤、鹅卵状等不一，可是一点土壤也没有。我忽然说，大水一来，我们就完了，无法躲呀！光远同志接下去说，水不会来的，你放心。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说这条路已经不知有多少万年了，肯定荆轲时代就是如此。于说，多少万年了，也不知上游多少远了，把这些石头冲成这个样子了，硬是在这里冲出一条路来，后来上游洪水改道了，这里已没有大水冲来了，长期以后，就成为这条路了。这些卵石不知从高原上哪里冲来的。一听我大致懂了，这不就是现在的“泥石流”理论吗？不过，那时这个理论在中国还没有普及。光远同志是逆推而来，看来是合乎科学的。
同他在一起，等于有个百科老师在旁边，一般均能给出比较科学的答案。
政治上我最相信的一位老大哥
我认识于很晚，是1947年春在上述中央土改工作团时才认识的。我看他工作汇报时不讲官话，不讲流行话，总是要提出些新问题，对人诚恳，我就十分佩服他。于又是一个清华物理系毕业生，当然最容易受到革命青年的尊重，因为他政治、科学均是内行。因此，我在政治上也就特别信任他。1960年，我因1957年划了右派，被调到上海辞海编辑所工作。光远同志到上海来总要叫我去看他，因此，我知道他根本没有把我当反动派看。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春，他又到了上海，住在淮海路斜插出去一家很讲究的招待所，他打电话来叫我去看他，当天下班后我就去了。他要谈什么，我说“下楼到马路上谈吧”，他问“为什么？”我说下楼再说。到马路上我才说，“四人帮”在上海的毒害不可轻估，上海说是怕影响了生产，从没有批过他们。打倒“四人帮”之初，马路上有大字报说，凡北京来住招待所的人，他们都装有窃听器。于说，这么厉害呀！我说大字报如此说，不知真假。我告诉于，我已写成了向上面的三个建议，正不知道送哪里。现在这一批人，除了叶帅，我一个也不敢相信。我告诉于：张闻天必须迅速平反；康生是个大坏人，要把他全翻过来，我们都很清楚；薄一波等七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必须平反，他们出狱的全部详细经过，不正是1948年春节那一天康生详细对我们讲过的么？于和我又对照了个人的记忆，几乎全同，康生说“刘格平同志这个人（当地山东渤海区党委组织部长）是个坚定的老党员，可是一说到伊斯兰教问题时，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于说，这两句，我们的记忆就是原话。我说，我今晚回去再定稿后，明天与你送来。第二天我送去了。于回京后，好像是把张闻天、康生两件交与邓力群（邓当时可能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了，薄一波等七十一人问题大概因条件不成熟，未交出去。1978年7月，我正式调回北京，邓力群对我说，张闻天问题最容易办，中央有同志正在积极活动，只是时间问题了； 你对康生的看法也是对的，但一下子还办不了，因为有些同志还没有完全看清，过一个时期总会翻案的。果然，过了不久，中办就叫何方及我和另一个同志三个人起草了张闻天的悼词（其时我好像还没有正式恢复党籍）。
对薄一波等七十一个老同志“文革”中闹的“叛徒”问题，于回京后大概因为什么原因未交上去。1979年夏天，于的司机突来找我，说光远有急事，要你立刻去。我去了。见于家中有三四个人在谈工作。于告诉我，昨天下午遇见耀邦同志，他正急于为“七十一人案件”平反，我说，我们二人有一份康生口述，我们亲耳听见的详细材料，同他在“文革”中的说法是正好相反的。胡叫我立即送去。昨晚我找不出来，现在请你立刻重写，马上送去。我也不问情由，坐下就写，二十来分钟，就全部写出了。于看后一字未改，就叫司机或秘书去打字。后来我见过中央为七十一人平反的原件，后附于、曾二人写的旁证全文（后收入中央文件集时，这个附件没有用）。可见胡耀邦在那时要为薄一波等七十一人平反，是急于星火的。（按：2013年11月或12月《作家文摘》上转载西安某周刊一文，用我一人的名字写了七十一人平反事，要点根本未抓住，根本不是我写的，我对该文一无所知，附此说明一下。）
这个证明应是相当有力量的，因为是康生亲口细说的，于、曾两个人的回忆又完全一致。胡耀邦急要，立刻又能写出来，不可能是假的。
光远同志对我个人的鼓励
这里举一个例子。大概1980年在北京开一次小型的出版工作座谈会，由出版局长陈翰伯主持，主旨在开展出版工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工作。参加者十来人。大概有中宣部的出版处长许力以，于光远、黎澍、陈原、王惠德等，说话较随便。我在会议快结束时说：我们过去说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有多少是马克思的，也不大是斯大林主义，其实主要是日丹诺夫主义； 把日丹诺夫主义弄清楚了，就把苏联这几十年来思想专制过程弄清楚了。
我一提，大家均觉得有道理，但觉难找人写。唯独光远同志说，你这是个大发现，恐怕不是偶然的感想，你就自己写吧。他自然知道我不通俄文。但于这个人是从不会挖苦人的，他这样说就表示他真的有这个想法。从此以后，我也真注意起这个问题来了。但谈何容易，有两个问题我过不了关。一是所谓“李森科生物学”问题，二是所谓“维辛斯基法学”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你避开，那就没甚意义了。而且不谈这些，就是空对空。所以，我一面在进行，一面又觉得这两个问题难办，事情就拖下来了。大概是2005年，大约6月间，我去北京医院看望于。我到时九点多了，刚见面，护士就来要于去做什么医疗或检查了，匆匆又要告别了。于临坐上推车时，忽对我说：“你那个日丹诺夫怎样了？”我一时感到十分惭愧，只好说：“怕李森科生物学过不了关呢！”于说“谈这个干什么！”我说，“很重要。你的那个对等的党官很好，坚持科学！”于问“什么意思？”我说“苏共中宣部那个科学处处长小日丹诺夫反对李森科，影响了老子……”护士说：“他是病人……”我只好闭口了。
这事使我十分感动，在那个情况下，他还关心这个事情，使我决心还要弄下去。其实那时日丹诺夫与斯大林—李森科的“生物学”问题已基本弄清，因为那是政治，根本不是什么科学问题。还有一个“维辛斯基法学”问题，实在难啃，此事我到2007年基本解决了，即：一句话：不要任何证据可以杀人（此话如不确，请任何人予以揭露）！司马迁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没有光远同志的鼓励，我就不可能在2009年自费印出《天堂往事略》这本小册子的上下册送人。这一辈子我就只做过这么一件像样的事。 同顶头上司的关系好像总不太好
于是1948年6月时，同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张琴秋、张越霞、高文华、贾琏、曾彦修，以及随康生的毛岸英一同乘大卡车从山东某县一同回到西柏坡中央所在地的。这全都是奉命调回的。于回来后，即住在中宣部（从西柏坡弯过一个小山嘴即是东柏坡，中央部分机关住此），于的工作已从解放日报调到中宣部了。四五个月后，我临时暂调到西柏坡去了。听说，于光远被陆定一批评了。当时，中宣部人已全到东北去了，剩下了空头秘书长丁华（帅昌书，1926或1927年的党员），我和新调来的王惠德，还有辗转从上海及大后方调来的两个青年党员。这时，不知何故，于光远忽受到住在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批评，好像还不太轻。上述诸人均不同意，还告诉了我，要一起为于光远申辩。后来，大概因解放战争战局正紧，大家才说算了吧，不要又来个新的“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在延安搞的，包括王实味、陈传纲、王汝琪等），算了，算了。
1949年进城后，中宣部各处长（于对我说，正式名义多为副处长，不过大家叫惯了，就成为“处长”了）有几个相继升过副部长了，如林默涵、许立群、王惠德，以及从上海调来的一处长等。其中，许立群更任过常务副部长（许在解放后不久即奉命出面批评电影《武训传》进而批评陶行知，令认识他的人感到很失望，也知道他是奉命作文，但以后好像有点真左了）。按理，于在理论修养上、科学素养上、外文（英、德）掌握上，在同事中，除资历上低于林默涵外，好像在中宣部内都属佼佼者，名气也最大，但他在中宣部内却成了个终身处长（其余有的人也多是调往外单位升职了）。
于同陈伯达也一直关系不好。于在1946年即从陈伯达的《中国地租概说》，看出陈是没有读过《资本论》第一卷的，陈表面接受，以后就不高兴于了。
于同胡乔木的关系也不好。上世纪八十年代，于对我说过，中宣部历来是副部长领导正部长，胡有尚方宝剑。于是科学处长，不是搞文字的，与胡的关系不多，对胡的态度于也同别人不太一样，不是那么敬若神明的（我对于胡对文章的技术要求也是敬若神明的）。此点，胡自能感觉出来。我曾目睹一次，是于太随便了，不太礼貌。1978年8月，我奉命到北京一次，时我在上海辞海编辑所工作，当时的新负责人是束纫秋同志。束为人谦和，说：老曾，你这次去如能见到乔木同志，请你问问“林伯渠”这一条为何如此简单，党史条目怎么办？我去后两三天，即由胡召见，我去社科院，见到周扬同志刚出门几步，我以为他早就去世了，今见其红光满面，自不免趋前热烈问候，周也眼睛一亮，恐怕与我有同感，说，快进去吧，他们正等着你呢！进去见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人正在开会，我想退出，说，我下楼去等等。胡说，不用，我们已经完了。时当盛夏，于穿一单裤，拉至膝上，赤脚，拿本杂志不断地扇脚，是于过于随便了一些。胡即轻说了一句：“光远同志，这是在开会呀！”这次我明显看见于光远有点傲上，所以几十年半步未升。但于对众多尊崇他的人，可能是全部，他的朋友、下级、学生、不相识的晚辈等，却很亲和随意，无人感到于有任何傲慢。
像这种情况，在全国大概只有于这么一个典型。
对参与过的最重大事情一字不提
最近已到处载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本人的简单讲话提纲，是在于光远家中发现的。此事我原来知道一点，但并未弄清。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某天，于因出版什么丛书的事，要我到他家去一次。谈话间不知怎么他忽然拿出几张纸与我看，说这是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的讲话提纲，偶尔才发现的。并告我，是邓找他与一二位经济学家（讲了名字，我记不得了）一起谈三中全会的讲话提纲的。我问怎么没有胡乔木、邓力群参加呢？于说，不知道。这东西我大致翻了一下，也未注意那是谁写的，于写的、还是那位经济学家写的了。因此我也不当一回事，以发表的为准便行了。我只是说了一句，你似乎常把重要东西乱丢。一切便过去了。这反映了于这个人有点萧然物外似的。一件大事情做过便算了，毫不在意，像没有做过似的。这一点是值得一切人学习的，不过不是那么容易学得到的－－这反映了一个人的心地的纯洁。
在中南海内有几个谈得来的人
在上世纪的1957年反右前，我有时候要到中南海中宣部去开会，听陆定一、周扬讲情况、布置工作等。上午会完后，我常常留下来跟几个中宣处长们到食堂吃饭。在这里可遇见田家英。饭后有几个人多半要集中到于光远处闲扯一番。参加的人是田家英、黎澍（出版处长）、王宗一[宣传处副（？）处长]和我。田家英在中南海专为毛服务，他的年龄、资历是不够去同毛以外的领导人交往的，不能闷死在中南海里，就只好找中宣部的几个开放一点的人交往了。我去是个好机会，便在一起闲扯一通。我见他们几个人非常随便，田也说点毛的事，但非常小，与政治无关，但对江青十分不满，说这个人脾气怪，难伺候，对“主公”（田在内部熟人中，均一律称毛为“主公”）毫无帮助，“主公”也放手不管等。
在中南海内，恐怕只有这几个人才有这么一点自由谈的胆量了。
以上已经太长了，对不起。2014-01-10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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