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慶斯：越北流亡歲月（給饒博生先生的一封信）
越北流亡歲月（給饒博生先生的一封信）
－－作者：曾慶斯
尊敬的饒先生：你好！
我寫這信給你，是想表述當年我逃亡越南（北方）的一段經歷。
在 “ 文化大革命 ” 時，我因宗教信仰，海外關係，以及 “ 重專輕紅 ” 的背景，挨批鬥抄家，并被宣佈： “ 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 ” －－這種對 “ 階級敵人 ” 的命令。我日憂夜慮的是：若隨後被打成什麽 “ 份子 ” ，不但自己一生完蛋－－勞改釋放了還是 “ 勞改釋放犯，右派摘帽後還是 “ 摘帽右派 ” ；而且累及親人，禍延三代。在極度精神壓力之下，我曾試圖逃港（當時在廣東，逃港是很普遍的情況），但不成功。走投無路之下，我不顧一切地逃往越南北方，前後達七年之久。我在越南一無親二無故，不會說越語，對越南也不嚮往。逃越純粹是在當時舗天蓋地的批鬥打殺聲中，拼死一搏的逃命行動。
流亡越北期間，特別在初期，我常常是吃了早餐，不知道午粥在哪里；今晚借宿這家，不知道明晨到哪里去。 “ 饑腸轆轆，望前村，可有午粥何處？暮色茫茫，彳亍行，不知夜宿誰家？ ” 那是我人生最痛苦和無助的時期之一。
而更大的威脇是越南公安的搜捕。爲了躲避越南公安 “ 搜捕中國人 ” 的行動，我（我們。來自中國主要是廣西東興一帶的人不少）不得不東一餐，西一宿。睡山溝，宿荒野是常事。我常常一個人在夜間摸黑走山路，不敢點火把，只在手裏拿著一根樹枝點地以驚蛇。我曾經至少三次差點被毒蛇咬死。一次是走在陰濕的竹林裏（螞蝗很多呀！是那種在竹葉間會彈跳的小青蜞），正暗自慶倖看到陽光，快走出竹林時，忽然聽到 “ 嗖 ” 的一聲，原來是一條毒蛇竹葉青從我頭頸旁竄過去。一次走在山坡小徑，忽然一條眼鏡蛇 “ 呼 ” 的一聲在我前面翹起，脖子鼓得脹脹的。我嚇呆了，雖然手裏拿著一根竹枝，卻不敢動一動。幸而牠注視我一會後，便快速地竄走了。一次是在陽春二月，天氣轉暖的時候，我正走在山路上（不敢戴眼鏡），後頭同行的人突然 “ 啊！啊 ” 地驚叫起來，我還來不及反應，便聽到腳下 “ 嗖 ” 的一聲，原來是一條當地叫做 “ 過山飈 ” 的毒蛇，沒有被我踩中而驚逃了。自那以後，我才懂得農曆節氣 “ 驚蟄 ” 的含義。
那幾年正是越戰年代，美國飛機常來轟炸，我有幾次差點被炸死。一天下午我在鴻基市邊的一家冷飲店喝冰糖水，二小時後，那裏突遭空襲，商店街道瞬間變成廢墟。另一次空襲，多架飞机呼啸而过，我一擡頭，看见一个黑魆魆的巨形怪物在離我約一百米外的地方快速落下，友人立即拉我跳入旁邊的簡易防空壕裏，還沒站穩，便聽到轟隆一聲巨響，急風驟雨似的泥沙石塊砰砰砰地落在上蓋的三層竹笪上，還好沒把竹笪擊穿，只撒得我們一頭一身都是泥沙。而兩米外的茅屋頂被擊穿一個大洞。
有一次爲逃避越南民兵追捕，我抄近路攀爬山岩，岩石鬆落，我差點摔死。 我還被越南公安抓住過，但竟然給我逃脫了。實際是他睜一眼閉一眼。因爲據說早些時曾遣返過兩批中國人，送過邊界不遠便被乱槍掃殺了，越南政府知道後，便暫時停止遣返。
尊敬的 饒先生，我在越北流浪七年的許多驚險故事，不是短短一篇書信所能盡述的。加上那些年在國內逃港的遭遇，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 九死一生 ” 對我不是形容詞，而是數詞。
我們越界過來的中國人，賴以爲生的主要條件，便是得到當地華人（以及一些越南人）的同情和幫助，讓我們幫做一些農村工，或做木匠，燒磚瓦，打雜工等。我是當農村醫生。大環境方面，越南和國內不同，人們之間的政治氣氛（ “ 階級鬥爭 ” ）淡薄，而華人間的傳統親情和鄉情多有保留。我到越南不久，一天村裏有人宰豬，照例請村人去吃豬肉，我也被邀。村主任國勝兼公安對衆人說： “ 三哥在中國遭遇到困難，來到我們這裏，大家要多照顧，我們的阿爺阿祖他們當年也是這樣過來的 ” 。這話使我吃驚，也令我感動。在中國，恐怕很難想像。此外，越南政府（可以看出：他們對有些問題的看法與中國不同）對驅趕中國人也不是抓得很緊。我能在越南避難幾年，後來越南政府還願意給我特別的機會（見下），雖然最後不成，我仍然心存感激。
儘管醫藥條件簡陋，我還是熱情地爲病人服務。爲病重兒徹夜守護；或跟來人翻山越嶺去搶救病人。藥物缺乏，就想方設法用代用品，或用針灸，中草藥。沒有試管，就利用打過針的安瓿 , 設計化驗尿蛋白，澱粉酶。 … 後來有段時間，情勢比較安定，我還招了五個學生，晚上在一個小學校長湯老師的家裏，開班培訓他們（包括湯老師）簡易而實用的醫療知識。可惜時間不長，我便出事了。這是後話。
漸漸地我得到愈來愈多病人和家屬的信賴。他們協助我們躲避公安，遇到搜捕行動時，幫我（們）找隱蔽的場所；或劃著小竹筏送食物到我們躲藏的山溝。有一次，風聲很緊，一位叫清伯的朋友迅速地在一個小山溝裏給我搭起簡單的 “ 半邊寮 ” 茅蓋（僅夠一人坐或躺下），讓我不致淋雨和能在夜裏睡覺，並且每天送飯送水來，達六天之久。一天，一個小孩上學時遠遠望見公路上有公安，馬上飛奔過來告訴我。我當時正走在田埂上，村公安廷萬立刻放下農工，領著我快速繞過甘蔗地走進他屋裏躲起來。幸而那公安只是路過，沒進村。
村的那頭山邊，有一個孤立的小茅寮，是城鎮居民阿海（伐木爲生）的牛欄和臨時堆放農雜物的地方。我看那里偏僻，於是託人問阿海，可否讓我夜裏去睡覺？阿海說： “ 假如是別人，我不會同意，但三哥是好人，可以。 ” 就把鑰匙託那人交給我。試想兩頭牛是他的主要身家財産！我很感激。於是每天晚上天黑以後，我便一個人悄悄地繞路過去，開了竹笪門，爬上牛欄上方的竹笪棚，鋪好蓆子和低低地挂上小蚊帳。儘管下面牛糞氣味上沖，兩頭大水牛還不時擡頭噴水腥氣，但是， “ 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 ” ！畢竟這裏算是相對安全也算舒適的地方，比山溝或甘蔗地好多了，也就松一口氣， “ 高枕無憂 ” 地睡覺了。我這樣先後睡了兩個多月，直到有一天早上起來鎖竹笪門的時候，被幾個上山早行人偶而發現。
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穿村過縣替人醫病。雖然我覺得工作是有意義的，我也樂意做，但是，我得白天黑夜提防公安；我仍然要東一餐，西一宿地過日子；仍然常常要睡山溝或荒野。就這樣，我度過了前後七年的 “ 黑人 ” 或半野人的生活。
不知有多少夜晚，周圍一片靜寂時，我思念親人，思念我熟悉的一切，而感到彷徨，悲傷。他們現在會怎麽樣呢？ “ 見到你媽，她面容憔悴，肝腸寸斷 ” ； “ 你爸爸剛從牛欄出來，形枯心槁 ” （後來聽我表姐語） ――“ 生逢亂世兒不孝，腸斷心傷幾處同！ ”
盛夏，當我過村走在山中小徑上，看見兩旁的崗稔又開始熟了，我似乎突然被驚覺： “ 又過了一年？ ” 一陣辛酸湧上心頭，不禁低聲唱起： “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 ……” 。
環境雖然惡劣，但是不時從邊界那邊傳來武鬥升級並且野蠻屠殺的消息，卻使我們膽戰心驚。而事實上，流落過來的中國人也有增無減。
“ 胡不歸？ ”
“ 歸不得，不得歸！ ”
日子久了，看過的病人和認識的朋友逐漸多了，於是有人建議：幫我聯繫公安，試試能否搞一個合法居留的身份，以免日夜提心吊膽。其中一個朋友叫阿東，是城鎮居民。我給他們一家人都治過病。他也是我 “ 醫培班 ” 的五個學員之一。他是越南勞動黨員，街區積極份子，和公安局長阿德有一定交情。聯繫一段時間以後，傳來公安的話，叫我寫一份書面申請。我寫了，說我由於在中國遭遇到一時困難而走入越南，希望越南政府能給我一個暫時居留的身份。我將繼續不懈地爲病人服務。申請書由阿東譯成越文，連同中文交去。約兩個月後，公安回話，要我把申請 “ 暫時居留 ” 改爲 “ 加入越南國籍 ” 。但我沒有改。又過了一段時間，阿德約見我 , 仍由阿東作翻譯，要點仍然是把申請 “ 暫時居留 ” 改爲 “ 加入越南國籍 ” 。我委婉地說，由於我家人都在中國，我希望能在越南暫時居留。並強調只要我一天留在越南，我都會真誠地爲病人服務。以后回中國去，也會繼續和你們保持聯繫。 … 可以看出阿德是有點不高興，可是沒說什麽，只叫我回去等消息。
以後不久，省公安廳派人來，說要和我談話。來人很客氣，但隨即出示公文，將我扣押。
扣押期間，我被問過一次話。問話的內容有點奇怪：家裏有什麽人？有什麽親戚朋友？最好的朋友有誰？你做什麽工作？喜歡嗎？工資有多少？同事對你好不好？你住的城市大不大？是不是有很多工廠？中國有多大？你去過什麽地方？ … 在越南，你看過很多病人嗎？有哪些朋友？最要好的有誰？你到過越南哪些地方？你最喜歡哪里？如果繼續讓你當醫生，你願意去大城市？還是小城鎮農村？ … 雖然當時我也感覺到問得有點奇怪，但是一時反應不過來，全都照直答。另一奇怪之處是他到後來很少作記錄，基本上是海闊天空地隨意問。
直到後來，我才恍然大悟：他是在測試我的思想感情，對留不留我作最後的判斷。而我也馬上意識到：我一定會被遣送回國了。
但很快地，我的心就平靜下來了。這是因爲：第一，當时（ 1974-75 年）國內情勢已經比較緩和。在此以前，我已萌生歸意。甚至曾天真地想：如果公安通知我（申請）不批准，那我就自己回去。爲此我也作了一些安排，如托人換了一些人民幣等；第二，雖然我明知回去會受到審查，和很多困難和屈辱，尤其被遣回，苦難就更多。但只要不是無法無天的批鬥打殺，我不怕審查，因爲事實很清楚，我沒有做過任何見不得人的事情。至於苦難和屈辱，經歷多了，再多一些，還是可以捱過去的。
“ 擡起頭來，時間在我這邊 ” 。
果然不久，我便被遣返。隨後發生的事情，也基本上不出所料。而最後，我是走過來了。
回來後受審查時，我曾寫道：我承認外逃的錯誤，但我並不後悔，因爲假如我不外逃，那麽現在我是傷？是殘？或其他什麽的，誰知道？
我寫這段經歷，特別是後一段鮮爲人知的事實，一是因爲你是我所敬重的人；二是因爲你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也許是唯一可能通過有關方面（如僑辦和公安）加以瞭解核實的人。
當然，核實與否，現在對我來說是無關緊要了。但是我覺得，還是寫出來，起碼讓我的親友們瞭解，也算是給時代的一個小小見證吧！
不知道 饒先生有何高見？
非常欽佩饒先生七，八十歲高齡，仍念念不忘地爲人民做些真正的事情。我總覺得：中國多出一些像饒先生一樣的人就好了。
敬祝
玉體健康。
學生
曾慶斯 敬上
1998 年 6 月 14 日
慶斯兄：
我有一段時間不在昆明，回來時才看到早已寄來的信。讀後我深爲感動！你經受那麽多的苦難，我心中有愧，特別是我曾經是省僑務工作的負責人之一，我不瞭解受苦受難的僑胞的慘痛經歷而加以營救，是我失職的表現。如今事隔多年，我也應向你道歉！
我想把你的這一段經歷摘寫下來，複印給有關部門（僑務，公安，昆明醫學院等），供他們作爲歷史資料，有所借鑒。不知你是否同意這樣做？望告我。
十分感謝你對我的信任！
國內的建設有明顯的進展。但困難也很大，這是幾十年的歷史造成的。如果改革能在這幾年穩步進行，將來發展的基礎就可能鞏固一些。無論在國內國外的炎黃子孫，都熱望祖國真正富強起來。
衷心祝願你的全家健康愉快！
緊緊握手！
饒博生
1998 年 11 月 29 日
後記：
饒博生先生，是 1983 年前後的雲南省僑務辦公室主任。那時我因爲在 “ 文化大革命 ” 中遺留的問題，一直被拖著不給解決，影響我的生活、工作，以及後來的出國申請，不得已我上訪省僑辦要求協助。一次我又去上訪，辦事的許先生說： “ 我已將你的檔案呈饒主任看過，他交代我要和有關方面積極聯繫解決，所以你不必來催了 ” 。正說間，一位兩鬢花白學者模樣的人走了進來。許說： “ 饒主任來了 ” 。介紹後，饒對我說 “ 你放心，我們會幫助你 ” 。
後來我聽說，饒在年青時，也像當時很多熱血知識青年一樣，參加了革命，並作出不少貢獻。革命勝利後，他也像很多類似的人的遭遇，受到自己同志的誣陷和迫害。 … 也許有過那段經歷，所以他對冤假錯案持更加認真負責的態度。我來美國前，他已晉升爲省政協（或人代？）秘書長。以後又調北京任職，來往兩地間。現已退休。 1997 年，我在美國獲得關於「去除 IgG 的血清製備和單克隆抗體製造方法」的專利，可使过程由七天缩短为二天，又由于方法改进，抗体产量數倍提高，纯度更大幅提升。從同事（訪問學者）口中瞭解到，國內這類産品多靠進口，物希價昂，普羅大衆病人難受其惠。我心中感動，征得研究所同意（以産品爲只在中國國內生產銷售爲限），愿意無償協助轉移技術。饒知道後，即積極通過省科委及有關方面聯繫。最後終因 “ 從未生産過，資金，設備，技術，編制都有困難 ” 而作罷。
那信寄給饒先生幾個月後，他給我回了一信（見前）。我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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