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瑞：北海，一位老人的诗与远方
北海
：一位老人的诗与远方
－－作者：曾瑞
在一次讲座中，野夫老师说：
“在大理有一个老人，今年 70 多岁，在大理的人民路。我现在说到这儿，你们以后每一个去大理的人，都会在人民路上看到我说的这样一个画面。
“在人民路的中段，每天黄昏，有时是下午就开始了，会在路边席地而坐一个 70 多岁的老人，而且是白族老人，他面前摆着三摞诗集，是他的三本诗，他每天就卖他的诗集。
“我原来以为这是一个老干体诗人，因为中国有很多老干部写着那种老干体的诗歌，歌功颂德，我以为这是又一个老干体诗人。但是有一天我蹲下来翻他的诗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 70 来岁的老人写着非常现代的，非常新潮的诗，他的笔名叫北海。
“我问他，靠卖诗集能活吗？他说，我靠卖我自己的诗集不仅我活得很好，而且我还给女儿置办了全部嫁妆。然后我跟他交谈，发现这个老人一生都活得非常诗性。我说你这样的人才是诗人。诗人从来不是以你出版的著作有多少，写过的诗歌有多少，而是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诗性的生活方式。这个老人就是这样的诗性的生活方式。”
一个偶然的机会，还真让我在大理古城人民路遇见了这位老人。下面，就让我们去听听这位老人的传奇故事吧
凡是在大理古城闲逛的，于街灯柔和的晚上，沿人民路走一趟，都有可能偶遇诗人北海。他就在路边摆摊，签名售书。我便是这么偶遇他的。在他的最新诗集序言中，著名诗人宋琳写到：他身穿一袭白布衫，拿着烟斗，翘腿坐在大青树下，笑吟吟望着众人，一头长发在脑后随便打个结，气宇颇像个酋长。我见到他时，他已削去长发，笑吟吟的神情依旧，酋长的气宇仍在。然后，我就蹲下来跟他聊天。关于他一生的传奇故事，就在人群熙攘市声喧闹的街边，一问一答中，娓娓地道了出来。
北海本名张继先，是土生土长的大理白族人， 1943 年出生于一个偏远的乡村。 12 岁时，其父不幸去世。初中毕业，因家境困难，只得回家务农。他“年少有大志”，崇拜作家浩然，毕生所求，便是要像浩然一样成为作家。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坚持读书，坚持创作。由于人品和才干突出，几年后他被吸收到边疆县教育行政机关工作。这期间，他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文革爆发后，他被清理回乡，妻子自杀。那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阶段。 1978 年，国家落实政策，他复职回到单位，先后在文工团、工会、宣传部等部门工作。他一生追求文学，坚持创作，与世俗有些格格不入。不善逢迎，心直口快的性格，使他一再受到排挤与打击。
1990 年，他参与筹办《迪庆日报》，不久，便以伤病为由提前退休了。事业上的挫折，婚姻家庭的不幸（期间他有过短暂的二次婚姻，并育有一子），使他又一次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令他尤为痛苦的是，文学创作上长期没有突破。岁月蹉跎，年华老去，毕生追求的文学梦仿佛离他越来越远。但不管怎么说，他走了过来，人生已经到了五十而知天命的迟暮之年。优厚的退休工资，文学上的薄有浮名，也足以让他含饴弄孙，安享晚年了。然而，这并不是理想主义者北海要过的生活。在《北海游记选》的后记里，他写道：我不能将自己宝贵的一生付之东流，因而不断地调整人生坐标，我一定要迸发出人生的辉煌。退休后，他做出了一个令常人匪夷所思的决定：骑单车漫游全国。
他说，选择漫游，并非为了看风景。多年来，他深感创作上无法突破，很是沮丧。他认真反思了自己的文学道路，发现生活经历的单一和文化视野的狭隘，是制约自己文学创作的致命瓶颈。既然无法在书斋里写出作品来，他就选择走出书斋，四处漫游。为了文学，他坚定的出发，上路，去远方。 1994 年，年过五十的北海孤身一人离开家乡，开始了他长达 10 年艰苦卓绝而又充满浪漫和传奇的“文化苦旅”。他骑一辆飞鸽自行车，游历了 20 多个省份， 580 多个县市， 300 多个历史文化名人故里， 400 余处历史文化遗迹，总行程 10 万余里。期间，不少报纸、电视台，甚至香港《大公报》等海外传媒，都纷纷对他进行了采访报道。北海后来总结道：博大精深的华夏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使我赞叹之余，也增加了我不少的历史文化知识；经年的游历令我大开了眼界，激励了我的创作热情，获取了丰硕的成果。
北海非常喜欢唐代诗人杜甫，漫游路线，也是沿着杜甫一生的足迹前行。由诗人出生地河南巩县，而到激扬文字的泰山之巅；由诗人宦海浮沉的帝都长安，而到躲避战祸的甘肃秦州；由甘肃成县穿越“猿猱欲度愁攀援”的古蜀道，而到四川成都拜访杜甫草堂。他几乎走完了杜甫一生走过的路。在山东，他还游历了孔子故里曲阜、王羲之故里临沂、颜真卿故里费县、蒲松龄故里淄博、李青照与其夫赵明诚居住了 14 年的青州、苏东坡曾任知府的诸城、郑板桥曾任知县的潍坊。然后，他又扩大路线，北上京城，南下广东。途径江西，他登上庐山，拜访欧阳修和文天祥的故乡吉水。抵达广东，他在此停留，生活了整整十年。
有人将他誉为当代的徐霞客。他的长须长发，高大身材，更像一代仗剑江湖的大侠。徐霞客游历天下，有仆从，有轿夫。仗剑江湖的大侠，自然都是武艺高强之辈。而北海没有随从，也不是武林高手，只有一辆飞鸽自行车。相比之下，他“千里走单骑”的游走，委实是一次文化苦旅。在《穿越古蜀道》的游记里，他这样写道：“我日以继夜的在大山大岭中攀越，在断断续续的古栈道和公路中爬行，可谓吃尽了苦头。有些山道根本不敢骑车，只靠臂力推行。身靠千丈悬崖，下临万丈深渊，云雾翻腾，不知此身何处。口渴找不到一处山泉。山中无村无店，身上的干粮吃完了，只好忍饥挨饿……”。寒来暑往，多少个日日夜夜，他穿行在山川河谷间，风餐露宿，忍饥受冻，与一辆自行车相依为命，艰难行走。
无人的荒山僻野，固然千难万险，而人声喧嚷的市井，也会有“旦夕之祸”。在北京，他被一辆出租车撞断左小腿，至今留下残疾；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一个小伙骑自行车从后面把他撞倒，冲上前来要他赔钱，并挥拳暴揍；在颜真卿故里费县，他落进一家黑店的圈套，结果被一帮闲汉追打，头破血流，落荒而逃；后来流落广州街头，靠朋友帮助摆了一个旧书摊，某天晚上又被三个喝醉酒的中年人捣毁书摊，挥拳暴揍。损失最惨重的，是 2003 年 6 月 28 日，他的两个行李包被盗，里面装有 12 部游记、 3 部古体诗词手稿、 30 多本原始记录本和日记本、 50 多个胶卷和 7000 多元存款的存折，还有相机、身份证。多年心血，顷刻间化为乌有。我问他丢失的手稿，是否重新写过。他说写了一部分，但大部分无法还原。谈到这些遭遇，他依旧面露微笑，十分坦然。
遭遇被盗之劫后，他一无所有，心力交瘁，得到朋友资助的 1000 块钱，继续上路，辗转到达广州。我问他当初为何不留在文化浓厚的北京，而要去金融发达的广州。他说，北京是皇城，意识形态太过强烈，不如广州那么开放自由。在写作上，他一直主张底层意识，不接受官方文学。他是心系江湖之远，而藐视庙堂之高。为此，他写作一生，从不向官方刊物主动投稿。广州虽然开放自由，诗人的生存空间实在不大。著名诗人北岛在香港大学教书时，发出过如此感慨：一个人在香港仍要坚持写作，只能说明他非写不可。广州跟香港差不多，是个经融城市，人们开口闭口谈的几乎都是如何挣钱，谁会去写作。北海仅靠写作，却在广州生活了整整十年，这的确算是奇迹。而且，正是在广州，他的名声不胫而走，开始出书，成名。为此，他也付出了巨大的艰辛。
刚到广州时，他租不起房子，白天到中山图书馆查阅资料，晚上找个地方露宿，每天吃一盒一块钱的炒粉，依然坚持写诗，写游记。在一首诗中，他写到：我在背景的双重压迫下 / 苟延残喘，深渊在前进 / 道路在贫穷，我的 / 脚步装订在大地上。简单几句，足以见出北海处境的艰辛，毅力的坚定。后来，他住到芳村一个弃置的石棉瓦小屋里，上午写作，下午和晚上卖书（一位好心的青年帮他垫资进的书）。从 2003 年 7 月至 2005 年 7 月的两年时间里，他写了 7 本诗稿， 20 万字游记。就在这时，他的命运终于有了转机。当时在广东省文化厅工作的诗人粥样，看过他的一些诗稿后，立即表示愿意为他垫资并亲自编辑出版一本散文、诗歌集。这样，北海的第一部作品集《把身体寄放在哪里》就顺利出版了。
从此，北海每天用自行车载着自己写的书，沿街叫卖。他穿着整洁的牛仔裤、白衬衫，长发扎成一条马尾，披在脑后，极富艺术家派头地站在街边，翻开一本书向过往行人高声朗诵，有愿意交谈者，他就与之交谈，有愿意购书者，他就认真给人家签名题字。这种自销模式非常有效，第一次印刷的 1000 册很快销售一空，第二次印刷 2000 册，不到一年又销售一空，然后是第三次、第四次印刷，都一本一本地卖了出去。有了第一本书卖的钱，他的作品集《北海游记选》《北海诗选》《时间的词语》，陆续出版，并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他依然骑车载着自己的书，沿街叫卖。广州的大街小巷，飘荡着一位老诗人孤清的叫卖声，与他沧桑的背影。那座五光十色的南方经融城市，接纳着大大小小的老板、公司的白领、流水线上的打工仔、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流落街头的艺人、行乞为生的乞丐，也接纳着一位老诗人深沉的灵魂。
就靠这种自销模式，北海的诗歌销量，远远超出了当下中国很多知名诗人，被同行戏称为“中国最挣钱的诗人”。与此同时，他的作品也得到诗歌界同行的好评和赞誉。诗人东荡子看过他的新作《时间的词语》后，极力向朋友和同行推荐。由于东荡子等人在圈内的影响力，北海越来越受到文学界的关注，名气也越来越大了。而且，他曾经工作的单位联系上他，给他补发了 20 多万元的退休工资。此时的北海，生活和文学上，都可谓有了巨大的转机。但他在广州，仍然租住着极其简陋的房子，还是照样沿街叫卖自己的作品，过得非常节俭。
二十年漫游全国的经历，使北海有着丰富的写作素材。但从他的诗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现实细节。他的每一首诗，都经过高度艺术加工，将客观世界内化成“内心的消息”。他说，诗歌要求诗人关注现实，然后深入内心，不断深入，穿越自我，同时意识到诸多别的存在。他主张，诗歌成型于“主体之瞬间”，产生于“整合的意识”。在他看来，诗歌永远不会“抵达”，只是处于“生成”中。北海的诗歌写作，与当下中国诗坛提倡的生活在场，是背道而驰的。他对这些诗人也不屑一顾。他说，好的诗歌，一定要超越生活，超越琐碎，无限逼近存在的核心，能闪出一道光来。写作时，他以石匠自喻，用文字雕刻现实，打磨内心的意识，直至闪出那道光。因此，要读懂北海的诗，其实不容易。他笑呵呵地说，虽然那么多人买我的书，但他们根本读不懂。
2013 年，年届 70 高龄的北海，结束漫游，回到故乡云南大理。结束漫游后，他回归田园生活，白日躬耕，写作，黄昏后，骑着自行车，驮着自己的书，到古城人民路摆地摊，照旧签名售书。 2016 年，他推出了自己的第六本诗集《我的灵魂仍在行走》。该诗集的序言，是在著名诗人北岛推荐下，叫其好友宋琳写的。序言中，宋琳对北海的诗，有非常精到的分析，在此不多言。
今年，北海 74 岁，已过古稀之年，仍然精神矍铄，风姿伟仪。长须长发时，他犹如退出江湖的世外高人，削掉长发断去长须，他依然散发出部落酋长的气宇。坐在街边，跟我谈起自己一生的经历，谈起自己的写作，他是那么平静，那么冲和，好似在讲一个古老的传奇故事。在一首诗中，他写到：他们在水上打磨光，镜子就从天上掉了下来。他也在打磨光，用文字打磨出来的精神之光、思想之光、灵魂之光，必会照亮诗歌的殿堂。
转自《苍山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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