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禾:四清运动的个人记忆

1989-06-04 作者: 月禾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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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的个人记忆

--作者:月禾

今天 50 岁以下的人对四清一词恐怕是一头雾水,不知何意。这场发生在 50 年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曾声势浩大普及全国城乡。只是相比较其后的文革,小巫见大巫,被历史遮掩了。而对参加过这场运动的个人,却仍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1963 年我考入了天津一座大学,那时工科院校学制是 5 年。上了两年基础课, 1965 年该上大三学专业课了,开学后学校宣布我们这个年级全体下乡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对这个决定虽然有些意外,但在那个政治挂帅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并不感到奇怪。那时伟大领袖对中国教育现状很不满意,认为学校仍然是被资产阶级所把持着。作为革命接班人的青年学生,很有必要到农村基层去,补上阶级斗争这一课。于是我们学文件,表决心,打起背包就出发,九月份就到了河北省邢台县,投入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中去。

我们班 30 个同学和几位老师被分到邢台县南石门公社。四清工作的组织架构是以公社为单位叫做四清分团,派驻各村的叫四清工作队。工作队人员由三部分组成:外县干部、院校师生、当地干部。我们这个分团外县干部来自南和县,他们是主力成员,工作队领导由他们担任;院校师生除我校外还有北京来的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的师生。其中有叶浅予等知名画家,学生中有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那时传说邓林是分团的党委成员,后来才知道邓林根本没有入党,党委成员一说纯属讹传。当地干部由南石门公社抽调,人数很少,只是取其熟悉情况起个辅助作用吧。我分析之所以不重用当地干部,是怕运动中他们和被清理对象有瓜葛吧。

我和同班的几位同学和老师被分到贾村大队。贾村是个大村,有十四个小队 ( 现在叫村民小组吧 ) ,两个队员包一个小队,我被分在第五小队,同队的老吴是本地干部,供销社一名副主任。他 40 岁左右,很干练,熟悉农村工作,社员认识他叫他吴主任。他对我很照顾,有他在我踏实了很多。工作队要实行三同,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和老吴住进一户下中农成分的王姓农民家里,吃的是派饭,即在本小队各家轮流吃,一天一换。每天向吃家交一斤粮票三毛钱。劳动倒不强调天天下地,因为我们还要学习、开会、查帐。

四清运动最早是从 1963 年开始的,依据的政策文件有个“前十条”、“后十条”。到我们这期又有个“二十三条”,这个二十三条已经提出斗争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说老实话我们师生下乡都是抱着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来的。都做好了劳动吃苦、阶级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思想准备,把自己当成被改造的对象。可按照四清工作队的职责,我们是这场运动的战斗员,要带领群众向走资派斗争,群众也把我们当成上级党组织派来的领导看待,对我们十分尊重。这让我感到很徨惑,开始时怎么也适应不了这“领导”角色。可运动是有硬性要求的,必须得按规定程序、规定时间去完成。于是也顾不上自我改造了,全身心投入到运动中去。整个运动大致分成三个阶段,开始是宣讲文件、访贫问苦。这阶段要求摸清本队各户阶级成分,分清敌、我、友,为下步斗争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第二步是揭盖子,发动群众揭发本村当权派 - —大队领导班子的问题,查证落实。这是四清的中心环节,清经济是重中之重。最后是整改阶段,在清理后的基础上组成新的大队班子。至此,四清运动就功德园滿,工作队可以撤离了。

我们贾村工作队有 30 多人,包 14 个小队用去 28 人,其余几个人是专门针对现有大队班子成员做工作,让他们认清形势,老实交代问题,“洗洗澡”,早日“下楼”取得群众谅解。我们包队成员的工作是发动群众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揭发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我们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都崩的很紧,都想从自己手上揭发出一个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出来。可结果令人很失望,若大个贾村到运动结束也没发现一个新的阶级敌人。而且原大队班子也没有一个够“线”的贪污腐败分子,多吃多占是有的,最大数额是几百元。该村的支部书记是位 50 多岁的女同志,家在我们小队。她老伴是残疾人丧失劳动能力,全靠她一人支撑这个家。我去她家吃派饭,看她房屋摆设并不比别人强。老霍 ( 我们那时称呼当地年龄大点的干部都是称老某不带官衔 ) 解放初就入了党,是少有的农村妇女干部。她工作认真,作风泼辣,任劳任怨。运动中她是四清对象,可还得主持日常工作。老霍对我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关心,经常嘘寒问暖。不因我是来“整”她的而怨恨我。每每看到这位和我母亲同龄的老太太挨家挨户通知人去开会,而这会很可能就是揭发批判她的,我常常产生一种恻隐之心。群众揭发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工作态度生硬啦,命令主义啦等等。这些她都承认。但是一些人想要的“干货”却从她身上找不出来。老太太一次找到工作队说实在没有可交待的了,非让再说只好交待“那方面”的事情了。一个从年轻时丈夫就残疾的女人,在“那方面”有点事,完全可以理解。那不在四清的题中之义。我们工作队长是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人,连忙制止她不要再说了。事实证明老霍是一位难得的农村基层好干部,一个优秀的女共产党员。运动后期工作队依然推荐她连任村支书。至今我对这位普通的女支部书记怀着深深的敬意。

我们从 1965 9 月进驻贾村,到 1966 5 月撤离,大约七八个月的时间,“完整”地走完了农村四清运动的全过程。这其中发生了 1966 3 月的邢台大地震。在震中隆尧县的我校师生牺牲了七名。贾村不在震中有惊无险。别处不知,贾村四清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阶级斗争场面,农村基层干部没有我们开始想像的那么生活腐化作风霸道,共产党的农村基层政权也没有大权旁落被新兴剥削阶级所把持。我还发现贾村群众对这场运动并没什么热情,贫下中农也没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昂扬斗志,真不知是在搞群众运动还是在运动群众。阶级斗争这一课我们没补上,却体会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农村基层干部工作的艰难。参加四清运动对我们这些生长在城市的青年学生来说,不失为一次真实的国情教育课。

贾村是中国几十万个农村中极其普通的一个村落。它既不是大寨那样的先进村,也不是“烂掉了”的后进村。也因此它的现状具有典型意义,能代表多数农村当时的普遍状况。这就是:农民还很贫穷,生产方式还很落后,农民们都很勤劳,农村干部都很辛苦。干群之间有矛盾但不是阶级对立的关系。解决这种矛盾完全可以依靠加强村民民主监督和上级党组织指导做到,没必要搞声势浩大的什么政治运动去解决。四清运动是错误地估计了农村形势,把基层干部中腐败现象看得过于严重,认为基层政权许多都已烂掉了,必须来个大清理大更换。极左思潮影响所至,是人为地加剧了干群矛盾,打击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助长了民粹主义的滋生。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贾村工作队有位好领导,他熟悉农村情况,作风平实稳重,工作方法不温不火,带领我们扎扎实实走完运动全过程,没有出现大的紕漏。得以使我们完成任务后顺利撤离。而有的工作队因行为过激引起众怒,撤离时被村民阻拦。

发生在 50 年前中国大地的这场四清运动,已被大多数人所淡忘了。这可能是因为在它之前的反右、大跃进,在它之后的文革,都比它声势更 浩大,影响更深远。比起这些运动,四清运动好像更“温和”一点。也可能是因为它太温和了伟大领袖不满意,紧接着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就成了文革的前奏曲。现在回顾这场运动,通俗点讲是一场瞎折腾。 1963 年国民经济建设刚刚有点起色,全国人民还没摆脱饥饿的状态,正是应该全神贯注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时候,就又发动了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调动了那么庞大的人力物力,下到村村户户去查什么四不清。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闹剧,而当时却在严肃地上演着。应该总结出的教训是:当极左思潮泛滥涌动时,人们就变得更愚蠢。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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