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叶：穿旗袍的犹太女孩
穿旗袍的犹太女孩
－－作者：朱丽叶
本文作者是朱丽叶，德国籍， 2003 年生于中国， 2012 年随父母迁居德国。本文由德语采写完成，作者的母亲朱易将其翻译成中文。少年商学院已获其授权。
1961 年，东柏林。松娅终于找到了称心的布料－－像宝石一样蓝的锦缎，上面密密地织着橘红的楼阁和墨绿的古树。松娅凭着对上海的记忆画了件旗袍，请裁缝缝制。它必须是完美的，不光因为这将是她的结婚礼服。然而松娅不知道自己把旗袍的开襟弄反了，画在了左边。这不能怪她，她见到旗袍时还只是个小孩子。
未知终点的旅行
松娅·米尔贝格尔，娘家姓克里普斯， 1939 年出生于上海。她的父母是从德国流亡到这座陌生城市的犹太人。
1938 年的一天，小城斯坦因海姆的市政厅热闹非凡，赫尔曼与伊尔莎· 克里普斯正在这里举行婚礼。伊尔莎家是当地的望族。来祝贺他们的甚至有市长本人－－一名纳粹。
就在这一年 11 月，纳粹策划了袭击全德境内犹太人的事件“水晶之夜”。新婚的赫尔曼和上万犹太男子一样，被抓进了集中营。若想得到被释放的机会，必须证明他们将移民离开德国。伊尔莎花大价钱买到了一本伦敦的地址黄页，她在上面找到一个名字：“理查德· 克瑞普斯爵士“。克里普斯，克瑞普斯，也许我们有亲属关系？也许他能邀请我们去英国？伊尔莎把她的结婚照寄了过去：“我们是正派人，需要帮助”。照片又被寄回来了，上面添了一句：“ Sorry we can ’ t help ”。
终于，伊尔莎又打听到遥远的上海还在接受犹太难民。她通过在阿姆斯特丹的表兄，向当地的中国领事馆申请到去上海的签证。赫尔曼总算可以离开集中营。但他们必须放弃几乎全部家业。每个犹太人只准带一口箱子外加十个帝国马克出境。除此之外什么也不许拿走。伊尔莎穿了件宽松的大衣——她已经有孕在身。
他们先从法兰克福坐火车到意大利，再换船去上海。经过几个月的颠沛奔波后，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满怀希望地下了码头。然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目瞪口呆：
街道混乱嘈杂，到处是有轨电车，黄包车，行人，看热闹的以及乞丐。车轮摩擦路面发出刺耳的声响，军车拼命按着喇叭，日本士兵荷枪而行。在中国，战争已经爆发，日本侵占了上海。不过当时这座城市的一些区域属于国际租界，因此各地的难民逃到这里。空气污浊，混着潮湿的海风，垃圾以及尸体的气味，横躺在街上的尸体。
赫尔曼与伊尔莎打算 3 天后就离开上海继续前行。也许去比罗比詹，斯大林在西伯利亚为犹太人设的居住区？反正在孩子出生前总能离开这里了吧？可是， 1939 年 9 月 1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没法再离开上海。克里普斯一家是多么幸运啊－－大部分到了比罗比詹的犹太人日后都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
普通的童年
1939 年 10 月 26 日，孩子出生了，赫尔曼去德国驻沪总领事馆登记。那是一座威严的大楼，门口的卫兵戴着纳粹的万字章。里面一个工作人员拿出张犹太女孩名录：“挑一个吧。”妹妹？亲亲？小宁？小花？（都是对犹太人歧视性的称呼）赫尔曼一言不发走了出去：我们的孩子应该叫松娅，像挪威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松娅· 亨尼那样勇敢强健。此后三个月，松娅的出生证上正式名字一直是“ Baby ”，直到赫尔曼在上海市政府那里把名字改成了松娅，上面盖了中文章。松娅一生为她的名字骄傲。
与父母不同，上海的生活没有让小姑娘松娅感到非常难熬。她从小胃口不好，不用承受折磨成年人的饥饿滋味。富有的英籍犹太家族嘉道理为来自欧洲的难民创办了“上海犹太青年协会”学校，松娅是班上最好的学生。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
每天清晨，松娅站在她最喜欢的地方－－狭小的阳台上往街上看。每天清晨街角都放着些小包裹。一个拉着车的苦力过来了，他用一种大夹子，把小包裹夹起来往身后车里一扔：砰！嘭！
“那是什么，妈妈？”
“没人要的小婴儿，大多数是女孩。她们的父母没法养活她们。”
“那我能抱一个回来当我的小妹妹吗？”
妈妈从来没有松口说好。她怕这些弃婴有可怕的传染病。她也很难过。
每个有孩子的犹太难民家庭都会养猫，不是当宠物，而是为了避免老鼠咬伤小孩。克里普斯家的大白猫非常忠于职守。然而一天早晨，当松娅又站在阳台上，发现下面围了些中国人，朝阳台指指点点，喊着什么。松娅念的是英文学校，听不懂上海话。过很久她才明白人们在说猫。她们家的猫就躺在阳台上，死了，被老鼠咬死的。松娅伤心极了。父母试着劝慰她 : “至少我们可以把猫安葬了，它的命运比街上那些可怜的中国小婴儿还要好一点。”
“这个给你，”妈妈说，把自己的珊瑚手链给了松娅作为安慰。这可是德国带来的珍贵纪念品。克里普斯一家挤在一间狭小的的屋子里，没有自来水，晚上把离开德国时的行李－－两只箱子拼在一起，就是松娅的床。房间与邻居家只用薄薄的木板隔开。隔壁住的是凶巴巴的房东利茨基先生。松娅什么玩具也没有，无聊的时候她就把珊瑚手链抛起来，再接住。抛起来，再接住，一不小心，呼的一声，手链飞过隔板那边去了。可是利茨基先生说他没看到什么手链。他一定是把它卖掉了。
“这个给你，”妈妈说，“你可以把这当作你婚纱的内衬。”
“这不是你的婚纱吗？”松娅惊讶地看着妈妈。
妈妈的婚纱是家里很重要的东西。他们将婚纱装在箱子里带到了上海又运回德国。这是关于德国的珍贵记忆，让他们想起伊尔莎的父母，赫尔曼的父母，婚礼上的亲友……
松娅看了看裙子：“可是，可是这婚纱是丝绸的，很珍贵。”
“孩子们才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贝呢。”赫尔曼笑着说。
卖鸡蛋的小贩
松娅坐在自行车的行李架上，看着爸爸如何毫不费力地骑车穿过曲折颠簸的小巷。赫尔曼以卖鸡蛋为生，要从一个中国批发商那里拿货，验货。他曾用德语和英语写过稿，当过速记员，还自己烤过一种叫“ sunnybread ”的面包，商标印的是松娅小时候的照片。但这些都没让他挣到什么钱。现在他是卖鸡蛋的小贩，学会了一口上海方言，还能打算盘。
松娅随父亲进了一个巨大的房间，看他与老板寒暄着，人人都彬彬有礼。接着赫尔曼又带她进了间没有窗户的小屋，屋顶的白炽灯泡晃晃悠悠发出光来。赫尔曼在每两根手指间插一只鸡蛋，伸手对着微弱的灯光检查它们是否新鲜。一只手能夹住四个鸡蛋，一个也不掉下来，只有爸爸有这么大的本领！然后他把鸡蛋分类，不好的另装在一个筐里。赫尔曼只给他的客户送最新鲜的货。他们一家家地进了仆人出入的通道，上台阶，下台阶，鸡蛋都卖完了。每天爸爸还用自行车送她上学，再接她回家。
有一次放学，赫尔曼迟迟没来。我自己也能走回家的，爸爸带我走过那么多次了。松娅想着，很勇敢地上路了。但到了第一个十字路口她就迷糊了，走着走着，我这是在哪儿呢？她停下脚步，绝望地哭起来。很快身边围上来一圈中国人，有人露出关切的神情，有人笑嘻嘻地问她什么，可她听不懂。乞丐们也挤进人群。妈妈不让松娅与乞丐接触，怕他们可能有传染病。但乞丐们看到松娅胳膊上金色的汗毛，觉得好奇，拉着她轻轻揪着。
还好来了位印度交警，头上缠着大头巾的锡克人。他用英语问松娅家里的地址。“虹口，许昌路。”然后他送她上了有轨电车。
松娅坐在车上，看街道向身后跑去。处处是无家可归的乞讨者，有时也能看见尸体躺在街上。人们熟视无睹地从旁边经过，不会为他们停下脚步。
看！多么美丽的扣子！电车上坐着一名漂亮的上海女人，穿一身红色的旗袍。衣襟上的纽扣象小花苞一样让松娅着迷。我也要有这样的扣子！
“这可真复杂！不知道我该怎样把它们做好。”裁缝叹了一口气。
“可是没有这些扣子，这就不是旗袍了！”松娅恳求说。
“嗯……也许西边（西柏林）会有关于中国扣子的书。但我得穿过边境……”
“那就拜托你了！这可是我的结婚礼服啊！”松娅千恩万谢。后来，她很庆幸柏林墙在她的婚礼之后才开始修建。她总是说她这辈子很幸运！
裁缝连夜把扣子赶制出来。每一颗都是用细细的布条缝在一起组成的小球，真正中国传统的做法！
回到陌生的故乡
1947 年，战争已经于 1945 年结束，犹太难民纷纷离开上海，大多数人想去美国或澳洲。
“我们回故乡去，松娅。”
“回德国吗？太好了！”
妈妈向松娅讲了很多德国的事。她带了一本童话书，给松娅读过无数遍。对松娅来说德国就是童话中的世界。
“妈妈，森林是什么意思？”
你想象一下：“你看见一棵树，旁边还有一棵，这棵树的旁边还有一棵，很多很多的树在一起，就是森林。”
“我们要回我们的故乡了，我们要回德国了！”松娅逢人就说。大多数犹太难民的反应却让她困惑：他们很不高兴，甚至有人向她吐口水。对纳粹德国的仇恨让他们糊涂了，把怒气撒在一个小孩子身上。
松娅还是兴高采烈地踏上德国的土地：
看，绿色的草地！上面还有两个小孩跑来跑去的，妈妈你快看！
苹果是自由自在长在树上的！
水管里流出来的水就能喝吗？
这些有关陌生的故乡的画面，永远印在她的脑海里。
心怀希望，在哪里都能生存
他们到德国的时候没有一位亲人来迎接。几乎所有留在德国的犹太人都被杀害了。克里普斯一家庆幸他们能够活下来，又回到德国。有的犹太难民在上海因承受不了压力而自杀。由于卫生条件的恶劣，传染病猖獗，赫尔曼和伊尔莎几次得了严重的疟疾，松娅也差点病死。但只要心怀希望，在哪里都能生存。上海的童年成为松娅重要的一部分，比她婚礼上穿的旗袍还要重要。
（译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估计有一万八千多名欧洲犹太人逃往上海，上海成为纽约，伦敦和巴黎之后世界第四大犹太难民聚居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住在虹口区，在战争中幸存，逃过了种族屠杀的厄运。 2014 年 9 月 2 日，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将举行犹太难民姓名纪念碑的揭幕仪式，松娅为名录的整理提供了很多帮助，她被邀请到上海参加纪念活动。）
转自《少年商学院》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