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从7岁时的图画本看我的1958

1989-06-04 作者: 朱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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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 岁时的图画本看我的 1958

－－作者：朱嘉明

六十岁之后，在开始全面审视自己的同时，愈来愈多地询问：我为什麽会成为“我”？

童年无疑是我成为“我”的重要阶段。对很多人来说，需要通过回忆碎片再现童年的图像。这里难免会夹杂成年人对记忆的选择。我是幸运的，可以依据所保存的当时资料追溯童年。例如， 1958 年，即我上小学的那年，我开始用 32 开的“小白报纸本”画画。我的生日是 11 月份，在 1957 年 9 月还不足 7 岁，未能进小学，而是拖到 1958 年 9 月 1 日入学。所以，我在 1958 年的画， 9 月份之前是未上小学时画的，之后是成为小学生后画的。

这样的本子，我至少画了 20 本，按每本 20 页算，正反 40 页，总是画了几百页。它们用铅笔，也有用碳笔的写生，所画对象包括自己在内的周边人物、家里摆设、自家院子、胡同、老师，还有一些临摹。

自画像，头上是个台灯罩

邻居家小女孩

左：邻居奶奶；右：姐姐同学李淑英的背影

哥哥的几个朋友

左：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袁老师；右：小学体育课贺老师

左：家裡的床头柜；右：哥哥的Ω牌手表

四合院和在院子里修房子的大人

胡同裡面

左：北海白塔；右：北京图书馆正门

左：普希金；中：今（金）日成；右：齐白石

左：屈原；右：张衡

卡萨布兰卡的男主角

打鱼人

滑雪和猫

拔萝卜

台历与日历， 1958 年 10 月 29 日 (Oct. 29, Friday) 和 1958 年 5 月 5 日星期一

面对这些作品，即亲切，又陌生。其中，最触动自己的莫过于每张画都会让我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场景中的细节。例如，那张“哥哥的几个朋友”，他们的名字呼之欲出。我的大哥出生于 1935 年，大我 15 岁。他的朋友们都是思想活跃的大学生。他们的穿着，衣服颜色和式样近在眼前；他们父辈的故事，他们和我的对话，萦绕在耳边。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位名叫任纪昌，喜欢穿灰色的、烫得平平整整的咔叽布衣裤，其父是马占山的助手，家住西单一带。他原是山西医学院学生，后来退学，成了待业青年，当时叫“社会青年”，被强迫到山西煤矿做工。他很是喜欢与幼小的我谈话。还有那张“小学一年级袁老师”，画于 1958 年 9 月 2 日，即开学第二天的课堂上。我的胆子是够大的。袁老师短发，严肃，穿的是蓝色上衣。她注意到我给她画像，先是容忍，后来批评了我，但是，并没有没收。我心存感激。

事实上，我在 1958 年的几百张铅笔写生和临摹，都是 7 岁的我对世界观察过程的一种有选择的记录。我现在问自己：为什么要画普希金 ? 为什么要画“卡萨布兰卡”的那位主角？我到底是从哪裡临摹来的？我是否知道他们是谁？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没有答案。非常有可能的是，我从画报上对他们的形象产生了兴趣，一种孩童的审美冲动。

我要感谢这些画，在那个照相与日常生活、寻常百姓没有关系的时代，我用画面，记录了我生活裡的人和事。设想一下， 7 岁的我，不像现在的城市孩子需要参加各种“学前班”，也没有加入同龄孩子的各种玩耍，而是独立地选择了一种爱好－－画画。每天拿着小白本和一支笔，观察、记录。周边的大人可能喜欢这个比较安静的孩子，但是，并非那麽在意。可是，我却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多的时间感受我看到的这个世界。画画，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行为”，而且成为了一种“映像”行为。最不可思议的是，我几乎在每张画上都会写上我的名字和年月日。真不知道，代表名字的自我意识和时间意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而且我还发现那时的我很爱画桌上的台历或挂着的日历，时间之矢是如此神奇。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成为“我”的一种特定过程。

1958 年，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重要的。对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