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写在江南70岁

1989-06-04 作者: 朱嘉明

这样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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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1970年代至2010年代, 改革开放, 文革后

写在江南 70 岁

－－作者：朱嘉明

2020 年 1 月 2 日，江南 70 岁生日。江南会在深圳有一个生日晚宴。我在海外，不能前往，实为遗憾。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今年也会过 70 岁生日。这几年，周边同代朋友，纷纷进入到七字头的年龄时段。这是中国特定的战后一代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前，文革，上山下乡，文革的终结，又是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参与者。期间，也目睹了包括冷战在内的世界风云变幻。如今，仍不乏不断学习，继续努力者。江南就是这样的老友。

1984 年 2 月，杭州西湖

2019 年 11 月，北京

几天来，常常想到此生与江南已经超过四十余年的结识、交往、合作与友谊。我和江南的结识，且一见如故，是因为我们是 1978 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的同班同学。那是 1978 年 10 月，同班 19 名同学，唯江南与我来往从密，我们一起切磋学问，包括国民经济结构，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触及到了社会主义 “ 短缺经济 ” 的机制，而这时还没有机会读到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期经济学》；我们一起参与社会调查；我们一起参与《历史的沉思》的组稿和编写；我们一起开始组织国民经济形势讨论会，起始于北师大的木板房；我们一起过年不回家，全力补习英语，准备出国。从 1980 年末，江南和我的合作增加为四个人的合作，翁永曦称之为 “ 康拜因 ” ，不知道什么时候演变为 “ 四君子 ” 合作，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 经济危机 ” ，以及经济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还有值得回忆的是 1981 年春节前后，马洪带着我们一起参与宝钢是否下马的论证会。那时我们人微言轻，但是，我们关于宝钢不可下马，需要继续建下去的主张，最终得以被决策层所接受。我们所坚持的观点是：相比较下马，继续宝钢建设，不论是从成本上，还是从中国钢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上，都是更好的选择。 1981 年 8 月，中央决定宝钢建设重新上马。

那时的江南，意气风发，体育素质出众。在研究生院的每天下午，江南和我几乎都在篮球场度过。江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运动会所创造的跳高、跳远和跑步记录，估计至今没有人打破。这期间，江南在我们这代人中可能最早得到出国机会，去了日本，回来还没有忘记给 “ 康拜因 ” 的其他三位带礼物。我得到的是一条裤子。那时，江南是到我在北京西城区月坛北街中家最多的朋友。我们午餐最多的是煮切面。

1981 年，研究生院毕业。这之前，我已经参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筹建，江南留在工业经济研究所。后来，马洪又将江南借调到中心。这期间的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进来了皮声浩，程秀生、李善同、庞邦选，许小年，丁宁宁，陈越等 30 岁左右的一批青年人，大家生机勃勃，从月坛北小街经济所对面的 3 号楼到中南海的工字楼，每天工作没有下班，锻炼则有排球，兵兵球，还有中南海游泳和滑冰，煞是那个时代的绝响。

1984 年 2 月，杭州西湖，商议莫干山会议从左至右：刘佑成、黄江南、朱嘉明、孙皓辉

在那个年代，江南和我虽有 “ 单位 ” ，但是并不让自己受制于单位或体制框架。在京城里，恐怕只有我们俩人，在体制外发起和参与了至今值得骄傲的一件又一件事情。能够被历史记下来的包括：支持和参与《走向未来丛书》；发起和组织 1984 莫干山会议和后来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 1983 年，江南和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关于科技革命和中国发展战略的大讨论，就世界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提出了至今没有过时的思想。在当时，受到了有组织的批判，只是那时的氛围使这样的批判无法形成气候和影响，最后不了了之。其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我们前往河南省人民政府任职，还有建立的河南省政府咨询团。这件事起源于我与 1984 年参与中原油田体制改革设计，经省委办公厅秘书王忠林的安排，得以向当时省委书记刘杰、何竹康直接汇报工作，进而出现刘杰书记和何竹康省长提出请我们直接在河南参与改革，而不是仅仅在北京做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于是就有了我任河南省体改委副主任，江南任外经贸委副主任，以及筹建中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中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故事。如今王忠林已经故去，好在几年前，他对这段历史做了回顾，留下了珍贵的文字。 2018 年，刘杰书记 102 岁去世；何竹康省长健在，生活在郑州。

1985 年夏，中南海，从左到右：许小年，于伟加，陈越，朱嘉明，皮声浩，黃江南，丁宁宁

今天想起来，那时北京青年人的网络能够连成一片，江南是一个关键 “ 节点 ” 。因江南，我认识了王小强、王小鲁；认识了林春、李银河；认识了张钢；认识了江北辰，老陈、何维凌，以及四人合作的其他二人。可以说，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江南对北京年轻人社会网络形成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那时的我们，何等的年轻，何等的激情，何等的不知疲倦，思想、写作、会议；讨论、辩论，高谈阔论，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这期间，柯云路写了一本小说叫《夜与昼》，书名的这三个字道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哪有白天和黑夜，哪有春夏秋天的差别。 1980 年代，不仅我们处于青春岁月，改革也是青春岁月。很多年之后，我曾经谈过支撑这个时代的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三者缺一不可。

1989 年元旦，老陈、王小强、黄江南和我，聚会于北京香山饭店，讨论筹备春天召开纪念改革十周年的中青年研讨会。之后，江南去了美国纽约，准备亲身实践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外贸改革；我则去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法学院，研究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法律制度问题。我和江南再见面，是 1989 年 6 月，地点纽约。后来，从 1989 年至 1995 年，江南以纽约为中心，我以波士顿为中心，维持着相当频繁的交往。江南在纽约的住处，就是我到纽约的落脚之地。非常难得可贵的是，这期间的江南做了人生选择，那就是成为一个完全靠自己，有独立人格的 Business Man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选择。江南母亲黄群，曾经是原工业机械部的老人，为儿子能够重回体制，多方奔走，四处安排，江南却没有接受。这个时候江南的生意，不是越做越大，而是萎缩，其艰辛和压力是超出人们想象的。我对此也是爱莫能助。

后来，江南回国，到光大公司工作，主持发展战略研究，也在吉林参与了第一批生物药投资。我则在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创业，并计划在柬埔寨的金边创建 “ 东盟货币交换中心 ” ，江南专门来到金边，并找到了国内支持机构。可惜， 1997 年 7 月，柬埔寨发生政变，此事半途而废。再后来，我于 2000 年到联合国工发组织工作，惦记着江南，安排江南成为工发组织的顾问。江南开启了投行业务。 2003 年以后，我在维也纳大学教书，江南专心于中国的创业，他的境地逐渐改变。我自然由衷高兴。

2014 年至 2015 年，因为 “ 观念经济学 ” ，江南和我再次走到一起。从北京到台北，从台北再到北京，反反复复，对观念经济学的框架、内容做持续不断地探讨。在这几年中，江南对 “ 观念经济学 ” 的执著，在所有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和介绍，令我赞赏和肯定。在我们这代人中，甚至更年轻的人中，这种对学术的执著，也是罕见的。

2018 年春节，我想创建一个数字资产研究院，首先得到的是永曦和江南的支持。因为他们两个人，再加上其他朋友支持，数字资产研究院在很短时间内得以奇迹般创建。在过去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数字资产研究院成为了探讨数字经济、数字货币的领跑者。今天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再过若干年，人们会从对永曦、江南和我在研究院的再次合作的意义有更深的认识，因为这个合作包括了彼此情谊和信任，人生轨迹的重合，以及对 “ 数字经济 ” 时代的感知。研究院的背后所包含的人性和生命的内涵，超过数字资产研究院所显现的学术和科技的价值。

在过去半年间，江南与我所维系四十多年交往，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就 “ 观念经济 ” 与 “ 数字经济 ” 的关系，就研究院布局，就深圳、横琴、澳门的未来，都进行了频繁的交流。所有这些，都让我想到一点，同年代的朋友很多很多，也不乏志同道合者，但是还能一起思考，一起合作，一起努力，一起学习，真的是少之又少。什么叫友谊？这样的友谊才是有价值的友谊。

2018 年 1 月，深圳，讨论观念经济学

我与江南相识于 1970 年代末，走过了 1980 年代， 1990 年代， 21 世纪的两个 20 年，现在进入第五个十年。在 1980 年代，曾经有过江南和我的名字不可分割的日子。今天，我在江南 70 岁生日之时，回忆这么多，为了凝结成一个由衷的祝福：祝福江南及全家一切都好！也祝福我们的同代人，在过去四十余年有这样或那样交往的同代人，在至少未来十年至二十年中，还能与时俱进，有所创造，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