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看食物与政治如何支配人的爱恨情仇
看食物与政治如何支配人的爱恨情仇
－－作者：朱大可
原题：吃喝的自白书
关于吃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 在童年时代，这个问题曾经如此深切地困扰着我发育不全的心智。在迎接大跃进的时代里，我不合时宜地降生了。一个 1957 年冬日的正午，越过凛冽的阳光，我躺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因饥饿而哇哇大哭。不知所措的母亲把乳头对准了我的小嘴，而我却吸允不到任何乳汁。在生命的黎明，我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食物的匮缺。这是一个生命的谶言，它宣喻着童年的饥饿主题。
我不知道奶妈的长相。她乳房的形状和气息超越了我的记忆，成为不可索解的谜团。母亲曾经向我描述过她的长相：粗壮、矮小、性格阴郁。她在我九个月大的时候因肺病离去，而我则开始了吃“奶糕”的漫长历程。那是母乳或牛奶的代用品，混合着牛奶、面粉和葡萄糖和蔗糖等成份。我在这种糊状物的哺育下茁壮成长。直到今天我还能记住它的亲切气味，那种浓郁的香气，一直融入了我细小的骨头，仿佛是遥远而隐秘的亲人。十几年后，我在商店里买回这种食物，企图重温周岁时的蜜月，但它的气味却与记忆相距遥远。这场失败的“怀旧”实验，解构了我对食物的童贞信念。
可以与奶糕媲美的另一种气味来自鱼肝油。据说它是鲸鱼肝脏的提取物。母亲用玻璃滴管把这种油性液体滴在我的舌头上。特殊的气味从舌尖迅速弥漫到齿间和两颊，继而扩散到整个头腔和身躯。这是美妙而短暂的时刻。芳香慰抚剂打开了我对于气味的初始记忆。
1958 年，甘肃武威农场里几个穿着破棉袄的孩子
但我 7 岁前的食谱是被大饥荒年代所限定的。我们全家骨瘦如柴，状如幽灵，靠面疙瘩汤度日。那种食物是令人作呕的，散发着菜叶被过度烹煮后的恶心气味，尽管加入大量味精可以增加食欲，却引发了味精中毒。每天吃完面疙瘩后，我都要大口喝水，像一头在旱地里打滚的小狗。在味蕾迅速萎缩的年代，味精是维系我们与食物之间的危险纽带。
在炎热的夏天，我和隔壁邻居的小孩――一对姐弟在家门口共进午餐。我坐在小板凳上，从小碗里扒着难咽的面团和菜叶，眼里噙着失望的眼泪。唯一支撑我进食的信念是坐在对面的女孩 F ，她的秀丽容颜就是佐餐的美味佳肴，也是我熬过大饥荒年代的最高慰藉。我们芦柴棒似的小手，紧密地缠在了一起。
盛夏季节里的最高食礼遇，是 4 分钱一根的赤豆棒冰或者八分钱一根的奶油雪糕。中午时分，尖锐刺眼的阳光直射在弄堂里，租界时代遗留下来的水泥地，被烤得无比灼热，反射着刺目的亮光。没有人在那里走动。而我的手心里则攥着从母亲那里讨来的四分钱，坐在大门口的小板凳上，期待着卖棒冰老太的出现。那一声“光明牌棒冰”的吆喝，犹如伟大的信号，全弄堂的小孩都欢腾起来。而在正午的短暂狂欢之后，大地重新沉陷于冗长的令人窒息的缄默之中。所有的人都在渴望着黄昏时刻的到来。只有蝉在稀疏的梧桐树枝上大声叫着。它们嘶哑而嘹亮的声音，是关于酷暑的唯一的生命礼赞。
F 的外婆是一个面色阴沉的老人，骨瘦如材，却贪吃成性，我偷偷送了她一个“臭虫”的绰号。她的儿子媳妇是有点级别的干部，受用着百姓所没有的特供品，但那些珍稀食品最终都化成了“臭虫”的排泄物。她每天要吃八个鸡蛋，大便臭气熏天，弥漫着整幢楼房。她的快感就是邻人们的灾难。她走进公共卫生间时，我们只好放弃玩耍，赶紧逃回家去，把门紧紧关上，企图把臭气拦截在门外，但它还是不可阻挡地溜进了每家每户。后来“臭虫”因吃得太多，居然在医院里活活撑死了。我妈那时居然很严肃地教育我说，那是“鸡蛋中毒”，小孩子要是吃多了，也会死掉的。但我至今都没能从医书上找到这种古怪的疾病。
尽管鸡蛋的“毒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食物的憧憬还是横贯整个童年，并对我的灵魂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上小学以后，大饥荒年代缓慢地拉上了帷幕，商店的货架上开始出现那些曾经稀缺的食品。糕饼渐次复活了，萨其玛、杏仁酥、油枣，糖糕，这些粗鄙而美妙的食品，像稻菽一样从店铺里生长出来，稀稀拉拉地分布在高不可攀的货架上，向嘴馋的孩子们炫示着一种难以企及的存在。
孩子们的零食是一些更为廉价的物品。小学生最常见的的“波普食物”，是一分钱一包的“盐津枣”，它长得跟小鼻屎似的，混合着和陈皮以及甜、酸、咸的复杂口味，足以满足味蕾发育和口唇早操的需要，更由于颗粒众多，可以应付很长时间。它是物资匮乏年代里最“耐人寻味”的食物。
1979 年农民在卖大白菜
大些的女孩，更青睐于三分钱一小包的“桃板”。它是一种连核一起对剖的桃干，用盐腌制，咸度惊人。一个桃板通常能在嘴里含上整整一天。刚搁进嘴里时，你会觉得掉进了盐缸，但随着盐分的溶解和消散，甜酸气味开始缓慢涌现，与口水一起充盈着舌尖和两腮，幸福感在桃板与齿颊的缝隙间悄然生长。有零花钱的孩子，还会用话梅、嘉应子、橄榄和西瓜子来慰问自己饥渴的胃口。每天下课之后，女孩的课桌箱里总是一片狼藉，到处是深褐色的果核，犹如新生代被子植物的残骸。轮到我做卫生值日时，我必须费劲地清除这些女孩嘴里吐出来的秽物。从此我鄙视所有好吃零食的女孩。
大多数男孩拒绝这种零食，因为它们是男人尊严的死敌。母亲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即便嘴馋，也没有消受这些美食的福份。在小学期间，男孩们的最高“食物”就是香烟，它成为反叛和标榜成熟的记号。我厌恶香烟燃烧后的气息，却迷恋烟草的浓烈香气。我收集了各种牌子的香烟壳，从“熊猫”、“红双喜”、“大前门”、“飞马”到“光荣”和“劳动”，被残留在里面的烟丝所迷恋。它们被我夹在用过的教科书里，堆叠在书桌上，仿佛是一个细小的纪念碑，渗透着我被压扁了的叛逆信念。
父亲远在浦东工作，只能每周回家一次。星期六的黄昏是个美妙的节日。我扒在窗口上，远眺着父亲的身影，然后飞也似地滚下楼去迎接他的手提包。每次父亲都会取出搪瓷杯，里面是期待已久的四个锅贴，有时则是两个热气腾腾的重油豆干菜包。童年的美食节就此降临在我的生命里，向我打开世界美妙的大门。我小心翼翼地咬开锅贴的表皮，用舌尖轻舔着香气四溢的肉馅，周身的毛孔都舒张开了。这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我的感官瘫痪在了粗砺的食物面前。食物成了我和父亲之间伟大友谊的纽带。
1954 年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除夕夜
不久父亲因慢性肝炎而病休在家。为了治疗，他开始了凶猛的进补。而我则在一边助吃。他的冰糖炖蹄膀，成了我最喜爱的点心。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燕窝，为剔除混杂在胶状物里的羽毛，我和父亲分别用拔毛钳清理了整整两天，我至今都能记住它半透明的果冻似的形态。还有一次，母亲搞来了一副不知什么动物的睾丸，烧熟后呈现为酱红色，父亲把它切成薄片，坐在餐桌前慢慢嚼着，表情似乎有些尴尬，而我在一边观看，发出大惊小怪的声音。这是短暂而富足的时光，但它仅仅延续了三年之久，就被 1966 年的文革烈焰所焚毁。
食物匮乏的年代重新返回了大地，变得更加悲苦起来。全国进入军事化管理，所有一切都需要限制性配给。古怪的票证出现了，从糖、猪肉、食用油、豆制品到肥皂和草纸，所有日常食物和用品都被打上定量供应的标签。虽然粮食并不缺乏，但却都是发霉变质的陈米，淘洗时，水会因米里的大量霉菌而被染成绿色。每户一个月只有一斤猪肉和半斤豆油，必须极其俭省地加以规划。家庭主妇的智慧被紧急动员起来。她们要从极其有限的资源中，尽其可能地榨取生活的乐趣。
1971 年，中苏边境发生大规模冲突，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父母开始紧急战备囤积，用积攒的票证采购了许多砂糖、盐、肥皂、草纸和火柴。这些东西后来却成了巨大的累赘。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把它们用完。那些白糖 ( 俗称“绵白糖” ) 被分别盛放在几个大砂锅里，最后都长出了黑色细长的虫子，噩梦般爬行在黑暗的壁橱里，仿佛是来自地狱的使者。
1973 年的粮票
由于政府禁止农民私自养鸡和贩卖，吃鸡成了一种罕见的奢侈。有一次，父亲的农学院朋友，从单位里搞来一只巴基斯坦种的公鸡。我们全家沉浸于节日式的欢愉之中。父亲亲自动手杀鸡和烹饪“客家葱油鸡”。他把鸡切成小块，烧熟后再改为慢火炖煮，用葱油不断浇淋，让葱香透入鸡肉的深处。我从未品尝过如此鲜美的菜肴，连续好多天都在回味它的奇妙滋味。从此我坚持认为鸡是世界上最高贵的食物。在整个文革期间，这是我家唯一的盛宴，它怒放在清教主义革命的现场，犹如来自天堂的赏赐。
春节购物成了一年中最为艰辛的工作。在大年夜的前夕，人们必须长时间排队才能买到一点可怜的食物。 1977 年，毛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厂里的同事 Y 特地放弃了自家的需要，陪我一起在嘉善路菜场通宵排队。由于肉摊和鱼摊过于混乱拥挤，我们只能指望从限量供应的“盆菜”摊那里获取资源。盆菜的供应方法是每个排队者一份，多一个人，就意味着你能多得一份希缺的食物。
为了防止插队，纠察用粉笔在每个人的胳臂上都写了编号。昏黄的路灯照亮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像蓝灰色的蠕虫一样，在黑夜里绵延到几里地外，场面壮观，犹如一场盛大的群众集会。有人在打架，有人在高声叫骂，有人在起哄，也有人在静观。我和伙伴在刺骨的寒风里瑟缩，尽量挤在作一团，靠彼此的体温和无聊的笑话取暖。我的长满冻疮的手上，紧紧抓着一只破旧的竹篮。它是菜市场抢购者的身份标志。
1961 年的广州，人们在垃圾堆里找吃的
在阴冷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买了一大堆所谓“鱼丸”和“肉丸”胜利而归。但这些丸子的主要成份，不过是些劣质的淀粉组合物而已。这年春节，我们全家一直都在吃这种可笑的面团，以致许多年后我看见鱼丸和肉丸，都会产生呕吐的感觉。
在食物匮乏的冬天，为食物翻脸和打架是家常便饭。女孩子为了多吃少占，彼此结下深仇大恨，甚至终生不再说话；而男孩则为了香烟和吃零食的女人发生分裂，打得头破血流。初一的时候，我家附近发生的一场最凶狠的斗殴，就是因食物而起。一个女孩偷了另一个女孩的食物，被窃者叫来了她的男友，煽了女小偷两个耳光。女小偷哭着逃开去，并且誓言要报仇雪恨。中午放学时，打人的男孩在校门口遇到了七八个外校的流氓，被当场打断了三根肋骨。他伤势痊愈了之后，又招来了更多的少年打手展开反报复。他们在女孩家附近的弄堂里伏击她，把她的衣服扒光，施行轮奸，然后割下她的耳朵扬长而去。这是我记忆中最凶残的一次斗殴。食物变成了令人胆寒的凶器，滑行在生命的链锁上。
食物政治学就这样支配了人们的仇恨和友情。那时的女生拉帮结派，主要的拉拢手段就是食物。一枚话梅就能换来一个全新的盟友，她们勾肩搭背，如胶似漆，互相好得能穿一条裤衩，但转眼间就会为了另外一粒话梅糖而背叛先前的伙伴。这种零食至上主义的生活立场，构成了女生社会的古怪秩序。男生之间从不那样。他们鄙视这种小娘儿们的行径，但男生讨好女生的方式，却并未跃出食物政治学的范围。
1983 年的油票
食物是偷情者彼此点燃对方的火柴。我曾经从家里偷了半斤大白兔奶糖给一个心爱的女孩，并且骗我妈说是老鼠吃的。这个拙劣的谎言被母亲当场识破。我为此还挨了一顿打。但我还是感到了生命中最脆弱的甜蜜。女孩回赠给我的，是一付用旧毛线编织的无指手套，上面有一些深蓝和杏黄色相间的波纹，散发出若有若无的香气。我戴着它度过了那些寒冷的冬天。几年后，我把其中的一只丢在了公共汽车上，而另一只则被我收藏起来，像藏起一个爱的秘密标记。但后来，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深秋，它从我的抽屉里神秘消失了，仿佛被风吹走了似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与我相依为命起来。我们形影相吊地行走在文革晚期的黑夜里。她提前退休，而我则在一家照相机厂里当了钳工。我们生活小康，无所欲求。母亲有时会带我去附近的乔家栅点心店，吃两毛五分钱一碗的鲜肉馄饨，半透明的面皮下面，暗褐色的猪肉馅隐约可见，面汤里漂浮着葱粒、紫菜和蛋皮。店堂里空空如也，没有什么顾客在这种高档食店里留连。而我们却在那里悠闲地小坐，望着大玻璃窗外的襄阳路风景，心情庄严得像个贵族。
文革结束后，国家食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我和密友“大头”经常出没于上海音乐厅，聆听交响乐团的演出，然后在再步行到淮海路上的一家饭店，叫上一客“两面黄” ( 一种在油里煎过的面条，上面浇淋着被切碎的肉丁、青豆、胡萝卜和黄瓜粒 ) 和一份糖醋黄鱼，幸福地大啖起来。这是我在七十年代所能吃到的最奢侈的夜宵。
1979 年餐车上
有时，我们也去位于淮海西路的上海牛奶公司门市部 ( 俗称“牛奶棚” ) 去吃两毛钱一杯的“掼奶油”，那是牛奶和奶油经过高速搅拌后的混合物，在那些初秋的黄昏，在茂密的梧桐树下，在那座简陋的建筑物里，资产阶级奶香飘散于清凉的空气之中，仿佛有一种细腻柔软的爱在静静地融化，慰抚着我们如饥似渴的肠胃。在那个美妙的时刻，好像所有的顾客都感到了某种叫做希望的事物。他们的眼神里露出了暧昧的笑意。但很久以后我们才真正懂得，就在那个时刻和地点，我们被预告了毛式清教主义革命的终结。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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