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地：那一年，我高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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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高中毕业
－－作者：朱新地
1966年，本该是我高中毕业迈进大学的一年。我至今记得那一年的新年晚会前，同学丽清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写了些什么，然后对我们说：“从今天开始，我的每一天都要算着过。”是啊，再过几个月就要告别中学时代，这是我们集体的最后一次欢聚了，兴奋和对未来的憧憬洋溢在每个人心间。当时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到，这一年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国家会开始一场空前的大劫难，我们的命运之河会从此拐一个大弯，而只差一步就可以迈进的大学门，会让我走了整整十二年……
在时隔四十几年后我写下这些个人的小故事，只是想在宏大的历史篇章中补充一点点细节……
中学时代
整个中学时代，父亲的“右派”阴影都笼罩在我的头上。不过上初中时感觉还不强烈。我是1960年上初中的，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从上到下，几乎人人的心思都花在找吃的上。我猜想，也许是“民以食为天”，“天”都要塌了，顾不上别的运动了。
初中时印象深的是劳动。初一年级时，我们就背着铺盖步行五十几里到黑荞母劳动了半个月。平时每周也有那种强度很大的劳动，十三四岁的孩子，饿着肚子出大力流大汗，居然没有家长提出异议，现在回想起来始觉奇怪。
我上初一时还死了两个同学，一个是睡觉时死的（住校的），据说那天另一个同学洗了被子，和他挤睡一床，次日晨起来早操，见他还死睡着，便掀了被子喊他，才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直到最后也不知死因）。另一个姓倪的同学死得更惨：那天的劳动是拉板车（通常是一人前面拉，一人后面推），送完货后，他说他家今天蒸包子，要赶回家吃包子，结果在路上被马车撞倒并从腹部压过，当场死亡。
大约1964年前后，昆明成了“援越抗美”前线，我们中学生也要参与挖防空洞。那是一种毫无防护措施的劳动，时常挖着挖着，上面的土就坍塌下来。我的好友绍芬（邻居，在另一所学校），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就是在挖防空洞时遭遇了塌方。绍芬并没有直接经历战争，不算工伤，当然更不算牺牲或烈士，她家里也没得到任何赔偿。但她却永远地献出了16岁的花季生命。
高中三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入团。我一遍又一便地写入团申请，每月向介绍人汇报思想，学雷锋做好事抢在前面，其他如成绩优秀、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团结同学等等也无可挑剔，但我就是入不了团。
我以为，父亲的“右派”帽子已经在1962年摘掉了，不至于再影响我。但实际上，我仍是入“另册”的。（我太天真，不懂得那顶荆冠其实还挂在墙上。）
昆明虽是边疆小城，外事活动却不少，时常有国家领导人陪同外宾来访，其中来得最多的是陈毅外长和西哈努克亲王。每次外宾来访，都要出动中小学生夹道欢迎，头一天起就开始停课排练、做纸花，有时还要连夜突击学唱某只歌曲。
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通常是不能参加这些活动的。不再像初中时那样傻傻地以为自己是没有白衬衫而缠着母亲去做，我已知道我是“出身不好”。
每次老师在交代集合时间、注意事项之后，总要念出一些名字：某某、某某明天留下来打扫教室和包干区的卫生。每到这个时候，我都忐忑不安，仿佛等待命运的宣判。最难堪的是头天没有被念到名字，兴高采烈地回家“报喜”并作了种种准备，临出发前又被拉下来：“朱新地，你留下来打扫卫生。”
还有民兵训练。那时民兵训练在学校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学校里不仅每星期要队列操练，每学期还要抽出专门时间来进行各种训练，同学们分成若干组，有的学机务，有的学报务，有的学其他。而我，除了参与高喊“全民皆兵”、“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口号的队列操练外，是没有资格参加其他任何活动的。（这不是班主任跟我过不去，而是任何人也不敢违抗的阶级路线！）
多年后回忆起那一幕幕时，我不禁惊诧自己当年的心态良好，在种种屈辱、歧视和不公之下，竟然没得什么“忧郁症”“分裂症”，还依旧积极要求上进。真不知这该归结于党对年轻一代教育的成功，还是阶级路线的伟大胜利？
但不可否认，那还真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大多同学都把党的要求和祖国的需要作为自己的人生取向。“好儿女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等不仅是标语口号，而是多年教育后形成的真心拥护与向往。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电影“军垦赞歌”的优美插曲唱得我们热血沸腾、心驰神往。“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周总理视察新疆石河子农场时对上海支边青年讲的这句话，成为了每个家庭有问题同学的人生信条，邢燕子、侯隽、鱼姗玲等都被我们视作榜样。
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复习迎考。班上几个高干子弟已是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你上哈军工，他上七军大”，自信得像在玩“排排坐，分果果”。我不能和他们比，我对高考绝无此等自信。这种不自信并不是由于学业，在我前面两届中，就有一些成绩优秀的同学因家庭出身问题而没考上大学（尤其64届）。父亲摘帽右派的身份像一把达摩克里斯利剑悬在我头顶，我必须加倍努力。实际上，大多数同学都如此，尽管明知录取的决定因素是政治大于学业，尽管人人都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尽管能摆脱“另册”待遇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只是凤毛麟角，上大学仍是每个人的热望，谁也不敢懈怠。
吴同学的惊人之举
大约4月底、5月初，离高考不到两个月了，学校里出了一件爆炸性新闻：毕业班一个姓吴的同学自愿放弃高考去了西双版纳农场。本来，此类举止在那个年代不算新奇，甚至还可能受到表扬并掀起一个“向XX学习”的运动。但吴同学是不辞而别，且留下了一封言词激烈的长信。吴在信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粪土当今蛀书虫。每当我想起那些在深山里开凿隧道的人、那些用艰辛的劳动创造世界的人，我就感到自己不能继续在教室里坐下去了。特别是有些老师，更是在混日子，简直不知羞耻……”（大意）
我的母校昆明一中，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重点中学（创办于1905年），一向堪称名师荟萃、学风严谨，这封思想新锐、措辞激烈，对老师发难的公开信，无疑在师道尊严的校园里投放了一颗炸弹。吴同学的家庭出身大概是旧职员一类，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学习勤奋、文质彬彬。在当时，埋头读书的学生如果不是“红五类”或者表现积极，几乎都有成为“白专”典型之嫌。吴同学正是被划入“白专”之列的人。
吴的教室就在我们班对面，听说他到省农垦局谎称自己是社会青年，坚决要求去农场，于是办妥种种手续并转了户口，对学校则是请了几天病假。
吴的计划成功了，当他的信送到学校并在同学中引起轩然大波时，他已经到了西双版纳某农场。立即，师生中分成几派，赞许的、佩服的、愤怒的、嘲讽的、怀疑的，还有四个毕业班同学也效仿了他的举动。一时间整个校园议论纷纷，学生不再认真听课，老师也无法讲课，教室里真坐不下去了。
在日益不安的氛围中，上级派工作组进驻了学校。
我们都以为，工作组是来维持学校秩序与纪律的，在他们找学生开座谈会时，许多人批评吴同学目无校纪、不尊敬老师等等。但工作组的意图显然不在此，他们对揭发老师和校领导的问题更感兴趣。
其实从1964年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展开。阶级斗争的弦绷就得很紧了，报纸上就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这批判那，一场接着一场。对政治敏感的人也许早有“山雨欲来”之感。但我们只是中学生，这一切与我们有何干系呢？
没想到，干系真的来了！不久，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6月29日，校园里发生揪斗老师游街事件，虽然比起后来某学校“把鞭炮挂在男教师生殖器上炸”等举止来是小巫见大巫，但它开了昆明各学校揪斗老师的先河。自此之后，高干子弟聚集的昆明一中便成了昆明运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这时，我们已经完成了高考前的各相关事宜、只等着进高考考场了，看着这乱纷纷闹哄哄的场面，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学校期末考试也不考了，我们被告之先集中精力搞运动，高考延期三个月（后来又说延期六个月，最后成了无限期）。
7月，本该是放暑假的日子，暑假也不放了。全校师生一个不能缺席的坐在教室里听广播传达中央文件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这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有谁会想到，又有谁会相信，连国家主席都不明白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就这样到来了……
1969年初，当我们遵循“最高指示”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吴同学已经是西双版纳某农场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到昆明来开会了。后来我再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如今我都不清楚，他当初的那个惊人之举，究竟是“先知先觉”，还是碰巧了？
以为赶上了伟大时代
8月，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及他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群众和红卫兵的举动，更是把运动推向高潮。
昆明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展开。北京一中寄来了一封公开信，倡议全国各地第一中学的毕业班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让我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不管心里赞成还是不赞成，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信上签了名。那时我万万不会想到，折腾了十二年，最后还是恢复高考制度救了我！
一连多日，我们高举着“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标语牌在大街上游行，自豪地唱着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要为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革命……”
有的同学还跑到工厂和其他单位“煽风点火”……
记得一次我游行完回家得意洋洋地讲述我们的行动时，把父亲吓了一大跳，父亲连连说：“千万不能去呀，千万不能去呀，57年远未如此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了。”我却大不以为然，认为父亲思想老朽，太落后了。当时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没能赶上抗日烽火，没能赶上解放战争，但我终于赶上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虽然我并不赞成揪斗老师。”
不久，北京的红卫兵也来昆明串联了。那些北京女中学生，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腰间扎着宽皮带，英姿飒爽，声势夺人，令我们羡慕不已。昆明各大中学校随即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就我校来看，首批是干部子弟，继而是“红五类”，再后来是“红外围”， 我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自然是没资格参加的。
红卫兵宣誓的誓词是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是当时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不仅成了最大的时髦，也成了划分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志。
随着红卫兵和造反派兴起，打着各种旗号的群众组织雨后春笋般冒出。昆明除了以“八、二三”和“炮兵团”为代表的两大派外，不知还有多少个“战斗队”在拉大旗做虎皮，谁都宣言自己是捍卫“毛泽东思想”，一时间，派性斗争烽烟四起……
七斗八斗
未料没过几天，革命就“革”到了自己头上。
先是在高校工作的父亲被揪了出来，除了“摘帽右派”的身份外，又新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加上曾在国外留学，还有“间谍”嫌疑。“死老虎”变成了活老虎。而母亲的历史更是被演绎得离奇：从“上饶集中营的特务”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特务”，莫须有的罪名五花八门。 紧接着，家中被抄父母被揪斗游街示众，甚至连走在路上，都会莫名其妙地遭到辱骂、唾口水和被石块砸……
家里的房间也被侵占。不少要结婚的人都在打教授家的主意，特别是那些被揪出来的，如果看上了哪家的房子就直接上门交涉，根本不用通过有关部门。正在挨批斗的父母亲哪里敢说半个“不”字，乖乖腾出一个房间让他们搬进来。
“红色恐怖”排山倒海地席卷神州大地，“反革命分子”也越揪越多。学校里开始搞人人过关，先是学生斗老师，然后是学生斗学生，所有同学按家庭出身分为“红五类”、“红外围”、“黑五类”（后又扩大到“黑九类”）、以及出身一般家庭的“灰不溜秋者”。 血统是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标准。所有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必须站起来交代自己及其家庭有什么问题，并自报其“颜色”。这样一来，除了那些很铁的“红五类”外，几乎人人自危，谁也难保证三亲六戚中没有个有历史污点的人。
每天，班级检查批斗会的开场，照例是集体背诵最高指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然后是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各人对照文章，检查并交代自己的家庭情况，还要查三代。听父亲讲过，我祖父因家贫如洗才去闯的关东，那绝对是贫下中农；后来虽在吉林开个小店，“九.一八”事变后小店倒闭，祖父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至多也就是城市贫民。我父亲是靠勤工俭学完成的学业，但他是大学教授，又留过洋，凡大学教授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留过洋者更有“间谍嫌疑”，最糟糕是父亲为“摘帽右派”…… 我拿着一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析来分析去，最终也弄不清我家究竟算红、算黑，还是“灰不溜秋”。
其实不少同学也遇到了这情况，有的革命干部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不过，这一类基本是算红）；有人根红苗正却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人被地主资本家霸占成了小老婆，本是被侮辱被损害的苦大仇深者，却要归入“黑类“；还有起义军官等等又该怎么算；再说，事物是动态的，比如有的高干子弟，头天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父母一倒台，立刻变得灰溜溜了……
为了表示革命的决心，不少人改了名字，张同学改名“张闯”，段同学改名“段四念”（四个念念不忘），蔡同学“大义灭亲”，跑到母亲单位去检举自己的母亲，以至把母亲的饭碗砸掉。批斗会上更是一个个急着为自家洗清表白，章同学说自己家是“粉红色”的，招来一片讪笑；李同学检讨自己家是“灰色”的，又被训斥道：“你他妈的父亲是旧军官，还灰？早黑了！” 此刻，平时最要好的朋友成了最需要提防的人－－因为他知道你的家底。
批斗会每天上下午各一场，由于是班级批斗（我们班有64人），被盯得紧紧的，连思想小差都无法开。实际上，喊得最响的倒不是高干子弟，而是那些急着表现革命的“红外围”甚至“灰不溜秋者”， 他们似乎不打击别人便不能抬高自己。这使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每一个穿破衣服的人走过，哈巴狗儿就狂吠起来，并非一定是主人的嗾使，哈巴狗往往比主人叫的更响。
每次会议总是以“红五类”“红外围”们声嘶力竭的歌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作结束，然后全体同学震天撼地跟着吼道（谁也不敢不张嘴）：“造他娘的反，罢他娘的官，滚他娘的蛋！”“红色恐怖万岁”……
仿佛整个世界都疯了。
妹妹被打
日子在惶恐不安中度过，每一天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甚至不知道下一刻会怎样。
一天，上初一年级的妹妹放学后迟迟不回家，原来她在学校里被打了。她班上的同学对她拳打脚踢，他们用课桌围住她，站在凳子上给她剪“阴阳头”，揪着她的衣领把一瓶瓶墨汁和墨水往她头上和脖子里倒。而毒打的理由是“她爸爸是反动学术权威，她是小反动学术权威”、“她妈是杀害江姐、许云峰的刽子手，血债要用血来还”（我母亲连重庆都未去过）。
妹妹到家时已疲弱不堪，除了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把她沾满污泥和墨水的衣服一件件脱下，满是墨水和血渍的内衣已粘在打烂皮肉上，一揭就痛的直叫。洗头水也黑如墨汁。洗完头又帮她剪短头发，以遮掩被剪得乱七八糟的“阴阳头”。
第二天，我和母亲用自行车推着妹妹去看病。医生看她浑身是青紫和伤痕，直问怎么伤成这样？经X线摄片诊断为十二胸椎和腰椎压缩性骨折，医嘱必须卧床休息。然而，当听说了被打伤的原因后，刚刚还表示同情和愤满的医生们，竟不敢给这个14岁的女孩出具病情证明。
妹妹班上的红卫兵还要发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革命精神，继续来我家“红色恐怖”。“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他们高声念毛主席语录，在我家大叫大喊，让妹妹无法休息。那时整个社会连最基本的秩序和法规都没有了，何况我均在接受批斗的父母，哪能保护得了自己的孩子？！
无奈之下，我只得去找黎X。黎X是我的同班同学，高干子弟，时任昆一中红卫兵总头目。
黎X表示他管不了手下的人，“不过，”他又说：“打人总是不应该的。”
我由此获准了几天假。每天一大早，我便用自行车推着妹妹出去避难。然而又有哪里可躲避呢？没有人家敢接纳我们，也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到处都是大字报和高音喇叭声，我们只得躲在昆医到大观楼一带的田野里。时常是用块塑料布让妹妹躺在地上，中午就吃个冷馒头，直到天黑后才敢回家……
决定去北京反映情况
十月，学校组织到西山区某公社参加秋收劳动。
我并不怕下乡劳动。从初中起，我们每学期都要到农村劳动半个月，特别初一年级，正是困难时期，年龄又小，还要背着行李走几十公里，那饥饿和艰苦都是难以想象的，我仍然咬紧牙关坚持下来。多年来，我一直是既自傲又自悲的，背负着家庭出身的十字架，从不示弱，我把劳动看作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处处想比别人做的更好。然而这次完全不同。
我们这些“黑崽子、狗崽子、王八羔子”不仅要干最苦最累的活（名曰劳动改造），且每天上工前、收工后、每顿饭前，都要接受“红五类”“红外围”的训斥和辱骂。每晚临睡前还必须诚惶诚恐的斗私批修、检讨自己，从自己一直检讨到祖宗八代。当时是男女生各在一个大房间里打地铺，一些平素还算斯文的女生，也变得穷凶极恶，哪怕你累得要死，她们不骂够了是不让你睡觉的……
十月下旬的天气已经很凉，我发着烧，又来月经，还要逼着我到深水里干活，晚上躺在铺上肚子疼，又骂我“装死”、“抗拒改造”……
连最最起码的人格、自尊都没有！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决心冒“天下之大不违”，也起来“造反”。
我对负责人说我要去看病（的确也是生病），请了一天假，跑回到家里。
我知道家里不能久呆，等秋收结束他们回来，我肯定还要挨批斗，也许还要加上“逃避劳动改造”的新罪名，斗得更厉害。实际上，我心里在酝酿着一个计划：去北京告状！昆明当时已有传闻，说红卫兵代表可以去北京见毛主席。我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但我想，难道我也没有资格见毛主席吗？毛主席是全中国人民的啊！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一切是因云南地处边疆，天高皇帝远嘛，执行政策难免有偏差。正如老百姓所说“中央的政策是一股清水，淌到边疆淌浑了”，深信反映到中央就会得到纠正。
因妹妹的挨打与母亲的历史问题有关，我萌生出替母亲寻找历史证明人的念头。母亲支持我的计划。母亲说，她有一个姓覃的朋友在上海，抗战时期和她一起工作过，很多年没联系了，只要找到此人，就能证明自己历史清白。
母亲托人给我买了一张昆明到贵阳的火车票，并把30元钱分别缝在我的几个口袋里，又给我写了几个沿途亲友的地址，一再叮嘱我路上小心。就这样，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带着30元钱和母亲的申诉材料，还有几件换洗衣服，一个人爬上了东去的火车。
记得一年前贵昆铁路通车典礼时，我和同学们曾敲锣打鼓地迎接第一列从内地开来的火车。那时我心中充满憧憬和梦想，期待有一天我会坐上这火车，到北京、上海或别什么地方去上大学。万万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坐火车的经历竟类似于“仓皇出逃”。这一天，是1966年11月1日。
车厢很拥挤，我把行包垫在屁股下当座位（“无座”）。感觉列车没有想象中的那种风驰电掣，车轮声沉重而浑浊；一个隧道连着一个隧道，一进入隧道，黑烟就灌进来，大地随之颤抖，耳膜也震的发疼。车窗外是连绵的大山深谷，偶尔有几栋房子，根本看不到人。但每一个小站都有人上上下下，多是些乡下人，带着扁担、竹筐、背篓和大包小包东西。车厢里的闷热和烟味令人恶心……（直到经历了后面的旅程，才知从昆明到贵阳这一段竟是我整个旅途中最轻松舒服的一段。）
第二天傍晚，贵阳到了。一下火车，我就傻了眼。车站里到处是难民般的人群，停着的每一列火车旁都密密麻麻围着人。车门禁闭，有人在打门，有人不顾一切地往窗户里爬。突然一声笛鸣，有火车进站了，站台上所有的人便立即奔过去，甚至从车底下飞速爬过去，那边乘客还没来得及下，这边已经在爬窗户了……
我根本不知去上海该怎么走、坐哪趟车。急忙拉住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询问。
他回答我：“哪趟车开就坐哪趟。”
又问：“在哪里买票？”
“还买什么票？！”
茅塞顿开！我立刻加入到爬窗户的人群中，从此成为了革命大串联队伍中的一员。而且几次换车后，我也成了爬车能手。常常是车还未停稳，就把行包先扔进窗户，然后两手抓住窗框，双腿向上腾空一屈，用膝盖顶住车厢壁，再用双手一撑，半个身子就钻进去了……
那时好像没有什么直达车，所有的火车都开开停停，往往一停就是五六个小时。车内的景象更是惊人，座位底下、椅子背上、行李架上都塞满了人，连站也往往只能一只脚落地。当然不再有过道、厕所——厕所里也挤满了人。如果谁要大小便，只能硬憋着等待半路停车，车一停就连忙从车窗跳下，但是，很难保证列车不会正巧就在这一刻突然开动……
从湖南起，铁路两旁的连绵山峦渐渐代之以一马平川的田野。在云南长大的我，第一次凭眼睛而不是凭想象领略了什么叫“辽阔”和“一望无际”。列车到达株洲站时正是半夜里，下车后我把随身带的塑料雨衣铺在站台上，枕着背包一觉睡到天亮。醒来后发现天亮得特别早，大概比昆明早一个多小时。在站台上的水龙头前匆匆洗漱一下，我又爬上了一列东去的列车……
就这样，贵阳、桂林、衡阳、株洲，客车、货车、甚至车头，多次换车后，我到了上海。
在上海替母亲寻找证明人
站在上海的大街上，望着周围摩肩接踵的人流和数不清的高楼大厦时，我才意识到我的难度。我到上海来，是为了寻找能够证明母亲那段历史的人－－覃汉川。母亲与他已多年没联系，既不知道他的工作单位，也不知道家庭地址。母亲能提供的唯一线索是：此人与张乐平（即画“三毛流浪记”的漫画家）关系甚好，只要找到张乐平就能找到他。然而，茫茫人海中，我又到哪里去找张乐平呢？
跟着几个在火车上结识的大学生到了接待站。那是某单位的一间大会议室，地上铺满草席，我凭学生证借到一床棉被，一半垫一半盖。11月中旬的上海已经颇有凉意，一觉醒来喉咙痛得说不出话。同屋住的几个女孩子商量着去南京路逛百货商店，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找到张乐平。
我立即开始打听张乐平的地址。我判断，张乐平是文化名人，所以到报社、美协、文联等文化单位去找－－那时不像现在可以方便地打电话，于是我买了一张上海地图，凭着地图一处处的跑。早听说上海人以貌取人，果然。我不会讲上海话，也听不懂上海话，问了许多地方都是爱理不理的。人们对我这个穿着土气、操着外地口音的女孩子不屑一顾。也有人勉强听完我的问话后表示不知道，或者用奇异的眼光打量着我：“伊是牛鬼蛇神，侬找伊有啥事体？”
不知是性格使然还是不知天高地厚，一次次碰壁后我依旧不屈不挠，甚至连失败都没想过。我站在马路边一边啃着烧饼油条当午饭，一边狠狠的想：哪怕是大海捞针，我也要把张乐平“捞”出来！
后来，我果然找到了张乐平，是在“黑帮劳改队”里。而且很幸运，看管“黑帮”的两个造反派没有拒绝我的请求，我对他们说我只向张打听一个别人的地址，于是他们把张乐平带到了我面前。这就是张乐平？望着眼前这个弯腰驼背、神色戚惶的老头儿，真让人难以相信这竟是我从小喜爱和仰慕的漫画家。他笔下的三毛是那么可爱、活泼、幽默，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长大。这是大师级的文化名人哪！
张乐平对我说，他和覃也很久没联系了。不过，他写下一个九江路的地址，告诉我这是覃的单位。接过纸条，我迫不及待地赶往九江路，心中充满喜悦和成功感。
未料找到覃的单位后，单位的人说他回家去了。硬着头皮左问右问，总算在这里打听到了覃家的地址：淮海中路XX弄XX号。从背包中翻出地图查找了一番，我立即又跳上电车。
尽管在上海乱闯了两天，但我对上海还缺乏基本概念。我并不知道那些很长的路上，车站都是以与其交叉的路来命名的，也没意识到淮海中路有那么长，就在起点处下了车。结果下车后我一路走一路看门牌，几乎从头走到尾，才在靠近淮海西路的地方找到XX弄XX号。
站在覃家门口，我突然紧张起来：希望已如此之近，只隔着一扇门了。
敲门之后，一个中年妇女开了门，她正是覃的妻子。万万没想到，阿姨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说覃根本没有回家，覃已经好多天没回过家了。
犹如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我愣住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阿姨给我煮了一碗面条，这是我出来后吃的第一顿热饭。走出覃家时已是暮色苍茫，华灯初上的淮海路让人恍然如梦。周围一家接一家的商店橱窗摆满了时尚的衣服、皮鞋和各式商品，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这种热闹与繁华是我在昆明未见过的。上海不愧是上海，虽也处在文革风暴中，却仍像一个贵妇人，保持着她的典雅与华丽。
橱窗里一排漂亮的衣领吸引了我的目光，这是时下流行的“节约领”，即用一尺来布做成的领子。上海人确是心灵手巧，这小小的领子，不仅实用省钱，且给女性平添了许多亮丽，成为了当时衣着世界里的一道美丽风景。那颗一直被压抑的女孩子的爱美之心终于占了上风，我走进店里看了一下标价，一般1元多至2元一只，只要几寸布票，有的还不要布票。我极喜欢其中一个红格子的，又想到这种东西昆明还没有，应该买三个，给母亲和妹妹一人一个。但我捏着钱犹豫了半天，最终一个也没舍得买。出来时母亲给的30元钱，除了吃饭坐车外，我一个钱也不敢随便花。
一想到家，心情立刻变得黯然。离家已半个月了，不知家中近况怎样。父母还要游斗吗？妹妹的伤好些没有？家里还在等着我的消息哪！覃叔叔，我能到哪里去找你呢？
回想刚才阿姨的神情，我突然意识到，是否覃叔叔也遇到了麻烦？难道也像母亲一样背上了“莫须有”？想到这里，我立即冲出商店跳上电车－－我还要再去九江路，我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
单位已经下班，守门的大爷不让我进。一番费劲的解释之后，大爷发了善心，不仅放我进门，还指点道：“去食堂找找看，现在正是开饭时间。”
我快步跑到食堂，里面还有几十人在用餐，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站在饭厅中央东张西望，猜测谁可能是覃叔叔，其实我连他的照片都没见过。
正在向人询问时，一个中年男子起身径直走到了我的面前，问道：“你是不是朱新地？”
“您是－－覃叔叔？”我吃惊地望着来人，眼睛一下子潮湿了。
原来，我上午来此地没找见他时，曾留下过一封信请他的同事转交给他。我走后他看到了这封信。覃叔叔对我说：“你长得很像你妈妈。”
我终于帮母亲找到了证明人。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不禁想：如果当时我多一些社会阅历，或者年长几岁，或者用常规方式思考问题，这件事也许根本办不成。这样的举动，只属于不知天高地厚的十八岁，属于的勇气和青春。
终于到了北京
1966年11月，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纠集了几千人到上海安亭车站，欲强行登车赴京告状。遭劝阻后卧轨拦车，制造了沪宁铁路运输中断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此时，我正困在上海北站一列待发的火车里。
找到覃叔叔的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地起程去京。赶到火车北站，只见平时熙熙攘攘的候车室和车站进出口皆门窗紧闭。天色渐晚，正在不知所措时，来了几个大学生，其中一个男生热情地对我说：“跟我们走吧。”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他们的群体。
一拐到北站侧面，精彩的场面出现了，许多串联学生正在那里攀越车站围墙。围墙很高，很难爬上去，但大家互相帮助着。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叫喊声中，一群男生先把其中一个托上墙，然后这人骑在墙上拉，几个男生在下面托，把女孩子一个个送进去，最后再自己进。我也在他们帮助下这样翻墙进了站。
站台上到处都是人。我爬上一列火车，车厢里已塞得水泄不通，还不断有人往里爬。所有的列车都同样拥挤，每个人都是好不容易才挤上车的，因此谁也不肯下车。
谁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往北方的列车全部停开？没有人知道。列车什么时候能开？也没人知道。但尽管如此，我仍然充满信心。我相信，只要上了车，列车总有一刻会开；不管前面还有多少曲折，我总有一天会到北京。
当时我的背包里只有两个烧饼（既不敢下车去买，站台上也没东西卖），实在饿时才敢吃一小口。在车上困了整整一天一夜后，车轮总算启动，又一路开开停停地走了十多个小时，才抵达南京。尔后再经过一程一程的折腾，我终于在12月1日到了北京。
一出拥挤不堪的车厢，立即感到寒意刺骨。我紧了紧身上的衣服，提着行包随人流走出车站。车上结识的两个北京女孩兴高采烈的和我告别，她们已去外地串联过，回家了。我站在车站广场上开始不知所措，我能到哪里去呢？
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飘扬着“XX兵团”“XX战斗队”的旗帜。我没有组织、没有同伴、没有任何介绍信，包里只装着一张自己的学生证以及一份母亲的申诉材料。也许，像一路上的那样，我可以凭学生证到接待站住宿，但我担心会遇到同学，离开昆明时我就知道学校里有许多红卫兵已去北京串联，而我是偷偷跑出来的（我是“黑崽子”，没有资格串联）。顿时，那种到达北京的的高兴和兴奋冷静了许多。
我首先找到了东华门的干外婆家。所谓干外婆，实际上是我父亲大学时同窗好友王振基的母亲，我与她既无血缘又从未见过面。看得出，外婆的境况并不好。原先一家居住的四合院已有三面被别家占住着，她只住在东边的一间小屋里。屋里有一只小炉子，很冷。尽管条件简陋，但老外婆坚强达观，她执意要带着我去逛中山公园（就在家附近），一边还详细给我讲解。想象着我母亲年轻时曾受她的庇护，如今她又这样对我，心中涌出阵阵感动……
我不敢告诉外婆我是一个人偷跑出来的，也不忍心给处境不佳的老人再增添麻烦，于是我去中关村某研究所找了表哥。表哥在女同事的集体宿舍里找到一张空床位，算是解决了我在北京的住宿问题。
12月的北京已是天寒地冻，我身上还穿着秋装，虽然也带了点衣服，但因昆明冬天不冷，我根本没有厚冬衣。我把所有的衣服全上了身，仍然冷得瑟瑟发抖。
更糟糕的是，我不知道该把母亲的材料送交到哪里。出来之前，母亲对我说，如果实在没办法，就去找卓琳。卓琳原名蒲琼英，是母亲在北平女一中念高中时的同窗好友，常听母亲说起她们年轻时的故事。1937年，母亲逃出家庭与父亲结合，蒲琼英还帮过她许多忙。后来，母亲在南方流亡，蒲则去了延安，她们失去联系。直到解放后母亲才得知蒲成了邓小平的夫人，并改名为卓琳。但母亲觉得她已在高位，便未再联系过。这次真是万般无奈了。
此时，邓小平已作为“二号走资派”被揪了出来，到处可见“打倒刘、邓、陶”的大标语。好不容易打听到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地址，跑去一看，数不清的人在那里等着申诉冤屈，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我拿着母亲的申诉材料站在那里犹豫了半天，不知怎样才好，心想，这么多的材料会送到哪里去呢？这么多的冤案中央管得过来吗？到这里才明白自己家的遭遇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而且听说北京的批斗、抄家、游街示众甚至酷刑等比云南毫不逊色。这一切令我困惑不解，在昆明时大家都说中央的政策是清水，淌到边疆淌浑的，难道连中央的水也浑了？
没想到我费尽周折，千里万里来到北京，北京的所见所闻却让我陷入更大的茫然……
后来
我回到昆明时已是1967年。不久，中央发文要求“停止大串联，复课闹革命”。我们毕业班已无课可复，高考之事更是成了泡影。多数同学都成为忙于生计的“逍遥派”了。
那时的物质匮乏是当今人难以想象的，以至一些头脑灵光同学想出“高招”：一旦打听到某日某单位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庆祝活动时，便用红纸写一张“大红喜报”，一行人敲锣打鼓前去“祝贺”，以便“混”吃一顿。如今回忆起来，也算得上一桩“小幽默”。
还有一事也应一提：一些同学造反时从某办公室翻出了毕业班的档案材料，学生早已根据家庭出身被分成三六九等。我属于“录取一般专业”者，有几个同学的材料里赫然敲着“不予录取”的大印。“另册”果然存在！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既惊讶又悲哀，我不明白，一向宣传的不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吗？这几同学的表现绝对不差，而当时他们对此全然不知，还在认真复习迎考呢。
1968年12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下达。此后，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千百万中学生（毕业的和没毕业的）统统奔赴广阔天地，从此中国词典里有了“知青”这个专用名词。我也是其中之一。
1978年，在经历了无数坎坷与折腾之后，我终于迈进大学校门，圆了大学梦。高中毕业十二年之后，才重新和那些比我小很多的同学一起坐在课堂里，一起站到起跑线上，真不知是该为之庆幸，还是该为之悲哀？回想起当年在“废除高考制度”倡议书上积极签名的举动，不禁哑然。历史真是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20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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