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普乐：土改风波里的“洋船屋”人家
土改风波里的“洋船屋”人家
－－作者：朱普乐
两扇厚重的大门紧闭着。拉动大门上方一根铁丝，屋里的铃当便响了，于是会有人来开门－－这是我最早见到的门铃。现在是不屑一顾了，然而在 1940 年代是很新鲜的；全村几百户，唯“笃诚堂”才有。
“笃诚堂”位于黄田村马冲河边。是一组外廓形似“洋船”的建筑群，依马冲河地势构筑院墙，平面呈长方形。“船头”向北为尖角状，院墙略向上翘，将溪水分为两股，依院墙而下。院墙上开空花漏窗，形似“船舷”。小河上架设两座石桥，如登船的“跳板”。中部有二层楼房“梅村家塾”，是主人家课读子孙的地方。楼房的马头墙明显高出其它屋脊，恰似“洋船”的“驾驶舱”。其后为三角形花园，即所谓“船头”部分。整个建筑物像一条溯流而上的轮船，俗称“洋船屋”。院内的屋宇方向与“船体”相反，坐北向南，一共四进。厅堂馆所，楼台亭阁，巷陌相通，自成一体，占地面积四千多平米。在这大山深处，算得上一座奇特建筑了。相传是朱一乔、朱宗怀父子建于清道光年间。他们在汉口等地开当铺，家资巨富。回乡省亲时，朱一乔的母亲问及“洋船”什么样子，想出去看看。但母亲年迈，又是小足，不便远行。于是就在家乡建了这座形似“洋船”的大宅院，以满足母亲愿望。
我所见到的“洋船屋”主人，是第五代传人了。他是我的小学老师，也是我的亲戚，人称鸿祖先生，我们学生称祚先生－－名普祚，鸿祖是他的字。据他说，祖上共有七房，人丁兴旺。然而临到国民党溃败大陆时，大多远走高飞了。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美国；有的虽未能出国出境，也到别的大都市谋生去了。只有他祚先生－－六房的后嗣－－不知是热土难离呢，还是目光短浅，居然抱守着这份祖产，等待噩运降临。
“土改”的时候，祚先生家也划了地主。然而他本人却一直当教师，无论国民党时期还是共产党年代。按政策他的本人成分应当是“自由职业”。然而那年代对于政策的解释是太随意了，说他是地主他敢说不是？于是“运动”来了，便将他“清洗”回家 ; “运动”过了，又将他“甄别”复职。祚先生呢，倒也“若无其事”，叫他回家就回家，叫他复职就复职。不过是一副简单的行李挑进挑出，心情态度十分淡定。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能将万般无奈表现为一种“随和”，不能不说是那个专制年代的特殊造就。
祚先生有过两房妻子，前一位叫三姑娘。穿着打扮十分洋气。浓浓的黑发烫成卷曲状，高开叉的旗袍露出长长的丝袜，镶金牙，抽香烟。村子里抽烟的女人不少，但多是抽水烟。抽香烟的极少，身份也就不一般了。那时候不叫香烟，叫纸烟。老人们形容：“纸烟叭叭的。”三姑娘常年在江西上饶一家店号管账。能写会算，精明能干。而且一手记账一手打算盘，还一边与人说话。她与祚先生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素珍。后来，她在上饶找到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人，说服她嫁给祚先生为妻。永华告诉我：“土改”的时候，祚先生并没吃苦，因为他不当家不管事，“土改”队觉得抓不上手，倒是把三姑娘关起来了。“土改”以后，三姑娘复去江西，便杳无音信了。
后一位妻子叫秀姑娘，人们背后多称呼新娘子。为了区别于别的新娘子，就叫“洋船屋里的新娘子”。有点像通俗推理小说的题名。农村人有个习惯：谁家来了陌生人都觉得新鲜，总喜欢探望和围观。指指点点评头品足。大概是深山里面鲜有陌生人来往的缘故。可是“洋船屋里的新娘子”不习惯，甚而有点恼火，也只好强忍着。于是，她足不出户。除了必要的接待应酬，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做针钱：绣花挑朵做鞋制衣。而且会裁剪－－一块布交给她，就能做出一件合身的衣衫，前襟上绣朵小花，十分别致。这就很不简单，叫那些粗手笨脚的娘们看得发呆。原来，这位新娘子也是贫寒人家出身，是一富户人家的“细丫环”，专事“女红”，所以才有这般身手。然而不久“土改”了，新娘子也不新了，立马沦落成“地主婆”－－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享受地主生活三年以上，才算地主。秀姑娘还不到三年呀！那可不管，这么个雪白粉嫩如花似朵的娘们不当地主婆，谁当？必当无疑。从那以后，伴随她的便是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劳役、训话、检讨、悔过……秀姑娘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秀姑娘生有两男两女。大女儿随母学裁缝，以此为生。大儿子小学毕业时正值“文革”，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拒之于中学门外，在家务农。他心气甚高，终日里郁郁寡欢，不久遭遇车祸丢了性命。肇事方是泾县汽车客运站，赔了一千元钱。秀姑娘抱着这一千元钱，愣愣地靠在床上，不说话，也不吃饭，好久好久……
小儿子出生于 1958 年，正逢“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开始。为了给孩子一条生路，那年冬天，秀姑娘在继女素珍的陪伴下，抱着小儿子来到县城，住进车站饭店。次日天未亮，便将儿子包裹着丢在百货公司门口。她二人远远地观望着。她看见一位上早班的女子来了，把孩子抱了起来 ; 看见一伙人围观议论纷纷 ; 看见那女子高高兴兴把孩子抱走了，走进西门口一所住处。秀姑娘左看看右看看，认准那个住处，打听了是个什么样的人家，姓甚名谁。于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小儿子被人抱养以后，从糠箩掉进米箩，饱受疼爱。那人家成分好，还是公社武装部长，于是上学，参军，入党，当干部。正应了一句古话：因祸得福－－这自然是后话。过了几年，秀姑娘托人去说情，想看看儿子，绝无别的想法。对方却一口咬定没那么回事，儿子是自己生的。秀姑娘思子心切，辗转找到城关小学朱文华老师，请求帮助。朱文华是她小儿子的数学老师，黄田人，说等到上课时让其站起来回答问题，叫她们悄悄地站在教室外面望一望。但不得声张，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上课时，朱老师特意提了个很难的问题，小儿子回答不出，朱老师迟迟不喊他坐下。
小儿子长高了，活泼可爱。秀姑娘只觉得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不清了……
祚先生一直在农村教书，越调越远，最后调到汀溪乡大坑村－－一座大山深处的小学校。不通公路，都是山间小道。进进出出全靠步行，要翻几座山，要过几道水。祚先生在那里默默地工作到退休。
祚先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好色，除了教书，唯一的业余爱好是唱京戏。腊月天，该收的庄稼收了，该种的庄稼种了，石井坑的山林封了 ( 封山育林 ) ，放寒假的教师回来了，大家凑在一起，排戏；排了一本又一本，正月里能唱过“上七”。元宵节再唱。有时也被邻近村子请去唱，说是“黄田的班子”，大戏。所谓“大戏”就是京戏。后来也有年轻人唱黄梅戏，唱花鼓戏，但年纪大的看不上，说是小戏，没看头。大戏有文戏，如《吊金龟》、《玉堂春》、《徐策跑城》；也有武戏，如《长阪坡》、《古城会》、《三打祝家庄》，刀枪棍棒，箭袖长靠，满台生气，煞是好看。祚先生唱的是文戏，专工旦角，或青衣或花旦，讲究的是唱功与做功。一出《苏三起解》，把个落难的烟花女子表演得惟妙惟肖；把那种女人的痴情唱得委婉凄楚，九曲廻肠，叫人感叹不已。不但唱得好，身段也好。祚先生是个“柴骨人”，从未发福过。所以他唱的青衣也好花旦也好，一个个出奇的苗条。走起台步来，水袖、裙带飘曳浮动，俨然风摆柳一样。祚先生戏德也好：认真，一丝不苟。票友中有种田的，有做手艺的，有当老师的，各色人等性情不一。祚先生都能处得来，毫无强人之处。都说他脾气好，人缘好。而且，政治上“风”紧了，不要他唱了，不唱就不唱；“风”过了，喊他来唱，来唱就来唱。从不计较，从不记恨，从不讲一句难过话。人说他“宰相肚里好撑船”。
能否“撑船”自不敢说，但心里确是出奇的宁静－－用现今的话来说“心态好”，遇上什么不称心的事情都能给它个不在意。记得“文革”中一次偶遇，他告诉我：不在黄田住了，搬到共和来了。原来，那正是“深挖洞”年代，黄田村驻扎了许多解放军，在这里挖山洞，修筑工事。于是把村里成分不好的人家，历史不好的人家，或是其他不顺眼的、调皮捣蛋的统统赶了出去。共和是黄田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没有山林，全靠种田种地。祚先生家人本在黄田茶林队劳动，收入也比农田区好一点。现今到了农田区怎么过呢 ? 犁耙水耖，一样都不会呀。他说：“不要紧，我同人家换工呀。”他如数家珍似地告诉我，今年收了多少芝麻，多少黄豆，多少花生。红黑的脸上泛起一缕兴奋的神情，仿佛他搬家搬好了，沾便宜了。我心里未免一阵怆然：怎么了？豁达，还是无奈？顺从，还是麻木？
然而，正是这种心态，使得他身板骨倒是少有的硬朗。从而熬到“红太阳”落山，迎来了改革开放，过上人的生活。退休了，让小女儿顶职当了教师 ; 大女儿还在县城购买了房产。那个早年丢弃的二儿子也已到中年，常有来往。祚先生说：养身父母大似天，生身父母站半边。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尽到责任，能当作亲戚走走就很知足了。
而今，祚先生成了黄田的“古董”。他关心黄田的古往今来，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少不了有人与他打听黄田的来龙去脉，打听“洋船屋”的古今传奇。他也乐于这份差事，不厌其烦。那年，我陪同朱践耳先生到黄田寻根问祖，他二位老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谈得不忍离去。以至于下午两点多钟才吃午饭。 2003 年 10 月，当我陪同践耳先生的侄子朱永渊先生和上海电视台周雯华女士再访“洋船屋”的时候，却听说祚先生因病到县城住院去了。
祚先生脑袋里长了一个瘤。不久，去世了。
世道变好了，儿女们自立门户，祚先生可以享清福了，却又去世了。人世间的事情总是这样缺憾。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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