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普乐：对不起，我的亲人
对不起，我的亲人
－－作者：朱普乐
外婆
外婆一直寡居在“长房”里 ，与姑奶奶家相距不过五十米。姑奶奶就是外公的妹妹，人称凤奶奶。
姑奶奶也是早年守寡，儿子在江西上饶经商。家里有儿媳和孙子，三个人过。外婆便常常去她家打发日子。姑嫂俩谈谈心，说说天气，说说各自的孙子外孙。有什么好吃的了，或者逢时过节，姑奶奶总是喊外婆吃饭。不是光吃，也帮她家做做事，都是手边上的事。姑奶奶青光眼，瞎子。儿媳妇做事不大在行。“土改”前请了佣人，“土改”后不允许了，不能再“剥削”人家。因为有儿子在外面谋事，“土改”以后，姑奶奶一家依然过得光鲜。外婆深得她们照应。姑奶奶的孙子朱永康，小名长生， 1955 年小学毕业以后没有考取中学，到上饶去了，听说后来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土改”以后，外婆把自己名下的一份田托付给村民耕种，按例收获一份稻子。虽然母亲无力照管她了，日子还是可以过的。她也间或帮人家绣花，搓搓蔴索 ( 纳鞋底用 ) ，做点手边活。老了，眼力不济，做起事来很慢。
外婆希望我晚上与她作伴，我也乐意去陪她。条件是给我讲故事。外婆不识字，肚子里却有许多故事：《昭君和番》、《珍珠塔》、《玉堂春》……外婆是怎么知道这些故事的呢？原来，是在汉口看戏看来的。外婆曾经是个戏迷。
外婆给我讲的多是言情故事：公子讨饭，小姐落难；父母嫌贫爱富，执意悔婚，女儿不从，说“生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落难公子在一个破庙里苦苦读书，终于考中状元，于是洞房花烛，拜堂成亲。大团圆。外婆讲故事口才平平。她不会渲染，不会雕琢，也不会于关键地方卖关子，解“包袱”。就是平平地叙述，有点像介绍剧情，但也好听－－有的听总比没的听好。听着听着我便入睡了。第二天，打听故事结局，外婆说“我不是讲了吗 ? 你睡着了吧？看，白讲了。”于是又将结局叙述一遍。
还给我说黄田往事。说“洋船屋”，说石井坑，说“长毛”驻扎旗山的事。“长毛”就是太平天国军队。外婆不知道，只知道“长毛”披头撒发，杀人放火。说朱典卿，说朱侠骨，说“冲水凼”边上朱寿根小时候捅杀人，赔了不少钱的事。说四座牌坊有一座没有顶，为什么？那是一座贞节坊。当年建坊的时候，总是竖不起顶来，竖起就落。管事人估猜其中必有缘故。于是询问这位节妇。节妇老了，头脑却十分清楚，不好意思地说：有一次看见“公鸡踩水”，自己笑了一下。管事人“啊”了一声，不再强行竖顶了，于是那座牌坊就没了顶。我不懂，不就是公鸡欺侮母鸡－－打架么？怎么啦 ? 怎么笑都不能笑 ? “公鸡踩水”怎么就把个牌坊顶给“踩”了呢？没有顶的牌坊，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 外婆说，讲是这么讲，哪知道是真是假呢 ? 你还小，大了就懂了。
外婆还经常留点东西给我吃。譬如灌心糖、绿豆糕、蚕豆、杏子……不多，都只有一点点，都是姑奶奶让她吃，她刻意留下的。有时候也去买上一角钱的红糖或是砂糖，装在一个小盅里，叫我每天吃上一两勺，甜甜嘴。
高级社以后，农民的土地逐渐充公了。像外婆这样的“社员”，无力参加劳动，没有工分，吃饭成了问题。说是农业社给“五保”－－其实就是“一保”：保口粮。月管月到社里称点米来。至于吃菜，都是这个给一点，那个给一点。村里老百姓都还好，只要自家菜园里有的，都乐于助人。有这种传统。外婆好像也不怎么生病。伤风咳嗽倒是有的，在农村不叫病，挺一挺过去了。冬天气喘气闷，没办法，只有焐暖一点，到了春天自然就缓解了。真有什么不舒服了，向姑奶奶要点药，什么“六神丸”啦，“鹧鸪菜”啦，仁丹啦，羚羊角啦，姑奶奶家中存了一些常用药。她做好事，村子里无论谁去要，都给。
1958 年，大难临头。“大办人民公社”了，“大办公共食堂”了，所有人一律到食堂就餐，一律不准个人私存粮食，家里不准冒烟。公共食堂先是吃饭，而后是吃粥，而后是粥越来越稀，而后成了米汤，最后连米汤都没有了。这时候，母亲已遭逮捕，送到劳改茶场去了。外婆七十多岁，经不住折腾，经不住饥饿，第二年就去世了。姑奶奶和她的儿媳也去世了。姑奶奶是个盲人，饿得不能动，睡在床上扯棉絮充饥。三年大饥荒，老年人死得最多，也最早。人老了，经不住拖。
外婆的后事是我料理的。按照村子里当时死人的规矩，我找大队干部批了个条子，到管事人那里称了四斤大米，熬了一锅粥。村里派来五、六个农民，把一锅粥喝完以后 ( 没有一根菜 ) ，七手八脚地将外婆入了殓。棺木是多少年之前准备好的。葬在哪个山上已经记不清了。没有立碑，也无法立碑。入葬时寒风习习，周遭一片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片落寞寂静。对于死亡，人们见的太多了，习惯了，无所谓。人们并不觉得死了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是一种解脱。
我心里很难过，泪水在眼里打滚，就是没有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嚎啕不出来。
对不起，外婆。浩劫临头，我没有能力让你活下来，可我应该有能力嚎啕大哭呀！竟然没有做到。
妹妹
最怕回忆的，就是妹妹。
妹妹属狗，生于 1946 年。世道已经不太平了，家境也越来越不济。母亲与“姑妈”已经各生一个男孩，将风头抢尽了，妹妹这时候来到人世，实在没有选对时机。上上下下都重男轻女，根本就没拿她当回事。母亲常说：怎么这样讨嫌她？好像是我“拖油瓶”带来的？
“土改”的时候，妹妹四岁，世道的变故，母亲的遭难，家道的中落，小小年岁的她是怎么看待呢？幼小的心灵该遭到怎样的创伤呢？没有与她沟通过。哪怕是语无论次地瞎扯都没有扯过。将心比心，她一定莫名其妙，一定大惑不解，一定无可奈何吧。我比她大了四、五岁，尚且如此，她一定更加懵懂了。
懵懂也好。如果没有 1958 年的“大跃进”，没有“大跃进”所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妹妹是可以懵懂地过完一生的。这也没什么不可以，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过来的。然而 1959 年，十三岁的她，终于逃不过那场劫难，饿死了。她是紧随外婆而去的。在“那边”，她也一定与外婆一起吧，彼此也好有个照应。“那边”能吃得饱么？
1959 年，中央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为民请命”，十分委婉地反映了广大农村真实状况。岂料“伟大领袖”龙颜大怒，将其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不但没有“纠左”，反倒反起“右倾”来。于是无法无天的人更加无法无天了，“五风”更厉害了，农村中的灾难也就更厉害了。黄田村接连三个月不见一粒米。外婆与妹妹都是那时候饿死的。许多人都是那时候饿死的。母亲被抓走了，妹妹无依无靠，独自苦苦挣扎。我也时不时地从自己碗里匀出一点，带给她吃，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再说我自己也是餐餐吃不饱的。我曾经扯开面子，溜到学校伙房里，在尚未清洗的饭桶里刮取残余米汁，凑在一起，悄悄带回。渐渐地，就刮取不到了。一是饭桶越来越“干净”，有的学生甚至用嘴去舔，用手去抹。一点一滴都不“浪费”。二是伙房不准人刮了。炊事员老潘就很坏，见人去了，赶紧往桶里倒水。
外婆去世以后，妹妹一个人住在下黄田外婆的房子里。一天，我去看她时，她已经冰冷了，穿着棉衣棉裤，躺在床上；嘴里还有蛔虫在蠕动。我找来同班同学翟培锡，帮忙料理后事。没有棺材，我们找来一个废弃的猪食盆 ( 早就无人养猪了 ) 。盆很大，一米多长。妹妹早已瘦得脱了形，又小又矮，正好装进去。撬了一块地板，合在上面绑定。两个人抬到山上，挖坑入葬了。
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母亲，告诉她外婆去世了。没有提及妹妹。我不忍心对她说。
对不起，妹妹。我没能让你活下来。痛心疾首，愧悔至极。
去年，我去徽州采访朱建秋以后，越发自责。朱建秋是郑家瑾的胞妹。 1959 年，郑家瑾中师毕业，分配到泾县苏红中学任教，便将朱建秋带在自己身边。父母双亡，饥荒盛行。郑家瑾尽到兄长责任，照应妹妹。从而使妹妹脱离农村，免遭了可能遭到的灾难，活下来了。
我却没有做到。诚然，与之相比，那时候我还没有工作，自顾不暇，但这并不足以开脱自己。我缺乏的是那种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的精神与勇气。同许多家族一样，我们这个家族也是自私的。正常状态下，可以维持一团和气；遇到极端情况，就容易分崩离析。我无例外，根本不及母亲。我怯懦了，偷生了，以致于精神上一直遭到责任与良心的鞭挞，也是该当。
父亲
这个父亲是我的养父。
1951 年，我九岁，妹妹五岁。家里划了“地主”，破产了。祖父在六安做生意，不回来；父亲在郎溪另有家小，也不回来。祖母另起炉灶一人单过；二妈带着一双儿女改嫁了。真的是“树倒猢狲散”。
母亲顶着这个倒霉的门户，拉扯着我们，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有一天，母亲沉不住气了：“放你一条生路吧，把你给人家去，怎么样？”我不吭声。母亲说：“那人家老夫妻俩，无儿无女。同宗，辈份正合。细算起来还没出‘五服’哩。成分又好，日后会有前途的。”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又读过几年“洋学堂”，前途二字她是懂的。
我却不懂，气呼呼冲她：“要卖你就卖！”
那段日子，卖儿卖女的人家不少。
“哪里是卖？”母亲眼圈红了，喉头也硬了许多：“做娘的就是饿得吐清水，也不会卖儿卖女呀，是为你好。别人家‘纸’上写的是‘高山滚石，永不归宗’，我呢，‘一子双祧’。不落一文钱。一子双祧，懂不懂？”
我不懂“一子双祧”。
据说，我那未来的养父也是黄田人，在榔桥开豆腐店；生过七个儿女，竟然一个个都过不了十六岁，全夭折了。没过十六岁死，称之“小鬼”，又称“讨债鬼”，街坊邻里是很忌讳的。如今老俩口年过半百，倍感凄凉，四处托人领养一个男孩，说是“续续香火”。不知是同情这位未来的养父，还是体谅困境中的母亲，或者是考虑自身得失，我经不住母亲再三劝说，点点头，答应了。
临近端午节的一天，我在一阵阵鞭炮声中，在母亲强忍着的泣声中，在一行人的簇拥下，坐在一位强壮男子肩上，离开黄田。沿着潺潺的凤子河，到了榔桥，开始了一生中一个不大的插曲。明明是一派欢乐热闹景象，我却不觉得高兴，也不感到难过；不笑也不哭；板着脸，木木的。似乎一切都稀里糊涂，一切都无所谓。大概从那个时候起，就把自己当做一块面团，一任世事命运去揣去捏去拨弄了吧。
我有了新的名字：朱普胜。据说，养父母最后一个亲生儿子朱普津，夭折前几天曾经吵着要改名，说朱普津不好，要改成朱普胜。父母没在意，就没有改成。事后十分懊悔，说是不好兆头；如果改了，儿子也许就留下来了。
我的新家在榔桥上街头，一间很大的店堂里。左边是爿中药店，店主人卖药兼行医，颇具上流色彩。右边是我家柜台，“营业执照”上写的是“水作业”，就是卖豆腐。前后三进，后场颇大。两家割据，相安无事。
养父朱大政，字礼庭，个头很高，年轻时当有一米八左右。但瘦，脸上几乎没有肉，刀刻似的皱纹勾勒出一张病恹恹的苦相 ; 手臂上青筯缕缕，勾腰驼背，气喘吁吁。像一部快要报废的机器，勉强地运转着。养母矮小，到不了养父肩头。头光面光，小俏玲珑。讲话做事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一副极精明的样子。不用说，这个家是她说了算，而养父只管做豆腐卖豆腐，以及工商联开会什么的。
打烊之前，养母必来到店堂，启开账桌抽屉清点钞票。“今朝几斤籽？”养母问养父。
“同昨朝一样，十斤。”
“怎么比昨朝少了万把万呢？” ( 旧币，一万元合现今一元人民币 )
“新供应的黄豆，不出货。”
“那怎么搞？”
“我也不晓得怎么搞。”
养母照例抽出几张钞票往养父面前一推：“喏。”养父便拿了，顺手摸过酒壶，到隔壁打酒去了。
偶而也叫我去买酒，店老板朱美堂便说：“回去跟你大大讲，不要老喝差的，也要买点好酒喝喝。不喝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回到家如实传达，养父便望望养母，一笑，几分诡秘几分惭愧。
养母却不笑：“莫听他嚼蛆。哪家能跟他比？榔桥河的沈万山噢。”
养父觉得没趣，把一缕笑容僵僵地硬在脸上：“嘿嘿，嘿嘿嘿。”
养父抽烟也是低档的。“乐华”，一千三百元一包 ( 旧币，合现今一角三分 ) ；“康健”，一千七百元一包。偶尔也抽“红金”，两千二百元一包。那年头，“红金”香烟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养父最常抽的是“康健”。却常常把它一支支抽出来，装在“红金”烟盒里。偶有疏忽以此待客而露馅了，他便自言自语：“喏喏喏，这个伢宜把香烟乱塞－－来来来换一支。”－－“不不不，一样，一样。”
我便不服，朝养母嘀咕：“我没动他的香烟呀。”
养母笑了，摸摸我的头：“莫作声，噢。”
小小一条街，竟有三四家豆腐店，竞争是激烈的。养父说他的办法是薄利多销。这倒不假，豆腐比人家的老一些，干子比人家的大一点，臭干子坛舍得放炒芝蔴，酱油干子舍得放原汁酱油，味道是人们乐道的，于是养父便从顾客的赞许声中得到满足，立时亢奋起来：“人哪，还是名声要紧。”
却也有不顾名声的时候。譬如豆腐皮，十张一摞，扎起来，穿上一小块红纸，专供人买去送“月子”送病人的。养父却告诉我：“一扎九张就够了。”
我反应不过来：“少一张？”
“人家送礼，不会拆开的。受礼人家也不会顶真去数，乐得讨便宜。”他那瘦削狭长的脸上，露出一种小商人所特有的狡黠与得意。
养父最快乐的时候，通常是晚饭过后。几杯老酒下肚，眼圈微微发红，脸颊微微发红。原本腊黄的脸色立时好看了许多。此时，他便常常将我拉过去，站在他面前，问这问那。叫我长大以后跟他学习做豆腐，他要把“一身的本事”传给我。问我干不干？我说不干。他问怎么不干？这么好的手艺怎么就不想学？我说不出怎么不干，只说要念书。养母便在一边帮腔：“当然念书好！做豆腐，哼，自己一生没出息，还要叫儿子没出息？”于是养父不作声了，好像很尴尬，却又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哼起戏文来：“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龙个里个咚……”没板没眼，五音不全，不知从哪儿剽学来的。这种时候，养母并不为难他，任其张扬。于是屋里热闹烘烘的，硬是多了几分温馨，几分生机。
然而有一次，养父喝过量了，一言不发，径直奔向养母房间，倒在床上不肯起来。养父母的卧室是分开的。养母带着我睡正房，养父睡偏屋。正房比较大，板壁上整整齐齐地糊了旧报纸，贴了年画。窗明几净，令人悦目。晚饭过后，大家都聚在这儿谈心喝茶，消磨时光。而偏屋狭小，除了两条连凳几块铺板搭成的床铺，便是一只大木桶几只稻箩什么的，里面装的是黄豆，像是长工居住的地方。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分开住的，反正我一进这个家就是这样了。养父靠在床上自言自语自唱自笑。“一马离了……西凉界……”这是他的“保留节目”，每唱必不会少。还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居然也用了假嗓。只是太不像样，令人笑得捧腹。听说朱老板喝醉了发酒疯，药店老板家的大人小孩也一齐过来看热闹。于是养父便越发来劲，越发肆无忌惮起来，把被子胡乱地搅在身上。养母不高兴了，叫他起来，说是服侍他到自己床上睏去。养父不听，说：“今朝夜里不走了，和你睏觉……”
满屋一阵哄笑。养母脸上由红变青，发火了：“你走不走？”
“不走。”
“不走就拖！”却怎么也拖不动。养母便改变策略，和颜悦色起来，问他是不是心里难过？养父说不难过。问他想不想喝茶，想吃什么东西。养父说“什么都不想吃，就想和你睏觉。”
任其胡闹一通，时间也不早了，众人渐渐散去。养母略事收拾，将箱子锁上，拉起我的手：“走，让他一个人挺尸去。”
我们另找住处去了。第二天，大家都不提这件事。
以后好多年，我都因为这件事瞧不起养父。觉得他这把年纪了，借酒装疯，不知害臊。长大以后才多了几分理解，越来越变得同情起来。他心里是太寂寞了，太需要亲情需要温存了。他说的是大实话，有什么可责难的呢？
大桥那头有爿不像样的小店，卖些针头线脑花生糖果。店主人苏老板年届六旬，中等个子，清秀文雅。冬天着一件棉袍并不显得臃肿，夏天穿一领长褂竟多了几许道骨仙风；若是短装则越发显得潇洒精明了。他无儿无女，老伴常年卧病，全靠他一人支撑门户，又作男又作女，着实不容易。他是我家常客，多半于天黑以后来坐上一会儿，时间不长就回去了。“苏老板，苏板奶奶好些了吗？”常有人这么问他。－－“不见好，也不见坏。”－－“到底什么病？”－－“说是痨病，阴阳两虚。”－－“吃饭怎么样？”－－“一餐一小盏。”－－“不要紧，能吃就不要紧。”苏老板清楚人家是安慰他，未置可否，总是一声长叹：“唉——”
“统购统销”以后，不准私自购买黄豆，只能由公家配给。而这种配给又常常是僧多粥少，总是不够，各家豆腐店常常停工待料，做做停停。起初，还能通过熟人偷偷地买一点，可随着政策越来越紧，门路都断了－－纵然敢买，对方也不敢卖了，一经发现是要以破坏“统购统销”论处的。轻者批评教育张贴“悔过书”，重者是要被扣上“坏分子”帽子的。记得有一次，公家配给黄豆不在榔桥提货，而要到县城去买。真是怪事。怎么办？要不要？养父决定亲自去买。六十里路，没通汽车，全靠肩挑步行，又是大热天，也真苦了他。步行到县城，雇了几名挑夫把黄豆运回来。进门时见他拄着一根拐杖，大口大口地喘气，脸上煞白，半晌说不出话来。
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日子能维系下去吗？
终于，养父母讨论离婚了。一切都在若明若暗中进行的。记得有一次，养母正式摊牌：“小把戏我不要。你要就要，你不要就还他娘去。”养父说：“小把戏是我家姓朱的，我要，就是讨饭我也要。”话说到这份上，分开的日子是不远了。
怕我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受委屈，养父让我先回到黄田生母处。说“一旦安定下来，就去接你。”所以，养父母真正分手的那段日子，我并没有亲历目睹。这一变故，对我日后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要不然，日后许许多多表格的“家庭成分”一栏，我便可以填写“手工业”了。因此，我或许可以上大学，或许可以从事别的职业，或许一生会少去许多窝囊，或许－－当然，或许不如今朝。细细想来，养父母的离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样的不般配，那样的没感情，为什么不可以求得解脱？我同情养父，又十分佩服养母的“叛逆”精神－－那样的年龄，那样的年代，该承受多大的世俗责难！
后来听说，养母与苏老板结合了－－苏板奶奶已经去世。
养父迁居河塌里－－离榔桥五里的一个村子。孤身只影，带着那副财产分割时归属他的做豆腐的家什。人生在世，虽说空空而来空空而去，但几乎人人都想多占点什么。而养父也在这世上挣扎五十多个春秋了，除了一副做豆腐的家什，就只有几件换洗的褂裤，世道对于他是太不公平了。
重操旧业以谋生，但必须与人合伙－－养父体力欠佳，只能做“上手”，不能做“下手”。所谓“上手”即冲浆点膏包干子等等，而所谓“下手”即磨黄豆烧锅挤浆，乃至下河挑水洗涮工具等力气活。每天，他们早早起来，早早地把豆腐、干子做好，然后由那位合作者挑到附近村子去卖－－乡间比不得集镇，是不能坐守店堂的。如此勤劳，未敢惰怠，谁知一年下来，不但分文未赚，反倒亏空。原来，那位合作者一家七口全在店内吃喝，而养父只身一人。他恍然大悟：又吃亏了！
这年腊月，我去看望他，多住了几天，他便把其中的窝囊事一一说给我听。但又离不开那位合作者，一时也找不到合适人来取代。养父说：“我倒有个想法，不晓得你可答应？”
什么想法需要我答应呢？
“你也渐渐长大了，论年岁也可以学乖 ( 即学徒 ) 了。我当年学乖的时候比你现在还小一岁呢。”
我猜着他的想法了，屏住气，紧张地避过脸去。
“我看，书就不要念了。千里做官也是为的吃和穿。什么行当不一样活口？你，就跟我学手艺，好不好？”
“做豆腐？”
“做豆腐还差了？你能跟我学，我就不求人了。打虎还要亲兄弟，上阵须得父子兵。我们父子一条心，不怕不发达起来。”
我没答应。养父也没有继续为难我，只是浅浅一笑，掠过一缕失望的迷惘。
河塌里的生意终以亏本争吵结束。养父在族中人的帮助下迁移黄田。这是个很大的村子，消费水平也比别的村子高些，养父的豆腐店有了生机。虽说仍然需要求人，仍然免不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毕竟还算顺心顺手。这一年，我在泾县中学读初二，养父特地托人捎了钱来，信上说：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为父心里过意不去。现在手头不那么紧了，需要什么你只管跟我要。
虽然我并没有向他要什么，虽然他也没有让我脱贫，但这几句话却叫我终生难忘，叫我心头暖呼呼的。然而父子一场，我却连这种暖呼呼的言语都未曾给过他一句，更没有同他亲热过一回。养父是很喜欢与我在一起的，尤其希望我陪伴他睡。每当这时候，总是问这问那，说东道西，一副乐呵呵的样子。而我除了每年除夕夜例行公事般与他作伴以外，多半总是借故推脱的。我嫌弃他－－嫌弃他的哮喘病，嫌弃他那浓烈的烟草味，嫌弃他的窝窝囊囊。这种嫌弃他未必觉察不出，他心里一定很难过吧。
好景不长。在黄田，也不过开了两年豆腐店，养父就溘然长逝了。医生说“油干灯尽”。那是 1958 年夏天－－再过几个月，因为“大跃进”而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就要降临了。事后才觉得：养父这当口去世，真正是一种福气。
当我按照丧事主持人吩咐，双手捧着养父的头，将他挪进棺木的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伤感怆然而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淹没心头，痛哭得不能自已。主事人不断地招呼我：“不能松手，捧得越紧越好！”我屏住气，咬着牙，紧紧地捧着，用了好大的气力，终于平平稳稳地将养父挪进棺木。狭窄的棺内令人感到窒息，而养父躺在里面却宽绰有余。那极瘦削的身躯，极瘦削的脸庞，便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三奶奶事后对我说：“那天，你哭得好凶。一直哭到山上，拉都拉不回来，把我的心都哭碎了。真有孝心。”
惭愧！父子一场，我所能给他的不就是那么一场痛哭么？管什么用呢？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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