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普乐：故人往事
故人往事
－－作者：朱普乐
张洪炉
我的记忆文字里，不能没有张洪炉。
记不得初次见面情形了。只记得与他交往以后，便渐渐喜欢上这个人。因为他坦率真诚，不说官话套话，让人觉得彼此亲近，用不着提防 ; 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看法都可以交流。他告诉我：“反右派”的时侯， Z 某某不知道多积极，声嘶力竭，凶神恶煞，活脱脱一个小土匪。他告诉我：县委副书记 H 某某，看上去道貌岸然，却毫无人性，“土改”中亲手把自己父亲打死了……这些话，当时是不能说的。
张洪炉江北人，是个大个子，当有一米八以上，自己取个笔名：长人。他是个大学生，好像大学没毕业，就参加工作了。五十年代初调来泾县，在县人委民政科任科员。那时候科员不小，仅次于科长，很有实权。读初中的时候常常听人说起他。说他有学问，会写小说，正准备出书。 1958 年“大跃进”，县里办起好几所中学，把一些机关工作人员调去当教师。张洪炉也在内，当了茂林中学语文教师。领工资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工资少了。原先每月五十七元，怎么变成四十五元五角 ? 从行政二十一级变成二十三级，整整低了两级。他以为是调动过程中搞错了。总务处经过核查，没错。这就怪了。他找到他的老领导、民政科长蒋尔宏。蒋科长告诉他：受处分了，降了两级。原来，上半年“反右”运动，曾经从他床底下搜走一包文稿，是他写的一部小说 ( 尚未定稿，更没出版 ) 。说是“有严重问题”，“组织上”便给了他行政降两级处分。却不通知他，故此一无所知。他当时年轻气盛，要去找“组织上”论理，蒋科长劝阻了他。说：“哪个跟你论理？说不定给你加重处分。想开点，没打你右派就算万幸了。” ( 上层“反右派”是 1957 年，而基层多在第二年。且“反右派”还“补课”，不少“右派”都是“补课”补上的。 ) 处分人却不与本人见面，“黑”到何等地步！现在年轻人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一定会说是杜撰。岂不知当年实实在在就是这样荒唐。
张洪炉是书法家，擅长行草。“文革”期间，书法这门艺术并不被人看好。张洪炉原本有些基础，不再写小说了，又没有其他爱好，便关起门来研习书法。纯属兴趣，绝无功利。他妻子在宣笔厂搞销售，认识一些书法家，张洪炉也就较快地融进了书法圈子。改革开放初期，有日本客人来到泾县城，在荷花塘宣笔门市部看见张洪炉写的一张字，觉得好，问多少钱 ? 业务人员从未做过外国人生意，不知底细，狠狠心说了个在他们看来很高的价格：人民币四十元。日本客人二话没说，买下来了。
张洪炉一张字卖了四十元！一时间成了新闻。人们啧啧称叹，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赞誉，有人羡慕，也有人不屑一顾：认为写写字可以，但不能拿来卖钱；拿了国家的工资，又写字卖钱，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可见当时也还是很“左”的。张洪炉不管，任人议论，还是写他的字。
向他求字的人越来越多，与他联络的书法名人也越来越多，张洪炉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不久，因为“组织上”需要，他担任了县政协副主席，名至实归。他这个副主席不同于别的副主席，他不去办公室办公。而是呆在他的书房里，写字，看书，会客。单位给他安排办公室，他也不去。他说在办公室无事可干。要开会了，通知他，他才去。要到哪里参与什么活动了，通知他，他也按时到。但不讲话，一概不讲。有人客气，坚持要请“张主席作指示”，他也不应承。他说他“马列主义一窍不通，大道理说不来。总不能讲书法吧。”干脆不讲。时间长了，了解他的脾气了，也就习以为常。他说在政协工作一身轻松，就是肚子不轻松－－几乎天天都要应酬陪餐，都要喝酒。肠胃又不好，经常拉肚子。坊间俚语：“人大举手，政协喝酒”，真的如此。
张洪炉生活上极不讲究。不拘一格，随随便便，甚而有些邋遢。他告诉我，最不喜欢洗脚。又是脱鞋子又是脱袜子，真麻烦。可是不行，妻子天天盯着他，要他洗。常常是妻子把水端来了，他也不应声，以致招来数落埋怨。更不喜欢运动，慵懒得很。我以为这是他的致命弱点。如果他能懂得一点保健知识，实践一些健身活动，当不至于六十出头就离开人世的。他得的是中风，半身不遂，语言不清。不久二次发作，匆匆“走”了。还没退休 ( 那时候，党外县级干部六十五岁退休 ) 呢，无论如何是太早了一些。可惜。
李秀峰
李秀峰，泾县城关一小教师。 2011 年 3 月，我去采访她时，她八十三岁，早已退休。前些日子不慎跌倒骨折，长时间行动困难，由儿子帮扶照应。头脑非常清楚 ，一点都不糊涂。
李老师琴溪镇洗马桥人，家庭地主。兄弟姐妹五人，两兄两姐。她的大哥曾经在“培风中学”读书， 1950 年“土改”中被“镇压”了。此后，大嫂一直随她生活，帮助她照应小孩。
1951 年，李老师从宣城师范毕业，分配在黄村平垣当教师。这所学校只有她一个老师，十三个学生。后来发展了，达到一百多人。后来，她调到黄村中心小学，又调到晏公、潘村、巧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去巧峰小学看望曹远芳，见到过她。她是学校负责人，领导四、五个教师。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人极瘦，精神倒不差。风风火火，礼貌热情，仿佛有使不完的劲。 1978 年，她进了城，在城关一小教书，总算安定下来。
李老师毕生致力于小学教育。尤其在小学语音教学方面，是有造诣的。她早年被派往芜湖、合肥等地学习语音教学，是优秀学员；回县以后辅导培训全县的初小语文老师； 1956 年被评为省级劳模。那段日子，应当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然而不久，噩运开始了。 1958 年，丈夫被打成“右派”，自杀了。大女儿也随之夭折。她带着几岁的儿子和小女儿 ( 遗腹女 ) ，以及大嫂，开始了漫长的苦难人生。在那个年代，一个寡居的“黑五类”家属，能有好果子吃么 ? 政治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说：“最可怜的还是两个孩子。”在巧峰小学教书期间，配给的口粮要到县城粮站去买，还不全是粮食，其中一部分供给萝卜菜、山芋干。从巧峰到县城，往返四五十里，总是大儿子随同她一道去买。大儿子也才十岁左右。有一次，他走不动，赌气不走了。天就要黑下来了，怎么都说不动他。于是她打了儿子。打着打着她心里一软，觉得儿子已经太可怜了，悔之不及，便捶胸跺脚地痛哭起来。及至回家，自己仿佛成个疯婆子了。“三年大饥荒”期间，她是居民户口，虽说每人每月还能供应二十五斤半粮食 ( 一度减为二十一斤 ) ，也是不够吃的，也是忍饥挨饿。直到 1961 年农村推行“责任田”以后，周边环境有了一些松动，她便乘机利用课余时间 ( 甚至月光下 ) 开荒种地。第二年，她收了三百斤麦子，八十斤高粱，才算度过大饥荒。
交谈期间，李老师颇为谨慎。她只是泛泛地诉说曾经的日子多么艰难困苦，却并不怪罪于谁，也很少涉及具体细节。我不好意思刨根究底，强求细问。因为有的人常常讳忌过去，也不想触及她的伤痛，便顺其自然了。她也没有说及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没有“大救星”一类的拍马之词。她到底不是那种“马列主义老太”，而是一位暴政年代的受苦受难者。孰是孰非，她心里一定很清楚。
倒是一个无意中流露的细节，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李老师的丈夫曹作民，曾任小学校长、教育工会主席，在县人委工作。 1958 年那场政治运动中，他遭整肃，忍受不了，自杀了。当时，李老师正在省城合肥学习，“组织上”通知她回来并找她谈话。乍听噩耗，她脑袋一“木”，泪水涮涮涮地涌了出来；转而又立刻抹去泪水，做出一副六亲不认状，说：“死得活该！该死！该死！”连说几个“该死”，硬是把泪水呑了下去……
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此时此刻，她肚子里还怀着丈夫的孩子。就这么一连串的“该死”，能了断他们多年的夫妻之情么？当然不能。然而，在那种腥风血雨的岁月，她不得不这么说，不得不这么做。前面的泪如泉涌是真情，后面的“该死该死”是扭曲。一个人性泯灭的年代，才会有如此被扭曲人性的臣民。
五十多年了，说起这件事，李老师仿佛历历在目，悲伤万分，不住地唸叨：“他是个好人，真是个好人，他没有什么错误……”是的，李老师：岂只曹作民先生是个好人，回首难以数清的政治运动，那些被批被斗被关被杀的人能有几个不是好人呢？无怪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
李老师叫儿子拿出一包东西给我看：都是她的获奖证书与奖章，从单位先进工作者到省级劳模，大大小小十多项。她十分看重这些东西，我深深理解。对于她，这是一生中努力“改造”自己，努力顺应残酷的时局与环境，甚至不惜扭曲自己的“成果”，是数十年来血汗与泪水的“结晶”。
不知为什么，我猛然间想到“传销”。我们曾经的体制，不就是一个大大的“传销”网么？我们被“洗脑”、被欺骗、被裹挟、被愚弄；自己被“忽悠”了，却又去“忽悠”别人。最终，我们绝大多数人所得到的，都只能是贫困与灾难。
不再相信“忽悠”了，也不再“忽悠”别人。
聂书记
我常常想起黄田师范，常常想起黄田师范的聂书记。
聂书记是第二学期调来的。那天，细雨蒙蒙，阴霾不开。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挑着一担十分简单的行李，踏着湿漉漉的石板路，轻轻悄悄地进了大门。我当是雇来的挑夫呢，哪知他就是聂书记。一个近千人学校的支部书记，在我们看来该是个不小的官了，却没有一点官气，一点架子。大会小会，聂书记常常登台讲话。上台讲话也不拿架子。通常穿一件泛了色的蓝制服，领子下面的两粒扣子解开着，蓬乱的短发，黑黝黝的脸。尤其鲜见的是头上常常扎一块手帕，他说头痛，吃了止痛片也没能捺得住。聂书记讲话从不要稿子，连提纲也没有。兴之所至滔滔不绝，无文牍风，无书卷气。尤其是农业生产上的事情，真叫内行，不乏生动，说得人五体投地。要种南瓜了，他说如何挖宕，如何施肥，如何育秧。要种白菜了，他说如何浇底粪，如何撒籽，如何间苗。天旱了，他说哪个班哪块地三天没浇水了，再不浇，菜就要死了。班主任一问，果然是三天没浇水。他也常常表扬教师：“张老师备课备到十二点；李老师中午不休息；江老师上厕所都在看书。精神可贵，值得大家学习。”却总是干巴巴的，远不及说南瓜瓠子有味，且几乎回回都是这几句。第一回大家觉得新鲜，第二回也还听得进去，第三回第四回就觉得厌烦了。江老师有这个习惯，天天上厕所，回回带书看，你能天天表扬他？聂书记还常常在会上强调称呼问题：“今后，一律按职喊。书记，就喊书记；校长就喊校长；老师，就喊老师；食堂管理员就喊管理员。不要乱喊。有些同学喊我校长，喊我老师，我怎么是校长还是老师呢？我是书记嘛－－书记！”
我不明白：一个生活上十分不讲究的人，怎么就如此讲究称呼呢？
聂书记是平易近人的，课余饭后常到学生宿舍转转，谈谈心。问“伙食怎么样啦？”“听课懂不懂啦？”“哪个老师教得好啦？”他总是认认真真听人说，听人反映情况。还真能解决问题：你今天反映“稀饭太稀”，明天的稀饭就会稠很多。有时候也批评我们：“你们中师班，讲起来是老大哥，怎么不如初师，不如小弟弟啦 ? 你们的南瓜秧子又黄又瘦。去看看人家的，乌油油的。劳动委员呢 ? 多施点肥唦。”虽说是批评，倒也实事求是，叫人心服。有时候，他既不了解情况，也不批评责备，纯粹是说说笑笑。这就越发开心，越发融洽了。
聂书记常常给我们提出这么个问题：“哎，你们说说看，是书记大呢还是校长大？”
有同学不假思索：“那当然是校长大啰。”
这时候，聂书记便将那小小的眼睛直眨，笑盈盈地，又问别个：“你说，你说哪个大？”
“我说……不知道。”
聂书记拍板了：“嘿嘿嘿，还是书记大嘛，书记大！”他是外乡人，他把“书记”说成“暑记”－－“暑 ( 书 ) 记大！”
聂书记也隔三岔五来听课。他听课与众不同，不带课本，不填“听课笔记”，也不通知教导处。他听课多半不坐在教室后面，而是挪张凳子，坐在讲台旁边，面对学生。他有时候头上扎块手帕，摇一把芭蕉扇；有时候踏一双布鞋，踢踏踢踏，一只裤脚长一只裤脚短。烟瘾犯了，便从腰间掏出香烟，划根火柴，点燃一支，悠悠地吸着；那袅袅白烟也便悠悠地飘着，别是一番境界。他似乎也很重视学生的听课情绪：哪个做小动作了，哪个交头接耳了，他总看得清清楚楚。一位女同学常常打瞌睡，他便常常注意她。一见她闭上眼了便盯着她隐隐发笑：“嘿嘿，嘿嘿嘿……”继而招呼正在讲课的教师，指点给他看。于是课堂上哗然大笑。聂书记也笑，笑得很得意，很开心。他还常常在课堂上踱来踱去：从黑板前面踱到教室后面，又从教室后面踱到黑板前面。一圈，又一圈，再一圈。慢慢的，比散步还慢。像一名巡警，辛辛苦苦地维持着街面上的秩序。
聂书记很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确切地说，很注重生产劳动。他直接过问全校的劳动事项。买米啦，砍柴啦，挑砖运瓦啦，割稻种菜啦，全归他安排。那年月不像现在，劳动时间很多，而且常常突然停课去“支农”。实实在在地说，聂书记的责任是不轻的。好在他内行，尤其能干，能吃苦。莫看他四十挂边了，身体也不太好，却从来不装孬，事事带头。他挑起粪来总是满满两大桶，扭两个稻草把子搁在浮面上，咯吱咯吱，悠悠颤颤，不泼，也不晃，稳稳当当，完全是种庄稼的好把式。他评判一个学生的优劣好坏，先进落后，多半也是根据劳动表现。他常说：“分数有什么用 ?X 不是常考一百分吗？我看不如 Y 的零蛋。 Y 劳动好，会种菜。他种的南瓜又多又大。 X 呢？会吗？一百分能当饭吃？”这倒是实在话。一百分不就是一道杠杠后面两个圈圈么？那两个圈圈既不是鸡蛋也不是南瓜，连茄子西红柿都不是，顶什么用？正是“三年大饥荒”时期，黄田村饿死了许多人。人饿的时候，三粒蚕豆还能过道岭咧，能种出又多又大的南瓜当然再实用不过了。聂书记是位实干家，不喜欢没有实际劳动本领的学生。
聂书记也不喜欢我。我家庭成分不好，卑怯得很，自甘落后，素与聂书记没有过亲近的时候。然而有一回却例外了。那是农忙假当中，我一天采了三十八斤茶叶，全班第一，得了奖。什么奖？一个二两五钱重的麻饼。莫小看这二两五钱啊，在当时非但可以充饥，更是一种荣誉 ; 一种能使人改变看法的荣誉。果然，聂书记出人意外地招呼我：“朱普乐，你来，来。”我去了，他将我看了好一会儿，仿佛要从我身上看出以前没有看出的东西来，说：“你不错呀，继续努力，啊，努力。”
我心里泛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激动：啊－－聂书记表扬我了！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石岩峰
1955 年，我们五个同学一道报考泾县中学。石岩峰没考取，到宁国县中药店当了学徒。还有三人：朱永康，到江西上饶他父亲那里去了。后来听说上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朱永昂，后来是粮食部门职工。朱祖渊，在家务农，“大跃进”年代饿死了。
石岩峰家住屏山村，翻过“文殊岭”就到了黄田。他家成分好，家境殷实。他穿的是回力鞋，高帮的。八百元钱 ( 旧币，即八分钱 ) 一个的乒乓球，他一买就是两个。都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他买了球带我打，让我很高兴。
他在宁国县娶妻生子。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迁回泾县。自己在县药材公司上班。妻子没有工作，带着小孩回到黄田。“文革”期间，他要求调往黄田供销社。供销社有药品柜台，他依然卖药。离家近了，便于照应。后来供销社倒闭，他便在榔桥镇开了一家药店，是比较早的个体户。
我每次去榔桥，总会去看望他。问他店子开得怎么样。他告诉我，一个月的业务量大约一万元，毛利润三到四成。就是说他每个月可以赚到三千元。而当时我的工资也不过百元。石岩峰做药店是“科班”出身，从中药材的收购泡制储存，乃至于行情行规，全部内行，不需要请人。生意节节攀升，不久即在街上买了两大间门面房。楼下营业，楼上住宿。日子过得顺心顺手。四个儿子也都大了，有的做手艺，有的养蜜蜂，成了当地“尖子户”。最小的儿子上了代培的中医学校，毕业后随父经营药店。
大约 2000 年左右，他向我借钱，说是因为买房把钱用空了，急需资金周转。还说几次拿起电话都放下了，不好意思。我连忙筹了五千现金给他送去。当时是六月，他说十月即还。到了八月，又说能不能再借五千，十一月准还，不会误事。于是，我找到榔桥的民营企业老板王德忠，请他帮忙。我把石岩峰带到他厂里，他们都说认识。王老板立即借了五千。
十月，石岩峰打来电话，说这个月有点紧，下个月还钱，行不行。我说完全可以。
十一月，又说紧，下个月还钱，行不行。我说行。
十二月，石岩峰连电话都不打了。
农历腊月，我打电话去催，已经找不到他。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打电话给我的弟媳，让她去看看石岩峰在不在家。他们的店堂门对门，很近。弟媳告诉我：石岩峰外出借了一天钱，刚刚回来。钱没借到，人倒病了，在输液。因此，我没有继续催讨。
年后，我找到他，他要求我帮他弄点贷款，以便还债。我找到农行，他们说可以，但要抵押担保。有价债券、房产，都可以。我说他有两间房。四月间，我将农行的意思告诉了石岩峰，但要求他必须把欠款 ( 含王老板的 ) 先还清。我才可以陪他去贷款。不久，石岩峰从榔桥粮站一丁姓老头那里借到五千元还我。当我邀约农行的人去榔桥时，他们却告诉我：石岩峰的房产早已经抵押给信用社了。石岩峰却一直守口如瓶。
王老板当着我的面跟他说：能象征性归还两三千，也就算了。石岩峰默然无声。却背地里告诉王老板：“借你的钱就是用于还朱普乐的。”这就成了我从中转嫁债权了。这从两边借款还款的日期推算，也是不能成立的。石岩峰借钱不还，反倒无中生有倒打一耙，令人可叹。我不得不鼓动王老板到法院起诉了。所有跑腿事都是我在干；诉讼费、执行费也是我垫资的－－我不好意思再叫王老板出资。数年以后，总算将王老板的债还清了。但我垫付的诉讼费用只还了一部分，我也没有继续追究。
石岩峰还借过洪先生的钱。洪先生也是他的小学老师，说：“我只有三千元，是留作治病的，你千万不能失信用。”石岩峰答应的头头是道，却总不归还。一天，洪先生下“通谍”了：“你再不还，我明天一早带人到你店里搬东西。”次日早晨，洪先生开开门来，石岩峰已在门口等候多时，钻进屋里“扑通”一声跪下来连连叩头。洪先生长叹了一口气，万般无奈地被这个学生坑了。洪先生退休金很低，还要供孙子上学，颇为拮据。石岩峰欠这位老师的钱不还，是十分丧德的事情。
普安先生告诉我：他与石岩峰曾在黄田供销社同事，他任统计，石任仓库保管。石岩峰同时又在屏山家中开了个小店，经常把公家仓库里的畅销货拿回去卖。黄田供销社倒闭，石岩峰是关键人物之一。可见他经济上“拆烂污”由来已久。
石岩峰在榔桥以高息借贷，他的债权人大都是街道居民。他们省吃俭用余了几个钱，就是放高利贷。只有我与王老板，分文利息不取。我们图的是情份。想不到石岩峰却亵渎了这种情份，叫我们尴尬。石岩峰欠了数十万债务，破产了。债权人四处找他，扬言要揍他。他在榔桥呆不下去，东躲西藏。日子过得十分狼狈。买不起菜，到菜市场捡菜叶吃；从泾县到榔桥无钱乘车，徒步六十华里。他已经没有一点信用，已经借不到一元钱了。他跑了，连法院都找不到他。
我们之间也伤感情了，学生年代的友谊不复存在。正应了一句名言：朋友借钱，常常是又失朋友又失钱。
石岩峰的生意一直很好，又是个十分节俭的人，根本不会吃喝嫖赌挥霍浪费，也不买股票彩票，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有人告诉我：他的小儿子赌博很厉害。
老子破产躲债的时候，儿子早早地不见人影了。
何永华
何永华的一生，几乎都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小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再嫁，他便随奶奶生活。奶奶住在榔桥街道，卖粑粑为生。一堂铁皮炉，一口平底锅，一块案板，便是全部生产工具。粑粑是糯米的，有芝麻心、腌菜心 ; 有甜的，也有咸的。“清明”前后做艾蒿粑粑，以艾蒿汁入粉，做出的粑粑绿茵茵的，好看，也好吃。薄薄的，二分钱一个。有一次同去他家，他请我吃粑，我不好意思，拈起一个尝了尝，味道不差。若是放开肚皮，十个八个是可以吃下去的。这样的生意，能卖几个钱呢 ? 他奶奶也是“针头上削铁”。因此，何永华的学生生活也和我差不多，十分贫苦。继父在榔桥搬运站工作，家口也重，是贴补不了多少的。
何永华内向，温顺，节俭，能吃苦，干起活来从不偷奸。从来不张扬，从来不说牢骚话，是个十分听话的好学生。老师们喜欢他，也敢喜欢他，因为他家庭成分不坏。在黄田师范读书期间，聂书记经常在大会上表扬他，说他劳动好。把他作为培养对象。
有一次，派他看押一名乡间的“坏分子”。房间里空空的，一张凳子都没有。“坏分子”站在房间里面，他站在房间门口。还给了他一杆长枪，没有子弹。他把枪靠在身边。这种差事一般人是摊不上的，只有充分信任才行。要上厕所的时候，他把枪靠在里面墙角上，对“坏分子”说：“我去解小便，一会儿就来。你把枪看好了——不准动。”“坏分子”果真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枪，果真没有动。
师范毕业以后，他分配在城关小学工作。后来因为家眷在农村，没有工作；自己工资又低，一个人在县城，实在不划算，便要求调到黄田公社双河小学。妻子有病，老是气闷气喘，不停地打针，手臂上扎满了密密麻麻的针眼。岳父朱治平是名老中医，居然也没好办法。妻子不能劳动，连家务事都做不了多少；不能负重，不能下冷水，却能生孩子－－生了四个。一家六口人不但全靠何永华三十四元工资，还全靠他劳心劳力照应。
有一次，我带领一个组视察农村学校，到了他那里。他的学校离“湖波桥”不远。一路平房，也没有围墙。没有任何设施，连厕所都极为简陋。我特地到他上课的教室看了看，上面没有天花板，瓦隙间透出大大小小的光亮；泥巴地面，窗户很小，没有装玻璃，蒙了一层农用塑料薄膜，光线极差。初冬季节，教室里一片清冷。
告别的时候，我将他细细打量了一番。老了，一脸憔悴，就像枯焦了一样。人常说“吃不吃看脸上，穿不穿看身上”。直觉告诉我，他过得很贫困、很劳累。问及状况，他不愿多讲，只是苦笑笑：“这都是命。”
回到县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其实，何永华的学校不算最差，比它更差的还有不少。当时我的想法是，农村义务教育不能摊给地方政府，必须完全由国家投入，才能相对地均衡，才能让贫困地区改观。于是我一直如此申述。特别有一次，全国人大调研组来调研农村教育，我不但在会上努力申述这一观点，还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材料，悄悄地塞给了他们，材料如实地反映了我所见到的农村教育现状。这是地方政府不愿多说的，他们要面子。后来，中央改变做法，将义务教育纳入国家负担。农村教育才不像当年那样窘困了。当然，并不是我的努力起了作用。但我参与了，我欣慰。
我与何永华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往事。 1960 年，我们全班寄读到宣城师范。开学的时候，却没有安排车辆，而是一伙人挑着行李走到榔桥，继续往县城走。我因为脚上长了肿疖，不能走，卜校长叫我留在榔桥，找便车去泾县，并派何永华陪伴我。到泾县以后，我们住不起旅社，就在汽车站候车室过夜。弄来两块门板，架在椅子上睡觉。不料第二天清早，何永华发觉被偷，空无一文的钱夹丢在我们铺下。
何永华怀疑我偷了他的钱。
他继父及时赶来，盘查我。我打开全部行李，让他们搜查。他们倒是没有搜。于是我当面公开所有钱与物品，一点一滴抖落给他们看，也算彻底。并且展示我的记账本，原有多少钱，一项一项开支了多少钱，连三分二分都记录在案。这可不是一时能造假出来的。他继父把我的账本查了查，居然一点不讹。也没有强赖我。我们分手了。
我觉得很窝囊。怎么办？泾县到宣城不通车。挑着箱子与棉被，脚又痛得不能走路。于是狠狠心，买了张去芜湖的汽车票，再由芜湖坐车到宣城。
后来，我把这件窝囊事跟班主任刘汉说了。刘老师安慰我，叫我不必过分介意。估计他也找何永华说了，所以后来何永华也渐渐释然了。
然而我觉得对不住他。虽然我并没有偷他的钱。但事情总是因我而产生的。如果我不是脚上长了肿疖，他也不会奉命留下陪我，也就不会被偷。他也够贫困了，却遭窃，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我当时应当把我的钱分一半给他，却又怕说不清。也实在是囊中羞涩，就身上十几块钱，还要维持一年。
何永华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便不停地酗酒。那年中风住院，我去看望他，就感到有些恍恍惚惚了。不久二次发作，再也没有挽救过来。他的内弟告诉我：“就是喝酒喝的。一天两餐酒，不要命地喝。”
莫不是以酒浇愁吧。
蔡小保
蔡小保是个非常能干的人。县城的“福新龙”大酒店，就是她创办的，大酒店的房产也是她手上建造的，资产数百万 ( 现今不止了 ) 。
读初中的时候，她家住在马家巷。父亲卖馄饨。泾县人把馄饨说成水饺。她父亲挑着一副“饺儿担”，四处转悠。还有个姐姐嫁到乡下去了。蔡小保活泼开朗，不知忧愁。喜欢文娱活动，喜欢唱黄梅戏、花鼓戏。学校开文娱晚会，她与翟晓金合演《天仙配》中的“路遇”。翟晓金反串男角董永，她演七仙女。年轻风韵，一双眼睛水灵灵的，确有几分楚楚动人。难怪同学们都说演得好。
初中毕业以后，她也被分配到黄田师范，却又异常不安心，时时刻刻想“逃跑”。她曾经悄悄地约我一道逃离学校，到县城去找工作，她说邮电局在招人。我不敢跑，害怕犯错误。再说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她说她先去打听打听。果然不行：招人要有户口，而我们的户口都掌控在学校。学校不放行，毫无办法。
蔡小保敢爱敢恨，风风火火，不世故，不滑头；喜欢伸张正义，不怕得罪人。我那时境遇十分糟糕。成分不好，母亲又被抓到劳改队去了，压力很大，一天到晚充满恐惧，落落寡合。她竟然背后为我抱不平，同情我。因此招来好事者的非议。说她“阶级立场不稳”，“同情地主的儿子”。她也告诉我某某某很坏，喜欢打小报告，还要开会整她。
师范毕业以后，她分配在黄村小学当教师。学校条件差，自己又不会煮饭烧菜，不习惯，不安心，硬是丢掉工作，跑了，到巧峰大队当了“文统” ( 她姐夫在那里任大队书记 ) 。胆子真大，好好的铁饭碗不要，硬要到农村去混事。不过那已经是 1962 年，农村搞起“责任田”，形势好转了，一时间比机关学校强，倒也安逸。一次，我从潘村中学往县城去，在山口铺遇见她和一位“白马王子”同去巧峰。见她满面春风，光彩照人。后来得知她恋爱了。“白马王子”老家巧峰，在江西铁路上做事，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气。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成，而是跟张木森成了夫妻。张木森在城关派出所工作，后来一直当所长。据说因为将户口迁往县城而认识的，张木森雷厉风行穷追不舍。那段日子，他经常下班以后骑自行车去巧峰，年轻力壮，精力旺盛，往返五六十里竟能吃得消。
后来纠正“责任田”，农村又不安逸了。蔡小保回到县城，在照相馆干过，在饮服公司干过，在房地产开发公司干过。还当过泾县饭店经理。国有企业积弊甚重，饭店奄奄一息要死不活。她当经理，却一度办得风生水起像模像样。或许正因为那段日子的成功，“改革开放”以后，蔡小保较早地开起了菜馆。她起早摸黑，吃苦耐劳，凭藉自己的经验与悟性，一路走来节节攀升，成了名副其实的“款婆”。蔡小保具有办实业的天赋与能力，只可惜错生在一个专横年代，无法让她自由发挥。等到“改革开放”，毕竟年岁已长，岁月不饶人了。否则，她是可能成大器的。
蔡小保脾气也强，与她的丈夫吵了一生。主要原因是她太要强，太主观。一些本应两人商量的事情，她却自作主张说办就办，难免伤及对方。张木森虽然脾气也不好，但还是爱她的，她却不领情。住在石板巷的时候，有一次大吵。她把张木森骂得狗血喷头，还不解恨。边骂边去上厕所，厕所是旧式旱厕，因为情绪激动，一脚没站稳，掉进粪缸里去了。骂声还没落哩，不得不喊：“张木森，快来快来！”张木森去了，将她拉上来，带到河里去洗。这是她自己说的。自己也觉得可笑，觉得惭愧。
人世间充满缺憾。正当她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却得了骨髓癌。人们都说是太吃苦太劳累的原因，我看未必。 2006 年底的一天，我去看望她。告诉她第二天就要到外地过年去了，年后即回。她已经病重，躺在床上，十分沮丧。说自己的病已到晚期，不长了，甚至打个喷嚏都能引起骨折。我当然是宽她心，劝她安心治疗，却找不到一句自己可以相信的语言来让她相信。临别时，应她要求，为她换了个热水袋，把她的盖被衣物理了理，压得密不透风。一瞬间，一缕莫名的悲凉爬上心头，拖着沉重的双腿走了出来。
没想到竟然是最后一面。不久，她去世了。
马文龙
马文龙终生未婚。
同班六年，马文龙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学习成绩不算很好，但也不坏。性格却特别内向，一天到晚不吭声。问他什么，他可以半刻不回应，仿佛没有听见。即便说话，声音也特别低，蚊虫似的瓮声瓮气。总也说不到点子上去，缺乏与人沟通的欲望与能力，因此总难以融入人群。形单影只，落落寡合。没有朋友。
师范毕业以后，他分在西阳同心大队当教师。从宣纸厂的乌溪坑徒步进去，应该是一所深山里的小学校。后来听说他与当地一位女青年恋爱了；后来又听说没有成功；后来，他得了精神病，说是失恋的缘故。
从那以后，马文龙便长期住进葛林桥精神病院，有时也在家休养。但没过多久又去住院，估计又犯病了。他家住在城郊马家坦，在家的日子经常见他一个人在街上逛荡；无论天晴下雨，总是夹一把黄色油布伞。马文龙虽然病了，但没有暴力倾向。所以每每遇上，我多半与他招呼。他却有时不理人，如同没看见一样；有时嘴巴动一动，听不清说些什么，径直而去；有时却又话多，说些让人捉摸不透的话。有一次他遇到我，说：“我家过年要杀年猪了，到时候给你送个腿子去。”我连忙说“不要不要，我吃不了多少肉。”还有一次到我办公室，说：“我有个舅舅，在省里当领导，马上就要调我到省里去了。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跟我讲，我给你帮忙。”我将信将疑，怎么从未听说他有这么一位当领导的舅舅呢？后来才知道，杀猪也罢，领导也罢，都是他的幻觉。他的世界与常人不同，应当是一个奇特的世界。
三年前，遇上他的弟弟，问及马文龙近况，回答说：“去年过世了。高血压，心脏病……”
“……”我哑然了。
江用达
江用达孤峰人，家庭成分也不好。用官方称谓，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称谓很怪，乍一听，似乎并没拿你“见外”，肯定你“可以教育好”；但仔细推敲，用心十分险恶。就是说：现在还是坏的。至于什么时候“可以教育好”？那只能是猴年马月了。标尺掌控在人家手里，人家不说好就一直坏。“种姓迫害”之中也不忘文字游戏。
但他这个“可以教育好”，不同于我这个“可以教育好”。他脸皮厚，似乎没把“现在还是坏”的身份当回事，没有多少忧愁，终日里嘻嘻哈哈。不查档案，是看不出“可以教育好”的。
江用达有魄力，敢折腾。 1961 年 4 月，我们即将毕业分配工作，他却从宣城师范跑回家了，什么关系都没要。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正当农村实行“责任田”，兰山大队书记江米保是个劳动模范，在当地威望甚高，收留他充当文字统计。分配工作以后的暑假期间，我一个人，无家可归，偶尔出去串一串。曾经到过他那里，他煮绿豆稀饭招待我。稀饭稠稠的，多少年没吃过这么好的稀饭了，觉得十分好吃。他并不因为没有分配工作而失意，我也并没因为有了工作而自豪。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他吃得饱，而我吃不饱。
后来，农村大队一级规模压缩，不设“文统”了，江用达回到孤峰。老大不小了，当农民也不容易，又拜师学木匠。以此谋生。江用达虽说头脑灵活，点子多，实际上缺乏明智。你一个“可以教育好”的，落在本乡本土，有出头之日吗？“文革”期间，孤峰街道发生一件偷盗银行案件，他在其中。头头被判死刑了。他是从犯，据说只是“望风”，判了几年劳改。
既是“可以教育好”的，又是劳改释放分子，江用达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然而他继续折腾。又跑到宣城，做木模谋生。混到县科委下属一家待业工厂。据他说一直干到退休。不知道是真是假。
大约 2000 年代，江用达又回泾县，在荷花塘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房，卖电脑设备。其实就是卖旧电脑 ( 他有个儿子在宣城维修电脑 ) 。门点很寒碜，也没什么生意，日子过得相当清苦。我在县人大工作，上班下班必经过他的门点，我们又熟了起来。他还是那么开朗，那么豁达，那么无所谓。经常与左右隔壁的店家在一起喝喝酒，吹吹牛，说说曾经的“荣耀”，感叹世风的日下。他有见人熟的本事，有极强的沟通能力，如果不走邪道，应该是可以过得比较轻松的。那段日子，他总是见人就介绍自己是我的同学，“关系特别好”。而我也经常与他聊聊天，偶尔送几包香烟给他，送几张餐券给他。开大会加餐，他便凭餐券去宾馆聚餐。人家称呼他“江总”，他答应得嘣脆，一点都不脸红。
一天，他向我借钱。说准备做一项游戏方面的生意，要添置电脑，我婉言拒绝。我刚刚吃过石岩峰的亏，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后来听说，他与隔壁一位老板合伙投资这项生意，结果赔得净光。
江用达又悄悄地跑了，找不到人影。隔壁老板叫苦不迭。
凤良梓
茂林人凤良梓，黄田师范初师班学生。 1959 年被判劳改，说他“叛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撤销判决，改判无罪释放。后来就一直没有工作，也一直没有结婚，孤苦伶仃。
本世纪初的一天，他来县人大找我，申诉生活困难，要求补助。我为此找过“信访办”，还找过分管副县长，请他们酌情办理。“信访办”的同志说：“老上访了。不是没给他解决，让他进茂林敬老院，他硬是不肯去。他要补助，要月月发钱。”
我叫他先回去，等待消息。此刻已近中午，我掏出十元钱，让他上街午餐。他却执意不肯收，我还是硬让他收下了。那时候的十元钱可以吃一顿并不丰盛但可以吃饱的快餐，还可以买一张去茂林的汽车票。
数日以后，凤良梓又来了，硬要还我十元钱。我一再不肯收，他却冷不防地丢下钱，跑了。一个囊中羞涩、吃饭都困难的人，却死活不肯受助，大概他觉得是“嗟来之食”吧。那一刻，我感动了。
后来，我又找过分管副县长，问及处理情况。副县长说：同茂林镇商量过，他的问题解决了。至于怎么解决的也不是十分清楚，但肯定解决了。
写作《黄田记忆》期间，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凤良梓。我想了解他的“叛国”到底怎么回事，以及此后的人生状况。我讯问过几位茂林人，都不清楚他到哪里去了。 2013 年春上，偶遇茂林镇马书记。马书记以前在财政局工作，涉及教育上的事情，我们经常一起开会，一起活动。他告诉我，凤良梓长年居住在乌溪。至于详细情况，回去找“镇教办”了解一下，再告诉我。
根据马书记提供的电话，我联系到凤良梓。他欢迎我去玩：乌溪下叶村。说是离乌溪街道三里路，不远。 2013 年 5 月 10 日，我按图索骥，沿着老乌溪乡政府门前一条小马路往里走。群山如黛，满目苍翠。这里我来过，里面有号称“江南第一漂”的竹筏漂流，还有宣纸厂的一个分厂。路边山上有青石垒砌的宣纸原料晒场，几个妇女在翻晒草料。山里人常说的三里路，远不止一千五百米。迎面遇上一位老农，我问：“这里是不是下叶村？”－－“是的。”－－“你老人家可认识一个叫凤良梓的人？”－－“喏，就在前边转弯处。坎上那个二层小楼就是他家。”
转弯处三五户人家，唯独一幢小楼，我猜就是它了。大门敞开。我进门喊了一声，凤良梓连连应答，却不见人出来。进去一看，他正坐在房间里对着镜子梳头，那样子很认真。
他苍老多了，完全不似十年前的模样。我拿出三样糕点给他，他非常通人情地表达了谢意。我还准备了二百元，留作离开时给他。免得他又是推推拉拉。他告诉我，几年前得了“帕金森症”，时时在颤抖，抖得心里发慌。走路不稳，说话也不清楚了。他说他是寄人篱下。这家老奶奶收留了他，一起过日子。老奶奶的儿女都在上海打工，逢年过节才回来，平时就他们两个人过。老奶奶前几天去上海了，他一人看门。
他慢慢地站起身来，要给我泡茶，还要带我看房子。我见他步履蹒跚，连忙让他坐下，我便自己去泡茶，去看他的堂屋、房间和厨房。房子看似修葺不久，装修简单，家俱用品不甚讲究，但比较光鲜整洁，一点都不烂污。厨房的大水缸里明晃晃一缸水，滴清。
他告诉我：政府把他的问题解决了，现在每月两笔补助，一共可以拿到六百多元钱。至此，我终于明白当年他为什么不肯进茂林敬老院，而希望得到补助了。敬老院里有吃有住，可没有这样一位能与他一起的老奶奶。
问及当年“叛国”事情，他只是简单地告诉我：那时候吃不饱，农村里到处饿死人。他不想念书了，与一位同学一道逃离学校。听人说上海好，能吃得饱，就跑到上海，在一个大房子前面转来转去，东张西望，想找点什么事情干干。就这么，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说他们企图投奔外国大使馆 ( 应当为领事馆——笔者注 ) ，叛国。其实什么坏事都没干。不知是遗忘呢，还是不想多说，他的叙述十分简单，平平淡淡，就象是叙述一件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我问他还有没有当年的申诉材料？他说有，在箱子里。于是带我上楼去翻查。我有点不好意思，以为他上楼很困难。谁知他上楼时竟然跟正常人完全一样的大踏步，都不用扶手；与平地行走时判若两人。我感到奇怪，他也觉得不可思议。
箱子没上锁。他自言自语道：“反正也没什么贵重东西。”拿出一叠资料叫我翻阅。
很快就翻阅完了，根本没有与当年“叛国”相关的资料。都是一些因生活困难要求补助的申诉与报告。同样内容的东西往往复印多份。我不抱希望了，将资料还给他。当他整理他的资料时，突然叫起来：“咦－－我那个盖了红彤彤大印的材料呢？”
我说：“我没看见什么红彤彤大印的材料呀。”
“不，在一起的呀！我明明给了你，你搞到哪里去了？”
“我在你眼皮底下翻看的，一下都没离开，能搞到哪里去？”
“不对，肯定你把它偷走了。”
我气愤了，立即将背包打开，将包里东西抖落在床上：一把伞、一支笔和一个记事本；又把衣服口袋翻出来让他查看。
“不行，那是我的生命，肯定你把它揣到哪里去了。”
我又好气又好笑：即便你有盖了国务院红彤彤大印的材料，于我何益？我干嘛要偷？要拿？不容我多加申辩，他竟然猛地封住我衣领，恶狠狠地说：“我不管，你今天不把东西交出来，就不准走。我供你吃供你喝。走人不行。”我不敢跟他拉扯，怕把他扯倒，只好一任他狠狠地抓住不放。
我明白同他说不出道理了，趁其不备，抄起背包跑下楼。凤良梓无力追及，拼命呼喊起来：“快来人啊－－抢东西了……”
我拉开门栓上了大道。
凤良梓的呼喊声有些凄凉，划破了山村的静寂……
走出二百多米，却又担心起来：他身体不好，真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将难辞其咎。于是拨通了他家电话。我知道，他家楼上楼下都有电话。稍过一会，那边传来凤良梓的声音：“朱普乐，你回来嘛，吃了中饭再走……”听他说话平静正常，我也就放心了。
又遇上进来时问路的那位老头，他去乌溪又回来了。倒是他先认出我：“找到凤良梓了？”－－“找到了……那个老奶奶怎么就收留他？”－－“他们老早就相好了。老奶奶长得特别矮……凤良梓有钱哎，国家给他钱，一个月六百多，月月红。”
上了省道，我在等车时又拨通他家电话。凤良梓仍然喊我吃中饭：“你这么远的路来了，不吃饭就走，我心里不过意。”－－“等你家老奶奶回来了我再来。”－－“那也好，也好。”
到家吃过午饭，我第三次给他拨电话，凤良梓在电话那头似乎又换了一副嘴脸：“你把我的东西还我！不还不行！”
第二年，我将这件事告诉我的朋友王文庆。当年，王文庆是他的同班同学。我感叹：我没能详细记录他的灾难，却亲身体验了他的“不愣”。一个饱受冤案创伤、十分令人同情的人，却也在执拗地努力制造一个新的“冤案”。我百思不得其解。
王文庆说他有偏执狂倾向。
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态，那天晚上我又拨通了凤良梓电话。对方是个女人声音：“你是哪个？”－－“我是他的同学。”－－“噢，凤良梓睡觉了，有什么事？”－－“没事。问候问候。”－－“噢，谢谢。”言语干净利落，口齿清楚。应该是那位老奶奶吧。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奶奶呢？她与老凤之间想必有过不一般的浪漫故事吧？——只是我不想再去了，我怕凤良梓，怕他冤枉我。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