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普乐：故里先生
故里先生
－－作者：朱普乐
三先生
一家三兄弟，都是文化人，人称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
大先生是晚清秀才，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著书，写字，办学校，是个学者。先后在省立一中、泾县简易师范和泾县中学教过书，在省立八中 ( 宣城 ) 当过校长，还任过省参议会秘书兼安徽学院副教授、省教育厅督学和省图书馆馆长；老了以后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县志上说他“一生淡泊自甘，安贫持志，知识广博，为人谦逊”。说他“安贫”，我不知“贫”到什么地步，只记得他家里有许多书。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先生一家搬到县城去了，上黄田的祖宅空着，四门大开，家徒四壁。楼上的藏书却有几大箱，散落零乱。多为铅印本，也有木刻版本。于是我们拿些回家，折“飞机”，打“纸鳖”，写大字，无聊涂鸦，糟蹋斯文。过些日子用完了，再去拿。我拿过一套《红楼梦》四本，竖排铅印。看得入迷，似懂非懂，不忍拆散，用来打发了一个暑假。谁知下半年开学以后，我的作文成绩陡然进步；以前多数打“丙”，最多也只是打“乙”，从那以后竟多次打“甲”。语文老师问我暑假中经谁指点了。我说没谁指点，“上午帮家里卖豆腐，下午读书。”－－“读什么书 ? ”－－”红楼梦。”－－“红楼梦？看得懂？”－－“不大看得懂。不懂再看，再看还是不懂；还是不懂还再看。就这么磨蹭着，一个暑假一晃就没了。”－－“噢－－难怪，难怪。”
二先生也知书识理，一笔蝇头小楷写得十分秀气，在榔桥摆摊开店，卖些京广杂货。后来公私合营了，在合作商店当会计。
我所见到的三先生没有一定职业，在家赋闲。然而他说他做过“刀笔”，当过律师，讲过学，报馆商会交易所他都呆过，苏杭二州十里洋场他都混过。不知道是真是假。三先生住在上黄田老房子里，但不是正房，而是旁边一间披屋：一半有地板，搭个铺位。凌乱的稻草，又脏又破的棉被，一盏没有灯罩的煤油灯，一顶只剩下半边门的衣橱。另一半是泥巴地面，用作厨房。一口“缸缸灶”，一只总是只有浅浅一点水的水缸和一张旧桌子，桌子上挤满了瓢碗盆勺，多厚一层灰。三先生常说：莫看我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年在上海的时候，可是方面大耳，仪表堂堂，西装革履，洋气十足。多少女人都巴结不上哩。而今老了，背也驼了，腰也弯了，一根拐杖不离手，落在青石板上碰出清脆的响声：笃，笃，笃……人们听见这声音便知道三先生来了。“三先生，进来坐。”－－“噢，好，好。”或是说“噢，改日再来，改日再来。”笃，笃，笃，走了。一副眼镜十分破旧，镜片裂了，中间有个小洞，眼镜腿用细细的麻绳缠着。他把眼镜架在鼻尖上，架得很低，看起人来头僵着，眼乜着，那样子有点滑稽。他很少剃头，也很少光胡子，乱蓬蓬的须发就像个荒草岗。衣着更不讲究，有时穿件对襟短褂，套双破皮鞋；有时穿件旧西装，踏双灰蒙蒙的老棉鞋。白老布衬褂穿得乌叽叽的，领子袖口油垢垢的，比理发店用的“荡刀片”干净不了几分。
三先生可以做个文秘，抄抄书稿。但他写字太潦草，不适合。他说他喜欢怀素的狂草，写不惯正楷。尤其是蝇头小楷，太拘谨太小气。也可以摆个小摊，经营些小东小西，管他一个人过日子还是可以的。但他不屑一顾，而且也不精于算计，说不定三个钱买的反倒两个钱卖了。于是三先生只能做些临时性的文墨：给人写信，写喜帖，写租批合约，写申诉申请，写挽联碑文。做这种事情，也是人家请上门－－就像请木匠竹匠一样，吃了喝了还付给酬金：“三先生，有劳你了，这点小意思拿不出手，请你收下，润润笔吧。”不叫工钱叫“润笔”，读书人帮人做事到底不同于匠人。“润笔”多是现钱，一万块两万块 ( 旧币 ) ，也有包四万块的，那是极少数，多半是大户人家做喜事。也有人家拿不出钱，于是量二升米，称几斤芝蔴黄豆；或是一刀肉，两支挂面，八个鸡蛋。三先生不推却，也不计较。下半年，这类差事比较多，是三先生的“旺季”。于是钱也有了，肉也有了，芝蔴黄豆也有了。把那些积尘多厚的小坛小罐翻出来，洗一洗，抹一抹，分门别类装起来，用小小的红纸条写上什么什么，贴在罐子上。那些日子，三先生身轻腿快，目光闪烁，脸上红红的，嘴上油光光的。
三先生尤其会讲古－－说书。他肚子里装了许多书：《说唐》、《说岳》、《三国演义》、《水浒》、《金瓶梅》……什么荤的素的粗的细的，都有。三先生喜欢读这些书，记性又好，能把这些书记得烂熟，说得水泼不进，不漏一点破绽。下半年，稻子割了，油菜种了，庄户人家空闲得很，夜天又长，不好打发，便把三先生请来说书。
三先生说的不是大鼓书，倒有些像评词。一杯清茶，一包香烟，便能消磨一个上半夜。三先生说书不像那种职业艺人，卖关子，恶辣辣地收钱。他根本不提一个钱字。用他的话说，热闹热闹。但是，听书的人心中有数。他们商量好了，轮流做东，供茶供烟供“夜宵”。一本书说完了，做东的出头收几个钱，十几斤米，给三先生送去。照例是推推拉拉一番，照例是收了下来。
三先生一副好口才，说起书来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叫人听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鸡叫了：喔喔喔！狗叫了：汪汪汪！打炸雷：嘎－－吹喇叭：呜哩喇……闺门小姐在后花园私通情人：三先生站起来，两个指头捏住鼻子，憋出锋尖的嗓音：“公子，你怎么才来哟！”说罢腰肢一扭，一块黑不溜秋的手帕往脸上一遮。那种似像非像、粗俗而认真的味儿，常常引得人们捧腹大笑。三先生说书“荤”得很，不文雅。太文雅了板着脸，人家听得乏味。他说男女之间的那号事情，不是像书上写的“云雨一番”，也不是像村里人常说的“行房”。他直截了当，说得好粗。潘金莲在王婆家和西门庆私通一段，《水浒》上本不出格，到了三先生嘴里，却要添油加醋一番：“那王婆假装去打酒，拎个瓶子走了出去，把门带上，坐在门口望起风来。王婆虽说老了，却没老过性。他早年死了男人，苦守了多少年的寡，春心没死，也不晓得做过多少风流事情。她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只听得里面一阵响动……心乱了……”
三先生说书信口开河，有伤风化。大人们总不让子女去听。他们自己却场场不塌，听得津津有味。天井里月光如水，寒气迫人，身上越来越觉得冷嗖嗖的，抬头一望：呀－－月亮都偏西了。
“清明”一过，农忙了。三先生的门庭冷落了许多。日子过得清汤寡水，常捧着一碗不干不稀的米饭，小菜都少有。这时候，村民们并没有忘记他的好处，隔三岔五地送碗腌菜，送点辣椒酱。三先生便可以对付几天了。
老人们常常念叨：三先生太贫寒了。
非但贫寒，尤其寂寞。三先生无妻无子，孑然一身。是从未娶过亲，还是娶过亲以后再单身的呢？不得而知。如今这处境，是笃定不能再娶了。他倒并不怎么遗憾。说：“家庭好比蜗牛壳，背着是个包袱，丢了又无归宿。唉……”－－“你就不想讨个老婆？”－－“老了，想什么？”－－“年轻的时候呢？”－－“呵，年轻的时候……”他便将年轻时的风流韵事扯上一通，把那些勾栏妓院渲染一番，把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描绘一番。尔后，照例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取笑一番－－“嘿嘿嘿”－－“哈哈哈”－－“咯咯咯……”
三先生也笑了，笑得很狡黠，很神气，带点无奈与酸楚。
1958 年冬天，“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开始了。三先生手无缚鸡之力，平常日子都靠人接济，现在大家自身难保了，他无法生存，早早饿死。听人说，三先生停尸的床上，破棉絮揪成一团团－－落床以后，他就是用这些破棉絮充饥的。
痛先生
年长者喊她痛姑娘，小孩子喊她痛奶奶，更多人则是喊她痛先生－－在我们黄田，不光将男人称作先生，女人亦然，只要她有文化。什么名字不好起，为什么起个“痛”？真怪。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痛”字。
痛先生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女。痛先生有文化，能写一手娟秀的蝇头小楷；还能背《女儿经》、《朱柏庐治家格言》，一套一套地解给你听，叫人听得入神。还会打算盘。什么“斤求两”“两求斤”，什么“飞归”，无一不会。
痛先生衣着梳妆也不一般。她梳的头不是大众化的“耳朵毛”，也不是“巴巴髻”，倒有点像男人们的“大包头”，往后梳，到颈脖就没毛发了。显得精神，不像上了年纪的妇人。她常常在褂子外面套件毛线背心，清丝丝的，很淡雅。背心是她自己用毛线结的。她不但会结背心，还会结毛衣毛裤、手套袜套。她结的毛线手套尤其讲究，一道红的一道黑的，手指头可以露出来，尖尖细细的，白生生的，写字打算盘做针线都不碍事。姑娘们都想得到这样的手套。然而在那个年代，羊毛绒线是极为罕见的。
痛先生的丈夫早年在上海做事，一直不回来。痛先生也从来不去上海。痛先生有句口头禅：“我一个人还不照样过？”有好事者打听她的丈夫，她从不接腔，好像没听见，让人自感没趣。
痛先生似有缕缕隐痛。
痛先生住的是五间一路两层大瓦房。中间是个大堂屋，两边各两间。她将半边让人住了 ( 黄田村房子很多，是从来不收租金的。有人住就挺高兴，因为有人住的房子不容易坏 ) ，自己住半边，两间，完全够了。痛先生无儿无女，一个人的日子多少有些寂寞冷清。但痛先生说不，说是“落得个清静自在”。痛先生有一些田产，虽说谈不上富足，却也能过。“土改”的时候划成分，划了个“小土地出租”。知情人事后透露：若是再多几亩田，就够得上地主了。
痛先生捏了一把汗。
“土改”以后，痛先生把田托付给有劳力的人耕种，随便人家给些稻子，痛先生不争较多少。说：要是划了地主，还什么都没了哩！痛先生想得开。当然，人家也不亏她，按例办事。因此生活得倒也滋滋润润。更何况，痛先生有文化，能找到事情做。她在供销社当过会计，在信用社当过记账员，还干过邮政代办员－－邮政局在黄田设个代办点，聘她代办邮政业务。于是痛先生卖邮票、分发信件、代收包裹，还帮人写信，帮来信的人家念信。痛先生做这些事很细心，也很耐心。乡下人不懂的地方很多，痛先生便一样一样地讲给人家听。一只绿色邮箱挂在她家门口，于是她家也就成了一个特定的处所。“到哪里去？”－－“到邮政局去。”－－看，痛先生家成邮政局了。村里人说，发信的地方就是邮政局。十里外的榔桥河有个邮政局，不过干事的多几个，穿的是一色的上等卡叽布制服，墨绿的。他们见过。痛先生怎么不穿绿制服呢？他们有些纳闷。
有时候，痛先生还教学生。小学放暑假了，有家长说：“这怎么办？一个暑假两个月，还不把小家伙玩疯了，识的字都还给先生了？”于是合计，请痛先生出来教教孩子们。完全是“民间活动”，自觉自愿。有点像如今的暑期补习班。痛先生不大情愿，说自己老了，怕误人子弟，再说家里也不十分宽敞。但家长们说不要紧，只不过把孩子圈住，免得他们无法无天，至于能学到多少东西，并不在意。痛先生推脱不过，只好答应。于是把中间堂屋腾出来，打扫干净，就开课了。桌凳自备，结束的时候搬回去。课本也是自备，你拿什么书，痛先生就教你什么书。于是“百花齐放”：有“昔时贤文”，有“子曰学而时习之”，有“人刀口手足”，也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还有“培风学校十周年纪念刊”。痛先生不但都能教，还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也有学珠算的，痛先生便从“一加二加三”教起，有学生嫌“一加二加三”太浅了，痛先生说：“中，从一归教起，教到几归是几归。”
我也参加了痛先生的“暑期班”。痛先生说我“吃书”，不能只满足于背书识字了，要“学解”。就是学会理解文章的意思。不能“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于是她总是把课文解给我听。还不时地征求我意见，问“是不是？”“可不可以？”“你有什么想法？”我总是说“是”“可以”“没有想法”。痛先生说：“怎么能没有想法呢？应该有嘛。”又说：“也难怪，你还小。”
我的课本是一本民国年间读物，有孙中山的像，还有“青天白日”旗。痛先生给我通读一遍之后，又给我“解”了起来。解到得意之处，她忽然问：“你认识这个字吗？”
“黨字。”
“对，黨字。黨字怎么写的？”
“上面一个尚字，下面一个黑字。”
“这就对了！我们的先人造字是非常有讲究的。你看，尚－－黑－－尚黑什么意思 ? ”
我不懂“尚黑”什么意思。
痛先生看我一眼，便将“尚黑”二字大解了一通。她讲得有声有色，我听得稀里糊涂。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就是“说文解字”。
“懂了吗？”痛先生问我。
我点了点头－－其实我还是不懂。
日复一日，痛先生不当会计了，不当记账员了，也不再有人请她办“暑期班”了。村子里办起初级社，又办起高级社。田地归集体了，人们在农业社干活，凭工分吃饭。痛先生没有劳力，又是小脚，不能下田干活，自然拿不到工分。只能偶尔在农忙托儿所带带孩子，或者晒稻的时候坐在边上看看稻子赶赶鸡。痛先生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拮据了。
这时候，她却学会打草鞋，而且打得很好看、很结实。她把打好的草鞋拿到板桥头小店，找到小店老板说：“四老板，我把草鞋挂在你店门口卖，中不中 ? ”
四老板说：“中，中！”
“一双草鞋卖八分钱，二分归你。”
“哎呀，痛先生呀，我怎么会要你的钱呢？你也是针头上削铁呀。”
“那不中，不中。”
“怎么不中？钱好还是人好？就算我方便你一点，还不是应该的？”四老板也是个好人。可惜后来遭批斗，他胆子太小，上吊自杀了。
那年月，农村中草鞋需求量很大。不但兴山的人需要，种田的人需要，肩挑背驮走乡串村的人需要，就连我们学生也需要－－进城上学，放假回家，行程几十里，多半是穿草鞋的。球鞋力士鞋非常罕见，一般人是买不起的，皮鞋更是见所未见。唯一经常穿的是自家做的布鞋，那是不能穿了走远路的。走上几十里，鞋底磨掉一层，岂不心疼！不过我们学生穿草鞋可不是赤脚穿，而是套上一双补丁垒补丁的粗纱袜子，以免磨破脚。一双草鞋可以从黄田走到泾县城，七十里路。走到五里岗－－快要进城了，把草鞋脱下来左看看右看看：“嗯，这双草鞋真经穿，还没破。”穿草鞋行路还有个好处：雨雪天不滑。有一年放寒假，我跟随高年级同学回家，头戴草帽，脚穿草鞋，身上披一领床单，顶着鹅毛大雪，天蒙蒙亮登程，一刻不停地走 ( 不能停，停下来脚容易冻伤 ) ，赶到家天快黑了。高兴的是，七十里路一跤未摔。大人说，全仗了这双草鞋。
到了 1958 年，黄田村和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折腾：大跃进，超英赶美，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那时候的歌就是这么唱的。痛先生也上了这座“桥梁”，也成了“向阳花”。派给她的任务是打草鞋－－一天十双，完不成就要尅扣饭票。不是说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了吗？怎么还用饭票 ? 原来，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只过了极短日子，不到一个月。很快就缺粮了，闹饥荒了。这饥荒一闹就是三年，全国老百姓饿死数千万人。食堂不准解散，稀饭越来越稀。每人每天半斤－－四两－－二两，直至断炊。
痛先生经常完不成十双草鞋的任务，因此经常被尅扣饭票。痛先生瘦得脱了形，眼睛大得怕人，像一具僵尸。
终于有一天，管事的说：“痛先生好几天没有交草鞋了。”食堂炊事员说：“痛先生好几天没来打粥了。”于是觉得应当去看看。
正门落了闩，后门也落了闩。托开门进去，房门也落了闩。
喊了几声无人应。越窗而入，床上的夏布蚊帐是落下的。再喊，还是无人应。
掀开蚊帐，痛先生仰卧在床上。一摸，冰凉！
痛先生“走”了，真的上天堂了。“走”得倒也安详。她身着一件士林蓝旗袍，外罩一领紫红缎马夹。虽然都是旧的，倒也清淡典雅。头光面光，清爽整洁。瘦削的两颊干红干红的，像是涂了一抹劣质红彩。
梳妆台上一只小碗，碗底一点点“洋红”粉，泡过的，干涸了，碗壁上漾起淡淡的红晕。六仙桌上的杂物仿佛整理过，一点不乱。一只小小的瓦钵里装了一些像是泥土、又像是“焦屑”的东西；还有一只十分精巧的小银勺。
那是“观音土”——饥荒年间，人们用来充饥的一种泥巴。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为黎民百姓救命的东西。
洪先生
洪先生名君瑞，聪慧耿直，是我的老师。那是在黄田中心小学，校长沈伯炯，教导主任周亚庐。实行薪金制以后，老师们都评了级，按级拿薪酬。低年级教师月薪三十三元，中年级教师月薪三十八元，洪先生是高年级教师，小教六级，月薪四十二元；除了校长主任，他是最高的。洪先生带五、六年级 ( 复式班 ) 班主任，教语文、自然、地理和美术，有时候也带体育、音乐。当时强调教学结合实践，洪先生带领我们到野外去搜集各种矿物标本和动植物标本；去测量“蛟龙潭”水坝。我们觉得很新鲜，很开心。曾经在黄田石壁山找到硫铁矿苗，报送到省地质局，他们还派来地质队员勘察过，因储量少没有开采价值。教地理的时候，用篮球做内模外糊多层纸浆，晾干后脱胎制作地球仪；立体的，高低凹凸，很好玩。这样的模型教具做多了，就专门设立了一间陈列室，给大家看，给外校的老师看。洪先生因此被县团工委聘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承担了许多份外的事情。如出墙报：每逢重大节日或配合中心工作，绘制大幅宣传画张贴于校外。村里的老百姓都来围观，都说好看。如黑板报：学校在大门口设一块黑板报，摘登时事政策，一周一期，粉笔书写。洪先生板书很漂亮，还用彩色粉笔画点花插点图，很受欢迎，非他莫能。如土广播：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用铁皮做的喇叭筒广播，读报纸，宣传时事，一早一晚，每天两次。后来组织学生去做，洪先生依然指导。相对于有线广播，人们把它叫做土广播。还有幻灯放映，主题周会，春游远足，校际活动……洪先生有才气，喜欢琢磨，喜欢弄点新的东西出来，让大家耳目一新。所以很受器重，也很忙，是学校的顶梁柱。
洪先生喜欢读书，能写，会画。宣传画、美术字，是他的强项。还在泾县《光芒》杂志第四期发表过电影文学剧本《黎明前夕》，很长，未曾拜读。放寒假的日子，他还参加村里的业余剧团，唱京戏。我看过他的演出：《追韩信》。朱永贤扮萧何，他扮韩信；一身装扮，干净利落；潇洒英俊，光彩照人。无形中让我形成这样一种印象：韩信就是这番模样。
其实，洪先生并没有多高的学历。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培风中学读过书。因为患眼疾辍学，回家后复读私塾。而后在家门口五云保国民小学当教师，当校长。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继续当小学教师。履历并不复杂。
相对而言， 1957 年之前的日子还是比较安稳自在的。那年寒假开始，自在日子就结束了－－全县教师集中在县城学习，“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洪先生记得很清楚：农历正月初二 ( 应当是 1958 年了 ) ，原先的承诺不认账了，言者统统有罪，开始揭发批判，抓“右派”了。那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黄田小学连校长六名教师，划了两名“右派”－－朱寿根、汪荣贵，洪先生没有。我有些不解。按常规，像他这样旧社会过来而又才气超众的人，多半会遭殃的。他解释说：我比较喜欢看报纸，关心时事。叫我们“帮助党整风”的时候，上层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展几个月了。什么章伯钧啦，罗隆基啦，对他们的批判报纸上连篇累牍。我读了不少，也就有了警觉，觉得不能提意见。所谓“言者无罪”都是骗人的话。但是不提又不行。不提意见人家会说你对党有二心，不相信党。甚至会说你“心里有鬼”，是过不了关的。想来想去，意见还是要提，但不能涉及方针政策。只能提一些无关紧要的建设性意见。我的意见中就有这么两条：一是农村大忙季节，供销社要早点开门晚点关门，还要送货下乡，方便农民群众。二是说某某领导只顾努力工作，而不知道顾及身体。要知道，你的身体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大家的，是革命的本钱。身体搞垮了怎么工作？不是革命的损失吗？多重要！
这样的意见，真是“无懈可击”－－洪先生真聪明，居然能识破“阳谋”。
这一年，黄田小学杨积林当校长，洪先生当了教导主任。
然而，噩运还是躲不过去。国民党时期，洪先生曾经担任过三青团区队长，凭藉这样一个“历史问题”， 1959 年对他进行重新处理：不以反革命论处，行政开除留用，工资由四十二元降至二十五元。我不知道三青团区队长是多大职务，他说：相当于现今共青团总支书记。
这时候，“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肆虐农村。最残酷的日子，黄田村三个月不发一粒粮，饿殍遍野人相食。洪先生的妻子在六房生产队务农，饥饿难捱，得了“干血痨”，死了。洪先生只得又当爹又当娘，拉扯着一双儿女艰难度日。
祸不单行： 1961 年春上开学的时候，接到县文教局通知，到茂林中学集中学习，一共二十几个人，多半是“开除留用”人员。文教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郝啓富宣布：这些人回乡生产，每人发安家费二百元。文教局开出的介绍信是“洪君瑞犯错误屡教不改，责令回乡监督劳动”。
洪先生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颠沛流离生涯。他没有回黄田“监督劳动”，而是通过一名学生关系，在黄村特种经济林场安顿下来；后并入景星林场，他在场里打工。其时，他多次打报告给宣传部、教育局要求复职，答复都是“编制所限，无法安置”，“可去找一民办教师工作”。无奈，在苏红中心小学校长朱普铭的帮助下，到桃岭村当起民办教师。其间，他的女儿病故。桃岭村是泾县最边远的地方，与宁国县搭界，崇山峻岭，人迹稀少。就是这样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山寨，他依然不得安身： 1964 年“四清”运动，洪先生又被列为清理对像，不得不回到黄田村六房生产队“监督劳动”。六房是他原来的居住地，已故妻子朱秀君就是这里人。
1967 年“深挖洞”的年月，部队进驻黄田村开山挖洞，一切“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切“不可靠”的人都被清理出村。洪先生只得又带着唯一的儿子迁到榔桥杨冲，盖了两间草房度日。岂料老天也欺侮人，一场龙卷风把新盖的茅屋卷倒了！又得了胃病，长期不能劳动，生产队也支不到钱。无钱治病，只好自己上山找草药。这段日子应当是洪先生一生中最低谷的日子，几近无路可走。
然而天不灭他： 1976 年，毛泽东死了，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宽松起来。洪先生自学漆匠，帮人家漆门窗，漆箱子，漆大衣橱。还在门窗橱柜上画花，画鸟，画“五子登科”“松鹤延年”。不久 , 大办乡镇企业，榔桥镇副书记高文把他安排到镇办纸箱厂，先任出纳，后任副厂长、厂长。
这时候，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大力策动下，全国范围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以从未有过的势头席卷而至。洪先生开始奔波他的平反事情了。却遇到一个奇怪的难题：“组织上”说他并没有犯新的错误 ( 就只有那个历史上参加“三青团”的错误 ) ，也没有受到新的处分。就是说“组织上”并没有责令他回乡生产。洪先生如实陈述百般申辩，然而没有用处，因为档案上没有任何记载。“那我总不会自己跑回去的呀？”－－“那可不一定。也许你意志不坚定，脱离革命队伍，跑了呢？”当时的教育局长徐朝仪就是这么说的。
洪先生恨不得一头撞死。
“组织上”说：你要找到文字根据；证明是“组织上”叫你回去的，就行。
事情就有这么荒唐：整了你，打了你，把你害得家破人亡无处安身，还要你拿出“组织上”整你打你的文字根据。否则就不认账，就说明“组织上”没有整你打你。
洪先生想起那张“监督劳动”的介绍信来。他记得，那张介绍信没有交出去。然而时隔二十多年了，辗转飘泊几易棚寮，那薄薄的一张纸还能找到吗？
老天垂怜：找到了！一点不错，就是那张公函，上面明白无误地写着“责令回乡监督劳动”。
1985 年元月，洪先生终获平反。
至此，才从当年文教局一位科员那里得知内幕：“大跃进”年代，黄田师范办过两期“短师班”－－培训一年，分配当教师。未经上级批准，教育厅不予承认，不拨工资，要求辞退。其中有些人是领导家属，或者有某种关系，“不能辞退”。就想出这么个点子，从老教师当中找一批人顶替。移花接木，狸猫换太子。“开除留用”者首当其冲。
从先生家出来，不经意间看见荆门柴扉上几副楹联：“君子崇德，瑞人守仁”；“写字修性，读书治愚”；“栽花种草，悦目娱性”。都是他自撰的；有的是“嵌字联”，有的是大白话。寥寥数语，倒也不失怡情养性之道。
凯中先生
凯中先生是黄田人， 1920 年生。他早年就读于培风中学，一直读至高中。 1943 年高中停办，他去茂林投考广益中学。两个月后却又回到黄田小学教书。次年，到屯溪报考中山大学 ( 校址在江西吉安 ) ，适逢日军进攻南陵，不能回，遂到芜湖内思学校教英语。 1946 年回里，先后在溪头小学、榔桥小学教书。那时候世道很乱，有志青年多迷惘多苦恼，不安于现状者是很多的。
1949 年，凯中先生去芜湖与本村朱普鑫卖茶叶，投考了“二野”军政大学，在文艺新闻大队服役。其间请假回家时，榔桥区马区委又叫他支援解放战争前线，参加“借征粮”工作。就是将农村中的财主富户找来，向他们“借征”钱粮。所谓“借征”是客气之辞，其实就是摊派。识时务者满口应承及时出手，双方客客气气。如若被“借征”者推三阻四，或者拖沓迟疑，则被吊起来拷打，让其吃尽苦头。那是“土改”前夕的事情。这些富户中，凯中先生熟人多，碍于面子，深感不便，遂辞去工作。由榔桥区委会出具书面证明，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 华东局干部培训机构 ) ，十个月后调至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 1955 年华东局撤销，他又对口调入上海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 ( 后改为监察局 ) 。在人民革命大学的同学中，不少人都成“正果”。如朱景本，后来是宣城地委书记。陆德生，后来是安徽省人大秘书长、副主任。李迈力 ( 女 ) ，后来是安徽省委副书记。而凯中先生却在 1958 年倒了霉－－硬说他是“叛徒”，是“历史反革命”；但不以“反革命”论处，开除回家劳动。却又拿不出任何证据，几句话就断了他的前程。自此，他不间断地向中共中央组织部书面申诉，要求依法复查。这时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妻子遂放弃上海某中级法院工作，跟随他一道回到黄田茶林队。这一年，我进入黄田师范读书，即见他每日扛把尖锄，锄把上吊个装茶水的竹筒，进石井坑挖山。妻子黄桂真不久进黄田师范做临时工 ( 后转正 ) ，在教导处充当职员，刻钢板，推油印。每月工资二十四元。我经常被抽到教导处帮助工作，所以很熟。我们喊她黄老师。黄老师个子娇小，一口上海话，不容易听得懂。她待人很客气，不厌其烦。总爱说“慢慢瞧”。就是慢慢来，不要着急。很有耐心。她的钢板字写得不是很好，初学阶段。但她很努力，很认真。我那时也在遭难，却暗自为他们“操心”。总觉得在上海生活多年，回到山沟沟生产，怎么受得了？
凯中先生说，他的“倒霉”，源于他得罪了上海市监察局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孙黎 ( 因抵制孙无理报销其岳父住院费用 ) 。后来听说，这个孙书记曾经委派局里的“肃反五人小组”成员，通过黄田的一些人，找到朱普均、俞志明，以及他的弟弟朱永骈，在牛背山上制造过他的假材料。那位孙书记后来并无善果：文革中，王洪文当了上海市委头头以后，听说他曾任其秘书。“四人帮”倒台，孙书记也被捕判刑，死于狱中。
在培风中学读书期间，凯中先生参加了地下党。他的联系人是曹欣安。曹是学校语文教师，小岭人，上海震风文学院学生，地下党培风支部发起者；曾多次被捕入狱，“皖南事变”以后被国民党杀害。叫人惊讶的是黄桂真也在培风中学参加过地下党，且与凯中先生同一支部，经常在学校后面的牛背山上开会。黄桂真比凯中先生小三岁，当时也只有十六七岁。她是江苏泰兴人，有个姑妈在泾县丁桥官庄村。日本人打来了，她们“跑反”跑到泾县投靠姑妈，和她妹妹黄桂馨同在培风中学读书。两年后，她被家人招回泰兴。与凯中先生联系依然未断，后来在上海结为夫妇。及至凯中先生“倒霉”，黄桂真不离不弃，丢掉工作，同丈夫回到黄田。真了不起，可歌可泣。只是当她又到培风校址－－此时的学校已经不是“培风”，而是黄田师范了－－旧地重来，满目疮痍，斗移星转，物是人非；当年追随革命搞地下工作的他们，却被打成“反革命”与“反革命家属”，黄桂真老师当作何感叹呢？
初回黄田，凯中先生并没受管制，是个普通农民，在茶林队当会计。凭藉他的阅历与能耐，“三年大饥荒”时，他被抽调到黄田大队帮忙。虽然也是如履薄冰，到底比一般农民好过多了。一家人总算度过了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凯中先生被管制起来，不能“乱说乱动”了，成了真正的“四类分子”。 1970 年，黄田村进驻部队开山挖洞，把所有的“四类分子”和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家清除出村。凯中先生被安排到球桂村。这是个深山老林，他不去，据理力争，才得以到榔桥榜山村落户。凯中先生又到榜山林场当会计。黄田师范停办以后，黄桂真调黄田小学当教师。这时候，她也当不成教师了，随丈夫下放到榜山村，名曰“支农”。
1976 年，凯中先生仍不安份，写了一篇文章寄往《解放军文艺》，反映农村中的黑暗，农民生活的困苦，没有署真名。文章被退回泾县，公安部门立案侦破。通过排查，比对笔迹，确认到凯中先生。说他写文章寄到台湾，攻击“伟大的党”。凯中先生无可否认。只是辩称没有寄往别的地方，只给了《解放军文艺》。当时毛泽东虽已奄奄一息，报纸上却一个劲地说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时令依然残酷萧杀。凯中先生被判七年徒刑，送到白湖农场 ( 在庐江县 ) 劳改。 1979 年形势有所改观，又将他改判三年，随即释放。“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多了。 1981 年，榔桥镇政府将他调至乡镇企业办公室，任主办会计。同时又兼了几个企业的会计，生活就轻松多了。还加入了共产党。
1986 年，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通过组织部门派人来找他，给他平反，恢复工作，恢复级别。随后，受到株连的黄桂真也得以恢复公职。
退休以后，凯中先生一家在县城买了房子，一生的风雨坎坷总算结束了。如今，老伴已经谢世，凯中先生高龄九十四岁 (2013 年 ) ，身体却出奇的好，不但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居然还有半斤的酒量。他的书法很好，古体诗词写得也不差。于是终日在家读书看报，作诗写字。看着那张挂在墙上的参加“二野”军政大学时的照片，勃勃英姿，风华正茂，一生却遭遇那么多的灾难。而这些灾难又都是人为造成的。稍有头脑者，能不有很多思考 ?
普欢先生
朱普欢是我的小学老师，我们喊他欢先生。他个子高大，年轻时当有一米八几，经常看见他在篮球场上奔跑。不久，他到涌溪教书，就不怎么见面了。
他家住在惇裕堂，马冲河边，与笃诚堂 ( 洋船屋 ) 隔河相望。他的父亲朱清波，早年妻子不孕，便于 1926 年在上海娶小，次年生下普欢先生。
朱清波十四岁到上海谋生，在朱幼鸿的当铺学徒，一生经商。年岁大了以后才回到黄田养老。他家很有钱，大名鼎鼎。村里人说起他的名字，总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钦佩。“土改”的时候，朱清波理所当然地被“土改”工作队抓了起来，与朱兆麟一同关进村公所 ( 家庙 ) 的厕所里。厕所垫了木板，铺了稻草，没有被子。不久，他俩又被转移到榔桥区公所关押，不知道什么缘由。彼时，普欢先生二十多岁，也被关了十几天，威逼他们交出“浮财”。他记得清楚，家里两箱玉器被搜走了，是多年当铺经营中留下来的。并没有分给当地农民，而是被土改队“吞”了。文华也告诉我：不光土改队“吞”了不少好处，村里干部也“吞”了不少好处。
1957 年，朱清波在黄田逝世。
普欢先生的哥哥朱普团， 1919 年生，系清波先生所领养，算作大老婆的儿子。朱普团是李村园人，读培风中学，读茂林广益中学，直至高中毕业。其间担任过三青团区队长。他一生教书，是培风中学最后一年的校长。后来调任广德中学教导主任，又调任马鞍山一中 ( 在采石 ) 教师。 1957 年，因为三青团区队长问题被捕，判刑七年，在劳改队里做砖。偶然间遇上一位原一中学生，是劳改队管理人员。学生念及昔日师生之情，暗中照顾老师，派他看大门。劳动强度就轻松多了，以致“三年大饥荒”中把一条命留了下来。 1964 年刑满释放，他一个人回到黄田，与其养母一起生活。他的妻子也是教师，在马鞍山工作，二人育有一女。
1967 年，朱普团在黄田病故。
普欢先生的生母是苏州人，家里开裁缝店。八岁那年，他随母由上海回到黄田。因为躲壮丁，十八岁那年 (1944 年 ) 正月初八，他逃往上海，遇到在国民党 74 军军需处工作的朱普安，介绍他进去当了三、四个月的差。而后又回黄田当小学教师。
1947 年，普欢先生再度去上海。这次，他跑起“单帮”，专门做走私进口手表生意。在上海，他将手表装进饼干瓶，只装三分之一空间，上面复以满满的饼干，带到天津卖给下家。生意很好。每跑一趟可以挣到相当于今天七、八千元钱，快活得很。可惜不久天津战事吃紧，被围困了，不能去，生意也就无法再做，不得已又回黄田。这时候，时局变化急骤，家道也渐渐中落，竟一度开荒种起芝蔴来。后来还是经人介绍，到涌溪当了教师。
1957 年“反右”以后，普欢先生因为曾经在国民党 74 军军需处当差三个多月，被开除回家。此时，妻子在马渡桥当教师，生了一个儿子，交由普欢先生的母亲照应。母亲一个人带不了这个孩子，遂举家奔往岳父母家，共同照应，一起生活。岳父原先是看护八甲祠的专职人员，住在祠堂旁边的屋子里。地名双河大队老屋生产队。岳父母好，队里人也好，接纳了他们一家。他便在生产队当起农民来。直至 1979 年平反，退休。
说到这里，普欢先生庆幸不已：“亏得离开黄田了。要不然我肯定饿死。”原来，双河村虽然也属于黄田公社，相距不远，就“大跃进”的残酷性而言，差别还是不小。这里吃公共食堂的日子不是很长，早早地解散了。尤其生产队长汪早生，一个四十多岁的厚道农民，心地善良，不图名不邀功，而是千方百计庇护着大家。他总是带领大家偷粮偷菜，偷蚕豆，偷玉米……凡能吃的东西都偷。要割稻了，他挨家挨户打招呼，叫大家准备一个能装十斤稻谷的“饭包袋”。割稻时一边割一边捋，捋下的稻谷装进“饭包袋”里。袋子装满了，扎一捆稻草把子，立在田头，将“饭包袋”藏进去。收工时各自将袋子拿回去。社员们也都很好，不“左”，不假积极，不“鸡窠里发瘟”；而是互相照应，互相掩护。在为了生存的斗争中，人心竟然出奇地一致。汪队长还有大动作：带人去偷仓库里的粮食。仓库是粮站的，是国家的，也敢偷？汪队长说：“妈的屄，国家都不给饭吃了，我们还不偷？”于是有人望风，有人打洞，有人扒稻子，整担整担的稻谷偷走了。普欢先生总结说：“因此，生产队总共二百零四人，只饿死三个。要是不到双河，我肯定没命了。因为黄田的干部特别坏，哪有汪早生这么好的人？再说黄田居住集中，众目睽睽，你瘟不得我，我瘟不得你，偷都没法偷。而双河居住分散，边边拐拐，单门独户，搞点小动作就容易多了。”
由此，我想起网上一篇文章： 1960 年春，四川省荥经县凤仪公社各食堂断粮绝炊，数月之间饿死近一半人。时任公社武装部长的李文中，“决心宁肯自己死了，也要为还没死的老百姓搞点粮食吃。于是，他拿起枪，率领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老百姓进行了一次在当年真是石破天惊的伟大壮举－－持枪抢国库，开仓抢粮救灾民。”当然，李文中遭逮捕了，判刑二十年，说他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
与李文中的刚烈悲壮相比，汪早生似乎“渺小”得多。但我以为：他们作为农村基层干部的良心是同样可贵的。而且，汪早生还多了一些智慧－－一种底层民众伴随着无奈而生发出的平民智慧。
如今，普欢先生八十七岁。老伴已经过世，儿子一家住在县城。他却一个人独居在当年的祖屋里。天气好的日子，经常到榔桥镇上蹓一蹓，同一些老年朋友见见面，谈谈心。他说这里自在，习惯了，并不觉得冷清。我猜：普欢先生一定对这幢古老的祖居有感情，对老屋生产队有感情，对这里的人情风物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怀和记忆。用他的话说：是这块土地，是这里的人，帮助他活了下来。
普庆先生
1951 年，我过继到榔桥养父母家以后，即进入烈女庙小学插班读书。先后之校长是赵子林、朱普庆。赵校长文质彬彬，儒雅和蔼，不久调走了。继任校长朱普庆，富态、健壮，讲话做事雷厉风行，好象有使不完的劲。只见他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普庆先生是李村园人， 1925 年生。李村园与黄田相距十四华里，渊源颇深。据《张香都朱氏八甲支谱》记载：一世祖“茶园公”第六代孙朱伟与其子朱旦定居泾县，当为北宋末年， 1081 － 1129 年间，落脚之处就是李村园的“城山”。而“茶园公”第二十二世孙朱枱迁居黄田村则为明万历， 1541 － 1599 年间。就是说，朱氏“开发”李村园，要比其后代“开发”黄田早了四百多年。
“土改”的时候，普庆先生家所幸田产不多，划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他本人一直是教师，后来当了教导主任，当了校长，也还是没离开学校；是一个平平淡淡，兢兢业业，谨小慎微的教书匠。只不过多读了几年书 ( 高中毕业 ) ，只不过担任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区队长。然而 1958 年 2 月，普庆先生被捕了，押送到宣城某劳改农场服刑八年，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还是所谓“十个拜把兄弟”成员。而这“十个拜把兄弟”中，有一个叫梅先春，当时已在台湾，这便成了雪上加霜。是在寒假中全县教师“反右”斗争集中学习期间，五百多教师的现场公开逮捕的。据说同时被捕的还有几个人。
此前寒假开始的时候，普庆先生是和妻子许佩文一道前往县城参加学习的。而学习结束时，许佩文却只能一个人回家了。挺着八个月大的身孕，孤苦伶仃，凄楚断肠。
许佩文比普庆先生小五岁，也是小学教师，赤滩人，家庭地主。此后，她一直在李村园李塘小学教书。她每年徒步去宣城劳改农场探监一次，每月给丈夫寄五元钱。而她月薪只有三十三元。丈夫劳改去了，她就一个人默默地工作，默默地生活；逆来顺受，苦苦挣扎。把四个儿女苦大，真了不起。
大女儿朱琴生 1947 年出生，是她的得力助手，帮助侍养三个弟妹。采茶叶，打猪草，拔笋子，砍柴禾，风里来雨里去，理所当然要比命运好的孩子懂事。一年暑假，许佩文被罚到唐村集中劳动，一个多月不能回家。琴生除了照应弟妹以外，还得每天给母亲送两次饭，单程十五华里。晚上一趟常常是天黑了，不敢回来，只得与母亲同宿，次日一早返回。这时候，那个比她小七岁的大妹妹，也不得不早早地操持家务了。
琴生也想读书。黄田师范快要停办之前，她也曾经到学校上了两个星期的课，同时还带着妹妹，每天一份饭两个人吃。终因为家中离不开她，也因为交不起八元钱的开学费，不久退学。用她的话说，没有读书的命。
唯一比当地农民“优越”的，就是“供应户”。每月尚有定量供应粮食。三年大饥荒之中，虽然也不够吃，也挨饿，到底比“农业户”好多了。工资发到手，首先把全家的口粮买来，把盐买来，至于其他就不敢奢望了。然而许佩文从来不在儿女面前叫苦叫累，只是默默地干活，挖葛根，开荒，点豆，种菜……样样都干。夜晚，除了备课看书，就是缝缝补补，做鞋子纳鞋底。儿女们早早睡了，她常常一灯如豆，淅沥听雨……
有一年大年三十，许佩文破天荒煮了一大锅饭，让孩子们放开吃。七岁的小女儿喜出望外，居然连吃七碗 ( 农村中用毛竹筒做的碗，专供小孩用，掉在地上不会碎 ) ，肚子胀得不能动，只能仰在床上喘气。琴生说不能吃了，她妈却说：“由她吃！胀死鬼总比饿死鬼好。”这样的想法和语境，也只有三年大饥荒中才会有。
普庆先生在劳改队里并不知道家乡大饥荒的详细情况。是村里一个人因为偷杀耕牛被劳改，跟他说的。 1966 年，普庆先生刑满释放，回李村园务农。一家人高兴万分。孩子们也都觉得这下可好了，自己也有父亲了。于是全家把一切“好东西”省给他吃，说他八年牢狱太苦了，让他“好好地补一补”。普庆先生沉浸在亲情之中，也觉得很幸福，很亢奋；什么活都抢着干。砍柴，本来是琴生包揽的活，他说不要女儿砍了，自己砍。却多长时间不回，反倒叫琴生放心不下，于是去接他。及至碰面，他还才到半山腰，远不及女儿在行。然而有一次，我在李村园看见他犁板田，牵牛，扶犁，转弯，吆喝，还真像那么回事。我当时想：啊，这就是我的校长。
回到家里即遭“文革”冲击。一个“劳改释放分子”，只能是苦难依旧。戴高帽，挂牌，批判，游斗，那是家常便饭。他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习以为常，无所谓了。回家不说，也不怄，平静得出奇。一段日子里，他每天都是遵照那些人的吩咐，自觉地站在生产队长家门口挂牌示众，无须别人叫喊。然后为队长家劳动－－天天挑瓦砾。队长将一座旧祠堂拆了，瓦砾成堆。挑了许多天，竟然也不与家人说。琴生长成大姑娘了，村里一男子向她求爱，她看不上，没答应。这个人记恨于她，却报复普庆先生。琴生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
上世纪八十年代，普庆先生终获平反。“组织上”给他四个子女每人补助 400 元，共计 1600 元。家人正好用这笔钱为他修了一座坟－－普庆先生没能熬到“平反”， 1972 年就病逝了，脑溢血，时年四十七岁。
八年的铁窗生涯，八年的骨肉分离，八年的望穿秋水，普庆先生只是为自己“挣”得了修建一座坟墓的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所谓“十个拜把兄弟”中的梅先春从台湾回来了。他来看望许佩文。丈夫受难了，许佩文不离不弃，把四个儿女苦大，把家维持下来。不像另一位胡姓朋友的妻子，丈夫打了“右派”，她就闹离婚。两相对比，他觉得许佩文值得敬佩。
2011 年 9 月的一天凌晨，许佩文给儿子打电话，说自己觉得有些不对劲，希望他快来。儿子很快赶到，许佩文已经躺在床上不能说话，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是可谓寿终正寝。
兆麟先生
兆麟先生的父亲朱玉田，人称玉田公。早年在江西一家盐号担任“管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经理。盐号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富甲一方。玉田公也发了财。不单单有田有地，南昌、上海、芜湖都有房产。还有衣店，有当铺，有钱庄，都在芜湖。一家人也都在芜湖过日子。黄田老家的事情则交由朱逢时管理。有一年旱灾，他们家做好事，放粮救灾，行德积善。灾民们排队领粮，按家口每人一升米。这是一天量，第二天再发。这种事情是不多见的，在乡间传为美谈。朱逢时管理有方，也攒了钱，也买了田，后来也成了地主。
兆麟先生家境优越，放荡不羁，成了公子哥，俨然一副少爷派头，吃喝嫖赌样样沾全。十六岁的时候还无多大长进，玉田公不得已把他送到六安当学徒，想让他学学规矩，好好为人。不料三年后玉田公病故，没人管得住他了，愈加无法无天。玉田公对自己儿子放心不下，临逝前把万贯家财托付给他的知心朋友十先生代管。十先生祖籍黄田，家住上海。原本是江西盐号老板。他们兄弟太多，有二十几个，便以排行称呼。玉田公嘱咐他按时限量地把钱发给儿子，防止儿子肆意挥霍。岂料玉田公逝世不久，兆麟先生即购买了枪支 ( 那时候私人可以持枪。只要到当局指定的地方登记即可 ) ，勾结几个流氓无赖，穿着军服，闯进十先生家。兆麟先生派头十足，将合子枪往桌上一“拍”，责令十先生交出所代管的家产。十先生虽然不想辜负朋友重托，见此架势也无可奈何。思量再三，还是把玉田公所托之家产交给了他的儿子。
兆麟先生经营家产，远不及父亲有能耐，却十分仗义。朋友乡亲向他借钱，他都答应。多半是有借无还。他也无所谓，不计较。他在芜湖为他喜欢的戏子“捧角”，总是将整场戏票买下来，散发给别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送。他有个栆核微雕，刻成一条船，船上刻了人，刻了李白的诗，刻了窗户，窗子竟然是活动的，能开能关。工艺精美，实属罕见。凯中先生亲眼见过。是一千大洋买的。后来说是被查禁鸦片的人拿走了。
家底愈来愈不如从前，虚名却越来越大。一天，兆麟先生同往常一样，走进王学奎开的鸦片烟馆，突然遭人逮捕，说是查缉鸦片。进而搜查其宅居，竟查出一包烟土。兆麟先生叫苦不迭，大喊冤枉。因为他知道家中并不存有鸦片，分明是查抄的人做了手脚，陷害于他。此类诡计当年并不少见。事后才弄清楚：是一个国民党的大佬，见他家有钱，设计圈套，敲诈他。于是将他关进县城东山王家监狱。声称要判处死刑。家里人费尽周折，以钱铺路，打通关节，乞求饶命。兆麟先生被关一年多，迟迟不放，不停地敲诈，家产几尽耗尽。所有店铺都倒闭了，好一些的田产也卖掉了。待到释放回家，只剩下妻子手上一对金手镯。兆麟先生将其变卖，往返于芜湖上海之间做生意，却又是血本无归。不得已，经人介绍，到“ 25 号仓库”看大门。“ 25 号仓库”可不是一般地方，乃国民党四大家族经营生意的库房。除了枪炮子弹，什么都有，待遇也很好。国民党溃逃大陆之前，提出三点善后意见，供职工们选择： 1 、随同去台湾； 2 、留下来等待国军反攻大陆； 3 、辞职，发“解差费”若干。兆麟先生选择了最后一条路：领取数百大洋。却不回家，而是留在上海寻欢作乐。直到“解放”，“解差费”也全部花光，无法安身了，才想到回老家黄田。他是与朱普谍一道启程的。普谍的行当是“贩公路”，即贩买贩卖，投机倒把。二人在芜湖宿店时遭到搜查。普谍身上有不少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被怀疑，遭逮捕。后经审查，还是将他们释放。
这样，兆麟先生才于“土改”前回到黄田。
兆麟先生迷恋于吃喝嫖赌寻欢作乐，却从不过问政治，没在国民党里干过事。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虽然也当了地主，也被关押被斗争，人缘却一直不差。“大跃进”年代，把那么多人抓进劳改队，也没抓他。“文革”中把所有“四类分子”迁送出村，唯独将他留了下来。固然因为他是个好好先生，因为他的落拓寒碜，更因为他的女婿茆股长。茆股长在县银行负责农村信贷工作，茶林队每年茶季之前必定要贷款，有求于茆股长。于是不放走兆麟先生，并有意照顾，派他看仓库，派他看茶场－－茶场何至于要人看守 ? 示好而已。茆股长心中有数。
我认识兆麟先生的时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我眼里，就是一位很少说话的瘦小老头，走路走边上，见人点点头。那两年我养父在板桥头开豆腐店，他几乎每天必来光顾一趟：花二分钱买两块臭干子回家喝茶，有时候也捎带一分钱水豆腐。不少人聚在门口聊天扯淡，他也不参与，买了就走；有人与他打招呼，他也只是点点头，似笑非笑地吱一吱嘴。似乎还在维系着一个曾经富贵者的一丝尊严。而到晚年，妻子与他分开过了，他便一个人混日子。孤寂落寞自不必说，也是越来越穷困潦倒、落拓寒碜了。他一天到晚赤脚草鞋，冬天也是如此，叫人难以理解。夜晚睡在灶门口的稻草窠里，双脚伸进灶膛取暖。胡子拉碴，邋里邋遢。他帮人做工，不求报酬，只要求供饭供烟；烟也不是什么好烟，黄烟末子都行。俞圣彬做豆腐，他帮忙挑到涌溪去卖。早上去，靠在锅台喝豆浆，臭干子喝茶；吃过早饭，赤脚草鞋走乡串村。晌晚回来如数交款，分文不讹。丁是丁卯是卯。虽说穷得叮当响，依然不偷不摸不赖账不说谎。最多也就是向人家要支烟抽。所以，大家都放心他，相信他。在生产队支到钱了，他也不会“细水长流”。而是“倒头光”，“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喝西北风他也无所谓。
“文革”开始不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包括千百年前的鬼与神，全国各地掀起一股掘墓风。炎帝、舜帝、孔子、仓颉、包公、岳飞、瞿秋白……诸多陵墓遭劫。黄田大队也召集各生产队，派人挖掘玉田公坟墓。该墓在黄田中学后面的牛背山麓，以花岗岩石条砌成。拾级而上，展现一个平台，石门石坊，石桌石凳，苍松翠柏，芭蕉棕榈，鸟语花香，空气清新。精致而不小器。在黄田没见过这么讲究的墓葬。令人不难猜想到墓主人当年的富贵荣华。小时候上学，我们常常于早读时间结伴前往，以背书的名义徜徉其间。与其说是一处墓葬，毋宁说是一座袖珍公园。
二三十个劳动力挖了二十多天，有时候晚上还点汽灯加班。他们以为墓葬里面有金银财宝，所以挖得很深，很卖力。结果连一个铜板都没见着。便弃之不管了，也没有复土还原，暴尸山野，一片狼籍。后来，黄田中学的学生上去玩，有人将其头骨弄了下来，以棍子撑起，在操场上把玩戏耍。有人对兆麟先生说：“兆麟官，这是你老子的骷髅，你把他收起来吧。” ( 泾县方言，称呼男人时多在其名字后面加个“官” ) 兆麟先生说：“我不管－－哪个搞的哪个管。”
可怜玉田公，当年江西大盐号的总经理，何罪之有？
兆麟先生有一儿一女。儿子朱藩荪，早年在上海辅仁医院学男护，后来从医。“解放”后在“治淮委员会”当医生，医术规范精深。妻子是该医院的化验员。因为夫妻感情出了问题，藩荪先生受不了，又离婚不成，作了个不明智的抉择：于 1961 年下半年退职回乡，在黄田村行医。一个人住在大队医务室里。 1963 年农历正月初一，被人发现卧床逝世。
女儿朱文华，在培风中学读过半年书。“土改”的时候十五岁。父母都被逮起来了，母亲关在村公所，父亲后来关到榔桥区公所。文华一人在家，每天要往两处送牢饭。她总是在菜园地里摘些菜到榔桥去卖，用于买米买盐。这种孤苦伶仃的日子前后过了一个多月。 1952 年她到泾县中学插班读初二，靠的是助学金。 1954 年考入宣城师范。虽是地主子女，倒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努力追求“政治进步”；还加入了共青团，是一个党员两个团员作为她的介绍人。 1957 年毕业后分配到溪头中心小学任教，在当年的“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据她说，她并没有任何“鸣放”言论。就因为最后的“右派”名额不够，“指标”完不成，而“补”到她头上的。根据就是家庭成分不好。
文华婚后未育，早年将其哥哥的女儿带在一起生活。现在姪女也退休了，同住县城，经常来照应她。虽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文华的身体还是不差。对现在的日子也很满意。说：“城关一小那些整我的人，一个个都死了，我还活得很好。衣食无忧，看病报销，共产党对得住我了。”我问：“城关一小哪些人整你？”－－“喏，曹 XX ，曹 X ，还有那个女的叫什么……你看你看，人老了，记性不好……他们都死了，我还在跟你讲话，多好。”
文华在给我传递一种观念：活着，就是胜利。
也许，她是对的。
朱丙先生
朱丙，又名朱永炉，黄田李村园人， 1913 年生。家境贫寒，幼小时读过几年私塾，十三岁到芜湖学徒；十六岁到上海当小贩，贩卖报纸文具；二十岁进上海医药书局当校对员，转上海佛学书局从事文牍。二十二岁回里结婚，当了一年家庭教师。二十三岁再去上海，考入联华影业公司，当起电影演员。上海沦陷前夕，携家眷回到家乡。那年月，国民党抽壮丁凶狠厉害，有“兄弟壮丁”、“父子壮丁”之说，闹得百姓人家极不安宁，又难以逃避。因为兄弟多，他便主动从戎，于 1938 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他长得很帅气，又有文艺才能，被上级看中，分配在军队抗战剧团。先后在皖南政工队、广东乐昌政治部怒潮剧团担任演员、导演、副团长、团长，并加入国民党，上尉军衔。
在屯溪，部队剧团公演曹禺名著《雷雨》。朱丙先生饰演周萍。把个腐朽、寄生、懦弱、茫然的大少爷演得活灵活现。他那风流倜傥的外表与剧中人软弱无奈的内心反差，表现得那样强烈。与当时时代青年的苦闷、徬徨以至犹豫徘徊的情绪形成共鸣，叫人爱恨交加，万般迷情。几场演出以后，观众都认识他了，以至于“粉丝”太多，不敢径自上街，而不得不择路而行。
抗战时期，朱丙先生一直从事抗日文艺演出，向军队官兵和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他还在桂林等地招考一批爱国青年到剧团当演员，手把手地培养他们的演技。由于他事业心强，工作认真，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与攻击，说他招考的演员中混进了“异党分子”。 1940 年，他在《译报周刊》上发现了有关新四军在故乡皖南一带活动的消息，一种强烈的冲动油然而生。遂借机离开广东乐昌，辗转来到皖南屯溪。此时，屯溪“总动员委员会”正急切筹办政工队，要他当队长，并颁布了任命书。朱丙先生却一直想见到新四军，没有马上就任队长，而是跑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经人介绍，见到战地服务团一位领导人，声称是特地赶来报效革命的。那位领导热诚地接待了他，说目前正是团结抗日的时候，正需要利用这一工作机会；勉励他回去努力工作，保持经常联系。朱丙听信了这一意见，回屯溪就任皖南政工队队长之职。一面积极做好抗日宣传工作，一面静候新四军的消息。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原先听起来十分美妙动听的计划，被彻底打碎。不久，他又因“异党分子”嫌疑两次被捕，先后关押于屯溪、歙县和南陵县大牢，共一年六个月。出狱时已奄奄一息，随即大病一场。
1946 年，朱丙第三次到上海，考入国防部联勤总部直属军中播音第一队。一共有 160 多人报考，只录取两人，朱丙是其中之一。据其晚年“申诉材料”称：此播音第一队是拟配给 67 师占领日本的，薪饷每月 100 美金。后来美国又不要中国军队去了，遂将其改配给傅作义部队。朱丙便担当起国防部政工局北平军中广播电台上尉播音员一职。因为朱丙的播音水平较高，国民党溃败大陆时，政工局特地安排他全家去台湾。发给他三张飞机票：朱丙和他妻子各一张，两个子女共一张。那时候大陆去台湾的飞机票十分金贵，据称徐州被围困时，一张机票就要二十根金条，一般官兵是无力问津的。然而，他却十分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的宣传与承诺。权衡再三，还是决定不去台湾，追随傅作义部队起义投诚。 1949 年 3 月 6 日，起义人员被共产党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朱丙被送到华北军区教导二团“学习”。同年 8 月被判刑五年，押往大同煤矿劳改。
朱丙先生的妻子洪燕群， 1917 年生，榔桥洪村坦人。洪家十分富有，丰厚的田产自不必说，单单在榔桥的店铺就有半条街之多。有一般的杂货店百货店，也有高档的药店和当铺。洪燕群系洪家独女。其母看中了朱丙，万般喜欢，陪嫁丰厚。并指望他继承家业，经营祖产。然而朱丙先生却生性有些另类，偌大家产竟然拴不住他，还是外出闯荡去了。朱丙当兵以后，洪燕群长期住在娘家。因为婆家苦，吃饭都困难，经常从娘家整车的推稻子过去。而洪家不但富有，也颇慷慨。洪家的二伯伯尤为仁慈，过年前常站在门口与路人搭讪，掏钱给穷苦百姓过年。丽芳说，她母亲从小娇惯，性子刚烈；而她父亲却是个好好先生，脾气好，厚道随和，从不发火。在她的记忆中，父母伴嘴总是母亲占强，打他掐他都不还手。
1949 年，朱丙先生遭捕后，洪燕群只得带领一双儿女回归李村园。那时候战乱刚刚平息，交通极为不便。一路上艰险劳顿，太多苦累。及至回到家，九岁的儿子肺炎复发，即遭夭折。这个当年的富家千金、国民党军官太太，娇生惯养不事农活；初到农村，极不适应，多病生疮，万般凶险，带着四岁的女儿，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苦难生涯。
1954 年，朱丙刑满释放，回李村园务农。
1958 年“大跃进”，他又被逮去劳改，又判五年徒刑。是因为山洪暴发中，他所放牧的一条牛不慎落水淹死，说他故意破坏。朱丙不服，屡屡申诉。因为多人证明该牛确系不慎落水，劳改七个月以后被放了回来。
一个四类分子，又干不了主要农活，朱丙只能放牛，捡粪，割草，一般只能拿到六、七分工。虽然也在队办林场干过，也有人举荐他当民办教师、当保管员记工员，但因为身份问题，常常是干不了多长日子即被上面禁止。虽然他自学中医中药，能代人看病，自已也想看病，但又不敢。妻子也不让他看病，怕“出了人命不得了”。农民朱大荣相信他的医术，生了病非找他治不可，他也不敢。后来，大队出了字据，叫他治，他才答应。结果是把病治好了。
朱丙先生放牛的时候，常常把牛赶到很远很高的山上，任其食草。自己却把衣服脱光，赤条条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说是“日光浴”，说是“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用牛的农民有意见了：“你不能放远。我们要用牛，总是找不到你。”
“大跃进”期间，双河大队成立所谓的“跃进队”，将本队四类分子集中一起劳役。“跃进队”是俗称，实际上就是地方上的“劳改队”。没有人身自由，不分白天黑夜，超强度劳役，动辄批判斗争，乃至捆绑吊打。大队书记汪祖起别出心裁，将一寸宽的竹片一头剖开，用来笞打他们。裂开的竹片打在人身上立刻将皮肉夹住，剧痛难耐，残酷之极。
有一年正月初一，母女二人 ( 朱丙在“跃进队”劳役 ) 只有半碗腌菜一瓶开水熬过了一天。第二天，有好心人见丽芳可怜，带她去间菜籽秧。弄了两碗菜秧，和食堂里一碗粥，放点水同煮，二人又熬了一天……吃野果，吃树叶，吃草根，吃观音土，吃一切认为可以充饥的东西。有一种野果“鸡胳的” ( 即金樱子，中医入药 ) ，外表有剌，内核有毛，甜甜的，多吃便秘。丽芳吃多了，肚子痛得死去活来。隔壁一老头也吃多了，也痛得直叫唤。老头前一天还抬过死人，竟然就这么“哎哟哎哟”地痛死了。丽芳还好，大概因为年轻，“扛”过来了。
“文革”期间，朱丙先生自然没有好日子过，受尽污辱与迫害。在那个残无人道的年代，黄田一带虽然不象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广西临桂县那样残杀“黑五类”及其子女，批斗时的手段也是很毒辣的。除了挂牌，戴高帽，脸上抹黑，用稻草索捆绑手臂，把众多的“黑五类”拴在一起游斗……还有：跪扁担。跪碎玻璃。炎炎烈日下长久跪晒。反剪双手并绑一棍，时不时地撬动木棍，令受害人关节欲裂。朱丙的小弟弟朱永滋曾经被烈日晒晕虚脱。“洋船屋”秀姑娘脸上被涂满墨汁，她受不了这般污辱，号啕大哭；倒是凯中先生“老道”，安慰她：“莫哭－－丑什么？不丑。真正丑的是他们自己。”
1985 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撤销对朱丙的劳动改造，按起义人员对待”。起义人员应当是什么待遇呢 ? 朱丙先生一家人也不清楚。只是以“特殊救济”之名，由民政部门每月发给朱丙夫妇各四十元补助。
无论如何，日子还是较以前好过多了。
1995 年 11 月，已经双目失明的洪燕群离开了这个世界。朱丙先生格外孤独凄凉，对女儿说：“我好想你妈啊。真想她再来掐我几把……”两个月以后， 1996 年元月，朱丙先生吞下足够的安眠药，毅然决然地追随妻子而去。
对于他，人生是百无一恋了。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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