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普乐：“文革”拾零
“文革”拾零
－－作者：朱普乐
大字报
1966 年 6 月 5 日，有人在我们文化馆大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馆为什么不宣传？无动于衷？二、文化馆的干部养尊处优，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床。三、文化馆组织交谊舞会，宣扬封资修。四、文化馆组织讲座，请江流做报告，放毒，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群众；是文艺黑线在泾县的“分店”，是“黑馆”……江流是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中篇小说《还魂草》被列为“毒草”，遭到批判。
这就是后来被他们自己引以为荣的“泾县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署名是泾县中学十几名师生，如政治教师黄胜非，高三学生曹德源。无疑，他们是受到聂元梓等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影响。然而，聂元梓的大字报是针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而黄胜非等人的大字报却选择一个毫无权势的文化馆开刀，分明是挑了一只“软柿子”。姑且不论是非如何，仅其魄力而言也逊色多了。
来势汹汹，风起云涌。县城各大小单位纷纷响应，文化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至天黑，门口一段大街贴满大字报。没地方贴了，大字报还在不断涌来。文教局的领导立即叫我们在大门口小广场上拉起一道道绳索，把大字报别在绳索上。
我慌了，止不住地浑身颤抖。参加工作五年了，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写大字报成了革命行动。谁不想革命呢？于是争着写，疯狂地写，不再是单单指向文化馆了。文化馆这么个小单位，再坏再烂再黑还能有多少事情供人去写？“炒冷饭”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四面八方开炮，你单位写我单位，我单位写你单位；光写单位不过瘾了，干脆指名道姓，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从政治立场到个人隐私，从光冕堂皇到恩怨情仇，乃至于操娘日妈，无奇不有。也不光在文化馆门口的大街上贴了，满街都是。
泾县城乱了。
语录与录语
因为我，胡家银受到株连。
我们同学。毕业以后，他分在榔桥当小学教师。两年后调到电影公司 ( 那时候叫电影管理站 ) ，先在电影院搞宣传，后经要求下乡巡回放映电影。那几年农民能吃饱了，文化生活要求日趋迫切。电影队在农村十分吃香。胡家银他们那个队包榔桥汀溪一片，日子过得实惠自在。我们关系很好，常有书信往来 ( 那时候没有手机 ) ，说的都是年轻人最关心的事情：找对象。
我当上“牛鬼蛇神”以后，有好事者揭发，说胡家银与我联系密切，很可能密谋反党。就叫他揭发我，叫他交待。胡家银是个老实厚道人，不会刁钻滑坏，也不会卖身求荣落井下石。始终交待不出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于是说他不老实，批斗。无奈胡家银既不写文章，也不多说话；又长期在乡间工作，与大家接触甚少。实在没什么“罪行”可供批判，有些大煞风景。
这时候，有人站出来揭发：胡家银在搞“胡家银语录”。
这可不得了！只有“毛主席语录”，没有第二个人搞“语录”。胡家银胆子太大了，欺君之罪。这便有了重磅炸弹，稀里哗啦炸开了锅，把众人胃口调到极致。
胡家银却说：“我没有。”－－“没有？我亲眼所见。”－－“那不是‘语录’，是‘录语’。就是胡家银录的话。”
众人不信。第二天派人一道去榔桥住地搜查。在乱七八糟的桌子上，确实搜出一张纸，纸上写的是“胡家银录语”。
就如买彩票，数字确是那几个数字，但顺位不对，没有中彩。
电影公司一些人，似乎很追求运动效应。喜欢骚动，喜欢鬼弄鬼。不论什么运动，都极易在他们之中掀起。所以揪了不少人。所以后来“造反”也最早，最坚决，最玩命。
军代表
朱排长是县革委会政工组军代表。年纪轻轻，模样周正。虽然只是排长，却领衔政工组，统揽一切，做主当家。
一天，他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说是有点事。去了以后才知道，是要写一条大会会标。他叫我坐下歇会儿，等他把手边事情处理好了，再详细布置。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电影票给我。那时候，电影放映和文艺演出都很稀缺。给我两张票，大概算是酬劳吧。
这时候，凤元康进来了，掏出一张写了字的纸递给朱排长，说：“朱吉民的报告。”－－“干什么？”－－“他想改行。”－－“改行？教师不干干什么？”－－“你把它收下来吧。收下再说。”凤元康是政工组干事，说着便退出了。
朱排长拈起报告，没看，丢进抽屉。自言自语地说：“有份差事干就不错了，还挑肥拣瘦。”又说：“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以后都要弄回去生产，或者弄到新疆那些边远地方去。”
我不知道朱排长为什么在我面前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这些话有什么来头。虽然他说得无意，我听得却十分有心。我不敢以为他在胡扯八道，却希望他是胡扯八道。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心里掂量他这几句话，忐忑不安。真如他所说，我们这些人就死定了。
2002 年，我去新疆旅游，还特地关注过那里的生存环境。西出嘉峪关，茫茫大漠一片，零零星星地点缀着一些瘦小的骆驼刺。到了新疆，居然连这种寒碜的小生物都不见了，寸草不生；汽车开出去五六百公里不见人家，是常有的事。如果真的把我们“充军”于此，即便让我跑，都跑不出去啊！
真可怕。
四十多年以后才知道，朱排长的话并非空穴来风。“文革”前夕，毛泽东总以为别人要抢占他的金銮宝座，总觉得有人要谋害他。为了确保安全，他授意周恩来成立并主持了“首都工作组”。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工作内容有七项，其中之一是“清查清理社会人口”，把一些“四类分子”迁送外地。周恩来还承认“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 ( 见《炎黄春秋》 2012 年第五期《“破四旧”的表与里》 ) 遭迁送的并不仅限于“四类分子”，凡官方不信任者都在其列。我认识一位香港“两航”起义人员，“文革”前，他一家五口从北京被“下放”到泾县，开始了永无归期的“充军”生涯。当时俗称“保上下放”。所幸这一做法没有被基层普遍效仿蔓延，否则遭难的人就更多了。
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就努力实践过。他把城里人往乡下驱逐，结果搞死二百万。他们国家人口六百万，死了三分之一。波尔布特深得毛泽东真传，所以有如此胆量与魄力。毛泽东赞许地说：我们没办到的事情，你们办到了。
朱排长没有得到毛的真传，只能说说而已。
徐柏瑗是 6408 部队一名参谋，派到泾县来“支左”。是公检法军管小组负责人，威风八面。
一天半夜，文化馆对面的鞋帽厂失火。周边群众得知以后，纷纷跑去救火。采用原始办法－－用桶提水，用脸盆端水，将火浇灭。那时候救火就是这样。我也捞起脸盆跑了过去。尚未进场，只见徐柏瑗站在门口，高举手枪，声嘶力竭十分凶暴地命令众人撤退。并一再声明：再不退，就要开枪了！
我怔了一下，赶忙跑得远远。
这就怪了，仿佛这些人不是去救火，而是在闹事。如果怕有人“浑水摸鱼”，好好解释也就行了，何必掏出枪来吓唬民众呢？
老百姓真可怜，想做好事，都要面对恐吓与侮辱。从那以后，我对这位军代表的人品与水平产生怀疑。尽管他依然红得发紫，依然威风不减。
“支左”结束，部队撤走以后，徐柏瑗间或也来泾县玩玩，叙叙旧。据说每年茶季都要来一次，弄点茶叶。一天，我在荷花塘周边散步，只见县委会门前纠集了一大帮人，吵吵嚷嚷，纷烦杂乱。凑近一看，一位军人被团团围住，人们抓抓扯扯，推推搡搡。为首的有潘家禄父子，我认识。原来，徐柏瑗“支左”期间积怨甚多。今日遇上了，一些人将他包围，与他理论，发泄郁愤。似乎在向他讨要什么交待。
徐柏瑗被人推上街，一直推到邮电局十字街口。一路上谩骂声不断。你打一拳他踢一脚，军帽也被揪了，甩去多远。当年威风不见了，堂堂参谋，十分狼狈。
后来，章延林带了办公室几个人，硬生生地扒开众人，将徐柏瑗架走了。
有人怪章延林多事：“干嘛救他的驾呢？”
章延林怎么能不“救驾”呢？他是县委办公室主任，有责任。不像你我老百姓，可以装佯，可以看热闹，甚至可以幸灾乐祸。
勒令
院子里四下无人。贵馆长在我身边咕哝了一句：“小朱，公安局叫你写个东西。”－－“噢，我一会儿就去。”－－“别去了，到我这儿来一下吧。”
贵馆长递给我一张字条：“你先看看。”
“又要开什么会了？”在这个小县城，我的美术字写得很好，什么批斗大会啦，公审大会啦，学习毛主席着作讲用大会啦，几乎都叫我写会标，叫我布置会场。虽然那时候帮人做事没吃没喝，甚至连一杯茶都没有，我还是十分乐意的。
“你坐。坐下慢慢看。”说着，他便走到画桌前，斟酌起他那幅尚未完成的大老虎来。
贵馆长山东人，早年当兵，退伍转业时分配到宣纸厂工作。当过科长、工会主席。为人和善，不喜欢出风头，人缘比较好。因为经常有画家书法家来厂里活动，贵馆长耳濡目染，对国画颇具兴趣。得天独厚－－用纸不花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一笔不成，撕了重来；再不成，再撕了重来，废纸可以打浆再生。贵馆长专门画虎。没有拜师，完全剽学－－所有到厂里来的画家都是他的老师。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长日久，贵馆长渐渐有了长进，他画的虎也小有名气了，人称“贵老虎”。于是有领导点名，要他到文化馆来，当馆长。
展开字条一看，我愣了－－是一张“勒令”。
词典上说：勒令，用命令方式强制人做某事。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敌人”似乎特别多，“勒令”是经常被采用的：勒令走资派某某某怎么怎么，勒令右派分子某某某怎么怎么，勒令黑帮分子某某某怎么怎么，勒令……现在勒令到我了，我是什么分子呢？我曾经被冠以“反动文人”，也曾经被称作“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但只有一段时间里“大字报”上这么写的，“组织上”并没有这样的结论，折腾过一阵也就遗忘了。现在怎么回事？
大意是这样的：勒令朱普乐三日内交待以下问题：一、你在培风中学读书时，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组织？介绍人是谁？有过哪些主要活动？二、你在培风中学读书时，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组织的外围组织？介绍人是谁？有过哪些主要活动？下面的署名是泾县革命委员会“深挖两统办公室”。
培风中学座落在黄田村，是黄田朱姓开办的一所学校。创建于民国十年 (1921 年 )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停办。全称是安徽省私立培风初级中学。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纷纷逃难于此，很是兴旺了几年。
“两统”，是指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公检法”被砸烂了，代之以“公检法领导组”和“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军代表当家，办公地点就在原来的公安局。公安局隔壁是我们文化馆，文化馆隔壁是文教局。“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觉得房子不够用，就把我们文化馆和文教局的人赶走了，鸠占鹊巢。
深挖“两统”办公室就在文教局的二层小楼里，“专政大队”派来十余人为之站岗，全是年轻女性。个子差不多高，短发。上着白“的确凉”衬衫 ( 这在当时是很时尚的 ) ，下穿黑西装裤，平底布鞋或黄球鞋。一个个精神抖擞落落大方，眉清目秀，雪白粉嫩。标致极了，走在一起春潮涌动，真的是美女如云。“飒爽英姿五尺枪”－－不过没有枪，代之以枪的是一根木棍，一米多长，一头红一头黑，专门用来打人的。偶尔看见他们在院子里站岗放哨，打情骂俏，那副轻松自若无忧无虑的样子，想想自己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心里常常泛起一股不是滋味的滋味。羡慕？嫉妒？鄙视？自卑？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只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同样都是人，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我对贵馆长说：“我没在培风中学读过书啊。”
“啊？！”贵馆长愣了。
“培风中学是‘解放’前的事情，‘解放’不久就停办了。”
“是呀。”
“‘解放’那年我才七岁，还没念小学哩。”
贵馆长说，敢情是把同名同姓的人搞错了。
我非常生气，立马就要去找他们评理。贵馆长不让我去，说：“他们那些人正得意忘形哩，跟你讲理？找个岔子把你往‘专政大队’一送，不打得你半死才怪哩。”
我也知道“专政大队”厉害。不论有事没事，也不论有理没理，只要被扭送进去，就像《水浒》上写的，先是一顿“煞威棍”，打过以后才开口问话。里面有个“猪头小队长”，五大三粗，勇猛过人，什么事情都敢干。因为嘴长得特别拱起，便有人送他这么个雅号。
贵馆长说：“打了还不让鬼打了？才不要去。你就在这张纸上写明你的出生年月，问他们是不是搞错了，叫他们去查。不就没事了？”
“可我这口气出不了。”
“莫气，莫气。气坏了身子才划不来哩。”说着，贵馆长拿来一本《毛主席语录》，风趣地说：“遇到问题请教毛主席老人家呀－－我们可以找一条语录，针对性强的，教训他们一下。”
是呀！“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不也说过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吗？我是真正的急用先学了。
很快便找到一条，二人会心一笑。拿来一张白纸，我便恭恭敬敬地写起来，用的是仿宋体：
最高指示
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
下面就不用仿宋体了：写上我的出生年月。说明“解放”那年我七岁，没有在培风中学读过书，又何至于参加什么反动党团组织呢？算是我被“勒令”的交待了。
贵馆长把我的“交待”送了过去。后来告诉我，他们看了又看，半天不作声。还是一个穿军装的咕哝了一句：“恐怕是同名同姓，搞错了。”穿便装的顺手就要撕掉，穿军装的连连阻止：“怎么能撕呢？上面有最高指示呀！”
我心里一阵莫名其妙的得意。
数年以后，我陪伴妻子到黄田公社塘头街，找老中医朱治平看病，在他家住了几天。晚饭后，我们在小街上散步，看见墙上贴了一张红纸告示，大意是说家中不慎失火，多赖众邻里相救，特此致谢。署名是“朱普乐率子朱永道叩谢”。
这个朱普乐我不认识，但他的儿子朱永道我认识：比我大几岁，农民，喜欢唱戏，是当地业余剧团的角儿，唱武生，擅长“二花脸”。
那么，“深挖两统”挖出来的朱普乐，是不是这个遭遇火灾的朱普乐呢？
不知道。反正不是我。
现行
“文化大革命”挨整的人太多，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农民。如果当时能有一个精确统计，其数字一定是惊人的。同样是挨整，其缘由与途径却大相径庭：“伟大统帅”要“炮打司令部”，你这个司令部的人能逃脱吗 ? 不能。组织上开个会，内定你为“牛鬼蛇神”，你能开溜吗？不能。一伙人约定“掷盏为号”，一二三－－将你按倒，你能挣脱吗？也不能。而有人却不，哪种情况都不是，硬是好端端撞上的。
Z 就是这种人。
Z 是电影公司职工，会放电影，还能搞宣传。电影海报写得很大器，幻灯片绘制得很好看，是个人才，又是退伍军人，家庭成分又好，亲戚中不乏党员、干部，参加工作不久，也没什么积怨。按常理，这种人是不会遭遇伤害的。
然而，他却偏偏撞上“枪口”，而且伤得不轻。
“炮轰文化馆”开始，文教系统就开始学习－－整人了。每天上午上班，下午集中学习，揭发批判“牛鬼蛇神”。晚上开领导层会议，决定第二天的整人事项；开积极分子会议，鼓励动员，写大字报。电影公司同机关不一样，他们每天晚上要放电影。放电影之前，一定要学习“最高指示”，学习中央文件，学习“两报一刊”社论－－以前没有这一套，都是近来新增加的。那时候的“重要社论”很多，几乎一两天就出来一篇，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章。譬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放手发动群众》、《毛泽东思想是显微镜和放大镜》等等。不学行吗？不学，就太不敏感了。
每天晚上值班放映的多半是肖爱华和詹兰英，两位女同志。学习社论的事情本应由她们做－－在广播里读给观众听。但她们都推脱。尤其是肖爱华，说自己文化不高，许多字不认识，结结巴巴，影响效果。实际上是害怕－－怕读错了遭遇不测。肖爱华的丈夫杨德柱－－文化馆长，正被“炮轰”，她能不害怕？肖爱华私下说：放电影的时候，心里总是怦怦怦地跳，两只手时不时地发抖。不是担心话讲错了，就是担心卡片了，没声音了，没图像了，脑袋瓜嗡嗡叫，很少有清爽的时候。那当口，任何事故都足以“上纲上线”，都能归结到对毛泽东忠与不忠的问题上，都是阶级感情问题、立场问题，革命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问题。
她们的推脱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明智。
这便有了 Z 的事情。
Z 的工作一是制作幻灯片：在空白玻璃片上平涂一层广告颜料，要涂均匀，厚薄一致，不能有花斑花痕；待干了以后，用铁笔或其他尖硬器物在上面刻写标语；还可以配上简单的装饰图案。这就成了，交给放电影的同志。二是写电影海报。每天把第二天的电影海报写好，晾干，由专门贴海报的人拿去，拎只浆糊桶，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在固定的地方固定的墙上贴好。 Z 是个热心人，总喜欢到放映室去转转，喜欢帮别人做事。因此，当肖爱华们推脱时，他便自告奋勇地把任务担当下来。
那是一篇“两报一刊”社论：《依靠左派，打击右派》。 Z 略略通读一遍，就在麦克风前登场了。
他很兴奋。能在千把人的观众厅朗读“两报一刊”社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章，那感觉别提多好了。哪里是读报纸？是革命！一字一句，抑扬顿挫。虽说普通话并不标准，但口齿不失清楚。一个南方小县城里，有几张嘴能说标准普通话？能听清听懂就可以了，人们不会苛求。
突然，观众厅里“轰”地一声－－ Z 意识到自己读错了：他把“依靠左派打击右派”读成“依靠右派打击左派”，恰恰读反了。他心里慌了，连忙更正－－把这句话重读一遍。没想到还是读成“依靠右派打击左派”。
这还得了？观众厅起爆了。 Z 脑袋懵了。
观众纷纷退席－－出了这么大的政治问题，这电影还能看吗？这是无产阶级电影院吗？赶快离开－－带着无比的愤懑。
Z 连夜写反省。
文教系统的左派积极分子们立刻开会，连夜赶写大字报。社会上的狂热者更是捷足先登，一批大字报已经张贴上街了。题目众多不一，但给 Z 戴的“帽子”却都一样：现行反革命。
敢于在近千人的公共场所与党中央对抗，太嚣张了，不是现行是什么？确凿无疑。
要“依靠右派打击左派”哪，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事情，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怎么不逮捕？现行嘛，当场抓起来才痛快。
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
Z 百口难辩。
经过一段时间的批斗与反省， Z 被送到黄田中学监督劳动。这在当时文化口，是独一无二的。
螳螂捕蝉
他当过我的老师。那是在黄田小学，一位老师请假了，县里派他来代课，时间很短，也不过两个月。他教课很认真，讲话也很认真。他讲的不是一般地方普通话，而是夹带着一点“京腔”。且有时特意加重，有时特意拉长，有时踮起脚、抬起头，望着很远的地方，好像不是对我们一个班讲话，而是对一大片人讲话。再配之以肢体动作，显得有些夸张。
后来，他调进文教局，任教育科员。
那时候机关人手少，领导也少－－一个或者两个。不像现在，哪个科局都有十个八个领导。那时候的科员仅次于领导，既是中坚力量，又是实权派，说话很有份量。他熟悉教学业务，能讲，也能写，工作能力很强。都说他有本事。但那个年代光有本事不行，更要出身好，根子正，历史清白；还要三代以内的直系、旁系亲属都没有“问题”。这就难了。
他出身不好，历史上也不是很“清白”。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种人自然排不上积极分子，成不了依靠对像，甚或还应当有些心有余悸。但他不，他好像心无余悸，且表现得非常积极。还有个政秘科员姓邵，真正的内当家。他俩关系一直不错，贴近得很，经常找点事与之切磋切磋。他是个“杠子头”－－喜欢“抬杠”，很难与人切磋到一起。但与邵科员切磋起来却极少“抬杠”，总是那么一致，那么和谐。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写大字报很积极。他能讲，能写，构思快，措辞得力。有些人想表达个什么意思，一时半刻常常找不到合适语汇。他不，出口成章，令人佩服，因此一度成了一些大字报的主要策划者。只是总不把自己名字写在第一，而是写在后面，越后越好。“炮轰文化馆”的时候，他写过不少文化馆的大字报，也写过不少杨德柱－－文化馆长的大字报。还写过我的：“朱普乐深居简出心里有鬼”。没什么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心里是个什么鬼，倒是要我“老实交待”。那以后，我的大字报多了起来－－揪出杨馆长以后，揪我了。
他发言也很积极，不甘落后。而且讲话有份量，坚定有力。他批判杨馆长：“……杨德柱口口声声自己根子正，出身好。出身好怎么啦？出身好也要不断地思想改造，否则就会犯错误，甚至犯罪，就像你现在这样。我们出身不好的同志就是要团结起来，同你作坚决斗争……”发言本没问题。那时候的大批判就是这种模式，天上一句地上一句，马屁拍得越凶越能表现自己革命，话讲得越狠越能表现自己积极。然而就在他发言不久，教研室一位姓胡的年轻人站起来说话了：“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的发言问题很大。他号召出身不好的人团结起来。请问，出身不好的人团结起来干什么？不就是要与党与人民作对吗？出身不好的人只能是老老实实努力改造自己。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嘛，唯有改造才是出路。现在他不是要改造自己，而是登高一呼，号召这些人团结起来，与党对立，其用心之险恶昭然若揭……也难怪，他本来就是一个……因此，我们要把他揪出来，剥开他的伪装……”
当天夜里，就出现一批关于他的大字报。他就这么被揪出来了。如此轻巧。
正应了一句名言：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
其实，那个胡某出身也不好－－那时候，在文教单位，真正成分历史好、社会关系也好的并不多。
那当儿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被揪的人，就不上班了，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参加学习，晚上写反省。劳动是到幕山头上开荒种山芋。其实比在单位快活。除了一两个带队的以外，其余全是各式各样的“牛鬼蛇神”，大家平等了，自在了，没有歧视了，也可以说说话了。休息的时候，还可以静静地躺在黄土地上，听泉水淙淙，看云起云飞；再深深地吸上一口清新空气，真的不知身在何方了。
没出三天，他就顺理成章地加入我们的劳动大军：头戴草帽，肩扛锄头，穿一身灰不溜叽的旧衣衫。
我故意落在后面，远远地望着他的背影，竟动了一丝恻隐之心：按照官方潜规则，运动一来，你就该是我们其中一分子，却偏要想着跳槽，跳来跳去忙忽半天，结果还是没能跳出去。
有文载：老舍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表现积极，批判胡风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要求丁玲“挖净你个人主义的根子，洗清你的灵魂”，指责丛维熙的作品“意在煽动农民造反”。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先生却怎么也积极不成了，最终投湖自尽。
此类大人物不少；此类小人物更多。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