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普乐：旗峰公家庙
旗峰公家庙
－－作者：朱普乐
家庙，供奉祖宗神位的地方。
旗峰公：名浙，字南江，号旗峰。黄田朱姓第二代祖先。
第一代是黄田公朱枱。他十六岁参加郡试，为六县童生之冠，补增廪生。本有机会飞黄腾达，却因生性淡泊，辞官不受，从谢塘冲搬迁到黄田做了隐士。在黄子山 * 下“建屋数椽”，耕读自娱，并以黄田为号。岂料黄田是块风水宝地，其子孙后代兴旺发达，逐渐替代了其他姓氏，成为以朱姓为主聚居的村落，约定俗成地称之为“黄田朱家”。
那么，这座家庙为什么不叫黄田公家庙呢？
建造这座家庙的是旗峰公第三个儿子朱乐吾。其中缘由只有他清楚了。
家庙前后两进，建筑面积五百多平米。谈不上铺张华贵，倒也是雕梁画栋，宽敞明亮。大门朝里凹进，花砖门墙，给人一种内敛平实的感觉，毫无张扬之势。白石门坊上首有一矩形石额，刻“旗峰公家庙”。前进为堂厅三楹，有“四水到堂”天井，还有正房、厢房、阁楼，应当是聚会、议事以及宗教祭祀的主要活动区域。后进是供奉祖宗神位的地方，不足尺许的木牌上，用娟秀的小楷写着“某某之神位”，一个个一排排，排满了差不多中间一面墙的神龛，显得有些阴森苍凉。小时候以为这些牌牌上真的附着鬼魂神灵，走到这里心里禁不住一阵阵发怵。于是屏住气，把大人的衣角抓得紧紧。及至出了门，才感到手心漉漉汗湿。
家庙两边分别是两座堂屋，以不足两米的小巷相间，有门相通。因为建筑风格与家庙一致，从外面看就是连在一起的一座大型建筑。
大门前有一块卵石铺砌而成的广场，老百姓称之为“坦”，是村民们聚众活动的地方。在我儿时记忆中，有两次活动是忘不了的。一是开“盂兰会”－－一种宗教法事活动，超度亡灵，祈求平安；下黄田多在农历六月二十八举办，而上黄田则是七月初九。广场上搭台，挂起五颜六色的神幡，台上架起五层方桌，烧香，供果，点蜡烛。几名诵经的和尚或打坐或站立，敲木鱼，敲磬。诵经声或高或低，抑扬顿挫，乐感迷人，真的是好听极了。下午某个时段还发放“盂兰果”，就是比棋子大点的米果。本来是作为供品祭祀鬼魂的，然而鬼魂们要不了许多 ( 只是在供桌上供上几盘就可以了 ) ，于是分发给百姓吃，主要对象自然是小孩。到了下午，也有点饿了，觉得米果很好吃。大人们常常鼓励自己的孩子去领，甚至去抢，说“盂兰果”吃了消灾祛病——和尚也是这么说的。每天下午要发两扁箩，发完为止。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施舍活动，只是有些变味了。
“盂兰会”要开三天三夜，于是做小生意的也来了：卖甘蔗的、卖油炸干子的、卖洋糖发糕的，甚至卖洋线花布的、看“西洋景”的，把个坦上坦下塞了个满满当当。
及至第三天夜里，法事活动就要结束了，还有最后一场“压轴戏”－－驱鬼！
台上灯火通明，全体和尚悉数登场，齐声诵经，气氛顿时热烈起来。于是一名装扮有些怪异的法师一手握宝剑，一手执云帚上场。他时而大声吆喝 ( 听不清吆喝什么 ) ，时而叽哩咕噜念念有词。须臾，法师一个鹞子翻身，跳下台来，冲开人群，按照事先设置的路线，直奔而去，数十名汉子 ( 有些是事先安排的村民 ) 齐声吆喝呐喊，挥舞着舂担、木棍，甚至徒手空拳，追随其后，直至村口以外的某个僻静地方。烧纸，供香，念咒－－就算是把鬼们驱赶跑了，就不会来扰乱了。
那法师的妆扮与行为应该是一位道士。明明是和尚们做法事，怎么派上一名道士呢？难道说道士的法术比和尚高？弄不懂。有老年人说：“那是闻太师——装的，装的。”扮个闻太师即能驱鬼，闻太师本事真大。
二是“土改”那年，这地方也搭了台，经常开群众大会。开会前必有一名男子敲锣吆喝：咣——咣——咣——今朝夜里呵——吃过夜饭呵——开群众大会呵——一家一个呵——地主富农不要呵——咣——咣——咣……黄田村很大，路陌巷道很多，敲锣人必须跑遍每一个地方。敲锣者是一位跛腿中年男子，走起路来一跛一拐，真的难为了他。
说不清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有一次我也去了。母亲不让我去，因为我家是地主。明明说“地主富农不要”，还不识相点？我却不管，还是去了。事实上人们并不干预。他们也清楚：一个八岁小孩能搞破坏不成？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因为发放“胜利果实”，来的人特别多，特别踊跃。有的知道自己能分到“果实”，全家都到了，说说笑笑，满面春风。有的知道自己分不到“果实”，却也想看看热闹，见识见识。只是他们不往中间去，也不多说话，淡淡地站在外围，走路也不是兴冲冲的，而是不紧不慢。
我站在一个不显眼的旯旮里，离台很远，愣愣地看着，没有人搭理我。
台上在发放“胜利果实”，热闹轰天。土改工作队的人喊到谁，谁就上台去领。多半是衣裳被子，一捆一捆地打了包。还有瓶瓶罐罐、桌椅床柜。有分到皮袍子，或者上等家具的时候，台下便响起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啊——乖乖！”“喔的咙咚——”纯朴的惊羡声洋溢出翻身农民的喜悦与欲望。
得到与占有是何等的兴奋快乐！大概，这就是人的本性吧。
我想知道那一箩筐铜钞分给了谁。
挖“浮财”的时候，土改工作队说我家埋藏了银元，百般威逼，硬是在后面院子里挖地三尺，也没有找出银元来。倒是搜出一箩筐铜钞，从房间地板下的地窖里抬出来的。我当时惊呆了－－这么多铜钞，我怎么不知道呢？要是让我拿去“打鳖” ( 儿时的一种游戏。参与者各出一枚乃至几枚铜钞或铜钱，垒于一块砖上，依次将其砸于砖外，砸得几枚尽归自己 ) 该多好！现在让人家搜走了，真可惜。
然而不见人分到铜钞，也不见人分到银元，更不见人分到金银手饰和金元宝。后来听说，这些东西是不作为胜利果实分发给翻身农民的，一律充公－－上缴。后来又听说，土改工作队刘队长离开黄田的时候，脚趾上都套了金戒指！不知是真有其事呢，还是以讹传讹。
“土改”的时候，家庙成了村公所，也成了一座监狱，村民们称之为“号子”。黄田村有钱人多，地主绅士不少，他们都要被抓进来关在里面，威逼他们交待被认为隐瞒或者转移的“浮财”。威逼的手段很多，一般是罚站，罚跪，捆绑，杖击，甚至悬空吊起来，一吊就是几个钟头。有的人家还不止一人被关。侠骨先生家的丫环永华都被关过，说她是先生家的贴心丫环，几岁就过来了，先生拿她当孙女看待，能不知道内情？说她装聋作哑，故意不说，跟地主东家一条心。如今，永华八十多岁了，说起这件事，她依然愤愤不平：“我是不知道，总不能乱咬呀！”
永华没有“乱咬”，关了十几天，又隔离半个月，放回来了。
也有“乱咬”的，或捕风捉影，或似是而非，或无中生有，可就把相关人害苦了。
我有个儿时朋友朱永康，长房里凤奶奶的孙子。凤奶奶和我外婆是姑嫂关糸，我称凤奶奶为姑奶奶，永康称我外婆为舅奶奶。永康比我大四岁－－十二岁，居然也被关进去了。把他两只小手用麻绳绑了，逼他说出金元宝藏在哪里：“快说！不说就把你吊起来！”土改工作队这样威胁他。永康懵了，就乱说。一会儿说这里，一会儿说那里。于是挖、搜，家里家外翻了个底朝天，自然是令人失望。
永康吓掉半条命，多少年以后还经常恶梦不断。
凤奶奶是个瞎子，就这么个宝贝孙子，能不心疼？
凤奶奶以泪洗面。
外婆担心我也被关进去，千叮咛万嘱咐，叫我蹲在家里，不要出去乱跑。以为蹲在家里就可以安全。其实，哪个被关的人不是从家里抓走的 ? 我似懂非懂地把头直点，心里怦怦直跳。
大概因为我比永康小了四岁，或者什么其他缘故，我总算没被关进去。
被关的是我母亲。
父亲于“解放”前一年离家以后，一直没有回来。祖父也在六安做生意。家中只有奶奶、母亲、二妈和四个小孩。二妈是父亲的妾，也生有一男一女。
改朝换代的风暴来了，如何清算，如何报应，孰是孰非，该杀该剐，本当是男人们承担的事情。然而这时候，堂堂须眉们却远走高飞了，把灾难与羞辱留给女人和孩子。
母亲被关在一个类似粮仓的小间，没有窗子，只有一道门。门一锁插翅难逃。因为是冬天，每天送两顿饭。送饭的任务理所当然落在我头上。奶奶或是二妈把饭煮好以后，用一只大海碗盛上饭，搛上几样菜，上面扣一只小碗，置于“火篮”上，使之不易凉了。我便拎着“火篮”极不情愿地向家庙－－“号子”－－走去。我真怕去，真怕看见别人异样的目光。但不去不行。不去，母亲就要挨饿。每天两次，就像横在面前的两道坎。有一天，奇冷，呼出的热气很快就在围领上结成水珠。快到家庙的时候，是个下坡，不甚规整的石阶上结了冰。我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倒了，仰面朝天，手里还紧紧地抓住“火篮”不放。饭碗滚下来了，饭泼在地上。我害怕了，来不及多想，飞快地把饭捧起来，放进碗里，夹杂着草屑与泪水。
把饭碗－－连同“火篮”交给看门老头之后，照例要在门口等上一会儿。我愣愣地呆着，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走近一个避风的墙旯旮，嚎啕大哭起来……
冬天的早晨，太阳迟迟不肯露出脸来，偌大的村子就像一座冰窖，满目霜冻。静静的坦子上，几条狗荡来荡去，一副懒散无聊的样子，十分悠闲自在。
我迁怒于狗了：倏地抓起一块碎砖，狠狠地砸过去……
哭过一番，心里舒坦多了，不像刚才那样堵了。于是擦干泪水，到看门老头那里索取饭碗与火篮。
老头问：“怎么搞的？遭人欺侮了？”
我摇摇头，不敢看他。
老头叹了一口气：“唉——作孽，作孽！”
我赶紧跑了，泪水又涮涮地落了下来。
“土改”以后，改的改了，分的分了，各家经营各家的田地山林，凭劳动吃饭，日子总算安定下来。于是有人在家庙大门后面搭起台子 ( 把大门封了，从边门进出 ) ，唱戏。
黄田村识字人多，票友不少，素来就有唱戏的习俗。过年唱戏，过节唱戏，嫁姑娘娶媳妇唱戏。文化馆也派人来辅导，说这里群众基础好，戏唱得也好，像是翻身农民样子。唱的是大戏－－京戏，《玉堂春》、《武家坡》、《白虎堂》、《霸王别姬》、《三打祝家庄》……有文戏，也有武戏。特别是“全武行”，花花绿绿，打斗翻耍，叫人看得眼花缭乱，孩子们十分喜欢。文化馆说不能光唱这些老戏，还要唱新戏。于是唱新戏：《白毛女》、《小二黑结婚》、《中秋之夜》……斗地主、逮特务、婚姻自由。
日子过得倒也安宁闲适。
然而没吃上几年饱饭，也没唱几年好戏，安宁的日子渐渐远去。上上下下的官员们逼着百姓折腾了：初级社。高级社。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大跃进。大办钢铁。三面红旗万万岁……运动一个接一个，口号一个比一个凶狠。一折腾，似乎“阶级敌人”就多了起来，于是斗！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
家庙里的戏台不再唱戏了，变成斗争台。
地主富农“翘尾巴”了，斗！右派份子“不老实”了，斗！说错几句话了，斗！顶撞支部书记了，斗！被怀疑偷鸡摸狗了，斗！风声鹤唳，没完没了。
1958 年 5 月，外婆托人带信叫我回去一趟，说家里出了事。我连忙向学校请了假，吃过午饭动身，七十里路，一刻不停。赶到黄田村口四座牌坊的时候，太阳还有一竿高。
原来，母亲又被抓起来了，还是关在家庙里面－－当然，被抓的还有其他人。
晚饭过后，我去家庙探听消息，正碰上里面开大会。一个一个地挨着批斗。及至挨到母亲的时候，看见母亲跪在台上，我怎么也看不下去了，转身便要离开。突然，我被一阵凶狠的声音惊呆了：“挤什么？”“搞破坏！”“抓起来！”几个背枪的民兵煞神般涌到我面前，其中我认识两个：一个叫贾和宜，农民兼桶匠；一个叫谢子香，农民。
我连忙辩解：“我没挤，我要出去。”
谢子香光光的瘌痢头上仿佛沁出了滴滴汗珠，威风八面地喝斥我：“不许出去！不老实，抓上去斗！”
跟着就有人起哄：“抓起来，斗！”
“抓起来——”
“斗！”
“斗——”
眼前一片混乱。
就在这时候，一个人半蹲在台口，朝这边喊话：“那边干什么？干什么？”
“我要出去！”我大声说。
台口上的人似乎想了一下，对谢子香们说：“让他出去。”说得很干脆。
这个人是黄田中心小学校长杨积林。
他怎么来了？村子里开批斗会，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来干什么？而且还登在台上？不可一世的民兵怎么就听他的话呢？数十年以后，才从一位老师嘴里得知：那阵子杨校长正在争取入党，是培养对象。他把学校内的事情交由别人去管，自己主要“跑外场”－－周旋于公社大队之中，什么大小活动，他都主动参与。人家见他热情高，积极肯干，又有文化，还是校长，从没拿他当外人。
杨校长是我一生中应当感激的好人之一。正是他一句话，使我免遭歹毒。
还是这年秋天，教育也在“大跃进”，也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全县猛增高中、师范、工校、农校和初中十多所，真的如“雨后春笋”。我初中毕业了，被分到新办的黄田师范读书，校址在原来的培风中学。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家庙里面又开群众大会，并且通知我们学校去一部分学生参加，我不在列 ( 后来知道是事先挑选的 ) 。
我早早地睡了，可就是睡不着。山村的夜晚死一般寂静，点点滴滴的虫鸣声一下一下地砸在我心上。
与会同学回来了，我问他们开的什么会。他们说是逮人，逮了不少人，全是不法“四类分子”，还有女的。
我的心“咯噔”一下，好像跌进万丈深坑。越发睡不着了，睁着一双漆黑的眼睛等待天亮。
果然，有人通知我：立刻送被子到榔桥区政府去－－母亲被逮走了。
这次抓人，并没有关进家庙，而是当晚就押到十里之外的榔桥区政府去了。我把被子送到的时候，看见母亲和一大群人被圈在院子里，坐在地上，一只胳膊上拴了根细细的绳子，把人串成一串。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这不是一个黄田村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榔桥区的事情，而是全国性大逮捕。
这一年，公安工作“大跃进”。公安部制订了《 1958 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动用专政工具，把社会上那些被认为是坏人和可能成为坏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潜在犯罪的人，统统抓起来，关进监狱。有的地方还要求“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中央下达捕人指标，下级则层层加码。安徽省 1957 年捕人八千多，而 1958 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四万五千人，结果安徽省“力争上游”，逮捕了十万一千人，超额完成任务。 ( 见《炎黄春秋》 2010 年第一期《公安工作“大跃进”》，作者尹曙生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
沧桑巨变，人事沉浮。毛泽东死了以后，改革开放了。黄田村因为是一个清代古建筑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了旅游景点。流散于海内外的黄田公的后裔们，也陆陆续续地回乡问祖来了。某日，陪同客人到黄田参观游览，及至打开家庙大门一看，墙倾瓦落，满目疮痍。村里人说，要想重修是无能为力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倒塌了。于是大家感叹一番，都说可惜。
我倒不觉得可惜。心里说：倒吧，倒了好。
怎么是倒了好呢？不肖子孙。
* 黄子山，原本不是这个“子”字，而是“山”字头、下面一个“兑”。泾县方言音读 zi ；该字一般字书不收。古代泾县学者认为，此字从山从兑，谓此山尖峰高耸状。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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