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普乐：李村园里大宅门
李村园里大宅门
－－作者：朱普乐
《张香都朱氏八甲支谱》载：北宋末年，六世祖朱纬父子由徽州迁徙李村园，至今已 800 多年。明朝万历年间，其多支后裔又分别迁往黄田等地。李村园距黄田 14 华里，也是个颇大的山村。虽然建筑规模不及黄田，人文礼乐并不逊色。只是年代更加久远，渐渐遭岁月湮没了。
根老爹
根老爹家是李村园大户，不是数一也是数二。
根老爹辈份高，……一宗成大普，永世士光荣……，他是“一”字辈，名朱一根，号植庭。 1875 年生。与众多祖辈一样，他勤劳节俭，诚实守信，脑袋瓜子灵活。 1949 年“解放”的时候，已经积攒了一份显赫家业。村里老辈子有句口头禅：根老爹家是真有钱。意思是说，不象那些担虚名的地主。据传“土改”挖“浮财”，从他家挖出来的银元装了好多箩筐。直到 1989 年，还有人在他家宅基下掏到过“袁大头”。
他的小孙子朱涌告诉我：曾经拥有田地 380 多亩。说是他母亲告诉他的。而大孙子方敦安（原名朱成安）则说：“不止，有 460 多亩。”时至今日，不查阅当年的“土改”资料，谁也说不清根老爹到底有多少田地。 1946 年，根老爹主持分家，四个儿子各分得 80 多亩田，房屋一幢，以及其他生产生活资料若干。老人自己还留下了少许田产，留下了两座山林和塘头街、榔桥街上的店铺。
根老爹家有一项别人没有的风俗：每年吃年夜饭的时候，必以四块金砖垫桌子腿。我觉得奇怪：这老人怎么如此爱显摆呢？打土豪的人掌权了，不整你整谁？有村里长者说：不是显摆，是讨吉兆；寓意来年更加富足，更加腾达。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根老爹认为他一生的发达，确与金砖垫桌腿有关。
根老爹的日子并不似电影上常见的那种妻妾成群、吆五喝六、穿绸裹缎、张扬霸道，而是终年一身“老布”（自家纺织的棉布）褂裤和老布鞋袜。别的有钱人绫罗绸缎人参燕窝，他总是不屑一顾。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不是泡茶，不是抽烟，而是伺候家禽家畜，喂鸡喂猪。自己冲一杯淡淡的盐开水慢慢喝下，再进餐。看着那些鸡鸭猪狗在自己面前窜来窜去，他觉得很开心。当年的皖南山区，早餐是一天中正餐，家里来了客人，必一早就准备好一桌酒菜。还振振有辞地调侃：要饱早上饱，要好祖上好。吃完早餐便要开始一天的活计了。根老爹不忘记身体力行参加劳动。年轻时什么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毫不含糊。年岁大了以后，用不着自己动真格了，也依然少不了往田头地边山上林间转悠转悠，看看他的山林，看看他的庄稼。他说：塌些日子不见，心里头落兮兮的。塌，缺空的意思，方言。七十多岁的时候，他还常常扛起百把斤重的“摊垫”（晒席），帮忙翻晒稻谷。人们觉得不可理解：这么有钱了，还做什么呢？真不晓得享福。
收获季节，如果年成不好，佃户会来找他，要求减租。根老爹便与佃户一起往田里察看，按照估算作适当减免。后来闹新四军，佃户也不事先告知他了，而是收割打谷时再让他去看田里打下的稻谷，让他根据打下的稻谷作出减租。这里头就有猫腻了：常用手段是在新四军的指导下制作一个特别的“掼桶”（囫桶），桶底有一活门。在活门下的田地上预先挖个坑。再将田里灌水（目的是阻止东家下田）。适时地把囫桶底下的“活门”拉开，谷子便泄进坑里。看上去田里确实没打出多少稻谷，佃户便提出减租几成的要求；双方争较一番，达成妥协。佃户千感谢万感谢地送走东家以后，再处理作弊的稻谷。然而根老爹常常没等到收割，就把田里的收成情况查勘过了，心中有数。如果讹错太大，便知佃户玩了猫腻。他会脱了鞋袜，挽起裤脚下田，招呼大家将囫桶拖开，揭穿猫腻。不过，根老爹一般并不让对方难堪。只要对方不太狠心，也就装装佯算了。
佃户交租是一家人最忙碌的时候，不得不顾请短工帮忙。从天亮到天黑，家里开“流水席”，招待佃户吃饭。佃户们远道挑谷而来，肚子也饿了，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去。饭菜算不上丰盛，但从不亏待。过年之前，结清长工短工女佣伙计工钱以后，必请他们吃年饭。年饭很丰盛，也很讲究。宴席上也是东家与伙计们决定来年辞留的时候。辞留方式很特别：一盘鱼端上桌子以后，用转动盘子里鱼头的指向，表示各人想法。为了不破坏各人的进餐情绪，鱼总是最后上的一道菜。东家把鱼头对着谁，表示东家来年不要谁了。如果伙计主动把鱼头对着自己，就表示自己要辞职，来年不干了。这样一种辞留方式，给双方都留了体面。如果东家不想辞去任何伙计，也没有伙计想辞职，东家会装模作样地把鱼头转一圈，暗示大家好好干，不然明年可能被辞退。
根老爹与佃户伙计之间似乎没什么大的冲突与对立，根本不象后来官方宣传的那样深仇大恨、你死我活。为了笼络他们，根老爹总是极力套近乎搞好关系。有了矛盾也不忘记“摊开来”讲，用现今的话来说多加沟通。甚或请个德高望重者居间调停，双方各让一步，矛盾也就化解了。他的小孙子朱涌的外公，原是他家长工。根老爹欣赏其办事得力、人品高尚，于是向其提亲——想他把女儿嫁与自己最小的四儿子，也就是后来朱涌的父亲。因为男女双方都很小，定下了娃娃亲。根老爹便让女孩与四儿子一起读书，一直读到培风中学初中毕业。所有开销自然是根老爹支付。所以朱涌的母亲成了根老爹四个儿媳中最有文化的一个。那个年代，农村中的女孩子通常是不读书的。
1950 年冬天，“土改”工作队进村不久，根老爹便卧床不起，没几日就“归天”了。村里人后来说：根老爹真有福气－－没吃苦。
朱澄祥
没有福气的，是其长子朱澄祥。所有“地主罪恶”，他一人担当了。
田地“改”了。
山场“改”了。
房屋“改”了。
耕牛农具作坊店铺金银细软……全“改”了。
仍不放过：逼“浮财”。这么有钱的大地主，当然不会放过。朱澄祥被关，被吊，被打，被跪扁担跪瓦砾踩杠子；被悬空吊起以后还要在其颈脖上挂一桶水。被折磨得晕死过去以后，放下来用冷水浇。甚而寒冬腊月将他浸泡在大水缸里。不惑之年的朱澄祥本也是条汉子，竟然肺腑重伤，终成顽疾，经常吐血不止，两年后病故。
此刻，朱澄祥唯一的儿子朱成安（后改名方敦安）虚 6 岁。孤儿寡母，生计艰难。经三叔朱济祥介绍，寡母吴德华再嫁了也是丧偶的泾县中学会计朱普熙。朱会计也是黄田人，他的大女儿朱易珍，小名换宝，与我同学，后来又在文化馆同事。
1954 年， 7 岁的朱成安随母迁往县城。母亲又生了一女一男，日子有了起色。不料 1958 年继父朱普熙被捕劳改，不到一年即卒于狱中。母子四人又陷入孤苦无援难于生存的境地。母亲很自卑，不愿再住县城，带领三个儿女到马渡桥大女儿（朱澄祥前妻生）家住了三个月。将正在吃奶的小儿子送了人家以后，搬至黄田六房生产队落户。
时至今日，方敦安（朱成安）叫悔不迭，说母亲走了一步败棋，导致满盘皆输。正当“大跃进”时期，他们离开县城落户农村，无异自投罗网。母亲饿死了。朱成安去黄田大队下跪，恳求他们派来两个劳力，撬了一块楼板，用被单包裹尸体，搁置在木板上，二人抬往六房对面山上，掏了个宕，草草掩埋。宕很浅。挖宕的农民说饿得没劲挖，说他们也快死了。只是堆了个小土包，后来就找不到了，母亲尸骨无存。每每忆起，他心里总觉得撕裂般疼痛，总觉得对不起母亲。单干以后（指人民公社解体），他特地纸扎了个大大的“房屋”，烧给阴界的母亲。还遵从乡间民俗为母亲办了“户口迁移”，将母亲在阴界的“户口”（阴界也有户口管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迁到马渡桥来了。马渡桥有一位据说信佛的老太太，专门干这份差事，相当于阳界的户籍民警。文牒上加盖的不是派出所公章，而是九华山的什么印章。费用倒也不贵， 20 元人民币即可。将母亲迁到自己身边，他觉得完成一件大事。他说他也不是十分相信，但这么办了，心也就放下了。
母亲饿死以后，姐姐将他接到马渡桥，将妹妹留在黄田村孤儿院。妹妹不让他离开，抱着他死也不肯放手。后来，他去看过妹妹几次。第四次再去看的时候，妹妹不在了，说是合并到溪头孤儿院去了。他也托人打听过，一直没有找到。想必也饿死了。时至今日，说起这件事，方敦安（朱成安）依然泣不成声。
“过粮食关”的时候（老百姓对“三年大饥荒”的别称），朱成安也几次差点毙命。他吃过荞麦壳磨的粉，吃过观音土。观音土细如糯米粉，不难吃，但吃了便秘，肚子痛得哇哇叫却拉不出一丁点屎来，会胀痛致死。于是用棍子掏，把肛门都掏破了。还吃过麻根，榔树皮，周藤花，檀树头，吃下以后会头痛恶心、上吐下泻，都是中毒现象。但那时候不知道，饥不择食。有一次混进大圣殿水碓里偷生米吃。吃多了，回到家肚子发胀，光要喝水；人也不能动，气都叹不出来，好象要断气似的。母亲病在床上，得知后告诉他不能再喝水了，否则会胀死。第二天腹泻，拉出来的尽是碎米。
朱成安的大舅舅吴德福，在县纺织厂担任会计，一次运动中被整死。小舅舅吴雨亭在芜湖财贸干校任校长、党支部书记，开了“接收证”叫他去芜湖一起生活，还给他报了名上学。他却水土不服，常头痛发烧，上吐下泻；小舅舅又经常下乡搞工作队，朱成安不安心，死活要回来。回来以后，小舅舅还催他再去芜湖，他就不想去了。时至今日，他说自己“命苦”，很大失策。要不然也是个拿退休工资的城市人了。回到马渡桥，也是十多岁的男孩子了，到处帮人打点零工。一位好心的老瓦工愿意收他为徒，却无奈那时候瓦工没活干，只得回农业社务农，拿八成工。 20 岁以后，朱成安到方家招亲，改名方敦安。方家唯一一个女儿，老俩口拿他当儿子，待他很好。
方敦安的堂屋里，挂起四张画象：父亲、母亲，岳父、岳母。
方敦安每年去李村园一次，祭祖，扫墓。他说这里是他的根基，不管漂泊到哪里，都不会忘记。
朱沼祥
根老爹的二儿子朱沼祥有些“另类”。兄弟们都习文，唯独他习武。一日，他奉父命去榔桥街上买了一头百多斤重的“坯子猪”，往回赶的路上猪不听话，四处窜逃，弄得他有些狼狈。于是他干脆抓起猪的四只脚，扛在肩上。待回到家中将猪往地上一放，猪却一动不动－－死了。讨得根老爹一顿臭骂。
李村园附近有座寺庙。庙里有个老和尚武艺高强，常有习武之人来此拜访，与之切磋较量。每当此时，老和尚便将庙门紧闭，从院墙上跳进跳出。来访者若能跳进院内，他才接待。朱沼祥近水楼台，常去找老和尚套近乎，要求比试武艺。软磨硬泡，死乞白赖。老和尚情面难却，说：这样吧，我让你打三拳，若能将我击退一步，我便认输。你也要让我打一拳－－只打一拳，你如果倒了也要认输，不必再来纠缠。
朱沼祥满口应承。老和尚马步站定，他便使出浑身本事大吼一声三拳猛击过去－－老和尚竟纹丝未动。朱沼祥有些吃惊，连忙稳定心绪，蹲好马步准备挨拳。岂料老和尚一拱手：“老僧得罪了！”轻轻一掌便叫他踉跄倒地。
朱沼祥有眼未识泰山，一脸彤红，站起来抱拳叩谢。从此再也不去叼扰。
大年三十，一叫花子上门乞讨。佣人量来一些米欲去打发他。朱沼祥却抢先一步：“我来！”走到门口一句话未说，只是摁住一边鼻孔，打了个手势，叫花子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朱沼祥在家人面前张扬了一通，以示自己神通广大。不料没多久来了一大帮乞丐，找上门来讨要说法，与朱沼祥一通比划，朱沼祥露出破绽。丐帮说这家人欺骗了他们。丐帮势众，根老爹见势不妙，忙让家人关门上栓撑杆，闭门不理。丐帮居然抬来粗大的木头冲撞大门，闹得沸沸扬扬。最后请来“大佬”说和，以根老爹“破点小财”息事。
乞丐上门乞讨是常有的事，给点好处即可。朱沼祥却玩弄小聪明，依仗自己懂得一点丐帮的行规行矩，骗了他们。待他们明白被戏弄以后，恼羞成怒，结帮问罪，不依不饶。朱沼祥又遭根老爹一顿痛骂。
估计是练武中遭致内伤，朱沼祥 21 岁即遭猝死，无后。家人抱养了一男孩，承其嗣。男孩名叫朱康成。“三年大饥荒”中，当地一百多饥民哄抢杨武坑粮点，朱康成也在内，因为家庭成份不好被逮捕，关进县城看守所，不到三个月即死于狱中。
朱济祥
三儿子朱济祥，名朱宗牛，又名朱武， 1919 年生。大学没念完，即在泾县中学当教员，在泾县简易师范当教员。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泾中读初中，他是我的汉语老师（当时语文课又分文学、汉语）。我对汉语课没有兴趣。觉得总是讲句子成分，讲语法结构；什么主语谓语宾语状语，干巴巴的，要多繁琐有多繁琐。觉得人生一张嘴，会说话就行。至于作文，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就行；人家听得懂看得懂就行。何必张罗得那么细致呢？况且有些明明很生动的话，一经句子成分语法结构来要求来搭配，反倒变得索然无味起来。不是自找麻烦？因为不喜欢这门课，成绩平平，与济祥老师也就亲近不起来。一周两节汉语课，只盼它早早下课。济祥老师很讲究仪表，一套中山装挺刮洁净，皮鞋擦得锃亮。头发纹丝不乱，还梳起一个小小的波浪，立于额前。有人背后戏称“苍蝇落上面都会滚下来”。那时候小县城还没有烫发，不知道他是如何精心制作的。他说话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常常让听他说话的人急不可待。因为曾经被派出去学习“推广普通话”，回来后他念念不忘上级教导，严格要求自己，不但课堂上说普通话，课外也必句句普通话。从未听他说过东乡（黄田）话，所以我一直不知道他也是黄田人。只是济祥先生那一口普通话实在不象普通话，如雨夹雪，总会夹杂若干方言，叫人听得身上起鸡皮疙瘩。同学们背后常用作取笑的“名言”如：……蜘蛛，讹（划）动着伊（它）的八条胎（腿）……
济祥先生性格内向温和，一生谨慎，从不乱说话，也不得罪人。“反右派”没有被“阳谋”中招，十分庆幸。以为“过关”了，却不料 1958 年下半年因“历史问题”受处分。处分决定书上说他“…… 1935 年 7 月入国民党。 1946 年任保代表，出席过乡务会议，商讨分配壮丁名额和摊派保甲经费问题的会议三次。 1948 年在泾县简师教书时曾任国民党泾县第五区分部执行委员至解放。在任职期间召开过几次会议缴过党费，向学生进行反动教育等活动。同时又经伪国民党囗联会聘为泾中保密员，主要做文件管理工作和制止共产党活动。”“……入伍以来虽作了一些交待，但又长期隐瞒保密员职务和活动，直至肃反运动中经多次动员才作交待。现考虑其目前工作尚可，为此经研究决定予以开除留用察看监督改造。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公章）”
在泾中劳役半年以后，济祥先生被调往新开办的水东公社包合中学任教。月工资由 68 元减至 45 元。两年后包合中学撤销，调其往茂林中学。济祥先生觉得“真搬不起家了”，要求改任小学教师，遂在当地陈村中心小学教书。人已至此，中学小学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聊以生存。
济祥先生的妻子是上海一位工厂主女儿，下嫁到了黄田李村园，后来一直随夫居住在县城新民街（当时的兵役局隔壁），相夫教子，打理家务。此刻，她也只能“嫁鸡随鸡”，迁至水东公社桃花渡生产队。全家户口（除朱济祥）下放农村，成了不会农活的农民。只能帮人做些针线活贴补家用。照应丈夫，拉扯儿女。
济祥先生有十个子女，其中夭折三人。大儿子朱国胜， 1945 年生（取抗日战争胜利之意）， 1959 年进泾中读书，次年转包合中学；撤销后又转至茂林中学，三年读三所学校，流浪而已。此后在家务农。也任过临时代课教师，月资 22 元。他嫌其太少，想谋个长期民办老师竟无成。于是改任当地两个生产队会计。虽然绝对收入不高，但在本村有一些话语权，显得活泛一些，便于照应家庭。成为家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与组织者。因为家庭成分地主，父亲又有“历史问题”，朱国胜属于“黑五类”子女，婚姻大事迟迟不得解决——谁都不愿跟这类人攀亲。直到 37 岁那年父亲平反以后，才有人与他谈论亲事。他戏称这个老婆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给他讨的。
1982 年，济祥先生获得平反，恢复原工资级别。过了十年正常人的日子， 1991 年因肺结核去世。
朱治祥
四儿子朱治祥，又名朱宗寿， 1926 年生。或许因为是“末脚”儿子，又是根老爹老年得子，朱治祥小时候调皮捣蛋，个性张扬。 李村园是个秀丽的小山村，清亮的溪水绕过家前屋后。溪流两边的人为了方便往来，在小溪上盖满长石条。枯水期，溪水在石板下流淌。到了丰水期，溪水就会漫上石板。这时，溪水两岸的鸭子就会到石板上觅食。那一日，邻居旺奶奶（她儿子是驻泾县国民革命军新五军的一个团长）家一群小鸭正在小溪的石板上觅食戏水，让年少的朱治祥找到了玩耍机会。经过一番嬉耍折腾后，将小鸭的嘴插进石条缝隙里。小鸭经不起折腾，都闷死在水里了。鸭身体依然飘浮在水面，并随着溪水摆动，就像闷着头在水中觅食。傍晚，旺奶奶呼唤鸭子回家，但见小鸭只顾“埋头觅食”，并不理会其召唤。旺奶奶觉得有些奇怪，下到水里，才发觉其中蹊跷，并很快得知了“元凶”。旺奶奶找到根老爹告状，赔偿损失自不必说，年少的朱治祥又受到一顿训斥。
朱治祥读高中之前，妻子一直是他的伴读。读私塾时倒也无事，因为私塾没有成绩张榜的做法。后来到培凤中学读书，每次考试都会张榜公布成绩。朱治祥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成绩要是比妻子好的话也就罢了，要是不好，他会用烂泥巴砸榜上妻子名字，直到其名字完全被烂泥巴覆盖才罢手。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泾县山区各种势力交织，土匪经常出没。有一次土匪进村，一家人都往山上跑。朱治祥与家人冲散了，跟着保长往腊子洞方向跑。快到腊子洞口位置，有个大土坑。天黑心慌，保长不小心跌进土坑，样子极其狼狈。此刻的朱治祥不是立即把他拉出来，而是坐在坑边拍掌大笑。保长正色呵责：这是躲土匪不是躲猫！让土匪听到了可是性命交关！
根老爹在榔桥和泾县城都有店铺。这些店铺的日常打理是由他的长工、也是他的亲家，即朱治祥的岳父大人负责。其职位相当于总经理。一次，朱治祥在榔桥店铺里玩，看中一支金笔（一块大洋一支），趁其岳父不在意偷了一支。晚上盘点时发觉少了一支金笔，仔细询问店员，并回顾一天的出入人员，最后把疑点锁定在朱治祥身上。岳父是个极为认真的人，连夜赶到李村园，在其未过门的女婿身上搜出那只金笔。并把这事告诉了根老爹。可叹朱治祥少不更事，金笔到手还没写一个字，倒是先吃了一顿父亲的“笋子烧肉”（方言，即以竹稍鞭笞打）。
每到下半年，村里人都要上山打柴，准备过冬的柴禾。有一年，朱成栋的父亲在祖坟头上砍了一棵板栗树（是当时乡规民约所禁止的），被管祠堂的人知道了。祠堂里的人也知道他穷，榨不出油水，便说是根老爹指使。要他搭台唱大戏（相当于今天罚款）。根老爹觉得憋屈又不敢说，表现的有些迟疑。朱治祥看出父亲心思，急忙跳出来申辩。一个毛头小伙，不申辩还好，一申辩即激怒了祠堂头人。说是没大没小顶撞长辈，不懂规矩；说是根老爹管教无方，“养不教父之过”，声称要请“家法”：就是下石灰池。说过便派人挖池下石灰，一切就绪，只等头人一句话了。根老爹再也稳不住了，连忙拉着儿子一起，到祖宗牌位前磕头告饶，将一百个不是归咎自己，才算免了“家法”。但须为挖池的工钱和石灰钱买单，唱大戏的时日也延长了。
朱治祥 1941 年在旌德宁属联中读书时参加三青团， 1943 年入国民党。 1948 年 7 月入民社党，被委任溪头区分部执行委员。 1957 年 7 月由中共芜湖地委五人小组结案，不予追究。朱治祥于复旦大学二年级肄业后，在泾县中学当教师。 1952 年调往马鞍山采石中学（马鞍山一中）任教。当年，他坐“小火轮”沿长江而下，一路上江涛汹涌劈波斩浪，至采石矶的时候竟然晚霞满天、一片斐然锦绣。顿感心旷神怡胸怀坦荡，前程万里之感油然而生。不免浮想联翩，留下了美好记忆。所以后来以“斐、涛、涌”为孩子命名。
不料 1957 年遭遇“阳谋”，朱治祥与众多难友一道进了“学习班”。先是整天学习，被批斗，写反省，作检查，晚上回家。一个寒冷的冬日傍晚，“学习班”接到通知：晚上集体看电影不准请假！就被全副武装的军人押走了。从此，在长达五年的日子里，他再也没踏进家门一步。所谓“看电影”，不过是集体抓捕的代名词。 1958 年 5 月被正式逮捕。罪名众多：地主、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右派分子。结论是开除公职，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也就在朱治祥被令“看电影”次日，家也被一群人抄了。妻子洪汝艳和三个子女被逐出家门。因为来到马鞍山一中时，居住的是学校职工宿舍，使用的桌椅床铺等一应家具也都是学校的，家人只能净身出户。又是外乡人，无亲投靠。洪汝艳拖着三个儿女住到与学校一河之隔的一座破庙里。庙虽破却有个好听的名字：福堂。在今天采石锚链厂（当年叫马鞍山市第二工具厂）南面约 300 米的河堤内侧。庙的南面有一条排水沟，一条涵道穿过河堤直通堤埂外侧的锁溪河。涵道内径一米见方，其出口与排水沟有一个近一米的落差。这便成了后来孩子们嬉戏玩耍的好地方。破庙是青砖小瓦屋顶极高的清代建筑，砖木结构。晚上躺在床上可以透过瓦的缝隙看见天上星星，要是角度适合的话还能看见月亮。在他们一家入住之前，已经有一位孤寡老妇人“小喜子”住在里面了。洪汝艳用“草绕子”（芦苇外用稻草缠绕包裹，排列起来后糊上泥巴）将福堂分成两部分供两家人生活。庙里有一堂土灶和一口破锅，一直为他家所使用。锅沿缺了一块，锅底布满补丁。破锅还有一个功用，就是干衣器。贫困的洪汝艳除了身上穿的再没有一套换洗衣裳，只能把洗干净的衣服贴在锅内在灶膛里烧柴火进行烘烤，烤干后继续穿。其他季节还好，最麻烦的是夏季，因为每天都要洗澡，而又没有可换洗的衣服，她只能是每次洗澡前先脱下衣服洗涤，等衣服烤干了再洗澡。她捡来碎砖码起一个砖台，再放上一块竹笆（施工工地用于搭脚手架或临时围栏用的），铺上稻草，就是一家人的床铺了。唯一置办的家具是一只瓦壶（陶器，今天已经看不到这种东西了）。就这样，算是重新安了一个“家”。
朱治祥与妻子育有两儿两女，四个孩子。当年他被捕时，大女儿朱斐 4 虚岁（ 1954 年出生），大儿子朱涛 2 虚岁（ 1956 年出生），小女儿王明珍才 3 个月（ 1957 年出生）。小儿子朱涌则是他刑满释放归来后生的。开始的日子里，洪汝艳手头还有点零钱支撑度日，时间不长就两手空空了，无以为继。她想到学校教书，可人家不敢要她；又无其它技能，无奈之下只得靠乞讨来养活三个儿女。乞讨的日子是没有保障的，三个儿女忍饥挨冻自然不可避免。她也曾想过回老家李村园，不管怎么说那里还有她的亲人。可她又放不下丈夫。再说也没有回家的盘缠。万般无奈之下，一个可怕的念头产生了，一咬牙：死！她背起嗷嗷待哺还不会说话的小女儿，用布带分别拴住大女儿与儿子，一起走往附近的采石矶“联壁台”。崖台下滚滚江水汹涌澎湃。她知道，这里是诗仙李白酒后“捞月”坠江的地方，好一个浪漫的传说。而今自己就要带着儿女追随这个传说而去了，人们该怎样评说？可怜，贫困，痛楚，狠心，软弱，无能，抑或是对现实不满，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畏罪自杀……大千世界万物众生，怎么就容不下我母子四人呢？自己倒也无所谓，纵身一跳一了百了。可这三个幼小的孩子……三个孩子正呆呆地看着她，没有嘻笑，没有哭闹。若痴若傻，似哀似怨。她的心软了，眼泪倏地一下涌了出来……或许是命不当绝，一位过路的熟人发现了她的异样，一番开导，硬是把她拉了回来。
有好心人指点洪汝艳到砖厂做工，打土坯。这是个体力活，而她却是文弱女子。小时候在家读书，婚后一直在家带孩子。这样的体力活对她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为了囹圄中的丈夫、为了三个幼小的孩子，她还是进了砖厂打起土坯。三个孩子无人照料，两个大的带到砖厂后任由他们在厂里游荡。将小女儿捆绑在窑厂的“竹笆跳”上，工人在上面走动，“竹笆跳”摇摇晃晃颇有点摇篮的感觉。孩子睡得也算安稳。不料有一天，儿子玩耍中被砖头砸坏了左手无名指，要是今天及时到医院治疗也没什么大事。可当时身无分文的她只能在褴褛的衣服上扯下一点布条，将儿子血肉模糊的手指包扎起来了事。不久儿子手指发炎，严重溃烂。只得借钱去医院。医生埋怨她没有及时来治疗，现在恶化了，要截去溃烂的手指，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洪汝艳心如刀绞后悔不巳。病情到了这一步也没有选择了，唯一的选择是用不用麻药。她实在没有钱支付麻醉费用，医生只能硬生生的用剪刀把儿子的溃烂手指剪了。治疗在儿子的惨叫痛哭声中完成。
经历儿子断指事情后，洪汝艳不能不担忧起小女儿了。由于营养不良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作为母亲她基本上没有奶水了。更无力购买代乳食品。看到小女儿被饿的那副惨状，她作出一个痛苦的抉择：丢弃！那是 1958 年春天，大地没有丝毫回暖的迹象。洪汝艳天不亮就起来了，弄一只破竹篮铺上稻草，在孩子怀里塞进了头天晚上写好的字条，把她放进破竹篮。趁着天黑，将小女儿丢弃在采石派出所门口。派出所对面是菜市场，说不清是心疼还是不忍还是害怕，洪汝艳怯瑟瑟躲在菜市场入口处，远远地窥视着派出所门口。后来，每当说及此事都还是显得极其痛苦。她既盼望尽快有人把孩子捡走，又希望没有人捡走孩子。一分一秒对她都无异于煎熬。天亮以后，一老者发现了破篮里的孩子，一番迟疑后将其抱走。那老者便是小女儿日后的爷爷。上世纪 50 年代，采石的人口不像今天这么多，能写字的人更少。不久，孩子养父母家就知道是谁丢弃的了。由于养父母没有生育，也乐于领养一个孩子。取名王明珍。也算是因祸得福吧，小小王明珍终于跳出苦海。
丢弃了小女儿，洪汝艳的日子并没什么好转。砖厂的微薄收入要养活两个孩子，还要探望囹圄中的丈夫（允许送点东西，但见不到人）。大女儿虽然只有五岁，却非常懂事，知道体恤母亲，极力为母亲分忧。她带着弟弟到河滩打蒿子（一种野菜）；到水塘里摸螺丝，晚上回来挑螺丝肉，第二天一早到街上去卖。正是疯狂的“大跃进”年代，岁月疯癫了，人也疯癫了。一下说“超英”了，一下说“超美”了，一下又说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了。然而，作为“地主婆”“反革命家属”的洪汝艳，日子是越发艰难了。冬天，大雪也更加肆虐，在寒风的鼓动下从瓦缝钻进屋里，飘落在床上，以致第二天早上床上竟有一层雪屑。
1960 年，监狱允许家属会见了。洪汝艳拖着一双儿女，步行几十里，到了丈夫劳改的地方：盆山（就是现在马钢彩涂厂对面那片棚户区位置），见到久别的丈夫－－一个已形如鬼魅一般的人，夫妻痛哭不止。好容易止住哭泣，相互诉说分别后的日子，朱治祥注意到妻子身边少了小女儿。问及情况，洪汝艳犹如撕开了心口伤疤，以至失控，哭得昏天黑地。直到管教把她带离，才慢慢地平息情绪。
日子还得继续过。砖厂领导找洪汝艳谈话，鼓动她划清界限离开丈夫。她不肯，这让砖厂领导非常不高兴。认定洪汝艳“立场有问题“，和“阶级敌人”一个鼻孔出气。与工作上的劳累和政治上的压力相比，最让她难以承受的是夜晚的恐惧。当年，洪汝艳不过 36 岁，还有几分女人味。一些心怀叵测的男人，知道她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夜里常来敲门砸窗，让她经常处于惊恐之中。
持续的大饥荒进入第二年，日子更加难过，娘儿们断炊巳成家常便饭。不知道什么原因，砖厂又停办了。她牵挂牢狱中的丈夫，更为眼前饿殍一样的两个孩子急得一愁莫展。迫不得巳，她转而到雨山人民公社采石大队前进生产队当起菜农（当时的农民分多种：粮农、菜农、山农、棉农……）。生产队是挣工分的，分全工分和半工分两种。洪汝艳只能进半工分行列。那时生产队实行大集体管理，就是同吃一锅饭（大食堂）、同种一片地，只差同睡一张床了。在那遍地饿殍四野哀鸿的大灾难面前，尽管那些大人物仍然在高喊“人定胜天”，却全然不顾及老百姓死活。为了把大食堂里分发的那点汤汤水水省下来给儿女，她四处寻找野菜吃。到大埂上挖“木星头”（一种牲畜吃的野草），揪榆树叶回来煮着吃。现在的人拿野菜当佳肴，那是偶尔一尝，真要是拿它整天当饭吃，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连续多日，洪汝艳没见过一粒粮食，全靠“木星头”充饥，导致全身浮肿。那天晚上可能是“木星头”吃多了，也可能是连日来一直吃这东西的缘故，半夜里她开始呕吐。女儿将洗脚盆放在她床前，竟然吐了大半盆。开始吐的还是“木星头”，后来吐的都是清水。清水顺着她嘴角不停的流出，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第二天她还得到生产队继续干活。
1962 年，朱治祥刑满释放。
此刻他身体状况极差，需要人搀扶才能行走，且经常吐血。在妻子的呵护下，奄奄一息的丈夫渐有好转，慢慢地能独自行走了。那天，他见水缸里没有水，就提着瓦壶到锁溪河提水，一路蹒跚，十分吃力。回家的路要翻过河堤，当他爬到河堤一半时，终因体力不支摔倒，妻子置办的唯一家当－－瓦壶，也让他摔成了几瓣。
然而不管怎么说，家人团聚仍然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庆幸自己没有死在牢里－－他不由得记起了那位难忘的狱友。
监牢里，床铺就是一张芦席。那是一张万能的芦席，活着是你的床铺，死了就是你的棺椁。头天晚上睡下去的人，说不准第二天就是芦席裹出去的死尸了。那日晚饭时，狱友把他叫到身边：“小朱，这份饭你拿去吃吧。”－－“你呢？”－－“我不吃了。”－－“不吃饭怎么能行？”－－“我不需要吃了，你拿去吃吧。把身体保重好，出去和家人团聚。”
他吃了狱友的那份晚饭。
他与狱友并排睡在地上。
第二天早上伸头探望狱友时，竟没了响应。他发觉不对，大声呼唤。管教喊来两个人，用芦席一裹，将那位可怜的狱友抬出去了……。一位朝夕相处的同事，一起共患难的狱友，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狱中的卫生条件极差，虱子、臭虫到处都是。狱友们会利用一切时间脱下衣服捉虱子，既是清洁个人卫生，也是在打发时间。
饥荒闹得最严重的时候，狱中也快要断粮了。一段时间里，管教让他们剥花生。如狼似虎的饿鬼们见到可食之物焉能放过？所以剥到晚上收工，交上去的花生米总是不多。奇怪的是管教并没有过分追究。朱治祥一直在想：是管教干部一时疏忽，让“阶级敌人”钻了空子？还是某些心存善念的好人在有意搭救这些受苦受难者？
经过一段时间休养，朱治祥的体力稍有恢复，吐血也少些了。这时，派出所的民警找上门来，要将他们一家遣返原籍。一家人如五雷轰顶。他一边给家乡的亲人写信询问情况，一边考虑怎样应对这一局面。寄出去的书信多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唯有大伯父的儿子朱成安来了一封回信，歪歪斜斜的几个字，叫他们千万不要回去！可能是文化所限，也可能是有些话不方便说，他并没作解释。妻子带着依然吐血的丈夫到派出所哀求，不要把他们一家撵走。凑巧的是朱治祥在派出所里“适时”的吐了几口血。派出所同意暂缓遣返。又过了一段时间，派出所答应不遣返他们一家了，但可以自愿返乡。就这样，一家人算是在马鞍山真正落脚。
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朱治祥非常着急，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为家里分担忧愁。一介书生，能做的也就是舞文弄墨。于是想到教书。他借了一个荒废的院落，办起一所民办小学，招了三个年级共十来个学生（大女儿也在其中），操起旧业。
出人意料，妻子怀孕。又要多张嘴吃饭了，真是操不尽的心。期间，政府鼓励更多的人到农村去（三年大饥荒，农村死人太多），一段时间出台了鼓励政策：凡在 1963 年 8 月 31 日前出生的新生儿，入农村户口可以得 30 元奖励。妻子盼望肚子里的孩子早点出生，能为家里挣到 30 元奖励。然而事与愿违，小儿子朱涌硬是赖到 1963 年 9 月才来到这个苦难的家庭。那天，洪汝艳在生产队菜地干活，感觉不对劲回到家里，接生婆随后也到了，临近中午朱涌出生。家里却没一粒米，洪汝艳只能空着肚子靠在床上休息。傍晚，邻居老陆来看望，得知她整天粒米未进，心疼不已。老陆回家搬来个南瓜，算是弄到一口食物。第二天，她又急急忙忙到生产队干活去了，一天都没休息。
因为朱涌的降生，大女儿朱斐不再上学。她要带幼小的弟弟，还要为家里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她要到二工具厂煤灰堆里捡煤炭。刚倒出来的煤灰冒着滚烫的热气，稍有迟疑，就会被别人抢先而捡不到煤炭。常常手脚被煤灰烫伤。捡煤炭只能解决家里的用煤，不能增添收入。朱斐便跟随一帮大孩子去马钢渣山捡铁，卖给废品站。渣山离家 30 里，她总是天没亮就出门。有时能带上一个山芋做午餐，有时家里什么都没有，就只能饿上一整天。一次，一个捡铁的孩子被没有凝结的铁水烧死，洪汝艳就再也不敢让女儿捡铁了。朱斐转而上山耙柴，就是用一种竹篾弯成齿状的工具耙松毛。开始的时候只能弄个“枕头”（很少的一堆，大小形同枕头）回来。后来熟悉了，能弄回一床“被子”了。一日不多，十日不少，渐渐地，家里柴火垛变成不小的一堆了；再后来也能弄点松毛上街卖钱了；卖松毛的钱也能买回三、五斤米了（当年米价 0.146 元 / 斤）。每当夜里起大风，朱斐就会检查她的耙柴工具，为第二天上山做好准备。次日，她会不等天亮就出门的。有时耙的柴多，她就分成两担，一担一担地截返回身往前挑，把两担柴禾弄回来。有时候她会带上弟弟朱涛，让他爬到树上摇晃树枝，让松毛落下来。松树的高度通常都在六、七米以上，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但在那样穷苦的境遇里，是无心顾及安全的。想到一天的劳动能为家里买上几斤米，姐弟俩总是很开心。
开始的时候，民办小学还算顺风顺水，没人干涉。学生家长也都认可，说这个教书先生虽然成份历史不好，但脾气好，态度和善；学问也好，什么难认的古怪字都难不倒他。“我们家黑蛋是来认字的，又不是来认成份历史的。”因此学生也渐渐多起来。眼见着家里生活有所改变，一家人燃起一丝希望。然而 1964 年“四清”运动开始，政府干涉了：不许办学。与此同时，朱治祥提交的申诉材料也有了回应：不老老实实改造，企图反攻倒算。出了小监狱，还是大监狱，朱治祥被管制得笔笔直直。
不久“文化大革命”，朱治祥虽是“死老虎”，仍然被批被斗被辱被打，似乎是这个星球上最歹毒的罪人。政治风暴稍稍平息后，也有些“政治觉悟不高的人”会悄悄地帮助他一家。陈宏印便是其中之一。陈宏印是朱治祥的学生，他一家人都非常善良。陈宏印给老师出了个主意：上街帮人写信。并把家里一副桌椅借给老师。那时候社会上识字人很少，朱治祥在街上某个角落里“守株待兔”一天，多少也能挣几个活络钱。虽然不足于改变穷困，倒也是一条生活路子。然而不久，街道上又来干涉：不许他帮人写信。理由是尔等之人很可能会传播反动言论。朱治祥被彻底击垮，真的是斯文扫地不如扫地了。
经好心人介绍，朱治祥进了“零工队”。“零工队”里有一帮“牛鬼蛇神”，凭苦力挣钱，挖土方。“零工队”有正副两个队长。队长陈敬之，男；副队长冯必一，女。这是一对“政治觉悟”很高的人，带领这帮“牛鬼蛇神”劳动，也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零工队”里，最让人开心的日子莫过于开工钱的时候，最让人揪心的时候也是开工钱的时候。因为两位队长都有“借钱”的习惯，借钱以后哪天还？能不能还？只有天知道了。对这些等钱买米下锅的人，他俩的“借钱”无异于扼喉。朱治祥生性耿直，被借钱以后会找他们讨要。便常常以“表现不好”被课以惩罚。这使他无法忍受，又在好心人帮助下，到采石养路队干起了马路养护。挖土方，搬石头，打路基、铺柏油……。冬天还稍好一点，夏季的时候，那沸腾的柏油常常把人灼伤。脸上就像久经烟熏火燎过一样，并伴有黑色灼痕。一身衣服也辨别不出颜色来了，下雨天可以当雨衣用。养路队的活虽然艰苦，但基本上能天天出工，而且工钱能如数拿回家，没有人“借”。
那年冬天，大儿子朱涛病了，连续多日发烧不退。医生一番检查后并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病症，转而把目光投向孩子身上穿的衣物。见他只穿了一件“空心棉袄”（没有内衣）。所谓的棉袄，也不过是胸前一块棉花背后一块棉花的破大褂而已；下身穿条破棉裤，裤腿一只长一只短；脚上是露出脚趾与后跟的破棉鞋。半响，医生开出处方：回去把孩子带暖点，就会好的。洪汝艳无言以对，泪水止不住地淌了下来。
春节临近，米缸没有米，口袋没有钱。一场接一场的大雪仿佛存心与穷人过不去，越下越厚。家里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朱涛带弟弟出去玩雪，在堤埂上闻到了飘逸在空中的菜香，狠狠地“品味”了一会。回到家，两兄弟依然议论着哪个方向的香味浓，哪个方向的香味好。父母亲则呆呆地坐在一边一声不吭。到了三十晚上，还没借到一分钱，这个春节是要“扛皮”（方言：饿肚子）了。意外却降临了，朱治祥的学生谢世哥来看望他们。谢世哥料想老师过年必有难处，故此来看看，却没料到竟然无米下锅。他安慰了几句，叫老师不要急，他马上就来。谢世哥返身再来时，背着一袋米，提着一刀肉，还有其它一些菜蔬。当他踏着厚厚的积雪，披着一身雪花进门时，他的老师一边为他拍打身上的雪花，一边不停地哆嗦着嘴唇，半响说不出一句话来。
刚过年，小儿子朱涌也病了。发烧，咳嗽感冒。这样的小毛病通常都是不去医治，挺一挺就过去了。不料越来越严重，吐血了。带到医院一查，说是支气管破裂。不敢怠慢，吃药，打针。非但不见好转，吐血反倒更加厉害。母亲决定带他到大医院就医。母亲半夜起来把他背在背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市里走。到了医院，医生把母亲叫到一边，低声地说了许久。医生的声音很小，朱涌还是清楚的听到了这么几个字：算了吧。朱涌太小，并没感觉到多么可怕。父母亲没有“算了” ，而是西药、中药、验方、偏方……穷尽所能。有个叫罗承祖的熟人给了个偏方：猪蹄炖一种草药（不记得草药名字了）。罗承祖带着哥哥朱涛到山上挖来许多草药，晒干了堆在家里。那年月猪蹄不是随处都有卖的。打听到向山有卖，哥哥朱涛则半夜起来，步行 20 多里到向山去把猪蹄买回来。经过持续 7 年的治疗，朱涌的病终于好了。 7 年时间，非但给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快熬干了母亲的心血。
1971 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居委会要拆掉福堂。朱治祥一家，又搬到河埂外侧一位已故“老斋公”屋里。那是土墙和毛竹搭盖的草房。墙体上满是可以伸进拳头的裂缝，弯弯地向屋内斜着，像个佝偻着腰的老人。因为年头太久，屋内毛竹呈棕黑色。有熟人用十个字概括房子全貌：伸手抓到梁，抬脚踢倒墙。大女儿朱斐已经是 17 岁大姑娘了，一家人没法再挤在一张床上。狭小的空间里垒砌了两个砖台，铺上两块竹笆，家里也有两张“床”了。因为是草房，不能在屋顶竖烟囱（烟囱落下的火星会点燃屋顶），每每做饭的时候屋里烟雾翻滚。做完饭，洪汝艳总是满脸烟灰。朱斐到蔬菜队上工了，为了拿全工，总是跟成年男人一样干重活。她个子矮，没法挑起正常高度的粪桶，便定制了一副适合她身高的粪桶。
大儿子朱涛也没闲着，白天上学，晚上就四处找沟塘钓虾。他跟伙伴们学习制作了“虾钓子”，以麦麸做饵料。为了多钓到一些虾子，他总是尽力多扛几张“虾钓子”出去。“虾钓子”下水以后重量会多出很多，次日早上收回“虾钓子”总是十分吃力。有一次，他晚上出门，第二天回来时“虾钓子”还是干的，根本没下水。母亲问他怎么回事，朱涛大哭。原来，他跟着几个小弟兄一起出门，到了一个叫古塘埴的地方，那里一片坟地。不知道为什么他与同伴走散，迷了路，整整一夜在坟地里转圈，直到天亮才辨别出方向。家里是从不舍得吃虾的，都拿到街上去卖，一般也能卖上一两块钱，给家里买几斤米。朱涛每天钓虾回来，总像做贼一样躲着人。怕的是遇到吃白食者。这些人“觉悟高”，“成分”也好，能说会道，被他们拿走了不但不给钱，还要说你“走资本主义”。一家人都不敢吱声。因为钓虾，朱涛睡眠不足，白天上课常在课堂上打盹，没少挨老师批评。朱涛还利用卖虾的钱买了一张‘赶网’，一个梯形捕鱼工具。一只手提着“赶网”，另一只手拿个由三根树棍搭绑成的三角形框，在水里一番驱赶，往往也会有些斩获的。有一年老天不停地下雨，一些河塘沟坝开始漫水。河堤的那个涵洞也开始哗哗的向锁溪河里排水，朱涛将“赶网”拦在涵洞口，没一会就有了收获，一条三四斤重的鲤鱼进了网。一天下来，家中的盆里篮里地上都是鱼，一家人十分惊喜。孩子们把鱼拿上街去卖，结果大半天也没卖掉一条－－鱼太多了，大家都不稀罕了。只得把鱼打理后腌制起来，打算留着日后慢慢吃。由于连日阴雨，腌的鱼无法晾晒，腐烂发臭，不得已将鱼扔了。这一扔，却给他们家带来祸事。有“积极分子”汇报到大队，说是地主本性不改，鱼搁在家里搁臭了扔掉，都不给贫下中农吃－－阶级斗争好教材，朱治祥又招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被批斗。
老天继续下雨，河水开始倒灌，也涌进朱治祥的家。无法居住了，借居到生产队一间公房。公房没地方做饭，洪汝艳与人说好话，到对面一姓靳的人家做饭。每顿饭做好以后，都要先给他家三个孩子每人盛一碗，余下的才是他一家的吃食。半个月以后大水退去，搬了回来。
朱治祥又在好心人帮助下，到采石搬运站拉板车。板车须自备。邻居给了一棵小叶榆树，做了一副板车架；又是陈宏印借给他一副小弹子的板车轮。开始了他的拉板车生涯。一日下午，小儿子朱涌放学回来，见家里来了很多陌生人，屋里屋外都是。这些人与往常不同，都没有带红棍子（专政大队用以打人的凶器），而且比较和气。父亲躺在床上，有个陌生人坐在床边，对父亲说些“好好休养”之类的话。人走以后，只见家里人一个个都噙着泪水，原来父亲被汽车撞了。那天下午，朱治祥正拉着板车，被二铁厂的载重汽车撞了，板车车把打断了他两根肋骨。那些人是二铁厂委派来处理事故的。然而到了约定日子，却不见二铁厂来人。原来，板车队一位杨姓队长将朱治祥的身份告诉了二铁厂。二铁厂就不管了，说是“阶级敌人”，黑五类。原本说好的赔偿、治疗费用，二铁厂也都不再支付。二铁厂只是做了两件事：事发时带伤者到医院初诊和送伤者回到家中。这起事故就在一顶“黑五类”的帽子下，不了了之。无奈之下，朱治祥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只得带着伤痛又拉起板车。
二工具厂坐落在采石太平街尾东侧，进入大门前有个 200 多米的连续下坡。进入厂门后又是一个 N 型的连续弯道。朱治祥那天从马钢拖了一车钢锭送到二工具厂，由于体力不支，没能及时改变板车方向而冲出路面。板车撞上前方一根柱子，朱治祥被卡在柱子与板车之间，顿时失去知觉。好在事故发生地离采石医院很近，经及时救治，算是捡回一条命。肋骨又被轧断两根。
小儿子朱涌也能为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 11 岁那年，他持续 7 年的吐血终于好了。不上学的日子就跟着父亲推板车。父亲拉板车没有固定线路，一般都是早上到队里接任务，然后按照任务单去跑。不离开采石叫“倒短”，离开采石叫长途。跑长途须自带午餐，总是极其简单的：一只大号铝制饭盒装半盒锅巴，加上几根萝卜条。如果朱涌跟随，父亲则带上一两粮票几毛钱。到了中午时分，父亲会找个饭店要点开水把锅巴泡上，再掏出口袋里被汗水浸渍得皱巴巴的粮票与零钱，给儿子买个馒头或花卷。朱涌心里真希望父亲能给他买个包子。可他知道馒头花卷最便宜，也知道家里没钱。因此从没向父亲说出过这一想法。父亲总是爱怜地看着儿子吃完馒头，总会问“有没有吃饱？”无论是吃饱了还是没吃饱，朱涌都会说“饱了”。父亲也照例吱一吱嘴，似笑非笑地把饭盒推到儿子面前，饭盒里还有一些省下来的锅巴，让儿子再吃上几口，怕饿了儿子。有一次，朱涌随父亲到采石九华山拉“大片石”（建筑用的石头）到采石的一个建筑工地，属于“倒短”。“倒短”的活按车次计量，须干够多少车。拉“大片石”有窍门。会拉的人就找那种大块片状石头，装车时有意架空，会形成较多较大的空心间隙，看上去装满了，实际上分量不太重，拉起来比较轻松。朱治祥力气小，稍大的石头搬不动，只能往板车上装那种小块石头，俗称“狗头石”。这种石头装车后基本上没什么缝隙，实实在在，板车也会沉得多。装卸的时间却比别人长。因此那天累到太阳快要落山了，还差一车任务没完成。就在采石场装最后一车时，山坡上碎石滑坡，大大小小的石块一齐向下滚落，朱治祥连滚带爬从山坡上跑了出来，小腿还是被石头砸伤，鲜血直流。朱涌抱着父亲，在空旷无人的采石场放声痛哭－－他害怕父亲会死去。天渐渐黑了下来，朱治祥慢慢缓过劲来，用板车上一截绳子把伤口连着裤腿扎了起来，继续把石头装满，一瘸一拐地拉起板车向工地走去。朱涌在板车后面推得特别卖力，他想为可怜的父亲多减轻一些负担……
大儿子朱涛初中毕业，朱治祥要让他读高中，朱涛却不忍加重父母负担，坚决不再读书，在蔬菜大队当起了菜农。随着孩子们长大成人，家里的居住状态日益让人尴尬。那段时间，家里要是有谁洗澡，其他人就只能站在屋外。下雨天，一家人也只能打着伞立于雨中。这让朱治祥夫妇非常发愁，梦想着有一幢属于自己的三间房。
父母的心思，孩子们记在心上。锁溪河边有着远古年代的驳岸，都是大块石头。由于年代久远，废弃的驳石被淤埋在河泥之中。大儿子朱涛常年寻找这些残存的驳石，从淤泥中挖出来，再和姐姐朱斐抬回去。有一次，他在一个近一人深的土坑里挖到一块大石头，抱起来往外举，可能是身高不够或体力不支，石头没有送出土坑而掉了下来，幸亏他年轻精干躲闪得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有惊无险也不止一次。一家人走路时都特别留意，经过残垣断壁废弃院落时，都会仔细勘察，见到可利用的碎砖断瓦，必一一捡回家里，从不漏过。仿佛得了心病一样，自己都觉得可笑。洪汝艳还通过“邀会”（一种民间集资形式），买了一些便宜的残次砖瓦。在一些好心人帮助下，经过两年多努力， 40 多平米的三间小瓦房盖起来了，尽管已经债台高筑。
偏偏这时候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波及安徽。全社会兴起“防大震”的宣传与准备。大街小巷贴满了“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标语，大喇叭里天天叫人们“严阵以待”，不要有侥幸心理。屋内不敢睡了，住在防震棚里。洪汝艳伤心地大哭起来。她清楚她的三间房都是些什么样的碎砖烂泥糊起来的，地震一来，能不夷为平地？刚刚盖起就要遭天劫，怎么这样命苦？真的是前世杀了人放了火今生遭报应？
好在地震没有发生。
一天半夜，朱斐的哭泣声把家人惊醒了。母亲安慰她：“不给入团就算了呗，谁让我们家成分不好呢。”原来是为入团的事情。朱斐是生产上的积极分子，提交了入团申请，但因为父亲头上的“帽子”，被“组织上”拒绝。不甘于人后的她非常伤心，便偷偷地半夜哭泣。这样的伤心远不止于此，招工更是精神打击。每当下来招工指标时，朱斐朱涛都是悄悄打听。因为正常渠道不会通知他们家，更别想会有谁把招工指标送到他们家。看见别人家为招工招兵之类的事情忙得兴高采烈，姐弟俩常在家里偷偷哭泣。朱治祥便躲在墙角里深深自责，想藉此安慰孩子。不曾想到，有一年招工指标终于给了朱涛。一番体检以后，一家人就眼巴巴地等待录用通知了。几天后终于等来消息：政审不合格。朱涛傻了。一家人由原来的满心期盼，跌进痛苦的深渊。
哭过、傻过、失望过，日子还得过。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也不管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只能接受。
生产队有个叫“歪辫子”的女人，是谁都惹不起的。她秃头，常年用块黑布缠在头上，只露出一张胖脸和脑门上几缕头发。她特别喜欢骂人，一旦谁惹怒她了，会喋喋不休地骂上几天；甚而带上小板凳坐到人家门口骂，边诉边骂边唱。常招人围观。此时，其丈夫或孩子会按时给她送水、送吃的东西。“歪辫子”还喜欢打架，每次纠纷她都是先出手，不待对方反应过来她已占上风。如果对方是女人，她就撕烂对方衣服，弄成衣不蔽体，让对方出丑。如果对方是男人，她就把手伸进自己裤裆磨蹭一番，继而用那只手去甩对方耳光，侮辱对方。打斗中她要是占了便宜，纠纷便可能终结；她要是吃了亏，她的丈夫就会出手相帮；如果她二人仍没能占到便宜，斗殴会无休止升级，她丈夫甚至会挑一担粪倾倒在对方门口。所以洪汝艳一直很畏惧她。有一天不知什么事惹恼了她，“歪辫子”一通污言秽语的辱骂仍不解气，扑上来殴打洪汝艳。恰恰被挑粪路过的朱涛看见，他歇下担子飞奔过去拉开了母亲。“歪辫子”的丈夫不干了，跑来与朱涛打斗。朱涛正值年轻力壮，“歪辫子”夫妇吃了亏，漏子捅大了。“歪辫子”穷尽所有伎俩仍不解恨，便跑到“专政大队”告了朱涛一状。幸亏邻里包妈妈仗义执言，才使得朱涛免去一场祸事。包妈妈是贫下中农代表，在当地颇有威望。
1976 年“四人帮”垮台，并没给这些人家带来多大变化。朱治祥依然每月向派出所提交一份“思想汇报”，一家人依然在生产队做农活。然而一些变革的迹象－－比如高考制度的解禁，还是燃起了家人对生活的希望。于是朱涛决定参加高考。油灯下、地头边、饭桌上，无处不见他捧着书本复习的身影。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而短促的准备，他终于走进考场。
朱涛以初中毕业的学历高考达线，政审却不合格。他欲哭无泪。事后说：“当时人都瘫了，不知道是怎么从大队走回来的。”
不久，大规模的平反开始，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叛徒，特务……无不涉及。然而朱治祥因为多次申诉无果反遭打击的事实，让他不敢相信。一直迟迟未决，在一种极其复杂的焦躁心情下度日。一天，一位林姓学生几经周折找到他，叫他赶紧写申诉材料提交有关部门。在那位林姓同学牵头下，又有几位同学也参与了为老师平反的事情。
1979 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早早收工的朱治祥穿着一件破棉袄、拉着板车走进教育局大院。想顺便询问一下平反的进展情况。教育局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地告诉他：你的问题已经得到平反。并当面销毁了档案里那些证明他‘罪恶’的材料，交给他一纸平反证明。朱治祥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以为自己在做梦。也不记得在回来的路上都想了些什么，是高兴呢，还是悲痛。回家见到妻子，却一直反反复复地唠叨着同一句话：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
他猛地笑了起来。
却又哭了，越哭越凶；终于痛快淋漓放声大哭起来。
妻子也哭了，也是痛快淋漓放声大哭……
一个人丁兴旺的书香门庭，一个勤劳节俭的耕读人家，在“阶级斗争”大旗下，一次次遭受迫害，一步步走向败落。败落的不仅仅是那些看得见数得清的田地山林宅院钱财，更有那再也无法修复的文化。
根老爹家是这样，千千万万人家都是这样。
根老爹家是一个标本。一个荒诞年代里再也平常不过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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