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普乐:赤滩轶事

1989-06-04 作者: 朱普乐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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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滩轶事

--作者:朱普乐

赤滩,赤滩

青弋江从黄山脚下一路逛来,汇集众多溪水涧流以后,在这里猛地一个转折,洋洋洒洒地坦荡而北,直奔长江。

先人赋于这地方一个美丽的名字:赤滩。

“解放”前泾县不通公路,行旅多为徒步,俗称“起旱”。少数宦绅富商则坐轿代步。货物运输主要依托青弋江航道,木帆船运载为主,上行至县西小河口,下行至芜湖。而赤滩濒临青弋江,主要码头之一,其货物运输量名列全县三甲。商贾云集,作坊棋布,热闹非凡。

赤滩位于琴溪河与青弋江交汇处,一片沙洲。青草萋萋,晶亮翠绿。夏初梅雨季节发大水的时候,则是颇为浩淼的,一片汪洋。甚而洪水上岸淹浸街道。

汎期将至,两河水涨。舟楫排筏满载着各种山货随流而来,将岸边河面铺排的满满当当,如古时候的水军营寨一般。山里的竹木柴炭、药材蚕茧、干果土产经由这里源源不断地交易出去,运往南陵、湾沚乃至芜湖等地。外地客商同时由下游带来京广百货,布匹盐糖,批发给众多店家。青石砌成的街道两边一家挨一家地铺排着各样店面,有王氏澡堂旅店,有吕氏卫氏茶馆饭店,有董氏药材铺和布店,有刘氏杂货店和王氏糟坊高氏商行,以及其他黄烟店,理发店,包子油条烧饼店……私人诊所乃至烟馆当铺。大坑王府人王寿山,聘请焦石埠糕点师傅开设的“同庆和”、“三一”糕饼店则闻名大半个泾县,产品销往芜宁沪等地,常供不应求,颇有名气。延续至今的“桂花灌心糖”,花生酥,芝蔴花生片,仍为县城人首选的赤滩名产。鱼市十分诱人,是别地方所不及的。都是刚刚打捞上来的活蹦活跳的鲜鱼,就地开卖。黄尾,鸡头,翘嘴白,青,鳜,鳊,虾,水族齐全。而今我们常食的鲫鱼鲢鱼是很少有人问津的,嫌其剌多肉少腥味重。

店铺生意兴隆,老板则越发热脸相迎。乃至茶饭招待不分商绅佣工。朝奉伙计必客客气气,忙碌服务唯恐不周。街面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吱吱呀呀的独轮车十分“霸道”地将街道中心占为己有,大有当仁不让之势。挑京货担子的总是那样悠哉悠哉地走街串巷,不紧不慢。而挑驮货物运粮负水者又总是那般风风火火,且不停地吆喝:“哎——碰哪!”“让开让开……”“哎——开水来哪!”行人急忙让过,回首一望,乃一负重之人急冲冲直奔而过,并不见所谓的“开水”——“狼来了”而已。卖眼镜的高淳人,卖天竺筷的浙江人,卖牙刷的苏北人,各色掮客小贩,操各种口音,执拗地挤杂在市面上。

经贸繁荣的同时,文化生活也随之丰富起来。赤滩许家是本地有名的书香门第,出过不少名医名士。特意在上街头店面附近建五间三进的青砖高樑大瓦房,取名“培元堂”。为本地或外地慕名而来的儒商名绅文士才子学究们开设,供他们品茗聊天,操琴唱戏,吟诗论文,交流逸闻,相知相识,各得其乐。有如今日之“沙龙”。谈至高兴处,堂主会吩咐伙计买来本街名糟坊的醇酒,五香豆腐干花生米,以及“同庆和”糕点,为他们助兴。当然,文士名流们是要自掏腰包付费的。经常来这里的有本地许啸天,黄田朱理生等。王季桢兄弟得闲时也来此凑热闹。京剧票友中,他的旦角是有名的。老大王栋廷则自恃清高,轻易不临此堂,多在家中朗诵英文诗,或悄悄地浇菜喂猪。偶而大声地唱上一段京剧,是稀罕事情。

普通民众是不进“培元堂”的。他们既无这种雅兴,亦无这样身份,更无这份实力,而是聚集在新街广场听 ( ) 戏。这里常有宣城、南陵以及本县的京戏班、花鼓戏班、黄梅戏班演出。一本一本的唱本,重复着一个个“公子讨饭,小姐落难”、 “陈士美不认前妻”、“王宝钏独守寒窑”的老掉牙的故事。看到动情处,少不了一些老婆婆小媳妇忍不住地偷偷擦拭眼泪。镇上乡下,男女老幼,士农工商,呵护着这一方“下里巴人”的天地。其热心热闹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培元堂”。

大众喜爱的还有大鼓书。说书艺人都是外地的,走了一个来一个。他们常常于街边僻静处围上几条长凳。敲起鼓板,便开唱起来,响起嘶哑浑厚的嗓音。艺人们口才好,边说边唱,绘声绘色,常引逗得听众开怀大笑。说完一段,卖个“关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于是收钱。坐在长板凳上的人是要交钱的,多少不拘。而站在旁边的人则可给可不给。孩子一律不收钱。孩子们喜欢听“水泊梁山”,喜欢听“薛仁贵征东”,常常听得不忍离去。月照中庭,秋风习习,猛然间飘来一声呼喊,划破夜的谧静:“平宝子哎——家来啰……”平宝子不应声。“还不家来?我拴门了啊,明朝不上学啦?”——“叫叫叫,叫魂!”平宝子低声咕哝着,极不情愿地怏怏离去。

正月里玩狮舞龙灯,是年轻人自发组合的自娱自乐活动。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中,彩狮摇头摆尾,左顾右盼,搔首挠耳,俯仰起卧。时而勇猛张扬,时而慵以小憩。猛然矗立经过某家店门口时,掌柜的常常店门大开鞭炮相迎,并以竹竿挑起封好的彩礼,引逗狮子跳衔。或迎狮进店堂舞动一周,送上红包与“万字糕”。舞狮人则倒退着颌首致谢,再往下家走去。

元宵节舞龙灯,舞彩灯。有“云灯”、“竹马灯”、“花篮灯”、“八仙过海”灯……均为竹扎纸糊彩绘,以蜡烛照明。赤滩王氏家族的王文富擅长这门手艺,在当地数一数二。他夫妻婚后多年未育,那一年特意扎了个“麒麟送子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都说象真的一样--真麒麟又是个什么样呢 ? 谁也没见过。说来也怪,当年秋末,妻子便生下一胖小子--如今也年过半百了。诸多花灯在街上起舞,形成光与影的流动,闪闪烁烁,煞是壮观。走在前面的是八副白底蓝纹云灯,由八位头扎红巾,身着白褂黄裤,腰系红丝带的壮小伙,一手持一只,上下翻飞,并围绕一高大灯柱边转边走。其后为一副副花蓝灯,舞灯人以一根十分柔软的竹扁担挑着,一步三荡,悠悠晃晃。再后是“竹马灯”,“马头”与“马尾”以绳吊挂在舞灯人身前身后,走动起来马头马尾颠颠颤颤。再后是“八仙过海”灯,一人撑起一竿八仙人物灯,旋转舞动。有扮演“跳加官”者,手舞足蹈,动作夸张地杂于队伍之中,逗人发笑。还有人装扮成红脸关公,持刀周仓等“三国人物”。威风凛凛,英气逼人。队伍最后是一位挑着两箩筐备用蜡烛的人,随时更换将要熄灭的灯内蜡烛。有主人迎接彩灯时,“关公”与“周仓”便步入堂屋,手持“青龙偃月刀”挥舞一番,持刀立定。这家主人便对刀叩谢,奉上礼包。以感谢关圣驱魔。扮“关公”者自画脸开始到缷妆为止,始终不得开口说话,作威武状,显得肃穆庄严。否则有损圣威,据说是要遭煞气的。

所有彩灯队伍走完长街,最后来至青弋江边,将数十盏脸盆大小的荷花灯一一点亮蜡烛,置于河水之中。荷花灯便慢慢地向下游飘去。远远望去似银河一样星星点点,美丽极了。

吃汤圆心中有数的小男孩

早在太平天国的时候,这里住着一对老夫妻。唯一的儿子被乱兵掳走,生死存亡不得而知,令他们悲痛万分。某日,一对男女带着几个孩子自江北无为县逃水荒到了赤滩。这对老夫妻可怜这些孩子,拿出家中汤圆煮给他们吃。事后,老奶奶问他们各人吃了多少个汤圆,唯其中一小男孩答得准确无误。老奶奶便喜欢上这个小男孩,认定他有心,聪明。经与其大人交涉领养了他,作为那位被掳走的儿子的儿子,也就是这对老夫妻的孙子。

这个小男孩,便是本文叙述人之一王文平的祖父王茂森。泾县人俗称祖父为老爹。

王茂森,又名王振山。早先帮一家肉店打工,杀猪。肉店老板运气不好,经营不佳,经常拖欠工人工资无以为还,便想了个办法,以工人工资入股顶债。日子一长,王茂森便逐渐兼并了这家肉店,自己成了老板。王茂森头脑灵活,经营有方,又身强力壮吃苦耐劳,先后开起了赤滩街上最大的杂货店“义记和”。还开起竹木行。深山老林里面如汀溪漕溪的竹木商品亦都经由这里从水路运往外地。外地如南陵芜湖的客商也常来此收购竹木商品,呑吐量很大,沙洲上竹木堆积如山。王茂森又在街上兴建了市面房,还兴建了住宅。住宅两进,前后各五间。前庭有花台、鱼池、青石铺地。后面是两层雕花骑楼。五房儿、媳,各有两间。正屋两边有厨房、库房及偏客房。后院翠竹摇曳,花木扶疏。总有上千平米。当然,他还买了田买了地。这个当年吃汤圆心中有数的小男孩发达了,成为当地闻名的富商。

王茂森做生意认定的是良心,讲究的是诚信仁义。哪些钱该赚,哪些钱不该赚,他心中一本账,从不放纵自己,也不迁就自己。他和店里的朝奉伙计学徒同桌吃饭,一点也不特殊。他的大女儿 ( 前妻生 ) 嫁给了店中朝奉方某;后来女儿跟别人跑了,王茂森二话不说,拿出钱来替方某重娶了一个。他说将人心比自心,是女儿对不住他。王茂森一字不识,生意场上吃过不少亏。所以发恨心要让儿子“多喝黒墨水”。王茂森在赤滩德高望重,却招来红军游击队关注。 1935 年,他那闹革命的妻舅胡照引导游击队攻打赤滩,企图绑架王茂森,为游击队筹款补充过冬给养。不料被人泄露机密,游击队遭受重创,结下了难解的幽怨仇恨。两年后,王氏店堂市屋被一场无缘由的大火焚烧殆尽,无从追凶。王茂森欲哭无泪。从此郁郁寡欢,终于 1940 年生“撘背” ( 肿毒 ) 去世,卒年 57 岁。随后在其遗孀主持下,五个儿子分家,每人分了十五亩田。这个家族田地不多,主要是开店,做生意。分家以后,遗孀胡岁初带着老四老五过日子--他俩还没成家。其余三家单立门户。

富家子弟闹革命

距离赤滩十多里远的琴溪河上游旵山碗坑村,有一位胡姓财主,祖上为官,有钱有势。家中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都嫁给了生意人家。大女儿胡岁初成为王茂森妻子。唯一儿子胡照, 1908 年生,有三个姐姐的他,无疑成了家中“龙胆”,指望他继承家业耀祖光宗。十七八岁的时候,即与堂兄胡机一道赴安庆 ( 当时系安徽省省会 ) 读大学 ( 《泾县志》说是读中学 ) 。其间结识了中共地下党,于学校内外大街小巷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参与地下党的宣传工作。不久,胡机胡照遭当局逮捕。并由国民党安庆警备司令部审讯,遭受酷刑,不屈不挠,被关押三年之久。胡家当然不惜倾家荡产,四处疏通。最后由在安庆法院当秘书的赤滩老乡王拔士保释出狱。

1930 年下半年,胡机胡照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中。

这时,泾县东乡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日趋活跃。大别山区来的徐天祥和潜山县来的王晓南,各带一批人先后在西阳、苏红、汀溪、爱民等地秘密组建了“工农革命团”和“农民互济会”。宣传革命,鼓吹共产。

回到家中的胡机胡照急于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终于在昌桥柏山卫家涝找到地下党员卫坤跃,组建了中共泾县柏山左家榨支部,左大豪任书记,胡机任支委;共青团柏山左家榨支部,卫坤跃任团支书,胡照任支委。隶属芜湖中心县委 (1934 年改属中共泾旌宁宣中心县委 ) 领导。其活动范围上至县城、小岭曹家、獭猫洞、纪村,下到南湾、汪店、张村、马头一带,方园达数十里。积极筹建中共泾县县委。

不久,中共皖南特委派巡视员纪自友、张宅中来到旵山碗坑村,与胡机胡照接上头,并长期住在胡家指导开展地下斗争。

碗坑村北头有个叫“下塌”的地方,依山傍水,从古以来就是村民堆放竹木并扎排的地方。所有扎好待运的竹木排筏都从这里下水,顺河而下经赤滩运至外地交易。雨季时常有成群农民忙于扎排放排。也有不少外地客商来到这里冾谈竹木生意。人群川流不息,俨然一个颇为热闹的乡间集市。胡机胡照觉得这里是开展革命宣传的好场所。于是将自家的水碓房改成纸槽,屋内可容纳五六十人。还备有茶水,胡氏兄弟亲自为排工、竹农和客商们提壶倒茶。人们都说他俩“晓义” ( 即谦逊和蔼的意思,方言 ) 。当然,胡氏兄弟还经常给大家说古道今,宣传革命道理,叫大家“推翻旧社会,自己做主人。”人们说“讲的好是好,我们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呢?”胡氏兄弟进而引导:“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要组织起来,万众一心地干。”要“打土豪分田地”。于是成立了以竹农、排工为主体的“排篙会”。其主要活动是频频集会,宣传革命道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为游击队筹粮筹款……胡氏兄弟十分卖力,经常于天黑以后徒步往宣城散传单贴标语,次日早晨则又回到家中,往返百多华里。“排篙会”有严密的制度和纪律,严守机密。不该说的事,天王老子都不说。并以会员户每次竹木交易额的 1 2% 缴纳会费,用于开展活动。其经费由他俩的另一堂弟胡煥管理。一年之内,“排篙会”发展到五六十人。并与附近的泾旌宁宣游击队建立了联系,互派“交通”,互送情报,成为游击队一支重要力量。

王家子孙

王茂森的大儿子王季樑,字栋廷,泾县名师贺吉祥的早期学生,金陵大学毕业,学的是英语专业。金陵大学是私立学校,收费昂贵,一般人是读不起的。他原本打算留校当教师,却应泾县参议会长张徽平动员,回县任参议会秘书,县党部秘书,泾县日报特约撰稿人,泾县中学专职英语教师。大约四、五年以后,泾县“解放”。王栋廷于 1950 年被逮捕判刑十年,在铜陵对面的横山牧林场 ( 普济圩劳改农场分场 ) 劳改。王栋廷高而瘦,一介文弱书生,体重仅 70 多斤。劳改期间充任农场管理员,管理饲料与粮食。又经常为场长女儿补课,辅导英语。场长女儿喊他伯伯。场长吃小灶,经常送点好菜给他吃。场里人则戏称其雅号“王太守”。每月领取零用钱 7 元。

1957 年正月,王栋廷的大儿子王文平去探过监,住了七天。据王文平说,当年老百姓生活很穷苦,劳改农场的生活倒不坏,比附近老百姓好得多。因此农场里的粮食、蔬菜乃至于饲养的牲畜家禽经常遭老百姓偷盗甚至哄抢。劳改犯们腰间总是挂一只搪瓷碗,在哪干活就在哪里吃饭。随到随吃,自己盛,不受限制。伙房里烧锅的是个中学校长,掌勺炒菜的是上海一个大老板,都判了十年徒刑。

王栋廷有时候也参加劳动,但不多,因为他实在不在行。有一次从甲地挑草到乙地,他綑不紧,稻草把子一路掉,掉得一把不剩。想想不好意思,干脆用舂担一头穿一个稻草把,算是挑了两把草。被判刑之前,关押在泾县看守所的时候,他也出来劳动过。有一次到茶冲抬树。人家照顾他,叫他抬小头。他一开始还能跟上步子,走着走着步子就乱了,就跟不上了。结果还是押解的人替他把树抬了回来。

1958 年,王栋廷和他的狱友们被调往白湖农场,日子就艰难凶险起来。次年寄回的明信片上说马上就要到期了。 1960 年却不再见音信,从此生死不明。

老二王季桢。他们的父亲王茂森去世以后,他操持家族事务。自己另开一间门面不大的杂货铺。曾经在地方上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保长。刚“解放”的时候还是赤滩街上的商会办事人。王季桢比他哥哥胖一些,矮一些,也壮实一些。他性格内向,很少出门,斯文柔弱。说话低言悄语,一点都不张扬。甚至有些女人化倾向。他喜欢唱京剧--唱的是旦角。他还会织毛衣、纳鞋底。这么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有一天却与沈瞎子吵起来了。据说是因为生意上的事情。

数日后 ( 一说是当天晚上 ) 农会开会,王季桢被逮捕,送往县城关押。不到一个月,王季桢于琴溪河滩被枪杀。同时被枪杀的还有陶窑村的马锦江,国民党军人崔排长。

坊间俚语:人要死,遭“四子”。“四子”者:农会主任秋麻子,五村人民代表沈瞎子,农会副主任李驼子,村长汪跛子。四人中有三人都是江北人。

王季桢遭枪杀当日夜里,王文平与他的四叔五叔及亲戚戴四福前往现场看守尸体,准备第二天收殓。夜间下雨,他们到附近一店家屋檐下躲雨,见杀人的布告贴在墙上,持火照看,上面说王季桢十五年前杀害了游击队员胡氏兄弟。还说他“破坏土改”。胡照是他的嫡亲舅舅,胡机胡煥也是表舅。王季桢怎会如此伤天害理杀害娘舅 ? 老五王建群不服,一气之下将布告撕毁。次日追查,王文平承担了责任。说是内急,天黑看不见,撕来当了手纸。因其小,只有十四五岁,地方上也就没追究。

王文庆见到其父遗体,已是第二天。尸体已被移至赤滩东面的洪桥头。旁边是其祖太太墓。其父躺在棺材盖上,脑袋被炸飞半边。四叔五叔及二位婶娘也闻讯赶来,低声哭泣。其母则哭得死去活来,但也不敢大声。此时她已怀遗腹子,即当年下半年出生的次子王文龙。

整个安葬事宜是在亲友们帮助下草草完成的。以后开荒平坟,他家早已搬出赤滩,生计艰难,也无力过问,至今尸骨无存。

此后,王季桢的遗孀,带着两男两女共四个孩子,帮人做奶娘 ( 生下遗腹子不久 ) ,帮人洗衣做鞋,无力维持生计。不得已,搬到六里外的罗冲村,一家人起早贪黑地帮人放牛,打柴,种地。 1958 年“大跃进”,夏天大搬家,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全村男女老少全部搬到油榨村,男女分开居住,母子、夫妻皆然。紧接着,妇女种田,男人调出去“大办钢铁”。长子王文庆被派去古北冲挑矿石。 16 岁的他又瘦又黑又矮,每天要走 30 里路,爬又高又险的窑峰险道,挑七八十斤的铁矿石到琴溪炼铁厂验收记工。罗冲村初小校长兼老师贺建树怜其瘦弱单薄,又知他爱书习文,便介绍他到乐琴大队福冲教民办小学。这里原有一位民办老师燕成恒,他报名参军去了。

福冲的大锅饭吃了两个多月即断炊。王文庆放学后挖野菜、摘观音叶熬稀粥充饥。捱到放寒假,便孤身一人回油榨村宿舍。一床破被,一只碗,是他的全部家当。当了一学期民办教师,除了糊一张嘴,分文未得。他每天拿一只大碗,到大队食堂舀一瓢菜糊糊汤。里面有数得出的一点碎米屑屑,不用筷子就能一口喝下去。那些日子,他饿得昏头昏脑,全身开始浮肿;走路都没得力气,抬脚上五寸高的土阶都要出一身冷汗,气喘吁吁。

当年,王文庆的大姐已经结婚,经人介绍到孤峰田坊小学代课,下半年十月生一男孩。王文庆的母亲带着其幼弟在田坊帮忙,照应大人小孩。腊月二十七,年关逼近。王文庆决定到田坊去找母亲。早上六时许,他照例喝了一碗黄豆粉菜汤动身。以往去孤峰都是径直翻柏山到昌桥,路近。柏山并不高,但他早已饿得身上浮肿,行走无力,害怕倒在荒山野岭无人知晓。便弯道走大路到县城,再转昌桥。走到昌桥已太阳偏西,大约已是下午三点多钟。 30 里路,走了九个钟头。此刻,早上喝的菜糊早已无影无踪,浑身直冒冷汗,拖着沉重的双腿,咬牙走到孤峰,已经眼冒金花,脚下飘忽。过了孤峰小桥,转过一段山岗,远远望去只觉得前边的山凹好深好深,觉得几个黑黑的影子在下面晃动,猜不透是人是鬼是野兽 ( 其实就是孤峰盘坑口,距离山岗也不过百多米 ) 。只觉得自己摇晃着,颤抖着,两眼越来越迷离,意识一片模糊,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耳边听得有人叫唤,有人抽泣;有人靠着他,往他嘴里塞东西。他渐渐有了知觉,慢慢地睁开了眼,看见一手抱着婴儿一手不停地喂他食物的是大姐;耳边呼出热气,紧紧扶着他的是母亲;手足无措呆呆地蹲在一旁的是幼弟……

鼻子一酸,王文庆的眼泪簌簌地淌了下来。

原来,迷迷濛濛中看见的几个黑影,恰是他的亲人。冥冥天意,命不该绝。年关到了,王文庆孤身一人住在油榨村,家人不放心,她们准备先在孤峰住一晚,次日再赶回油榨过年。那时候没有通讯工具,彼此无法及时沟通。危难关头一家人“撞”到一起。

塞到他嘴里的,是学校发给每位老师回家过年的半斤酥糖。

老三王季权个子更大,平头,头发一根根竖在头上。他性子野,外向,活泼,好动,张扬,走路都不好好走。小时候上学,别人都是走路去,他却总是一路侧手翻过去。

因为抽壮丁,他当了兵,在国民党 52 师当文书。“解放”前夕回到赤滩。同年考入皖南干校,参加工作。也在这一年,他离婚了,曾有一男孩夭折;还有一女归女方,王季权付给生活费。他曾经在芜湖土产公司工作。后再婚,妻子带来一个女孩和老母,一起过。住芜湖中长街 49 号。 1957 年正月,王文平往劳改农场探监时路过他们家。只是王季权不在家,单位说是到方村搞工作队去了,此后便一直未见过面。听新店卫长根说他们曾经一起劳改,王季权在劳改队死了。卫长根曾经当过“青帮”头子,地方上的“大老爹”。王季权被捕劳改,估计也是在 1958 年。

老四王季松,一名王秀岩。他没有从政,也没有当家理事,而是一直当小学教师,当校长。年轻时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气。也很能干,带高年级课,能写会画,有文艺才能。只是因为有些高傲,常让人看不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城厢小学任教导主任,与校长张燮成关系不怎么和睦。其间,张校长看上了学生赵什么娥,给她写了一封信 ( 信封是找学生代写 ) 。在“伙食团”买饭时,张校长将这封待发出的信插在呢子大衣口袋里,露出一角。在他后面排队的王秀岩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干了件十分不应当的事情--顺手将信封抽出。众目睽睽之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恰恰女教师里面也有个赵什么娥,同名同姓,误以为是给她写信。这位有夫之妇觉得窝囊至极,闹到上面去了。“组织上”派人调查,结果将张王二人分别调出城厢小学。

王秀岩调到孤峰小学任教师。两年后“反右”运动,被划为“极右”。一是他出身不好。二是他在“工农阶级好,还是知识分子好”的“专题鸣放”中,不识时务地说出“知识分子也有好的”这样的话。三是其间还揭发出一个“十大拜把兄弟”事件,满城风雨,教育界没有不知道的。“十大拜把兄弟”中不少人都被捕判刑了。王秀岩最年轻,也没有历史问题,没有被捕,月工资由四十九元降为十元。与所有“右派”一样,王秀岩先是集中茂林服劳役,而后一直在黄田、西阳等地边教书边改造。那里一片深山老林,十分偏僻。他已经无力顾及家人,仅凭每月十元的生活费苟延残喘。“三年大饥荒”,他饿得脱了形,拄着拐杖回赤滩,风一吹都要倒,坐在路边半天站不起来。

妻子朱霓珍,黄田李村园人,小学教师。她的叔叔惕燕 ( ) 先生在李村园开办过“静安职业学校”,教习纺织;与侠骨先生办“培风中学”同一时期。朱霓珍先后带着四个儿女,辗转于李园金冲,黄田,宋村,爱民隆培,西阳石柜等山村教书,承担起全部生活重担。其中还有过一段退职后又复职的经历。她每月工资只有二十三元五角,除了买米买盐已经所剩无几。小儿子朱高潮告诉我,娘舅们帮了大忙,要不然是过不过去的。娘舅是农民,不会多宽裕,拉扯而已。在隆培小学教书时,全家辛辛苦苦养了一头猪,权力者还不准养,说是“资本主义”,硬是给杀了,“毛屎”才一百二十斤。大儿子朱渡初中毕业,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让上高中。朱渡的篮球打得好,黄田中学教体育的何老师帮忙说好话,公社就是不同意。改革开放以后,朱渡得以招工到荻港造船厂,后来回泾县,在石油公司工作,当过副经理、经理兼书记。其弟朱高潮,在校读书成绩优秀,下放后招工上学多次于他无份,致使精神失常,至今留有后遗症。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王秀岩的“右派”身份得以“改正”,于西阳中学退休。 2012 5 月,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的老伴撒手西去。王秀岩也近九十高龄。日子好过了,却又失去健康,出门须轮椅代步,思维也不是很清晰。却终日西装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毫无那种老年病人所常有的邋遢与烂污。

老五王季柏,一名王建群, 1927 年生。“解放”时 23 岁。当教师,却总不想好好干,东耍西玩,做事无长性。身边没钱了再去找事做。做不多久又懒得再干。就这么干干停停,停停干干。如此反复,人家便不相信他不再录用他。他是“解放”前二年结婚的。妻子是马头名医吴介如的本家姪女儿,其父吴琴川是马头“大老爹”样的人物。迎亲时花轿缀上一百盏灯 ( 点蜡烛 ) ,四人抬。男方图省钱,希望迎亲过程简单一些,便悄悄过去,花轿不打开,免得一路闹亲,到了女方家才扎花弄彩,匆忙张扬。结果被马头一班人砸了花轿,说瞧不起他们马头人。好好的大喜日子被冲犯了,不得不改日子重新迎娶。经两边“大老爹”出面调停:损失由女方承担。花轿照赔,花炮照打,大张声势,尽量热闹。不久,这对夫妇闹离婚的时候,人们不由得记起了这次花轿被砸事件,觉得是个不好兆头。夫妻俩育一男孩,叫王文年。父母离异后,他随舅舅吴延高长大,改姓吴。

家道中落,噩运连连。此后王建群谋生无方,一蹶不振。母亲随四哥王秀岩生活去了,他孤身一人有一餐没一顿,吃了早餐无中餐,穷得撬楼板卖。饿狠了甚至检人家丢弃的黄鳝肚肠往嘴里塞。越来越遭人冷眼,越来越受人欺侮,越来越沉沦落魄起来。俨然赤滩街上一叫花了。“三年大饥荒”中,有一天他悄悄溜进隔壁饭店,偷食了不少锅巴。然后赶去孤峰找四哥,路上口喝,趴在河沟里喝了一饱水,胀死了。倒在昌桥路边,被人发现报告公社。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左世跃去看了,找人掩埋起来。

拿姐姐姐夫开刀

1935 年,泾县各地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普遍发展,游击区不断扩大。宋村,古北冲,旵山头一带,游击活动很是活跃。负责这片游击区的正是中共泾旌宁宣中心县委主要领导人储希文、王晓南。

冬季即到,游击队冬季生活物资亟待补给。而赤滩街上物资又十分丰富,这便引发胡氏兄弟思考。他们想攻打赤滩,绑架勒索,从而为游击队筹款筹物,为革命作贡献。前不久,游击队曾经攻打过蔡村镇,尝到过甜头。胡照在与卫坤跃多次交往中,打听到赤滩乡自卫队只有十几条枪,远不及游击队强大,十分高兴,便决定“大义灭亲”,“拿姐姐姐夫开刀”。他的大姐夫王茂森是赤滩一大富户。此举成功足以震懾全赤滩。

接到胡氏兄弟攻打赤滩的建议,储希文、王晓南专门约会他们三人,大家一起反复讨论,充分酝酿,精心策划,决定于农历十月十五日半夜十一时,游击队与赤卫队 ( 含“排篙会”骨干成员 ) 五百余人,分四路攻打赤滩,活捉王茂森。胡照亲自往赤滩“踩点”,在他的二姐姐家住了三天。二姐夫在街上开杂货店。

是夜,赤滩街上月光似水,寒气迫人。喧闹一天的市面空无一人,死一般沉寂。队伍在储、王及胡氏三兄弟率领下,从古北冲、旵山头下山,神不知鬼不觉地逼近赤滩。

古北冲的汪狗妹是游击队交通联络员。她奉命先乔装进街,刺探情况。不料汪狗妹一去不返。游击队等了又等,终不见她到来,便决定摸进街去见机行事。却没想到街面空空,静悄得怕人,王茂森一家大小也都不见踪影。游击队领导人心生狐疑,连忙撤退,恰遇一支火力很强的队伍堵截。事先埋伏在暗处的乡自卫队也开了火。游击队腹背受敌,不知底细,乱了阵脚,损失惨重。

一切权力归农会

“土改”前夕,赤滩街上凡有田地出租人家 ( 28 ) 经过商量,将地契装在“椿箱” ( 专用于抬供品的箱笼,以示重视 ) 里,请人抬往农会 ( 即现在的医院里 ) ,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农会也有人出面接待,有人讲话,表示欢迎。王栋廷代表上交地契的人家讲了话。说是将土地归还给老百姓,跟共产党走。无疑,他们是想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占据主动,表明自己追求进步,企图给农会给百姓留下一个开明的印象。

接着是土地登记,定成份。由农会将地方上的穷人划分成若干组 ( 不含有钱人家 ) ,以户口册为准,挨个翻查,逐一评议,划定各户成分。参与者外来江北人多,本地人少。自然是有讲人情的,有袒护的,有借机加害落井下石的。少不了弄虚作假谋私舞弊。农会主任许 XX 一个堂叔本应划富农,却只划了中农。“江北会馆”理事高老四,经商又有土地,只划定为“小土地出租”,漏了网,土改中没有吃苦。但以后“土整”复查,还是变成地主。

划定成分以后,土地没收了。还要罚款,抄家,挖浮财。罚款由农会定,说多少就是多少,还可以随意增加。交不出罚款者即以家中物品抵扣,抵价也由农会说了算。明明值一百的东西,农会说二十三十,就是二十三十。那段日子里,地主富农都要被带到农会训话,用尽刑罚:跪,打,吊;人被悬空吊起以后用鞭子抽,用棍杖打,用冷水往头上浇。正当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日子,被害人常常被折磨得昏死过去。王茂森的遗孀胡岁初,当年已六十多岁,和她的两个儿子王栋廷王季桢均遭吊打。老奶奶咬紧牙关,一声不叫,一声不哼。这种滥刑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三五天即加害一次。

王氏本家王文云,才十七八岁,因为其父当年去世,就把他顶作地主分子。他小,从未当家理事,确实不知道家中“浮财”有多少,更不知道“浮财”在哪里。交待不出,就说他“不老实”,说他“顽抗到底”,施刑也就更多,更残酷。吃了不少苦头。

卫谦 ( 县参议员 ) ,许良栋 ( 赤滩乡长 ) 是地方上知名绅士,即所谓“罪大恶极”。他们的“待遇”是召开群众大会,上“万年台”被批斗。批斗之后就枪杀了。也有人被逮走,判刑,劳改。一般的地主富农,与政治上没瓜葛的人,就地管制起来,做“义务工”,服劳役,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不经准许,不得外出。

曾经担任过乡自卫队长的胡士其,土改中也被枪杀。是沈 XX 编的材料,说他如何如何打人杀人,并非事实。他把编的稿子在农会念给大家听。听的人说“不错,是这样”,几个人一附和,就枪杀了。不需要上级部门批准。那些日子,赤滩街上天天能看到枪毙人的布告,全县都张贴。布告上打上一个很大的红勾,表示被枪毙--消灭了。

“土改”中,决定某人是否被枪杀的,往往是农会--一切权力属于农会,也包括生杀大权。这让我想起二十年以后“文革”中的大屠杀,拥有生杀大权的同样是当地大队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如出一辙。说是“传统”,该不过分吧。

阎王岭下

泾旌宁宣游击队夜袭赤滩失利,震动很大。如此周密行动计划,只有少数几个人晓得,敌人怎么会知道的 ? 显然是有人告密。储希文王晓南首先怀疑起胡氏兄弟的“大义灭亲”。这些有知识的年轻人,他们原本就不太信任的。

农历十月十七日下午,游击队转移至宋村以后,即通知胡氏三兄弟到“阎王岭”下开会。

胡机胡照先到场,他们正为行动失利而痛心,却被指控“告密”。不容他二人分辩,即被游击队以山间葛藤活活绞死。胡焕见两位堂兄长时间未归,赶去探望,亦被绞死。

三条鲜活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他们所崇拜的“革命”绞杀了。

守护良心王文平

王栋廷的大儿子并非亲生。当年,他夫妇俩婚后多年不育,遂过继了一名小男孩,取名王文平。

王文平的生父母住在赤滩洪桥头,有四个儿女,家境贫困。经人撮合,便将最小的儿子过继给了王家。当年王文平才一岁多,深得王家宠爱。四年以后其养母生下一子,就不怎么喜欢他了。养母未读过书,为人吝啬,日子过得特别抠。早上,她常常只买两支油条,母子四个人分吃。用起猪油来从不以勺挖,总是用筷子头挑一点点。更不舍得给王文平做新衣服,总是拣四叔五叔的旧衣穿。其实那时候尚未“解放”,家里不是没有钱。祖父母却一直疼爱他,并不拿他当外人。所以更多日子里他还是随祖父母过。小时候念过一年私塾,读书读到小学四年级。

1940 年深秋,日军约三千 ( 一说五千 ) 人,其中有一批马队,从南陵县三里进犯泾县汀潭。驻在此地的新四军老三团与之交战,扼守住通往云岭的道路。却没有守住另一条通往县城的路。日军从大小岭、枫坑、县城、纪村、赤滩,直往宣城。国民党 52 师集结重兵,于罗家冲西峰山一线交火,打得十分惨烈,双方死伤严重。为此,日军增派 36 架飞机,对 52 师阵地狂轰滥炸,掩护步兵突围。其间县城北门也遭轰炸,王达建造的王氏宗祠“一本堂”被毁。

日军兵败撤退时烧杀掳掠,残无人道。王文平生父母家在一片竹林里有个防空洞,一家人躲了进去。日军放火烧屋,生父以为他们走了,跑出来抢自家被子,正要进防空洞的时候,被日军砍死。日军又用机枪对洞里一阵扫射,全家六口无一生还。

“土改”时王文平十四五岁,养父劳改去了,家中财产全没了。就连住房也被区小队占有,一家人只得住在仓屋里。家中有养母,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最小的妹妹生下来就不喂奶,让她死了。大妹妹也养不活,给了戴四福做女儿。从那时起,王文平小小年纪身背五口,成了家中顶梁柱。他帮人家放牛,耕种洲上一亩多地。他兑油条四处叫卖,到县城兑豆腐干回赤滩卖;鸡叫动身,徒步往返三十里,回赤滩赶早市。他充任挑伕,帮人家挑货挑炭。从山里挑炭出来,每挑一百斤可获得十斤米工钱。开始的时候只能挑七十斤,只能得七斤米。后来长高了,力气大了,也内行了,可以挑一百多斤,二百多斤,甚至三百多斤。那些日子里,一家人总是眼巴巴指望他的米下锅煮粥。下雨天不能出门干活,就只好借米下锅。

1956 年高级社,王文平在赤滩下街片当记工员。下半年收成不好,原来预定的分配方案无以兑现。大伙不高兴,闹情绪,不出工,骂骂咧咧,找干部吵闹,要求退社。当时有个特定的说法,叫“闹社”。王文平不“闹社”,依然天天出勤。同时放一条牛。工作队吴玉娣、毕玉叶都是区干部,说他积极,不象别的人,产生了好印象,叫他当记工员、管理员。吴玉娣还动员他入团。说年纪轻轻要追求进步。还叫他与王家脱离关系,把姓改掉,跟生父姓卫。说人家亲生的都想脱离关系,你是领养的,何苦巴到个地主成份不放?王文平却并不看重这些东西,也不热衷“进步”。只觉得老爹奶奶一直对自己那么好,巴心巴肝地将他从一岁多养到十五岁。现在人家落难了,自己就跑走,做人不能这样不讲情义。就是一条狗,也晓得不离不弃吧。如果脱离,自己倒是轻松了,养母与弟妹们就会讨饭,也于心不忍。即便自己当了再大的干部,看到他们讨饭,又有什么光彩呢?他没听工作队的话,没有从王家离走,也没有写入团申请书。还是闷头闷脑地出勤,种田,干活。

其实亲友间也是尖刻的。 1952 ( 或许是 1953 ) ,王文平帮表舅宋正域放牛,干活。那年闰五月,他出了麻疹。宋的母亲却故意说不是,怕他干不了活。那天各家出工下琴溪河修埧,宋家派他去的。选区主任知道后叫他回去,说不能下冷水,否则会“闭”,疹子发不出来问题就大了。宋表舅却说:“回来怎么办?我家没人顶替。”选区主任是个好人,答应宋家不来人顶替。回到家,宋表舅并不让他休息,而是叫他去薅草。夜里发烧,摸到舅母房门口敲门要水喝,硬是不开门,装佯听不见。他没办法,只好摸到灶间喝冷水。因为长时间发烧,不能干活,宋表舅给了他五十斤米,打发他回家。

回到家吃了两副药,疹子发出来了。奶奶心疼他,叫他一起吃一起住,尽心尽力服侍他。奶奶家用水金贵,要花钱买。叫他每天回家洗个澡。没想到家中连热水都没有,只好用冷水洗澡。奶奶说这样不行。叫他不要回家洗了,说“花钱买水就花钱买吧,命要紧。”

在奶奶处住了四五个月,身体慢慢好起来了。四叔却突然不给奶奶寄钱了 ( 其他儿子都死的死抓的抓走的走潦倒的潦倒了,奶奶由四叔赡养 ) 。是有人多了话,说奶奶养了个吃闲饭的人。奶奶只得说:“你也渐渐好起来了,还是走吧。不然的话,我也活不了了。”

王文平到远房堂兄王文富家住了一段日子,帮他家干点活。这时候养母要他回去。他赌气不回。养母找王文富吵架。王文平不得已才于大年三十回到养母家中。

王文平在心上挽了一个“结”:自己生病不能干活的时候,只有奶奶要他,也只有奶奶照应他--奶奶真好。

病好以后,王文平去找宋表舅结算工钱。原先说好:每天一斤米,合一角钱。当初生病回去时给了他五十斤米,合五元。还欠十元钱。宋表舅不想给了,说:“今年光下雨,也没做多少事。干脆,你的伙食不算,我的工钱不算,两抵销。”王文平不依,同他吵。适逢宋表舅的舅舅来了,说宋不对,哪有不给工钱的事呢?宋表舅一口咬定“没钱!”宋的舅舅当即掏出五元钱给了他。王文平就没有继续追究了。

1958 年,四叔王秀岩划了“右派”,工资没了,只发十元生活费,自顾不暇。王文平便将奶奶接来跟自己一道生活。当时,他在下街片当管理员--因为这里文化人少。他家成分虽不好,但是过继来的,生父母家很穷苦,大家都清楚。所以对他还算可以。“大跃进”年代,农村人民公社化,实行军事化管理,编成“营连排”,男女分开住。声称要消灭家庭。王文平也顾不上家了,一个人住队上,将奶奶在附近找了一间屋,便于照应。

一天,公社一个什么部长王冬生来食堂检查工作。那些日子食堂中午不烧锅。出勤者一人发二两米 ( 不出勤者不发 ) ,早晚烧。王冬生批评他们,问为什么不烧?王文平说没柴伙。谁知背后有人捣鬼,说他出身地主,还当管理员。王冬生一怒之下当即宣布不要他干了,叫他反省,叫他到水利工地去清理琴溪河渠道。这样一来,奶奶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一天,她出去挖野菜,掐了邻队地里一把蚕豆叶尖尖,被人发现,立刻把奶奶床上的被褥抱走了。那时各人家已经没什么东西了,只剩下身上穿的和床上盖的。奶奶哭个不停:“不得了了,今朝夜里要冻煞了。”

王文平想办法从队上的保管室里弄来一床被褥 ( 也是抱人家的 ) ,奶奶没有冻死。然而饥荒越来越严重,下半年,奶奶还是“扛”不过去,饿死了。王文平同他的小弟弟文周将奶奶安葬到祖父坟茔中。

不久,王冬生离开。队里又叫王文平管账 ( 名分上不是他,实际上由他管 ) 。后来,邻队队长偷玉米,被他们发现。王文平抢先抱走他家被褥,说:“你们也抱了我家一床被。你可以把我那床拿来换。”

1962 年,王冬生当了“五风”替罪羊。在上街头批斗,被马鞍队一位老奶奶一棍子打得鼻子淌血。

王文平妻子原本是童养媳,丈夫弱智,公公在赤滩街上开饭店。 1959 年她与王文平一起劳动,产生感情。公公不愿意自家儿媳与别的男人好,找到下来工作的县干部告状。大队干部就找王文平谈话,叫他不要与这个童养媳谈恋爱,还叫他写“保证书”。但这个童养媳偏要与他好,撇都撇不开。公公的干儿子在公社搞民政,所以他俩一直未领结婚证。

后来,王文平到丈人家生产队落户。因为文化人太少,叫他当会计。“文革”当中不敢要他干了,就叫别人顶会计之名,让他干会计之实。瞒上不瞒下。

1961 年搞了两年“责任田”, 1963 年又“纠正”了。“纠正”的时候,上级派来包队干部徐明先,做社员工作,说“责任田”如何万恶,说再搞下去要“千百万人头落地”。说干集体怎么怎么好,是共产主义阳光大道。让大家要求搞集体。农民邢昌炎说:“我们不要求。哪个还要求搞集体呢?神经病?”徐明先说“不要求不行。”他把申请书写好,把社员的名字一个个写在后面,叫大家一个个盖章摁手印。不盖章不行,不摁手印就不散会。捱不过去,大家也就盖了章摁了手印。没到场的人,随便叫哪个摁个印。说:“一样的,一样的。”

徐明先十分慎重地把这份“广大社员要求搞集体”的申请书送到公社。领导说:“嗯,好的。还是老徐有办法,工作做得细。”其实,领导也知道是假的,大家都不说穿罢了。

1980 年,真的单干了。先是一个生产队分为两个组,变成小集体。接着就单干。农具耕牛几户人家共有。牛分强弱。强牛负担的人家多一些,孬牛负担的人家少一些。小的农具则按户分摊。农村也真怪,一声单干,变化特别快。当年的粮食就充足了。交上去的公粮也不少,每人摊到二百斤。

王文平头脑灵活,劳力强,发家致富的点子多,搞起单干来如鱼得水。他种菜,卖菜。他承包水塘,养鱼养鸭养鹅。农闲的日子,他还走乡串镇代人加工膨化食品,很是红火了一阵。而今王文平一家人彻底翻身了。两个儿子分别承揽水利工程与装修工程,都建了楼房。女儿出嫁,生活也非常好。他自己虽已年届八十,除了种地,还组织了一个“红白喜事”乐队,经常应邀外出打锣鼓,收入尚丰。夫妻俩身体健朗,生活得很平静。

平反昭雪

胡氏三兄弟遭绞杀,是 1935 年。这一年,胡机 28 岁。他那唯一的女儿胡水英出生才六个月。随后,其遗孀带着女儿改嫁到马头。上世纪六十年代又随女儿女婿迁往晏公生活。胡机的姐姐 ( 妹妹 ) 嫁至南陵张家楼张康荣家。张是胡水英的亲姑夫。胡水英今年 81 岁,住在下坊别墅群小区,有二子王健、王强。

这一年,胡照 27 岁。胡照是王茂森妻子胡岁初的亲弟弟。当年他声称要拿自己的亲姐姐姐夫“开刀”,以报效革命,不知是走火入魔,还是觉悟太高,才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又遭“革命”猜疑被绞杀,善恶是非因果恩怨,实在不忍细究。胡照有子胡云青,小名蛮子。少年时曾在县城读小学,一度住邓天鹏家。后来,王文平曾在赤滩多次见到他。“文革”中还见过他被挂牌游街。

这一年,胡焕 21 岁。尚未成亲,无后。他的母亲遂过继同村本家胡志尧之子胡树森为孙,作为胡焕的继子。 1959 年,胡树森因粮食问题及“反革命家属”被抓去劳改。八十年代刑满释放并留场就业至退休。经狱友介绍到歙县与一妇女结婚成家,生有一子名叫仰平。他又在亲友帮助下,在泾县缫丝厂做杂工谋生。同时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为父申冤之路。得到汪克己、邓天鹏和胡水英之子王强等众多亲友的帮助与支持。据说,“组织上”曾派员跑及几个省,在四川找到人证。终于上世纪末平反昭雪。

王季桢长子王文庆在胡水英家见到平反证书。大红封壳,一页证词。大意是:胡机胡照胡焕三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肃反时期被错杀,属因公牺牲,现予以平反昭雪。落款是中共泾县县委组织部。 1998 1 月。附件宣城行署民政局的批文日期是 1996 年。

根据国务院文件规定,被错杀的革命同志亲属,每月从当地民政局领取 130 元补助。

真正泄密者是卫坤跃。

卫坤跃,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宣城中学读书时,参与中共地下党活动被开除。回到柏山建立地下党支部任组织工作。其公开身份是在赤滩绅士卫谦为校董的小学教书。两家本是亲戚。游击队攻打赤滩前几天,胡照亲自来街上“踩点”,在其二姐家住了三天。卫坤跃怕二人见面引起别人怀疑,遂不告而别,出外躲了几天。卫谦因无人授课又不打招呼而大为光火。常在政界走动,有着不一般敏感的他,总觉得这位教书先生不假离去必有什么缘故。于是对卫坤跃施以攻心术,终于从其口中套出了要攻打赤滩的秘密。卫谦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悄悄告之王茂森。事发当天,王季桢带妻小及四弟五弟到弋江镇去了。王茂森夫妇虽然未走,也躲进了地道,才未遭暗算。

国民党当局自然也作了对策。由上级调来宁国 ( 一说宣城 ) 县地方武装部队,打了游击队一个措手不及。

卫坤跃“解放”前去世。

“解放”后卫谦被捕。打赤滩失利是件大事,不可能不追查。想必卫谦也作了交待。奇怪的是官方却一直未能公开澄清谁是告密者。故此胡氏三兄弟的“黑锅”也就一直背了六十多年。

至此得以澄清:一,胡氏三兄弟不是告密者。二,杀害胡氏三兄弟的是红军游击队,并非别人。然则, 1950 年被权力者以此案莫名其妙栽赃诬陷,进而被枪杀的王季桢,怕只能饮恨九泉了。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六十年一晃过去了。昔日奔腾而来呼啸而去的赤滩两河波涛,如今也变得舒缓平静起来,似乎斯文了许多。由于公路的开通发达,这一曾经繁华似锦的水路码头,早已冷冷清清被人遗忘。街上店铺,有的被人改造成寺庙,大多则成了民居或空置。街面上除了偶尔来这里或朝拜或观光的香客游客,则很少有人走动。作恶的遭难的,都已先后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应该均已明白:大家都是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最终连自己那具“臭皮囊”都无法带走。发财的亏本的,当然还在互相追逐,互相捧场,互相计谋,互相演绎。谁都不敢说已经把世事看穿将人情悟透。王家祖屋,那个在当地数一数二的徽派建筑,也已无影无踪。旧址上废渣成堆,野蒿遍地。王氏五房兄弟中,有四个均在三十到四十岁年华时先后离世,仅老四王秀岩虽也历尽沧桑,却奇迹般活到九十岁而善终。近年,王文庆几经周折,找到了父辈的后人们,汇聚一堂相知相认;回忆孩童旧事,相对唏嘘叹息。这些从万般坎坷中走出来的孙辈们,亦已两鬂斑白早生华发。

(2015 5 8 )

附录

王文庆:寻访“三胡”墓记

2015 5 7 日一大早,我与朱渡、卫敏乘车加步行到旵山,踏上寻访“三胡”墓塚之路。

旵山的旵字和东乡黄田黄 zi 山的 zi 字一样,均在字典上查不出来。据说是本县先人特意自造。旵山是泾县北乡最高的山,一片竹海莽莽苍苍。其东面是蔡村爱民大山区,东南连接晏公的古北村和琴溪的乐琴村。都是山峦相连,沟壑纵横。“三胡”家乡所在村落全坑,建在旵山向西北方延展下来的山脉上,南北两面都是百米高山丘。西边百米处则是从蔡村流下来的溪水。村形如碗。故当地人皆称“碗坑”。难怪当年地下党、游击队选择这里活动,进可悄无声息,退则无影无踪。

经问询,恰遇“三胡”本家后人,亦即他们的堂兄弟胡盛理的孙女胡美蓉。她今年 52 岁,非常热情。当即叫来弟弟胡美发,领我们前往墓地。据说也只有美发知道所在,村里其他中青年男女均漠然不知何处。沿坡上行至村尾,越小溪,土坡上仅有一条不足一尺宽的小道,蜿蜒曲折,长满了棘丛杂草,似无人行迹象。穿过几片松竹林,进入一块高坡,便无路可循了。竹林稀疏,杂草丛生,一塚矮坟孤零零座落其间,便是“三胡”塚茔了。塚门面高 1 米许,两边以山石砌成八字形祭堂,高不足 1 米,宽不过 1.5 米,地面也是杂草。塚高不足 0.6 米,四周用碎石围成圈,也是杂草丛生。塚后则是深深的竹木林,一直延伸至山顶。僻野幽静,周遭息声。我等禁不住凄楚心酸。墓面中间是一方半米见方的石碑,刻三行竖写大字。从右至左,分别为“故显考胡公照之墓”,“故显考胡公机之墓”,“故显考胡公焕之墓”。胡照大字左边刻“孝男云青,甥秀岩,宏海,天鹏,正富,董敏,俊枝”;胡机大字左边刻“孝女水英,孙王健,王强”;胡焕大字左边刻“孝男树森,孙仰平,侄世葵,侄孙金钱,美发”。美发即领我们上山的人, 41 岁,至今单身。他的父亲即世葵,世葵的父亲胡盛理,与“三胡”同辈,同祖。美发每年都要来此照理坟塚。否则恐怕也成荒塚了。

“三胡”塚内存放的是胡树森、胡水英及胡世葵父子从爱民黄沙坑煤宕里检出的“三胡”骨骸。墓碑为青石板材,立于 2002 年。

“三胡”墓斜上方另有一附塚。墓碑上刻“故显考胡公铭商大人之墓”,左边刻“孝男尧,理,机,照,焕”字样。“尧”是胡树森的生父,“理”是美发的祖父。这里的“孝男”并非单指儿子,也含侄儿。

离去之前,我们忍不住一齐跪下,向三位舅祖父叩头拜祭,心中惨然。自“三胡”平反后,他们的后人忙着远道“殓经”,堆坟,修墓,立碑。县上两次共计给了 1100 元,即算完事。之后从无官方人士来过问过,更不要说上坟祭祀了。三位舅祖父当年走火入魔,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而今长眠地下,设若在天有灵,想必也会痛心疾首感慨万千吧。

下得山来,美发的姐姐美蓉硬要留我们午餐。山民们的纯朴善良与热情,除了感动,还让我陷入绵绵的深思。

( 2015 5 7 日灯下草记 )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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