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普乐：青春年少亦知愁
青春年少亦知愁
－－作者：朱普乐
学徒
1954 年，我十二周岁，在黄田中心小学毕业了。家境贫困，无力升学。母亲说：“还是学个手艺吧，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总比务农强。”我也觉得好。母亲又说：“学个木匠吧，你拿不动斧子。学个瓦匠吧，一身灰浆一身泥，吃不消。只有针匠轻巧。你也斯文，坐得住。”
于是决定学针匠，就是裁缝。黄田人管裁缝叫针匠。
村子里针匠不少，母亲去找“大夫第”江师傅。为什么偏要找江师傅呢？母亲说他手艺好，找的人多。再说，他有机子。别的针匠都是手工，他用缝纫机了，针脚笔直，一扎齐。你去了，能学机子。机子学会了，还愁没饭吃？母亲想得好简单。
江师傅同意收我为徒。约定中秋节第二天上门，正式拜师学艺。口粮自带，每月三十斤米－－“统购统销”了，各人有各人的配给口粮。人到哪里，必须把口粮带到哪里。
师傅江益荣，虽然做针匠，一天到晚屁股不离板凳，性格却外向，不呆板，喜欢说笑话，喜欢唱京戏。是黄田村业余剧团的“名角”，每逢演出必不可少。师傅主工“须生”，《甘露寺》、《秦香莲》、《群英会》、《徐策跑城》，都有他的戏。他身高中等，不胖不瘦，脸特长－－俗称“马脸”。这“马脸”平时不好看，但戏台上“髯口”一戴，特别经看，特别舒服，真怪。师傅说他这张脸就是为“髯口”长的，硬是多了几分得意。也经常为别人配角，哪怕临时扮个“中军”、“衙役”什么的，他都乐意。他说管他什么角儿，上了台就快活。有一次，《打渔杀家》里面他扮个“教师爷”，小丑。“教师爷”展露拳脚，摆“架势”：两臂平展－－“扁担！”车过身来又是两臂平展－－“担扁！”再收起两臂，笔直站立－－“双响！”对方不解，问：“从何说来？”“教师爷”指着自己裤裆说：“这是引子，一点火，嘭－－叭！”于是台下哄堂大笑。“双响”是一种爆竹，炸两响，也就是“二踢脚”。我不懂人们为什么大笑，后来才知道，噢－－这么回事。
我对师傅充满好奇。
“大夫第”是个较大的院落，一湾小溪门前流过，清澈见底，波光粼粼。师傅家住在其中一个大敞厅左边，右边则是我的同学朱世久家。同学的父亲一直在上海，只有老爹、母亲和他住在黄田。 1958 年“大跃进”前夕，母亲带着他投奔上海去了－－这是后话。老爹名叫朱炳文，人称尊老爹。尊老爹主动叫我与他同寝，说不要开铺了，省得麻烦。母亲说不好意思，太惊吵了。“惊吵”就是打扰，方言。尊老爹说：“不要紧，我的床大，被子也多，一人一个被褥筒。两个人住一起也热闹些。”于是母亲万千感谢。
尊老爹爱干净，经常晒被子。冬天，还用铜脚炉烘被褥。我也沾光了，很暖和。如果不是尊老爹热心肠，我会多受许多冷冻的。
学徒生活是十分苛刻的。天刚亮就起来生炉子－－俗称“烧冷灶”。冷灶很不容易烧，要用松毛、细细的引火柴，再架大柴。小心翼翼，唯恐熄火。烧热水，烧开水，洗茶杯，扫地，抹桌子，泡茶，给师傅打洗脸水。烧饭－－我不会，师娘手把手地教。挑水－－有一担杉木水桶，是师傅用的，太大，我挑不动。于是师娘弄来两只洋铁桶，做了副小水桶，让我挑。下河洗菜，捶抹布，洗衣服。吃饭时要为师傅盛饭，双手捧上。吃过饭洗碗，涮锅，捡场。用“三六表”裁成窄窄的纸条，搓“媒子”。那年月用“洋火” ( 火柴 ) 是奢侈的事情，几乎家家都用“媒子”。“媒子”在火坛里点着了，用嘴一吹便燃起明火，用以烧炉子，用以抽旱烟，用以点灯。一大把“媒子”装在条桌上的“帽筒”里，整整齐齐，倒也别致。晌晚时要擦拭煤油灯，擦拭灯罩。师娘爱干净，叫我将灯罩拿到河里去洗，说洗过以后雪亮。灯罩极薄，搁于水中稍不注意就碎了。师娘没有责怪，说“算了。下次注意点。”下次又弄碎了，我心里发虚；连忙跑到外婆家，拿过灯罩就走。外婆说“那我怎么点灯呢？”又说“你还是拿走吧，我再想法子。”外婆住在“长房”里，很近。还要到榔桥买米－－统购统销了，配给的口粮都要到榔桥粮站去买。师傅说“就买三十斤吧，多了你也挑不动。”是同隔壁朱世久、朱永龙一道去买的。我还是越来越吃力，咬咬牙到了四座牌坊，眼看就要到家了，可就是挑不动了，一个人落在后面。他们回到家同我师傅说了，师傅赶来接我。师傅在前面挑担子，徒弟在后面甩手，我无地自容。
师娘生下小儿子不久，才几个月，我还要下河洗尿布，还要带她的大儿子玩。大儿子四、五岁了，却不会说话，只会“哇哇”叫，能发最简单的音节，师娘说他是“半哑巴”。这个“半哑巴”很嫩生，走路也不稳当，一脸的傻笑。他似乎很喜欢我，一天到晚跟在我后面。我也喜欢他，因为我也想玩，却没人跟我玩 ( 也没工夫玩 ) 。只有他，铁了心地跟着我，不离不弃。有点什么事情了，或是有什么想法了，他都来告诉我，哇啦哇啦比划半天。时间长了，就能很快明白他的意思，他于是很高兴，觉得我很贴心吧。
然而师傅不高兴了，对师娘说：“人家是来学手艺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你不能什么事都叫他做。学不到本事，怎么向他娘交待？”其实我喜欢帮师娘干活。学手艺，太枯燥了。
师傅从穿针引线教起，各种针法一样一样地教。整天就在一块布上“操练”，缝了拆，拆了缝，没完没了。就是不让我沾机子边，摸都不让我摸，只能看得眼馋。师傅好像看出我的心事，说：“不要急，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字要一撇一捺地写。基础不打牢，害了你。”日后家里缝个什么，都是亲自动手，家人见了觉得奇怪：一个大男人怎么用起针线来如此娴熟呢 ? 当年师傅教的。
村里人常说师傅是“菩萨儿子－－神种”，就是聪明乖巧的意思。师娘却长了一副白痴模样，被师傅看不起。她经常找点话跟师傅拉呱，而师傅并不多搭理。师傅做活的时候，她常常抱着孩子呆在他身边，用孩子的手去掏他一下，撩他一下。有时候师傅车过身来，在孩子脸上吻一下，她便能高兴半天，好像吻了她似的。更多的时候是厌烦：“去去去，不要耽搁我做事。”师娘也不恼，一边解嘲一边怏怏离去。
师娘也有恼火的时候。那多半是因为“吃醋”。河对面有个寡妇，年纪虽然不小了，却过得清丝丝的，风韵犹存。她经常来玩，同师傅说这说那；师傅也客客气气地听她说，一脸笑容。师娘不高兴了，同师傅说：“喊她以后少来。不要脸，还看麻雀呐。”师傅说：“她要来，有什么法子？”－－“我有法子，我来骂她！”－－“你不要犯不楞！”“不楞”，方言，就是头脑不清的意思。我不懂“看麻雀”什么意思－－麻雀怎么又不能看呢 ? 师娘告诉我：那寡妇喊师傅看的，是一对趴在一起的麻雀。是一公一母，在干坏事。要不干嘛趴在一起？我说：“小小麻雀，能干什么坏事？是在打斗在玩耍吧。怎么肯定就是一公一母？”师娘说：“你还小，你不懂。就是一公一母。”说得斩钉截铁。
师娘真的有过人之处。
学会“绞边”以后，师傅教我缝裤子了。老式单裤，两只裤筒加宽宽的腰片。穿着时将腰片摺过来，以布带扎住。应该算是服装史上最简单的裤子了。师傅将裤子裁好，缝上，半成品了，交给我“绞边”。从一只裤脚边绞起，经过裤裆，到另一只脚边结束，一圈绞下来裤子就成了。我绞了一段，师傅凑过来看了看，说：“中，就这么绞。”绞到裤裆正中时，问题来了：毛头多了，卷不进去，便拿起剪刀修掉一些。又粗心大意，修剪的时候，竟然超过了一点点。我以为无大碍，自作主张地弄了弄，掩塞起来，看上去毫无异样。连师傅熨烫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我暗自庆幸。
几天后，顾客找上门来，展示裤子，说怎么给他做了条破裤子－－裤裆那儿确有一个小洞。原来，就是因为多剪了一分分，穿上身一蹲，那地方裂开了。我坦白了。师傅二话没说，赔了顾客一条裤子。
当然，我吃了批评。当时我第一反应是怕师傅责怪，想蒙混过关，不认真，不严谨，自作聪明。师傅因此断定我不是学手艺的料。“都说你会念书，怎么学起手艺来就这么不尽心呢？”还说“我总觉得你有些心不在焉。手在缝，眼睛还看别的地方。”我是在看他那个宝贝儿子“半哑巴”。“半哑巴”悄悄地对我做鬼脸，求我同他玩，我分心了。有一次，几乎下逐徒令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念书吧。念书多好。学针匠是没有多大出息的。”师傅说得很平静，也很诚恳。
我不吭声，默默地听师傅数落。在乡间，学徒不成，叫“翻桃子”，被认为一种耻辱，名声是不好听的。然而我也没有难过，我觉得师傅说得对。念书是好，我也想念书。可是，没有钱啊！
过春节是要歇工的，至少歇到正月半。歇了工，师傅天天唱戏，白天晚上都唱。大年卅吃过早饭，我回家了。师傅说多歇歇，什么日子开工，过了正月半再定。没想到，这一离开就再也没回去－－遇到一位贵人，开始了我一生中的又一个转折。
贵人
1954 年冬天，陶太太多年不见的孙子回来了。一时间成为黄田村头号新闻。
陶太太住在上黄田，家里有个孙子，叫朱大庆。朱大庆矮胖矮胖－－不是一般的胖，而是胖得畸形。干起活来气喘吁吁，很吃力，只能做些手边上的事情；三十多岁了，还没娶亲。祖孙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这下好了，喜从天降。
刚刚回来的孙子朱静涛，一副金丝眼镜，架在挺直的鼻梁上；脸庞白白净净，棱角分明；中等个儿，精干瘦俏。一口清晰流利的普通话。分明是一个年轻斯文彬彬有礼的读书人。村里人十分喜欢他，总爱找个名目去探望探望，聊上几句。冲着那一身黄军装，学生们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路上相遇必行少先队礼，说“解放军叔叔好”。
朱静涛是我养父的堂弟，我喊他叔叔。他当过解放军，说是在部队里当军医。复员退伍了，发了一大笔钱，回到黄田，跟奶奶一起过。他的父母呢 ? 为什么不跟父母过 ? 不知道。正月里，我从学针匠的师傅家回来过年，他召见我几次。还把我的成绩单看了又看，说：“成绩不错，为什么不升学 ? ”我说：“没钱念，算了。”－－“怎么算了呢？这么小的人就算了？”他鼓励我上进，不能“算了”。还送我一本《中国青年》杂志，直排本。什么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幅漫画，叫“二胡”。一个鼻子大大的人在拉二胡；身上写两个字：“美帝”。二胡轸子画成两个人头，分别写“胡风”、“胡适”。说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我不知道胡风胡适是什么人，有什么来头；是亲兄弟呢，还是堂兄弟 ? 敢反对共产党？胆子倒不小。我也看不懂，只觉得这漫画好玩。
下一次见面，叔叔直截了当地问我：“你想不想升学？”－－“想。”－－“能不能考取？”－－“不敢讲。”－－“这样吧，你去考。考上了，我一个月给你五块钱。”－－“一个月五块？”－－“对，一个月五块，一直到毕业。”
母亲说：“遇到贵人了－－贵人搭救！”五块钱不少了，那时候，泾县中学的伙食费是每月六块。我们确认叔叔有钱，也确认叔叔讲话算数。经过与叔叔的详细讨论，母亲到师傅那里把学徒辞了，说：“真不好意思，翻桃子了。”师傅说：“哪里哪里。我早就说过，还是念书好。”我便去学校找到洪先生，要求插班补习，洪先生说：“是该升学，不然太可惜了。”
上半年，叔叔在黄田办了两件大事。一是给奶奶做寿材。在黄田，人上了年纪，要早早地准备棺材。说是为了增寿，所以叫寿材。做寿材是个很有脸面的事情，说明儿孙孝顺。朱大庆有这份心，却没这份力。这事一直搁着，成了陶太太一桩心事。如今好了，另一个孙子来操办了，陶太太好高兴。
几个木匠同时进门，热火朝天，风光无限。村里人见了无不赞叹。叔叔叫我帮他去买肉，到榔桥，要早。迟了，怕挑不到好肉。我满口答应，天蒙蒙亮就上路了。叔叔开了个采买单，还塞给我一元钱，让我买早点吃。
我把一切物品买好以后，才去吃早点。我不假思索，将一元钱全部买了油条，五十根。吃不完，剩了许多，用几根稻草扎了，挂在扁担头上，带回来给家里人吃。母亲批评我乱来，怎么不留几个钱呢？一下买这么多油条，吃得了？天哪，太苦了，以为这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油条，所以全买了，根本就没去多想。
二是娶亲。叔叔还是单身，要讨老婆。而且必须是农民，他说农民好。那年月倒不像如今这么“势利”，这么“现实”，所以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姑娘是丙子山的人，叫汪秋英。没念过书，识不了几个字。身板倒十分健壮，扎扎实实，黑里透红。大大小小的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一担水从石井坑口挑进屋，不动声色。只是两人站在一起太不相称。但叔叔觉得好，他喜欢。
将婶婶放在家里，参加劳动，服侍奶奶。叔叔则去“榔桥中心联合诊所”上班。诊所的医生都是旧社会过来的，多半都有点历史问题，什么国民党员啦，三青团员啦，总不及叔叔清白，叔叔很快当上了诊所负责人。
半年以后，我们五个同学在洪先生带领下，到泾县中学参加考试，考取我一个。当我高高兴兴去找叔叔时，叔叔不见了！
关于叔叔的议论，村里人七嘴八舌，一时间沸沸扬扬。说他是个“泡皮”，其实并没有钱。说他从部队复员时根本就没发多少钱，硬是他自己猛吹。说“什么军医？鬼话！就是个卫生员。”说他“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躲债，跑了。一些墙壁上还出现了辱骂他的标语，说他是“拆白党”。词典上说，就是骗取财物的流氓集团或坏人，方言。未免言重了。但确实在经济上扯过一些烂污。后来 ( 记不清确切时间了 ) ，我还在《泾县报》的中缝里看到榔桥中心联合诊所的一则声明：朱静涛日后一切行为与本所无关。
“漏子”是捅大了。
我们感到无比尴尬，傻眼了！怎么办？考上了，贵人却不见了，念还是不念？这时候，母亲显示出一个农村妇女少有的胆略，猛地一拍桌子：“念！”
家中还有一张缕空描金的老式木床，土改以后唯一一件稍些象样的家具。母亲狠狠心将它卖了，好像卖了六十元钱。母亲宽慰自己：“东西还不是人置的 ?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又说：“打一杵过一肩，念到哪里是哪里。”
后来，叔叔又回来了，不在诊所上班了，不知道干什么差事。叔叔的光环已经褪尽，不再神秘。少先队员们也不对他行队礼了。他不再过问我上学的事情，好像从未发生过什么；我们也不曾提起。双方隔着一层“纸”，小心翼翼地护守着，心照不宣。
后来，叔叔离婚了。汪秋英回到丙子山。
1976 年，叔叔到文化馆来过一回。见我有一顶大衣橱，没装玻璃，说他可以在芜湖光华玻璃厂买到便宜玻璃，愿意给我帮忙。我婉言谢绝了。我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他呢？
后来得知：叔叔在西阳卫生院当防疫医生，一直到退休。
虽然叔叔没能兑现承诺，最终是五分钱都没供我，但我还是非常感激他。正是他的一番热情，一番劝说，让我重新燃起读书的愿望，从而改变了我的一生。如果没有他的出现，没有他的热情，我必然是继续学手艺，而后在黄田村当个小裁缝。“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十有八九会饿死的－－我的师傅，还有那可爱的“半哑巴”，都在那时候饿死了。
对我来说，叔叔不愧是一位贵人。
所谓的“贵人搭救”，不一定就是给钱，更多的是给机会。
申请
收到泾县中学录取通知的同时，也收到一份“助学金申请表”。说学校设有助学金。凡家庭生活困难者，可如实填写，并经村、乡、区政府审查签署意见，向学校申请一定数额的助学金。助学金共分五个等级，甲乙丙等记不清了，丁等是每月四元钱，戊等每月二元四角。我与母亲禁不住喜上心头，觉得这一来有指望了。于是如实填写，找村里签了意见；又去杨武山，找到乡政府文书俞德继，也签了意见。意见说：该生家庭确实困难，准予申请。再到区上盖个章就行了。母亲说自己成分不好，不适合出去找人办事，还是你自己去吧。你是学生，是国家的人，找他们也好说话。于是，十三岁的我壮起胆子，到了榔桥区政府，找到一名干部，把来意跟他说了。他说：“你把东西留下来，过几天来拿。”
过了几天我再去区政府，还是这个人，却说：“叫你们乡文书来拿！”
我又找到俞德继，请他帮我去拿。俞德继满口应承。
三天之后，俞德继告诉我：“那张申请表拿不回来了。”原来，区政府的人批评了俞德继，说他立场不稳。地主的儿子，念得起就念，念不起就算了，怎么可以为他签字盖章，准予申请助学金呢 ?
俞德继怕说得太多，赶忙封口：“你也不要再去找了，找也没用。想开点，没办法。”
我不敢再去找，只能认了。只是觉得对不住俞德继。为了我，让他受了批评，受了委屈。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整个初一年级，母亲按月托人带给我七元钱。除了卖掉一张床，就是母亲给人纳鞋底、服侍月子所挣的辛苦钱。除去伙食费六元五角，剩下五角钱零用。快到暑假的时候，我鼓足勇气找到教导主任陈桐林，陈述家庭困难，又陈述了区政府不予签字盖章的事情。陈主任耐心地听我说完，思索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暑假期间写个申请，要详细一些，直接寄给我。就不要找他们盖章了。”
暑假期间，我们特意请来三先生，要努力写好申请。三先生从前做过“刀笔”，能写会说，经常给人家写申请申诉，我们相信他的能耐。三先生一早就到了，吃过早饭就写，一直写到下午。却没有白纸誊清。三先生说：“就用三六表誊吧。”“三六表”就是草纸，每刀三十六张，黄蒙蒙的。不过当年的“三六表”不同于如今的草纸，比较细致，也有筋骨，有韧性，与棉皮纸相差不大。三先生用毛笔小楷，写了整整一张“三六表”，摺叠起来，又做了个大信封，装进去。三先生说：“中！说明家里穷，买不起白纸。”
吃过晚饭，母亲拿出八个鸡蛋，送给三先生：“三先生劳驾你了。真拿不出钱，对不住了。”－－“哪里哪里，吃了带了，不好意思。”摸起拐杖，三先生走了。
初二年级开学，学校给了我戊等助学金。这就很不一样了。我感谢学校，感谢陈主任。说明再黑暗的岁月里，好人还是有的；这便是许多走投无路的人，还能生存下去的原因。
1958 年，当我考上黄田师范，同样的一幕又出现了。又是申请助学金，又是要当地政府签字盖章。按说，师范学校的助学金每人一份，不需要申请的。后来才知道，省里批准的黄田师范办学规模只有一个中师班和两个初师班，而县里擅自增加了短师班和培训班，这些多出的学生，没有助学金，僧多粥少。于是助学金也要申请，也要批准。拿到黄田师范的“助学金申请表”，我犯难了：当地政府会不会不给我盖章签字，不准我申请呢？
关键是“家庭成分”一栏，怎样才能蒙混过关？思考了几天，决定搏一搏。
用一张极小的纸片，粘贴在“家庭成分”的空白栏里，纸片的大小颜色要合适，使之不容易察觉。粘贴不能太实，要虚虚的，浮浮的，似粘非粘，以便后来剔除。再写上“手工业”。“手工业”是我养父的成分，真的被戳穿了，我也可以狡辩。果然，当地政府没有为难我，顺顺当当签了意见，盖了章。但这个“手工业”成分拿到学校是蒙混不了的。谁都清楚，也与档案不合。于是轻轻地用小刀将粘贴的纸片剔去，显出空白，再老老实实写上“地主”二字。目的只是蒙过当地政府一关，免得他们看见“地主”二字，因立场太鲜明而拒绝签字盖章。不是真正地隐瞒家庭成分。知道隐瞒不了，也不敢。这一次，我顺利地拿到了助学金－－也就是不交伙食费。
一个万般无奈之人，耍了点小聪明，玩了点小伎俩，实在是迫不得已。如果能像今天，我们这种规矩人，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地做人，堂堂正正地办事呢？
然而在那个年代，官方实行着一种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级贱民制度－－成分论，以阶级出身对国民进行等级式划类。“出身”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灼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先天的“贱民”们从识字开始，就对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有一种天生的抗拒、恐惧与无奈。一生中，因此遭遇了无数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上大学……他们像一群食草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意识形态强力灌输下的日常生活，使他们明白自己是异类，是贱民，是准专政对象。正义、平等、自由、良知、爱情、事业、幸福……对他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番话是一位学者说的。鞭辟近里，入木三分。
初中三年
初中三年，最突出一个字就是穷。
考上泾县中学以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母亲只好将家中唯一像样的一张床卖了，让我报到注册。尔后每月给我七元钱。其中交伙食费六元五角，剩下五角钱零用。用于洗澡，用于买肥皂牙粉 ( 牙膏太贵，牙粉只要四分钱一盒，那时候普遍有卖 ) ，用于买墨水－－不是整瓶的墨水，而是小包的晶状粉末，自己以清水化开。偶尔也“奢侈”一回：花一分钱买两片没有纸包的裸糖 ( 最便宜 ) ，慢慢含化。见一位女教师去买糖，指着玻璃纸软糖问：“这糖几个钱一斤？”我呆了，啧啧称叹，怎么问“一斤”呢？觉得不可思议。好在学校伙食不差，每天都有荤菜，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也就不怎么嘴馋了。
只有一床被子。被絮也旧了，硬梆梆的。垫一半盖一半。虽说床上铺有稻草，冬天还是冷得吃不消。经常睡到半夜脚都不热，只得找人合铺，两个人挤在一起暖和多了。那时候冬天奇冷。雪下得很厚，屋檐下的冰凌达二尺多长，终日不化。从未穿过棉裤，只有一条母亲穿过的夹裤。一天到晚“猴”着身子，冻得瑟瑟发抖。好在年少，经得起寒冻。稀里糊涂地过，居然过过来了。第二年，学校给我戊等助学金，每月两元四角。养父也迁到黄田，豆腐店生意有了好转，开始接济我了。这才勉强读到毕业。
毕业那年，泾县中学正筹办高中部，老师们千方百计动员学生上高中。我急了，再三跟老师解释，说自己不是不想上高中，更不是不喜欢泾中，无奈家里太穷，没有经济来源。只想上师范，或者卫校。可以免费，还可以早点出来工作。曹彬彬笑话我：“唉哟－－还上师范？家有三斗粮，不做孩子王。”我不管这些。我不能同他比。他家虽然也是地主，但是城里的地主，父母双全，底子厚，读得起高中。中考过后，对我进行口试的朱鸿祖老师，又劝我上高中，我也没答应。想想不放心，跑到他房间，向他详细申述了我的苦处。希望能让我上中专。朱鸿祖也是黄田人，想得到他的关照。
不光是穷，还有个成分问题。“反右”以后，我们这些人心里压着一种隐隐的惶恐。说不清道不明，时隐时现，或有或无，飘忽游离，总也淡定不下来。快要离开学校那些日子，我们几个年龄差不多、家庭情况也差不多的同学，经常在学校门口的土路上散步 ( 就是现今“皖南第一街”，当年还是刚开挖的土路 ) 。谈理想，谈志向，也谈忧虑与惶恐。王可钧说：“还是你好。你中专毕业就有工作了。而我们还不知道三年以后是个什么政策，前程未卜。”不幸言中。三年后，他们高中毕业，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根本无缘大学。这些人学习成绩特别好，中考那年，据说曹彬彬是两个班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及格者。无论初中高中，他与王可钧、余耀辉、杨松林这些人，都是班上佼佼者。余耀辉后来拜师学中医，在陈村镇卫生院当医生；杨松林回乡务农；曹彬彬一直在街道做临时工，后来落脚于镇办企业；王可钧到新疆石河子农场去了。他是陈村人，父亲在石河子农场劳改，刑满留场就业。我在文化馆的时候，有一次在泾县汽车站遇到他，他告诉我投奔新疆的事。说：“没办法，为了生存。”那种无奈与渺茫的神情，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总算有过这么一次正确抉择。恐怕还是穷困断了我的后路，帮了我的忙，才执意未上高中。如果家境好一些的话，也许会和他们一样。正因为家无三斗粮，才做起“孩子王”来了。
班上同学年龄差异很大。我是比较小的，但不是最小。最小曹彬彬，比我小一岁。年龄大的就多了。有些都结婚了。已经生小孩的绝非一个两个。这些人每到周六，吃过午饭就开溜了。星期日下午再赶回学校。那时候不通汽车，全靠徒步，往返近百里。吃这把苦干什么？怎么如此恋家？而我们，星期六下午到阅览室看看书，到操场上打打球；星期天上午洗洗衣服被子，下午上街遛遛。多好，多自在。我们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总是两头跑。他们说家里有事，需要回去帮忙。怎么每周都要帮忙呢？就这么多事？有的人不耐烦了：“去去去，小家伙懂什么？”一副不屑一谈的样子。
初一开学排座位，我是第二排。初三毕业的时候，已经坐在倒数第二排了。我长得很快，就是瘦。
我体育不好。最头痛的是体育课。跑，跳，前滚翻后滚翻，还可以及格，遇到力量型项目就干瞪眼了。一次测试爬竿，真叫我丢尽面子。先是用两只手，不准用脚帮忙，硬爬，班上能爬上去的人寥寥无几。次之，允许双脚配合，一半人可以爬上去。再次，允许赤脚配合，只有我们几个人依然爬不上去。其中男生唯我一个。这件事让我自卑，让我头痛。
头痛的还有期末评语。最后总有这么两句：“要主动靠拢组织，争取进步。”这个组织指的是团组织。我不知道怎么个靠拢法。母亲常批评我不会粘人。我粘谁呢 ? 怎么粘 ? 偶尔也为此苦恼。班上有个团支部，陈乌云担任书记。陈乌云比我们大得多，都嫁人了，在班上也是一副老格格的样子，仿佛是个老干部。她喜欢管事，也能管事。晚自修的时候，总见她在维护秩序，不准说话，不准走动。嗓门又特别大：“不要讲话了！怎么老是讲话？死了皮是不是？”总是恶狠狠地训斥大家。她对我们常常不屑一顾。开口一个“小鬼”，闭口一个“小家伙”。我们也不怎么喜欢她，背后常模仿她、丑化她。当面则敬而远之，不敢得罪她，因为老师信任她。这样的人，我怎么去粘她呢？我粘不了。我也曾经写过一份申请书，要求加入团组织，却石沉大海，无人问津。所以总没能“进步”，总要我“争取进步”。
前两年，我的操行等级都是甲等。到了初三，变成乙等。我还是我，却降了一等，很不理解。后来才知道是政治上“紧”了的缘故：“反右”斗争“轰轰烈烈”，我们的日子也越发艰难了。所幸没有打“丙”，要不然问题就大了。班上有个同学，据说思想不好，毕业时打的是“丙”－－全班唯一一个“丙”，没有被录取，回农村去了。后来听说干坏事，遭逮捕。未知真假，估计也是个冤案。
真的很可怕。
初中三年级冬天，是一个特别时期。也就是 1957 年底到 1958 年初，我十五六岁。似乎突然间，老师们的政治学习多起来了，紧张起来了，神情严肃起来了。他们天天晚上集中在教师办公楼上开会。不光晚上，有时候白天也开，星期天整天开。楼上原本是图书阅览室，不开放了，里面贴满了大字报。不让学生上去。
一些老师上课心不在焉了，脸色疲惫，常常走神，说起话来也有气无力了。
寝室走廊上的尿桶，原本由工友晚上送来早上挑走，现在却改由一些老师搬运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们感到诧异，感到不同寻常。与我同座的徐金书愤愤不平，说：“我看这也不对头。张老师那么大年纪了，叫他搬尿桶，太不应该。”为此，他吃了批评。
很快听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了。那些搬运尿桶的老师就是“右派”分子。教书教得好好的，干嘛要向党进攻呢？我们不解。
譬如张聚伍，我们的语文老师，从初一带到初三。后来“语文”课分为“文学”与“汉语”，他带“文学”。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个子不高。大冷天喜欢穿件粗呢大衣，鼻梁上的眼镜总往下溜，于是总用指头往上托，一口慢条斯理的桐城腔。喜欢写点古体诗，喜欢讲“平平仄仄仄仄平”；喜欢讲“鸟宿池中树，僧推 ( 敲 ) 月下门”－－要求我们写作文多加推敲。有时候还把写的诗拿到课堂上讲给我们听。有一首据说是抒发老年壮志的诗，四句，前三句都忘了，只记得最后一句：“老似山鹰倦亦飞”。他解释说：我虽然老了，仍然要努力工作，不断前进。“倦亦飞”就是“不断前进”。说到这里，他便咏诵起来。两只手撑在讲台上，抑扬顿挫，摇头晃脑，似乎进入忘我境界。然而听说，别人写他的大字报，也把“倦亦飞”写上去了，说他即便疲倦了，也要“坚持反党”。我傻了，怎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解释呢 ? 到底信谁呢？心里总觉得，无论怎么看，张老师也不像个进攻别人的老头。
数学教师吴雯，教平面几何。我喜欢几何，上课特别专注，课后也很用功。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只要求做一部分习题，而我却把没布置的也做了出来，一题不漏。吴老师很赏识，说：“你额外地做，我就额外地给你批改。”他怕我练习本不够用，偶尔送我一两本。于是我劲头更足。吴老师很敬业。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教学上。讲练习题的时候，他提倡“一题多解”，越是不同于课本的解，不同于老师的解，他越是鼓励。这就不一般了。他家在县城，不在学校食堂就餐。而中午却不回去吃饭，用于备课看书。家里人将午饭送来。有一次我看见了，一个小小的搪瓷饭屉，鸡蛋，香肠，青菜，白米饭。食量不大，倒也精致清爽。吴老师是省级优秀教师，工资比教导主任还高。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的月工资都是七十元，这在当时很高了，而他是七十一。他一定没有时间精力向别人进攻的，他只会向数学教学进攻。四年之后，我在潘村中学工作，知道他儿子在学校读书，几次想单独找他儿子，问问吴老师情况，都忍住了－－在那种专制年代，怕惹事生非。
数学教师舒云鸿，教代数。本县厚岸人。舒老师高度近视，摘去眼镜的时候，眼睛异样得有些怕人。一次不小心眼镜掉了，硬是趴在地上找。他上课很幽默，能把枯燥的代数课讲得活泼生动。下课却不多话，往宿舍里一钻，只顾干他的事情了。那时候教师宿舍一人一小间，不到十平米，兼作办公。舒老师烟瘾特别大，上课之前还不忘记过足烟瘾，总是上课铃响了还要猛吸几口；一边进教室，一边把烟蒂丢掉。
地理教师董德辉，是个喜欢讲笑话的人，常常能于平淡中逗乐。而自己却不笑，一本正经。他的地理教得好，因为他注重技能，注重独立思考。考前复习的时候，我们总要求他圈定重点，他不答应。他出的考题也很活络，不拘泥刻板。我们常为此感到“头痛”。初一的时候，他辅导杨炳炎制作了一个铁丝焊接而成的地球仪，在全省中学生教具制作竞赛中得奖。给杨炳炎发了奖金。我们问董老师得了什么，他说：“喏，得了这把扇子。”他亮了亮手中正在摇的芭蕉扇。怎么拿芭蕉扇做奖品呢 ? 我们以为是真的。他的父亲董石泉，民主人士，县人委副主任委员、农业局副局长，也打了“右派”。这就成“父子右派”了。董老师是中村人，后来被清洗回家生产，因不堪所辱，自杀了。
班主任谢渭川，教我们“植物学”。谢老师看上去很严厉。不苟言笑，文绉绉的，走起路来慢慢地踱四方步，总觉得有点故作清高。我们年龄小的同学都怕他，见了就回避。高年级同学有些看不起他，总是说：“噢－－他，男生指导。”他以前担任过男生指导。谢老师于“反右”之前调到繁昌县去了，运动开始以后又将其弄回来批斗。刘加平说，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过谢老师的批斗会。他说谢老师被斗得很苦。
听说杨玉茹也打了“右派”。杨老师是女生指导，教导处职员，图书管理员。听人说她挺不幸，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日子。儿子不懂事，有点纨绔子弟味儿。
还有一些老师并没有打成“右派”，却随后受到处罚。据说这些人都因为本人有“历史问题”。而这些“历史问题”都向“组织上”交代过；“组织上”也有过处理结论，现在却要重新审视，重新处理了。他们是“历史反革命”，处理得似乎比“右派”还重。体育教师尹业秉、生活指导老师朱鸿祖、总务主任朱永辉，都遭逮捕，劳改去了。教导主任陈桐林也被开除，回到云岭老家监督劳动。
逮捕朱永辉先生那一幕，至今历历在目。那天上午，第四节课下课铃一响，便通知全体师生到操场集合。朱先生也在四处吆喝，招呼人去操场。待集合完毕，县“五人小组”几个人走上台去，宣布逮捕朱永辉。朱先生没有思想准备，傻了。“五人小组”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不是公安局，却可以逮人。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 1955 年，毛泽东又掀起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根据毛的指示，各级党组织一律成立“肃反五人小组”。中央五人小组组长是中宣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为组员。由此可知，“肃反”着重于知识界、文化界。
下个学期，直到毕业之前，“右派”老师和“历史反革命”老师，都先后不在学校了；老教师所剩无几，换了一批新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本属历史规律。只是，为什么偏偏要如此换法呢 ?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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