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普乐：龙套会：安徽泾县一桩冤案
龙套会：安徽泾县一桩冤案
“龙套会”是安徽泾县一桩冤案，受害者是早年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十二位干部。因此而受到株连的人，就难以述清了。
笔者年轻时即闻此案，半个世纪以后忽然想将它弄清楚。然而此时，十二位当事人只剩三位，且都是八旬翁了。经张元涛先生介绍，与其中最低高龄的刘荣林先生取得联系 。2012 年3月18 日，刘先生约来陈建华、王仕微一起座谈。三位先生虽然高龄，但思路清晰，思维敏捷，记忆清楚，言谈得体。不啰嗦，不反复。除陈先生有点耳背以外，整个交流过程顺顺当当，水到渠成。根据记录整理，并由刘荣林先生校阅，全文如后。
1952年，泾县“整党”。抽调了部分党员干部组成“整党工作队”。后来“龙套会”中的若干人即为其工作队员。在“党员调查”中，发现有些人自首过，政治上有问题;有些人为国民党做过事，历史上有问题;还有人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而这些人中，有的却在1953年初被提拔。据三位先生说，当时这种有“历史问题”的同志就主持了“四个部门”。而他们这些大都是革命老区茂林及其附近的人，参加过地方游击队、地下党、地下交通、民兵和农会组织，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却未被提拔，情绪有些不满。常在一起说怪话，发牢骚。说这个“拍马屁”，那个“煽小扇子”。自己则是“戏台上跑龙套，不中用的东西”。
刘先生说：此前，他们曾经与县委有过一次“交锋”。经查实，那些“历史不清”的人，有的被免职了，有的被调走了，有的重新入党。为此，芜湖地委组织部惠部长来泾县调查时，曾表扬“整党工作队”，说他们“坚持真理”。这样一来，他们这班人就格外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1953年10月，县委“三干会”期间。潘祥峰病了，住在县委会“中苏友好协会”的宿舍里(他哥哥住处)，一班朋友去看望他。潘绳武还买了香烟糖果招待大家。一起开玩笑，发牢骚，渲泄不满情绪。说是“龙套大会师”，自我表扬，自我吹嘘，头脑膨胀，口无遮拦。说倪晓华虽然是区委书记，但他敢讲话，可以当“龙套会名誉主席”;说刚刚调来的区委副书记王仕微也是个“大炮”，可以当“候补委员”。其实这两个人并没有参加这次聚会。刘荣林先生还在香烟盒子上(香烟抽完了，将空盒子摊开抹平)写了“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反对煽小扇拍马屁，向一切坏人坏事做斗争……这是我们的准则。”全文由陈建华口述，刘荣林书写并念了一遍。所以后来说是陈起草的“纲领”，成了主要人物。散去的时候，陈建华在门口将写了字的香烟盒撕掉了。并说“这个玩笑开大了，不能再开了”。此后，陈、刘二人便不再提起，作回避状。他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这时候，陈建华是县直机关党委书记，二十三岁;刘荣林是组织部(区级)组织员，二十一岁。
老百姓说：上面打个喷嚏，下面就鸡飞狗叫。这话一点不错。1954年，上层出了个“高饶反党集团”。全党组织学习，号召大家向党献忠心，自我检查上纲上线。此时陈建华已调宣纸厂任厂长，马翰章接任县直机关党委书记。他在会上自我检讨了“龙套大会师”的事情，说自己讲过对党不利的话，做过对党不利的事，深深忏悔。宣传部理论学习组组长孟广棣把马的检讨写进汇报，以此证明“学习成果”。这一来，地委重视了。县里一些对他们有意见的人也行动起来，把“龙套会”当做典型来抓。后经地委调查，除倪晓华因为谩骂县委领导而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以外，其他人未予追究，也没有将“龙套会”定性，只是叫各人写一份思想检讨便了结了。
1956年“审干肃反”运动中，又一次提出“龙套会”问题。将他们十二人隔离审查。当时倪晓华在省委干校学习，被戴上手铐，押回泾县。陈建华在省工业干校学习，回县进厂即被关押抄家。经省地县三级专案调查，这十二人历史家庭都没有问题，遂定“龙套会”为“落后小集团”。以态度不好为由，给倪晓华延长留党察看一年、王仕微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有一些人被调离泾县：陈建华调广德，王仕微调庐江，凤兆华调和县，潘绳武调当涂，潘祥峰调宣城。
1959年，县委书记焦伯祥、纪委曹文荫等在省里参加“反右倾动员大会”。会议规定每个与会者必须写李世农多少张大字报。焦等就写了“龙套会”的事情，把它与李世农挂起钩来。李世农先后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1958年1月被划“右派”，同年11月被罢免职务。他与“龙套会”绝无瓜葛。然而那个年代就提倡这样无端地上挂下连。于是地委重新结论报省委批复，以“龙套会”一案，是在李世农右倾思想包庇下定为“落后小集团”的为由，改定为“反党小集团”。
“龙套会”被做大了，倪晓华、凤兆华、陈建华、王仕微被开除党籍;潘绳武、童天鑫、刘荣林等六人被留党察看;李贵涛被严重警告。每人都被降三至四级;降级二十年，所降工资分文未补。
与他们接触亲密者也都受到株连，被撤职或者反省。
三位先生说：1961年，中央改组安徽省委班子。省委书记李葆华要为李世农平反。所涉事件也都逐一调查了解。地委纪检委陈正农专门来泾县调查一个月，查实“龙套会”与李世农并无关系，应当平反。无奈焦伯祥坚决不同意;还说倪晓华是“带枪投敌”的“坏分子”，说“龙套会”被“坏分子”操纵。
直到1979年，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胡耀邦总书记排除一切干扰，平反如山冤案。根据地委指示，在地委组织部派员协助下，又一次对“龙套会”案进行复查。报经地委芜发(1979)27文件批复：撤销原来的处分决定，给倪晓华等十二人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级别。至此，这一冤案才得以真正意义上的平反。
世事沉浮，星转斗移。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班当年的小“愤青”们，大都去天国了;眼前的三位当事人，也都是耄耋之年。此刻，他们回顾过去，检点自己，竟有了足够的冷静与淡定。他们说，“龙套会”冤案之形成，固然因为历史环境的凶险，因为“斗争”学说的作祟;他们自身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譬如自以为是，飞扬跋扈，唯我革命，左得可恨，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譬如有个别人，是多次运动中不遗余力整人的积极分子;甚至充当过“打虎队”队长，吊过人，打过人，无法无天，得罪过不少人;再遭别人整肃，既是一种报应，也是一种必然。譬如被隔离反省中，有人扛不过去，就瞎招供。以致招出要杀掉谁谁谁，其实根本没那么回事。
一切不正常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里似乎都很正常。因为，那是一个以人为敌的年代，鼓励说假话的年代，崇尚杀戮的年代。
逝者如斯!希望它不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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