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政治运动史

－－作者：朱正

曾彦修的《平生六记》记下了他经历的六次政治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和四清运动。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头等重大的事件。这本书就是很具体地记下个人在这些运动中的经历，完全无意于展示运动的全貌，可是正如胡适说的“真正的历史都是靠私人记载下来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6 页），《平生六记》的记载是一部真正的历史。

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949-1978 ）》（以下简称《党史》）中说：“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敌我矛盾还很突出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尖锐的对敌斗争。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镇反工作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上册，第 49 页）对于这样人命关天的事情，当时的偏差，或者说草率到什么程度，在曾彦修的这本书里有一点反映： 1951 年 4 月，在广州市，一次处决的人犯就有一百四十多名，“其中还有一个解放前的省教育厅长×××，经记者了解，是解放广州后又从香港公开回来的，这人要处决究竟是怎么回事？”（第 20-21 页）这就能够给人们一点具体的印象了。

土地改革运动中，曾彦修率领一个两三百人的工作团到广东云浮县做土改工作。他在书中这样描写了当年流行已久的工作模式：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必须绝对地、长时间地“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建立或重建阶级队伍之后，才能谈得上进入斗争，如反霸、斗争地主等阶段；之后是分田阶段；再之后是建党建政、动员参军等阶段。再之后，又是另派工作队来搞“复查”等等；一个否定一个，一个说前一个“右倾”。已形成宪法，半点不能移动。……工作队动不动就要换三几次。翻烧饼、煮夹生饭，一次一套，统统反右，从不反左，不把农村搞得稀烂才怪。（第 3-4 页）

三反运动，即所谓“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当时把运动对象称为“老虎”，所以又叫做打老虎运动，《党史》高度评价了这个运动的意义：“‘三反’运动，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反对贪污腐败的初战。”不过也承认了“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由于推广‘作出具体计划’，定出必成数、期成数，并根据情况发展追加打虎数字’的经验，要求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搜集材料，试行探查’，许多地方和部门曾发生过火斗争的偏差。”（第 161 页）至今还有人写文章称三反运动是一次反腐败的重大举措，予以充分肯定的。

可是事实上呢，这时曾彦修是《南方日报》的社长，他在书中说了他看到的情况，说，这些“老虎”，都是

硬逼、硬打出来的，根本上没有什么材料，或者找些事情来附会上去罢了。比这更严重的事，我都体验过，所以我能判断这些全是假的。我一看这些“老虎”，吓了一跳。他们怎么可能会在进城之后，就立刻变成贪污分子呢？这些人，有些不是比我参加革命早么？他们中有哪一个不是经历过多年苦斗，不惜牺牲生命来干革命的呢？有些人还经历过几年艰苦危险的游击战争锻炼的，怎么一进城几天就变成贪污分子呢？……我从根本上不相信会有此等事情。（第 14-15 页）

书中提到了两个登在《南方日报》头版头条的“大老虎”：南方日报副社长杨奇和华南革命大学副校长罗明，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

罗明、杨奇同志半正式地平反后，报纸也照样在头版头条黑体通栏登出他们平反的事情了－－不过未用“平反”二字。（第 16 页）

1955 年，曾彦修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由反胡风发展而成的肃反运动开始，各单位都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布置成立一个“五人小组”领导运动。曾彦修又担任了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的组长。可是曾彦修是怎样做的呢？书中说：

我在人民社以第一副社长名义，大约从反胡风后期起即奉命担任单位的“五人领导小组”（单位的最高权力机关）组长，我不得不负起责来，一一把事情弄清。 1956 年，我已经只能重点对人，而不是对书了。就是说，不务正业了。但我绝不是为了整人而忙，相反地，几乎全是为了脱人于难或脱人于困而忙。（第 129 页）

这里以他对于戴文葆的历史问题的处理一事为例。几个月以前，陆定一就已经向王子野、又向曾彦修两次提出了戴文葆的“特嫌”问题，在肃反运动中，戴文葆当然成了一个必须重点审查的对象。他找戴本人深谈了三次，心中有了底，知道他的这个所谓“特嫌”问题并不能成立。开始必须找出证据来，证实自己的判断。于是他一再派人出去调查，终于找到了足以否定戴文葆“特嫌”的过硬铁证。书中说：

1955 年至 1957 年春，人民出版社内部肃反中（即未公开动员，未号召检举自首等）最突出的一个成绩，就是在强烈压力下，我们仍然十分肯定地为一个出版界的杰出人物－－戴文葆做出了完全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非常肯定的结论。（第 42 页）

人民出版社有这样的五人小组，有这样的五人小组组长，在肃反运动中恐怕应该说是一股异数，才能够做到“我们这次‘肃反’，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是给一批人解除了疑问”。（第 44 页）许多单位的情况都不是这样。

现在人们要了解当年肃反运动的总体情况，也不必看许多材料，只要看看 1957 年 7 月 18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胡乔木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60-569 页）一篇就够了。社论提供了官方的的数字。一个数字是“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有八万一千多名”；又一个数字是“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给一百三十多万肃反对象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也就是说，肃反运动对于这一百三十多万肃反对象来说，是肃错了。肃对了的八万一千多人，加上肃错了的一百三十多万人，列入斗争面的当在一百四十万人以上。约占当时五百万知识分子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四个知识分子中间就有一个肃反对象。这就是肃反运动的规模，而以一百四十多万做分母，以一百三十多万做分子，错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四强！这就是说，每一百个肃反对象中，只有六个在运动结束时被定案为反革命分子。换句话说，当运动结束时，每一个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十六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作陪。这两个数字就决定了肃反运动必定搞得一塌糊涂。曾彦修的这一章回忆的标题是“肃反记无”。说的是人民出版社的肃反运动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来。看了胡乔木在这篇社论里提供的数字，就可以明白许多单位的肃反运动都是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分子来的。运动的“成绩”，只是一百三十多万错案和冤案，只是这一百三十多万人及其亲友的满腔怨气。

在反右派斗争中，曾彦修是出版界排名第一的右派分子；又是第一个上《人民日报》的党内右派分子， 1957 年 7 月 13 日《人民日报》刊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引题特别提出“党内也有右派分子”。不过这时候他是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的组长，正是他在主持本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他这右派分子是他自己决定要划的。

曾彦修的一条最引人注目的右派言论，是他在人民出版社内部的黑板报上发表答黑板报记者问里，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次座谈会上，都引用了杜甫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一联诗来说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时候容易受到腐蚀的意见，据黄秋耘说，“康生对‘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两句诗特别反感，用红铅笔在《简报》上划上了杠杠，批示：‘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曾彦修的命运就从此决定了”。（《黄秋耘文集》第四卷《风雨年华》，第 156 页） 7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专文批判他的时候就正是抓住这一点做文章。

他当然知道，被抓住这一点做文章，不过是造舆论的需要，真正的原因还不在这里。书中说：“我之划右，恐怕与我彻底否定戴文葆是‘特嫌’之事有关。”这是真的。这才是他被打成右派的更根本的原因。这也并不是曾彦修一个人的遭遇，就是这么一种体制嘛。可以举一个许多人都知道的类似的例子：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在参与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一案的时候，主张实事求是，没有按照领导意图办案，结果自己被打成右派了。

曾彦修划为右派分子的经过。倒是很有一点与众不同。书中说：

上面催要“右派”名单了。五人小组急急议了几次很难拟定。倒不是大家要划我的“右派”，而是我不能不自报“右派”，其余四人不大同意。我拟的“右派”名单大约共三个或四个，其中有我。五人小组讨论更困难了，几次定不下来，无一人对我列入“右派”表示赞成。但上面催名单很紧。可王子野、陈原、周保昌、谭吐四人（引者按：他们是五人小组成员）仍久不表态。因为平时关系好，哪里“反革命”要来就来呢！我说，事情摆在这里，上报得用五人小组全体的名义。久无动静是上面在观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们也会被拖进去。这里，除陈原同志外都是老“运动员”，亲身经历很多。全国轰轰烈烈，我们这里冷冷清清，又是重点单位，这预示着什么？暴风雨前的暂时沉寂啊！一旦一个“反党集团”下来，整个单位就成粉末了。……经我详说之后，算是说服了五人小组，谭吐说，那就照彦修说的办理罢，不然，未来确是可能更严重。这样，五人小组就算通过了曾起草包括曾某在内的三四个“右派”名单的报告。（第 148-150 页）

这样的五人小组组长，这样的右派分子，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曾彦修就这样成了一名右派分子。可是这一篇《反右记幸》说，这是他的幸事：

像 1957 年那样九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身而为一个负责人，在 1957 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第 125-126 页）

两难选择，是什么人都碰到过的。可是像在“五人小组组长”和“右派分子”二者之间选择，却是只有曾彦修碰到了。

从运动发生的先后次序来说，《平生六记》中的最后一记是《四清记实》。作者说：

1964-1965 年，这一年或者一年多时间我在上海一个大中型印刷厂－－群众印刷厂，参加了全过程的“四清运动”。这个运动是从河北省某县某乡或某村开始的，叫“××经验”，当时广泛风传出来的要点，是说我们农村的基层的党政组织全都“烂了”，全部要上面组织工作队到农村去重新“访贫问苦，扎根串联”。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夺回基层党政大权才行。这个报告，在全国对党内的干部做过广泛传达。（第 45 页）

这里的“河北省某县某乡或某村”，我以为大可以写明是“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经验”也大可以写明是“桃园经验”，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为之隐讳了。

四清运动的目的，据我看来，就是要寻找（或者说制造）为大跃进的失败承担责任的替罪羊。具体的做法是，在社会的底层，把一切有可能找出毛病的人，包括基层干部（或者应该说首先是基层干部），“清”成有各种问题的人，让他们充当积累了许多不满的公众的泄愤对象，作者写了他参加了四清工作队的经历，书中细写了他经办的十个案例，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到当年中国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有着各种“问题”的人是怎样在屈辱和恐惧中捱日子的。而他们的所谓“问题”，又简直是颠倒是非的无端陷害。曾彦修在这里负责清查了三十来个人的问题，他可不是努力在本来毫无问题的人身上“清”出问题来，而是努力脱人于罪，还他一个清白之身。像查明一个被怀疑当过汉奸警察局长的人其实仅仅是同名同姓；查明一个被认为汉奸的人其实是我们指定的两面村长；查明一个戴着双重反动帽子的“反革命资本家”的人原来是一个舍命掩护过地下党员的人……他就都是这样办的。书中说：“问题弄清楚后，这三十来个人的结论全是我一人起草的。正因为我参与了每一个人的全部审查过程，因此基本内容我至今仍然记得。奇怪的是全部被认为或被怀疑为有大小政治问题的三十来个人，最后都一一弄得清清楚楚，一个人也没有称得上问题的问题。”（第 103-104 页）

让基层干部承担大跃进失败责任这个意图收效甚微，四清运动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于是另出新招，调整部署，把打击的方向调转一百八十度，由打击基层干部改变为打击高级干部，即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书中说：“我们工作队于 1965 年深秋或 1966 年初春，在工作了一年多，撤离工厂以后，不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平生六记》虽说只是个人经历的回忆录，我看也是一个人的政治运动史，它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映，比众口一词的正史更深刻、更生动，在细节上也更符合事实一些。

转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