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我也是朝内166号的过客
我也是朝内
166
号的过客
－－作者：朱正
王培元兄的《永远的朝内 166 号：与前辈魂灵相遇》这本书，写的是作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多年中，和社里的那些知名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共事的回忆。我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借调，也在朝内大街 166 号这栋大楼里工作过几年，同他书中写的一些人物有所接触，读来倍感亲切，唤起了我许多回忆。
书中第一篇写的是冯雪峰。正好，我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渊源就是和冯雪峰通信开始的。那是 1975 年，我把《鲁迅回忆录正误》的一部分书稿寄给他请教。他的回信充分肯定了我的工作，最使我感动的是他爱护我、保护我的态度。在这封信里他告诉我：“你有这稿子寄给我，有好几个人知道，都想拿去看看，向孙用同志要，孙用同志回复说必须得我同意，于是又来向我要，我先回说等孙用拿还给我，让我看看再给；但如第二次再来要，我就不好回复了，于是和孙用商量结果就决定先寄回给你，对别人则说是你来信要立即寄回去修改的。果然第二次又来要了，我也就这样回复了。你能明白这经过并谅解我们的‘用心’吗？”后来孙用先生把这一段话的具体内容告诉了我，我才明白这是使我躲过了一场可能的风险。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写这样的书稿，完全可以上纲上线，分析为一件反革命活动。何况那时我头上除了有一顶右派分子帽子之外，还有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如果让能够通天的人物看到这一部使他反感的书稿，会有怎样的后果真不敢设想。
冯先生在写了这封信之后，不到一个月就与世长辞。他去世之前，把我介绍给了他的至交孙用先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王仰晨先生。后来编印新版《鲁迅全集》启动，王仰晨先生就借调我来了，担任第六卷的责任编辑。我就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培元兄说他“不苟言笑”，说他的改稿，“字写得很小，细细瘦瘦、密密实实的，但还是能看得清楚的”。在我的印象里，他也正是这样的。
那时林辰先生是第六卷定稿小组的成员，在讨论各篇注释的时候他都参加。培元兄的书中记下了当时讨论的情况：“每次开会逐条讨论注释文字，都是在得到认真严谨、字斟句酌的林先生的首肯以后，主持人才宣布进入下一条。如果谁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往往去向博学多识的林先生请教，而且马上就会迎刃而解。”我记得的情况正是这样。
培元兄还谈到林辰先生的著作《鲁迅事迹考》，说：“令人惊叹的是，他当年研究考证的结论，后来均被陆续披露的《鲁迅日记》等有关材料所证实。”后来我写《鲁迅回忆录正误》走的也就是《鲁迅事迹考》的路子。不过有一点不同：林先生是在鲁迅日记公开发表之前，这些事情才有考证的必要，我是在鲁迅日记公开发表之后，这些事情才有考证的可能。
1980 年底，新版《鲁迅全集》 16 卷编讫付印，我完成了借调的任务，就回湖南去了。不久之后的又一次借调，是“五四”部主任牛汉打来电报，让我去编辑《瞿秋白文集》（文学编）。这一回就和牛汉有了较多的接触。在闲谈中，不时可以听到他一些很精彩的意见。例如他说：雪峰、胡风、周扬，他们三个，相互间关系有好有坏，可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左。我以为这个概括相当准确。在上世纪 30 年代，他们都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不用说了；到了上世纪 50 年代，代表官方的周扬当然只能是左，就是被划为右派的冯雪峰，被视为异类的胡风，岂不也都左吗？
我在编辑《瞿秋白文集》的时候，把从一些出版物里收集到的材料编了一本《忆秋白》。独伊把书稿拿去请陆定一写序。他把序言写来了，可是提出：丁玲是叛徒，要把丁玲写的那一篇抽掉。牛汉一听火了，说：如果要抽丁玲这一篇，这本书我就不出了。就因为牛汉的坚持，丁玲的文章和陆定一的序言都印在这本书里面了。其实丁玲不是叛徒，早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已经作了结论。是反右派斗争才又把叛徒这顶帽子硬加在她头上。 1984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问题才算是最终解决。不过这是后话了。
培元兄写的第二个人物聂绀弩，是我很敬佩的前辈。我给他的《散宜生诗》作的注释，他戏称为“朱注”。那一段时间里，我三天两天跑到劲松一区聂府上去看他，听他很有风趣的谈话。他给我的《鲁迅传略》题了一首诗：
朱衣皂帽戟髯雷，
声彻九幽万鬼靡。
八大山人一张纸，
飞椽蘸海画钟馗。
我很喜欢这首诗。
为了给《散宜生诗》作注，我还向蒋路先生请教过一次。《散宜生诗》里有一首《夏公赠八皮罗士》，我不懂，不知道怎么作注。看到这诗的第一句是“八皮罗士产苏联”，于是就向俄苏文学的专家蒋路先生请教了。他告诉我：“八皮罗士”是俄文Папирос的音译，是苏联产的一种长嘴烟卷。我就据以作注了。我和蒋先生的交往虽说只有这一次，可是他那谦和友善的态度，使我至今难忘。
在培元兄的这本书里转录了线人提供给公安机关的一些材料，有一次聂绀弩直率地对朋友（线人）谈到他对反右派斗争这一公案思考的结论：
五七年（反右派）是由匈牙利引起，这是真的。解放以来干部贪污腐化从党内起，从领导起，而不是从党外起的，当时整风确实也是希望整党内，开始是这样的，可是有一股力量把它一扭，就对党外搞起来，借口匈牙利，对知识分子搞起来了。而党内，贪污腐化依然存在，并且一天天厉害，领导矢口不认，大跃进做了许多错事，从反右，大跃进，农村政策，到“三面红旗”，全都错了，那怎么办呢，用反修来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国外去……
要知道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封建主义，（我们下面有些情况）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搞封建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上，书记就可以决定一切，再往上，又是县级省级到中央，这实质上就是皇帝。
现在一切都是命令，都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皇帝的统治，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还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没有彻底改变）……
我以为这是非常深刻非常中肯的见解。要不是当初打小报告的线人把它记录下来，要不是公安机关把它作为罪证保存在案卷里，要不是培元兄把它摘录在本书中，聂绀弩的这一份思想遗产很可能就散失了。
培元兄是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一书的责任编辑。舒芜兄和我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我的好几本书他都写了评论文章，我写《反右派斗争全史》，他提了很好的意见，介绍了资料线索，帮忙不少。他的《我思，谁在？》一书，是我写的序言。 1989 年 12 月北京大学王瑶教授去世，我写的挽联原来是这样：“修文修史称双绝，为父为师此一人。”没有把握，拿给舒芜兄去看，请他提意见。他说，“称”字是动词，和“此”字对不起来，就改为“真”字：
修文修史真双绝，
为父为师此一人。
这副挽联就以“舒芜朱正同挽”的下款挂在灵堂上。
培元兄的这本书里说舒芜兄的深厚的学养、深邃的眼光、精湛的造诣、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细腻的审美鉴赏力，我都是深有同感的。
我借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社长正是韦君宜。常常在午餐的时候看见她和大家一起在食堂里吃饭。我和她只有过一次接触，是她托我代买一本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什么书忘记了，总之不是文学书。我说：“不用买了，让他们寄一本来就是。”她说：“书是出版社出的商品，怎么能不买呢？”当然我只能从命，帮她代买了来。
她的回忆录《思痛录》 1998 年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很快就收到亡友牧惠兄寄来的一本。卷末有牧惠写的“必要的说明”，说明了他张罗出版这本书的经过。我收到书，立刻一口气读完。我以为这是 20 世纪历史的一份重要的证词。一个充满着理想、充满着幻想的年轻人，在经历了几十年折腾之后，终于认识了历史的真相。她反思的结果是：“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这样的认识，需要有多大的代价才能够得到啊。
我修订《反右派斗争全史》的时候，关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反右派斗争那一部分，《思痛录》给了我重要的帮助。
培元兄的这本书还写了楼适夷先生。他也是一位对我照顾很多的前辈。我有好几次借住在他府上，承他和黄炜夫人盛情款待。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兄弟炜春和子春，介绍我认识了著名诗人郑超麟。平日和他的交谈中，不时可以听到很有启发的警句。例如，一天他说：现在人们都说一个党员作家，首先是一个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我呢，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个党员。 1989 年 3 月 18 日我和他都去参加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会，他在会上作的振聋发聩的发言，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关于楼适夷先生，培元兄的这本书还写了这样一件事：“他（楼适夷）和鲁迅关系密切，鲁迅在书信里多次称他为‘适兄’。 1932 年夏秋之间，鲁迅曾两次会见著名红军将领陈赓，了解红军和苏区的情况。第二次，便是他陪同陈赓前往鲁迅寓所的。”这里是根据楼适夷本人 1978 年写的《鲁迅二次见陈赓》一文这样说的。
事实上，鲁迅会见陈赓没有两次，只有一次。楼适夷为什么会误以为有两次呢？因为他清楚记得他参与的那次会见是秋天的事情，而冯雪峰在《回忆鲁迅》里却说是“ 1932 年夏秋之间”。楼适夷既相信自己的回忆，又想保存冯雪峰的说法，于是提出了“两次会见”这个说法来作解释。培元兄轻信了楼适夷的《鲁迅二次见陈赓》一文，造成了一处小小的失误。
因为我也是朝内大街 166 号的过客，我读培元兄的这本书，竟回忆起这许多往事。不过我相信，就是没有去过朝内大街的读者，也会喜爱这本书的。
转自《南方周末》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