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送别王果兄
送别王果兄
－－作者：朱正
王果兄去世了。我失去了缔交五十多年的老友，深感到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是在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才认识王果兄的。那时他是长沙教师进修学院（即现在的湖南教育学院）的教务主任，又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南省委的秘书长。反右派的时候，民主党派的各种正常活动都被说成反党罪行，勇于任事的他就理所当然地被划为右派分子了。那一天民进湖南省委开他的斗争会，我作为新湖南报社的记者奉派前去采访。旁听了那一次很激烈的斗争会，回来就按照当时的口径写了一篇报道登在报上。我早已不记得写了些什么，总之是一篇颠倒是非血口喷人的东西吧。不久，我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新湖南报上也登了一篇颠倒是非血口喷人骂我的文章，也真是报应。
我和王果兄再次相遇，是在株洲新生工程队二工区。我们都在这里劳动教养。就是在这里，我们成了相知甚深的朋友。听他谈经历，才知道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是学生运动健将， 1949 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到北平和共产党谈判，给代表团送行的六千学生游行示威，向政府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代表团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包括惩办战争罪犯、改编国民党军队等在内的八项和平条件。游行队伍遭到镇压，死二人，伤多人。这就是南京“四一惨案”。当时南京学生抗议“四一惨案”的那篇宣言，就是出自王果兄的手笔。后来我研究反右派斗争的历史，才知道当年的学生运动领袖，像西南联大的袁永熙、董学隆等人都划为右派分子了，王果兄的遭遇并不奇怪。
1961 年，王果兄摘掉右派帽子回家去了。过了一年， 1962 年 10 月，我也被宣布解除劳动教养，可以回家了。只是这时候，我父亲在东江水泥厂上班，母亲住在北京妹妹家里，我们家里留在长沙的，只有一个上高中的妹妹和一个上初中的弟弟，都寄宿在学校里，一时间，长沙竟没有一个属于我的家，没有一个落脚点。我回长沙找当地派出所联系上户口的三天，承蒙王果兄盛情款待，住在他家里。如果是现在，留一个客人住几天，不是一件难事。可那是 1962 年，物资匮乏的程度，现在的年轻人简直无法想象。米、油、肉、蛋、豆制品、蔬菜……什么什么，只要是可以吃的东西，一概都是按人定量凭票供应，每人一份。客人吃一口，主人就得少吃一口。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清理历史遗留问题，我和王果兄的右派问题都解决了，我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王果兄回到湖南师范学院，学院安排他在平江分院管一点事。这时候，我的老同事俞润泉兄一时还没有落实政策（他是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落实政策比右派分子晚一些），只能在家里闲住着。正好我听王果兄说他们那里还缺教员，我就把正闲着的润泉兄推荐去当了代课教员。事后，王果兄对我说，润泉兄有学问，可是没有教学经验，教学不是很在行。我笑着说：我并不是帮你去找一个能干的教员，是帮他寻一个吃饭的地方呀。他也笑了。后来润泉兄落实政策，正式调入湖南教育学院，在那里终老。
王果兄长于诗词联语，我遇到了疑难问题总是向他请教，从他那里得到不少教益。 1983 年我为聂绀弩的《散宜生诗》作注释，初稿完成之后，我把稿本寄给他，请他和他哥哥王镜海兄帮我把关，他们两位都给注稿提了不少很好的意见。这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后，颇获好评。镜海兄已经先王果兄辞世。今后再有这样的事，我就无处请教了。
人人都知道，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劳动教养，是极倒霉的事情。我被划为右派分子了，被劳动教养了，却得到了王果兄这样的朋友，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2014 年 6 月 18 日
转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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