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梁启超的一生（上）
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 梁启超的一生（上）
－－作者：朵渔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
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 辛稼轩《祭朱熹》
01
1897 年，钱塘县知县吴筱村与湖南臬台黄遵宪有过一次争论。黄认为，甲午战败，国势危急，《时务报》影响很大，应该让梁启超出来搞政治。吴认为，梁启超不过一个 24 岁的青年，学问还没有大成就，让他搞政治岂不是害了他。吴打算在西湖找一个地方，买上千百元的书，把梁启超 “ 关 ” 在那里，再请一个英文教员、一个德文教员教他，让万木草堂的高才生麦孟华和梁启勋陪读。五年后在让他出来从政。最后，是黄遵宪的意见占了上风。
梁启超， 1873 年 2 月 23 日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梁启超出生时，距圆明园被焚已过去十四个年头，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已进行了六年有余。梁自小天赋过人，号称 “ 新会神童 ” ， 12 岁时即考中秀才。 1888 年， 15 岁的梁启超成为当时广东最高学府学海堂的正班生。第二年乡试，中举人第八名，可谓少年得志。主持乡试的主考官李端棻被梁启超的才貌所吸引，即以其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
此时，满清政权经过鸦片战争后浑浑噩噩的二十年后，中国现代化的车轮已开始启动。 1888 年可谓现代化元年，这一年，刘铭传启用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省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胸怀大志、以救国救民为抱负的梁启超，已不满足于学海堂的传统旧学。当他从学海堂同窗好友陈千秋那里第一次听到康有为的大名时，决定前去拜见。而一谈之下，康有为如 “ 大海潮音，作狮子吼 ” ，使梁启超似 “ 冷水浇背，当头一棒 ” ！从此跟定康有为， “ 秀才先生举人弟子 ” ，一时罕见。
1890 年，康有为在广州开办 “ 万木草堂 ” ，梁启超任 “ 万木草堂 ” 总学长，同时帮助康有为的研究撰述工作。 “ 万木草堂 ” 既学中学，也学西学，包括数学、物理、天文、外国史地等课程。梁启超认为， “ 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 ”“ 万木草堂 ” 的求学经历，对梁启超一生影响至关重大，他曾在《三十自述》中说： “ 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
1895 年 3 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来，在京参加会试的梁启超义愤填膺，随即联合 18 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自此走上了书生干政的道路。 1895 年，梁启超参与组织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并一度担任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 1896 年，应汪康年、黄遵宪的邀请，前往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时务报》使梁启超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作为报纸主笔，他常常独居小楼，挥汗执笔，一个人干七八个人的活。据梁启超自己回忆， “ 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 ” 《时务报》的一纸风行，为梁启超带来了极大的声誉。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赞誉道： “ 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 李提摩太提起《时务报》的刊行也说， “ 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震动了整个的帝国。 ” 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时务报》也是赞誉有加，称其 “ 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 ” ，邀梁启超到武昌一游，并洞开武昌城中门迎梁，还问下属 “ 可否鸣炮 ” ？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和督抚的礼节。
1897 年冬，梁启超决定入湘从事维新活动，他认为湖南 “ 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 ” ，况且那里还有一帮维新志士黄遵宪、谭嗣同等，以及一个开明的巡抚陈宝箴。 1897 年 11 月，梁启超来到长沙，就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开始在青年中宣传其变法维新思想。 1898 年 5 月，梁启超联合百余名举人，上书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引起朝野轰动。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帝于 7 月 3 日召见梁启超。 “ 上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 ” 赐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但梁启超并没有赴上海就职，而是和康有为一起，留在北京为维新派大臣起草上奏，并进而成为光绪帝的变法上谕。
正当梁启超想大干一场时，政变发生了。
1898 年 9 月 21 日下午，梁启超与谭嗣同抱头痛别，一作 “ 死者 ” ，一作 “ 行者 ” 。随后来至日本使馆，对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说： “ 清政府已断然镇压改革派，与康有为一起从事改革之人，均不能免遭逮捕和刑戮若公使馆能保护其安全，实乃再生之德。 ” 此时清政府虽还未将梁启超视为政治犯，但大难当头，随时会有危险。怎么办？林权助请示伊藤博文，伊藤博文说： “ 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 （以上见林权助：《救快儿梁启超》，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
22 日，梁启超剪去了辫子，换上西服，由伊藤博文的随从大岗育造护送，前往天津日本领事馆。到达天津后，正值天津奉命捉拿康有为，风声甚紧。 25 日，梁启超由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陪同，乘一艘小船前往大沽，准备搭乘商船逃往日本。刚上路不久，北洋大臣的小汽艇就跟踪而至，要求登船盘查朝廷要犯。当时日本军舰大岛号正停泊在塘沽，郑永昌远远见到军舰，就打了一个信号，军舰随即将梁启超等人迎了上去。此时，清政府正在四处缉拿梁启超，风声越来越紧。 9 月 29 日，上谕发出： “ 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 ”30 日，袁世凯致电总理衙门，称登上日本军舰者可能是梁启超。形势突变，使梁启超原计划搭乘日本商船出逃的计划变得已不可行。 10 月 2 日，驻华公使林权助致电日本首相大隈宠信： “ 有两位政治人物梁启超与王照登上了大岛舰。在中国水域换乘商船已无可能，且有必要保守机密。为此，希望准许大岛舰返回日本，并相应派出另一艘军舰尽快赶至天津。 ”3 日，日本海军大臣发布通令： “ 训令大岛舰舰长，着大岛舰载上搭乘者立即返舰吴军港。 ”10 月 12 日，大岛舰离开天津港，载着朝廷重犯，使往日本。梁启超也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又从日本前往美国檀香山。故国不堪回首，家书难寄，岁月流逝，青春难再。望着莽莽汤汤的太平洋，梁启超心中一时思绪万端，在船上写下气势磅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 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 …… 噫嚱吁！太平洋！太平洋！君之面兮锦绣壤，君之背兮修罗场，海电兮既设，舰队兮愈张，西伯利亚兮铁道卒业，巴拿马峡兮运河通航，尔时太平洋中二十世纪之天地，悲剧喜剧壮剧惨剧齐鞈鞺。吾曹生此岂非福，饱看世界一度两度为沧桑。沧桑兮沧桑，转绿兮回黄，我有同胞兮四万五千万，岂其束手兮待僵。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 ”
以招国魂为己任的梁任公，决议横跨太平洋，欲为同胞盗火，欲为故国取经。
梁启超
02
“ 尔来蛰居东国，忽又岁余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为文字之奴隶，空言喋喋，无补时艰。平旦自思，只有惭悚。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 ” 正如梁启超《三十自述》所言，流亡日本之后，他重又操起了 “ 笔舌生涯 ” 。 1898 年 12 月，《清议报》创刊，共出了 100 期，梁氏发表文章逾百篇。 1901 年，该杂志因一场大火而停刊。 1902 年元旦，梁启超又创办了《新民丛报》，并连续出版了五年。这些报刊的影响力使梁启超迅速成为言论界的骄子， 20 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言人。
梁启超几乎是从一开始流亡就恢复其思想启蒙活动的。甚至在前往日本途中，他就开始学习日语，动手翻译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到日本后，梁便拜一位留学生罗普为师，潜心学习日语。他还发明了一种 “ 和文汉读法 ” ，即直接以中国文法对日语 “ 颠倒读之 ” ，居然能读懂十之八九。 比梁启超年轻的胡适后来回忆： “ 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有浓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 。 “ 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 ” 。比他年长的黄遵宪说： “ 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 ”
然而，尽管梁启超聪明绝顶，毕竟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西学训练又不完备，能够担此启蒙大任，确是遭逢时会，一面是戊戌政变后国人对于新学的渴望，因为政治需求不得满足而更加强烈，一面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大量译介西方书籍，使梁启超获得了大量用中文撰写的西方词汇。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慧眼独具，将二者沟通联系，并做适宜的选择加工，因而得以成就一段伟业。 旅美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曾在一个学术座谈会上谈及梁启超说： “ 像任公那样天赋超群的人，近百年来，恐怕难找了。 ”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基本上还是一个康有为思想的鼓吹者， “ 无一字不出于南海 ” 。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广泛涉猎各学科，汲取世界最新知识，自构思想体系，逐渐在思想上、政治上超越了乃师康有为。 “ 康梁 ” 的顺序变成了 “ 梁康 ” 。 1899 年初夏，康有为由于清政府的压力，被日本政府逼迫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组织保皇会。而此前，梁启超已与革命派首领孙中山多有接触。梁启超的长女梁思顺回忆， 1899 年 8 月间，梁启超与孙中山有过多次会晤，孙、梁相见时， “ 二人大谈革命 ” ，以致在隔壁室内也能听到二人 “ 高声辩论革命之道 ” 。与孙中山的接触，使梁启超渐渐转变保皇思想，由改良而渐变为激进。 1899 年夏秋之间，梁启超甚至致信乃师康有为，劝其放弃保皇思想，信中说： “ 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 康有为得报极为愤怒，指示梁启超马上离开日本前往夏威夷，到那里从事保皇会活动。
临行前，梁启超与孙中山相约 “ 共商国是，誓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 ” ，大有 “ 风萧萧兮 ” 之慨。
此时，梁启超已不再是 “ 万木草堂 ” 的总学长，虽有时碍于师命而不得不听从于康有为，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梁启超已渐渐成为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中最有号召力的领导者。特别是他手中那支笔，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声望的舆论家，他的文名甚至使康有为也黯然失色。 1902 年，本着 “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 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
广东万木草堂
03
1904-1905 年间的日俄战争，最终以实行宪政的日本战胜了坚持皇权专制的沙俄而告终。自此，梁启超鼓吹有年的宪政在中国朝野上下受到追捧。 1905 年 10 月 26 日，清廷决定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慈、湖南巡抚端方、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五大臣分两路出国 “ 考察宪政 ” 。 1906 年 7 月，经过半年多的考察，两路人马先后回到上海。他们以 “ 考察东南民气 ” 为名，逗留上海，游览苏杭：去龙华观秀色，在西湖尝醋鱼，登虎丘饮酒赋诗。为什么他们不赴京复命？因为他们自己腹中空空，他们请的枪手还没有交活。
五大臣受命之后，便通过考察团的随员熊希龄，请当时正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与另一位以精通宪政著称的留学生杨度代笔，做两篇东西各国宪政的文章，作为他们出国考察报告的蓝本。可是，当各位考察大臣于 1906 年 7 月从国外到达上海时，杨度的文章还未送来。考察大臣们这下着急了，赶紧再派熊希龄赶到日本，催杨度交卷。终于，由梁启超写了一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共三篇文稿。考察大臣们以这三文稿为基础，拼凑成出国考察报告。然后，他们才摆足架势回北京向朝廷 “ 复命 ” 。
9 月 1 日，清政府据考察宪政大臣的奏请，下诏宣示 “ 预备立宪 ” 。清廷宣布 “ 预备立宪 ” 后，以梁启超为首，主要成员包括徐佛苏、麦孟华、马良、蒋观云、张君劢等人的立宪派开始筹备成立民间政治团体。 1907 年 10 月 17 日，他们在东京正式成立政闻社，并同时创办《政论》杂志，作为政闻社的喉舌。梁启超在《政论》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政闻社宣言书》一文，阐明政闻社的宗旨和政纲共四条：一、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1908 年 1 月，政闻社将总部从日本东京迁往上海，采取公开与秘密同时进行的办法开展活动。政闻社的主要活动是吸收社员，壮大组织，以及派遣社员 “ 劝告 ” 清政府从速颁布宪法。 1908 年 7 月 2 日，政闻社以全体社员的名义致电清政府的宪政编查馆， “ 乞速宣布立宪，期以三年，召集国会 ” 。清政府对于政闻社的这种又是劝告，又是请愿，又是要求罢撤大臣等行动，很为恼火， 8 月 13 日，以 “ 政闻社 ”“ 阴图煽乱，扰害治安 ” ， “ 内多悖逆要犯 ” 等罪名， 令各省予以查禁，严拿社员。政闻社被迫解散。
梁启超以善变、多变而闻名。从 “ 保教党之骁将 ” 转变为 “ 保教党之大敌 ” ，从与革命派联合转变为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短短十年间，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之大让人目不暇接。
梁启超自我评定： “ 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 ” 梁的这种 “ 反复无常 ” ，也是那个急剧转化的过渡时代的表现，梁启超之 “ 善变、多变 ” 使得他总是走在社会改革的前列，没有落伍。梁启超的 “ 善变、多变 ” ，表现在他逐步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梁启超的 “ 多变 ” 与 “ 善变 ” ，使孙中山也觉得梁 “ 首鼠两端 ” ，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者。而两人分歧的焦点，就在于要不要进行暴力革命。孙中山认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腐败专权的清政府，结束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梁启超则担心革命所造成的内乱和恶果，主张君主立宪，有限专制。孙、梁不能合作，连章太炎也深感惋惜。他表示 “ 吾人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惟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喟然！ ”
话说 1907 年 10 月，政闻社成立大会，作为立宪思想指导者的梁启超正在作演讲，突然冲上去几个人来，一片喊打之声。带头者，正是同盟会成员张继。革命和立宪两派已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笔战多年，如今由文斗发展到武斗，两派间的裂痕从此更难弥合。 1907 年 1 月 10 日，宋教仁在其日记中说：徐佛苏告诉他，梁启超在《民报》看到他的文章，想跟他见个面，并表示 “ 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乎？ ” 其中，已有讲和的意思。
梁启超派徐佛苏出面讲和，已是迫不得已。自 1906 年 4 月起，《新民丛报》的稿源已经发生困难。梁启超不得不一再写信向蒋智由、徐佛苏等人催稿，自称 “ 力苦不给 ” 。而革命派的攻势依然非常猛烈，表示坚决将论战进行到底， “ 不留余种以毒人 ” 。宋教仁与章太炎谈及徐佛苏的说和之事，问章太炎的意见。章说 “ 可以许其调和 ” 。再到孙中山处，结果孙中山和胡汉民 “ 皆不以为然 ” 。直到 1907 年 11 月 20 日，《新民丛报》宣布停刊，一场思想大论战才告一段落。
康有为、梁启超
04
1912 年 10 月 6 日，天津塘沽港，风高浪急，数百人鹄立码头，准备迎接一位大人物上岸。这支庞大的迎宾队伍里，既有大总统袁世凯派来的代表，也有政界代表范源廉、杨度，政党代表张謇、黄兴，以及学界、军警界、报界的代表等等，场面之盛大，颇似英雄之凯旋。
他们正在等待的人物，正是梁启超。
10 月 5 日，日本大信丸就已缓缓驶入大沽口，但是由于风高浪急，船无法靠岸。 “ 盈盈一水，咫尺千里 ” ，去国十四载的梁启超顿觉 “ 日长如年 ” 。此时，海上温度骤降，船中已是烟尽粮绝。困在海上的梁启超不由在给女儿思顺的心中大吐心声： “ 望归国，望了十几年；商量归国，又商量了几个月。万不料到此后，盈盈一水，咫尺千里，又经三日矣。何时能进，尚如捕风。此种港湾，大约除我堂堂大国外，全球更无他地可拟。 ” 此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从报纸上了解到梁启超归国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 “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之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 15 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 ‘ 文字收工日，全球革命时 ' ，此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
此时的故国，与十四年前已大不相同。当其离去之时，老大帝国尚在帝制的风雨飘摇之中。此次归来，已是民国的天下。只不过，民国的总统不是与梁启超辩论多时的孙中山，而是与他纠斗多年的袁世凯。 1912 年 2 月 15 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梁启超意识到，中国再无皇帝了， “ 君主立宪 ” 的梦想再也无法实现。于是转变策略，放弃 “ 虚君共和 ” ，拥护 “ 民主共和 ” 将 “ 仇袁 ” 改为 “ 和袁 ” ，并推行 “ 慰革 ” 方针。 2 月 23 日，梁启超致电祝贺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并就财政、政党等问题为之出谋划策。袁世凯回电表示 “ 感佩无极 ” ，力邀梁氏回国。 1912 年 11 月，梁启超回到北京，入住当初曾国藩、李鸿章入京居住的贤良寺下榻。在京期间，梁启超成了各界热烈追捧的政治明星。他在给女儿思顺的信中说， “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 ”“ 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斗。 ”
1913 年 1 月 1 日，东、西长安门及天安门广场正式开放通行，从此，昔日壁垒森严的皇城禁地成为普通百姓自由穿梭的公共场所。史景迁在他的《天安门》英文版的前言中说： “ 它的后面是退位皇帝的腐败朝廷，高墙环绕，晨昏不辨，纸迷金醉，在强横的军阀统治下苟延残喘；它的前面，成了政治活动家、学生和工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 ……” 这一年冬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又一次在北平见到了梁启超，他为梁启超推荐了一位英国小姐作孩子们的英文教师。与十几年前那个张惶失措的青年不同，此时的梁启超已隐然成为北方政党的领袖。
梁启超归国伊始，即积极投身于政党政治的建设。在回国前，他就被以汤化龙为干事长的民主党奉为首领。他在《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中云： “ 近日中国已确定为最神圣最高尚之共和政体，而共和政体之运用，全赖政党。 ” 在共和党为梁启超归国召开的集会上，黄远庸致欢迎词说： “ 吾党素奉先生之教为圭臬，先生虽未入党，然吾党中人皆已认先生为精神上之同党。 ” 不久，梁启超即跨党参加了以黎元洪为理事长、以林长民等为总干事的共和党。梁启超成为众多党派争相争取的人物。为国家前途计，梁启超曾经的政敌宋教仁专程跑到天津密访梁启超。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并说：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 1912 年底，国民党在首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和党、民主、统一三党的席位加起来还不及国民党的三分之二。为了抗衡国民党，梁启超决定三党合并为进步党，要与国民党一争高下。
1913 年 3 月 20 日夜，上海火车站突然响起沉闷的枪声，杀手向准备登车北上的宋教仁连开三枪。宋身受重伤，临终前，宋教仁授意黄兴代拟给袁世凯的电报，真诚地希望袁 “ 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 。电报到京，袁世凯正和章士钊一起吃饭，袁叹息说： “ 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 民国史家张朋园说，民国初建时， “ 袁世凯装得很雍容，颇有以华盛顿自认的味道 ” 。梁启超和宋教仁积极推行两党政治，也颇有汉密尔敦和杰斐逊的气象。两党在国会中虽有斗争，亦有调和妥协。譬如双方曾组织一宪法讨论会，各推代表 8 人参加，先后举行会议 4 次，商定将争论最多的地方权限问题，不在宪法中加以规定。照此发展下去，中国的宪政民主很有希望。今人回顾这段往事，不禁扼腕三叹。宋教仁一死，刚刚拉开的政党政治的大幕也就遽然落幕了。
“ 宋案 ” 真相大白后，直接指使者国务总理赵秉钧被迫辞职，袁世凯不得不改组内阁，任命进步党人熊希龄为内阁总理。袁世凯对熊希龄说： “ 决以君领袖内阁，各部长我意中均已有人，君愿与之共治国事否？ ” 熊说： “ 这些人才固佳，乃第二流角色耳。 ” 袁问： “ 谁为第一流？ ” 熊曰： “ 汪大燮、张謇、梁启超等是。 ” 经熊希龄再三劝驾，梁启超答应出任司法总长一职，汪大燮、张謇分任教育、农商总长。袁世凯笑曰： “ 此第一流内阁。 ” 梁启超名义上担任司法总长，实际上与熊希龄共决国务，大政方针皆出自其手笔。他在上大总统书中说： “ 司法独立之真精神，惟在使审判之际，专凭法律为准绳，不受它力之牵制 ” ， “ 大总统常以法自绳 ” ， “ 法官进退其保障应视他种官吏为尤严 ” 。他自己回顾时说： “ 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 ” 虽进行了多方筹划，终因袁世凯的铁腕独裁，使梁启超自知壮志难酬，决意辞职。
辞去司法总长后，梁启超又担任了一段币制局总裁。但在那段政坛乱局中，终是难有作为， 1914 年 12 月 27 日，梁启超正式辞去币制局总裁一职，留下 “ 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 ” 一语，袁大总统笑曰： “ 卓如非不才，总裁实无用。 ”
《新民丛报》
05
1914 年，退出官场的梁启超在清华园内度过了 1914 年的岁末，此时的梁启超 “ 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与社会教育 ” 。 1915 年 1 月，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突然邀宴梁启超，杨度等人作陪。席间，袁、杨等 “ 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 ” 之意，希望能得到梁启超的支持。梁 “ 知祸将作 ” ，随即举家从北京旧帘子胡同迁至天津意租界三马路，即现在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 46 号的梁家故居和饮冰室。
饮冰室，梁启超位于天津意租界内的书斋。 “ 饮冰 ” 二字语出《庄子 · 人世间》中的 “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 ” 。饮冰室书斋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 1924 年建成。一楼大厅宽敞明亮，为书房和图书资料室；二楼有会客室、资料室和居室。梁启超晚年的政治活动和写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在此之前，俗称梁家旧楼的老楼已于 1914 年建成。整栋楼规整简朴，气势恢宏，系梁在司法总长任内所建，与饮冰室书斋堪称双璧。退隐天津的梁启超，声明从今以后，除与师友讨论学问、商榷学术外， “ 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 ” ， “ 甚至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能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 ” ，希望远离政治，转而投身于社会教育事业，实践一个书生报国的愿望。
袁世凯借助进步党内阁实现了当选正式大总统、解散第一届国会、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的目标后，于 1914 年 2 月迫使熊希龄及其全体内阁成员辞职。 5 月，袁世凯通过由他圈定的 60 名约法会议议员炮制了一部《新约法》，取代了《临时约法》。《新约法》规定，总统 “ 总揽统治权 ” 。 5 月 3 日，袁世凯改国务院为政事堂，国务总理为国务卿。政事堂设于总统府，成为总统府的办事机构。 5 月 26 日，袁世凯下令设参政院，黎元洪为院长，代行立法院职权，参政 70 人全部由其直接选定。 8 月 28 日，约法会议通过了《总统选举法》修正案，总统任期十年，连选连任，使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而且规定， 3 名继任总统候选人由现任总统提名，使终身总统制进而成为世袭总统制。此时，梁启超对袁世凯的 “ 举动越看越不对了 ” ，潜意识中感觉袁世凯帝制自为已不可避免。他决定先采取规劝的态度。这年 4 月底，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袁世凯，劝袁不要玩火， “ 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做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二斩。 ” 椎心泣血，作最后之忠告。
1915 年 6 月末，帝制传言甚嚣尘上。梁启超与袁世凯的肱股大将冯国璋自南京联袂进京，欲共同劝说袁世凯。梁启超 “ 密草谏说纲要至数十条，竭尽脑力，凡可成为理由者，无不备举，欲为垂绝之国运，亿万之生灵，打最后之一针 ” 。袁世凯得知二人来意，抢先 “ 矢誓不肯为帝，其言甚为恳切 ” ，梁启超反而为难了， “ 余与冯四目相视，嗒然如伤，怀中万言书，竟一字不出 ” 。 7 月 6 日，袁世凯发表梁启超、杨度等 10 人为宪法起草委员，以此欺骗世人，掩盖称帝图谋。但是仅仅一个月后，杨度等 “ 六君子 ” 就发起了筹安会，大规模进行帝制运动。梁启超知袁世凯已无可救药，遂下决心反袁。他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说： “ 吾实不忍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 ”9 月 3 日，梁启超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刊登在《京报》中文版，一时洛阳纸贵，当天《京报》 “ 售罄无余。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而至该报馆请求再版。 ” 这也是梁启超公开反袁的开始，正式与袁世凯撕破脸。梁启超此文草出尚未刊载报端时，袁世凯即已得知。他派人给梁启超送来 20 万元巨款，以此为代价，央求梁启超放弃发表此文。梁启超婉辞谢绝，将钱退回，并将该文誊录一份给袁氏。袁世凯又派人来威胁：你曾经 “ 亡命十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 ” 呢？梁启超说： “ 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
1915 年 11 月的一天，京城名妓小凤仙选择了云吉班中有人摆酒做生日的一天，安排昭威大将军蔡锷在房中饮酒，把窗纱去掉，拉开窗帘，使监视蔡氏的人可洞观室内。大衣皮帽也挂在衣架上。待到开向天津的火车将要启程，蔡氏不取衣帽，假装去洗手间，趁院中人多杂乱之际，离开云吉班，直奔火车站而去。蔡锷此去，正是前往天津意租界，梁启超的隐居之地。
蔡锷，字松坡，梁启超的得意门生， 1904 年 10 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与蒋方震、张孝准并称 “ 中国士官三杰 ” 。被推举为云南都督时，年仅 29 岁。梁启超对蔡从戎曾力加反对，认为他天资聪颖，身体瘦弱，不如研究学问。蔡锷不为所动。并说：不做个出色的军人，就不再来见梁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对蔡锷多有猜忌， 1913 年 10 月，发布总统令说： “ 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 ” 事实上是将他调离旧部，有 “ 槛虎于柙 ” 之意。蔡锷到京后，韬光养晦，风花雪月， “ 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 ” ，一面却与梁启超、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密商大计。他逢人便讲， “ 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 ” ，做出一副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暗中却前往天津，与梁启超密商讨袁大计。
在天津，梁启超、蔡锷师徒相互砥砺，为争四万万人的人格，非拼着生命与袁世凯干一场不可。从事倒袁时，除了梁氏一枝 “ 富有魔力的笔 ” ，及蔡氏在云南的一些部旧关系外，可说一无所有。他们所恃的只是 “ 为四万万争人格 ” 的 “ 亡秦必楚 ” 的决心。他们师弟相约，如果成功，他们将功成身退，转入学术界；如果失败，则准备以身殉国，一不逃租界，二不逃外国。 1915 年 12 月 19 日，蔡锷脱离袁世凯的掌控，辗转回到昆明。当袁世凯听说蔡锷已 “ 纵虎出柙 ” ，乃抚膝而叹曰： “ 悔不早扑杀此獠也！ ”12 月 16 日，梁启超以赴美就医为名，也离开天津南下。 25 日，云南宣布独立，反袁护国战争正式拉开帷幕。此时，袁世凯已经失尽人心，梁蔡揭竿而起，响应的不仅有进步党人和西南军人，还有以黄兴为首的欧事研究会一系的国民党人，甚至争取到冯国璋和段祺瑞等北洋军人的同情或观望态度。梁启超与冯国璋暗通声气后，冯国璋与江西将军李纯等五将军联名致信袁世凯，请速行取消帝制。在这种情势下，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不久便气病而亡。
据说当年，蔡锷为了与袁世凯周旋，故意把自己装扮成登徒浪子，每天花天酒地，打麻将、吃花酒、逛妓院，一掷千金，日夜流连于青楼，不肯回家，还扬言要金屋藏娇。而在蔡锷的这一场精彩的演出中，小凤仙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侠胆柔情，深明大义，和蔡将军唱和了一曲英雄美人颂。 1916 年 11 月 8 日，护国将军蔡锷旧疾复发，溘然长逝，年仅 34 岁。蔡锷的红颜知己小凤仙在闻得将军辞世的噩耗后，奉上一副挽联以寄无限哀思： “ 不幸周郎竟命短，早知李靖是英雄。 ” 蔡锷之死使他的恩师梁启超悲痛至极，梁在上海追悼会上称他的学生是 “ 天然之英雄 ” ， “ 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 ” 。他命人画了蔡锷的大幅画像，挂在书房，时时追思凝望。时至今日，蔡锷将军的画像依然高悬在饮冰室的客厅之上。 1981 年，由谢铁骊导演，王心刚、张瑜主演的影片《知音》上映，受到观众的好评。扮演小凤仙的张瑜大红大紫，王心刚因扮演蔡锷而获得第五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因电影《知音》而家喻户晓。但是大多数观众并不知道，在真实的历史上，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主要是用来掩饰两个男人之间的一段故事 —— 即梁启超与蔡锷联袂上演的反袁（世凯称帝）故事。
转自《追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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