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梁启超的一生（下）
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 梁启超的一生（下）
－－作者：朵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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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 7 月 7 日，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空中轰炸，从北京南苑航空学校起飞的一架飞机，向故宫投下了三枚炸弹，宫中顿时乱成一团。末代皇帝溥仪回忆说： “ 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里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落；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 ”
这三颗炸弹，不仅迫使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也使已走向幕后的梁启超再次回归政治舞台。
以在野身份自居的梁任公，为何又一次次忍不住站出来呢？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倡导并力行 “ 好人政府 ” ；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大力压缩总统府预算等等，也算做出了一些成绩。徐世昌曾说： “ 黎元洪德量如曾国藩，旷达如彭玉麟，惜遇事不能当机立断。 ” 黎元洪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的老校长严复曾对他有过一句考评： “ 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 ” 黎元洪做大总统后，为了借重梁启超的声望，一再邀请他进京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甚至恭维其为泰山北斗，人伦楷模。但梁启超不为所动，一再婉言谢绝。
1916 年 8 月，国会在北京重新召开，产生了以段琪瑞为国务总理的新内阁。黎、段二人意见多有不合，特别是在对德参战问题上意见不一，出现了所谓的 “ （总统）府（国务）院之争 ” 。支持黎元洪的主要是国民党人和南方地方势力，支持段祺瑞的主要是进步党人和亲段祺瑞的北方督军。随后，梁启超又提出组织 “ 无形政党 ” ，以研究宪法为名，将进步党改组为宪法研究会，而支持黎元洪的国民党也改成宪政商榷会。作为 “ 研究系 ” 的实际领袖，梁启超在这场政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中国的政坛和舆论在对德参战问题上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大派。梁启超、段祺瑞、汤化龙、汪精卫、蔡元培、陈独秀是参战派。黎元洪主张只做到绝交为止而反对参战，孙中山反对参战持之最力，康有为、唐绍仪、伍廷芳等也同声响应。 1917 年 2 月 8 日，梁启超的朋友徐佛苏奉国务总理段祺瑞之命，邀请梁启超进京。梁启超希望通过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进而营造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一举解决国内政治问题。 9 日晨，梁启超即与总统黎元洪见面长谈，下午再陪段祺瑞与黎元洪二次会晤，当晚，北京政府便发表了对德抗议书，又于 3 月 14 日宣布对德绝交。但在是否参战的问题上，两派依然争论不休。此时的梁启超，虽负内外众望，却不愿再过问现实政治。 1916 年 8 月 10 日，他对记者说： “ 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骤然完全脱离，原属不可能之事，但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政治家亦万不可少 ” ，梁其超更愿意奉行 “ 不党主义 ” ，做一在野政治家。 10 月 11 日，他给女儿的信中说： “ 但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 ” 但张勋复辟的一出闹剧，又将绝意政治的梁启超逼上了政治的前台。
1917 年 5 月 21 日，黎元洪下令撤销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天津。黎元洪乃电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停。 6 月 14 日，张勋率三千辫子军入京。 7 月 1 日，张勋同康有为等三百余人正式拥立溥仪登基，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易五色旗为龙旗，恢复前清官制。复辟当日早晨，警察命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早无此物，只得用纸糊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见的清朝袍褂也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梁启超得知张勋复辟的消息，当即发表通电反对，电中指出： “ 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 ” 武夫是指张勋，书生就是指他的老师康有为。同时，他还亲入段祺瑞军中，参赞戎机。 7 月 3 日，段祺瑞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于马厂慷慨誓师。段祺瑞偕同梁启超等人在马厂誓师后，政局和舆论出现了一面倒的情势。 7 月 12 日，讨逆军攻入北京，溥仪批准张勋辞职，并宣布退位。 “ 丁巳复辟 ” 不足半月，以闹剧收场。梁启超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反对溥仪复辟中均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他是两次 “ 再造共和 ” 的大功臣。
段琪瑞作为 “ 再造共和 ” 的功臣入京后，组成新内阁，梁启超被任命为财政总长。这是他在权力舞台上最后一次登场。梁历来对自己的理财能力颇为自负，此次入阁任职，总算如愿以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与记者谈及自己参加段祺瑞内阁的动机时说： “ 吾当时以本已厌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志，求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利，吾在阁数月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 ” 因段琪瑞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激起了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 1917 年 7 月，孙中山在广州举起了护法旗帜， 8 月开始出师北伐。段祺瑞无法收拾局面，被迫与 11 月 15 日引咎辞职，梁启超与其他阁员一道连带辞职。
与梁启超相交多年、知之甚深的周善培曾问梁启超，任司法总长也好，财政总长也罢，为何从政多年，却没有办过什么 “ 受舆论称颂的事 ” ？梁启超愤然道： “ 你难道不晓得今天不能办事吗？ ” 周反问： “ 你难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办事吗？ ” 梁只有长叹一声。周又问： “ 你讲了一生政治，你有几天是愉快的？ ” 问得梁启超又是一声长叹。纵观梁启超从政经历，套用一句李鸿章对张之洞的评语： “ 服官十年，犹是书生。 ” 十年后的 1927 年，梁启超在写给儿女的信中说： “ 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 ”
位于天津意租界的饮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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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 5 月 2 日，巴黎和会传来最新消息，因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私订密约，战败国德国要将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得知后，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北京的大学生们激愤了。 5 月 3 日晚 7 时，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和十几所其他学校学生代表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议决进行办法四项： “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那么，蔡元培先生又是从哪里得到这条消息的呢？
1918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本已退居书斋、潜心学术的梁启超又积极行动起来，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多方策划。他向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了以政界元老、前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为委员长，进步党主要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负责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经过一番活动，他本人也取得了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的资格。北京政府以他有 “ 赞成参战之劳绩 ” ，特拨款 6 万元，梁启超又自筹了 4 万元。经费落实后，梁启超又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如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徐新六等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 “ 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
1919 年 2 月 18 日，梁启超等人到了巴黎。他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他在万国报界俱乐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道： “ 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 ” 但是，尽管进行了一切努力，仍然无济于事。 4 月 29 日，英美法三国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 30 日，续开三国会议，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也考虑要签字了。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 “ 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
林长民 4 月 30 日接到梁启超电报， 5 月 1 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刊载在 5 月 2 日的《晨报》上。林长民在文中惊呼： “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 …… 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
5 月 4 日，学生集会游行并火烧赵家楼胡同曹宅后，有 32 名学生被捕。梁启超闻讯即发回电报： “ 汪、林总长代呈大总统钧鉴：闻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爱国热诚，令策国者知我人心未死。报传逮捕多人，想不确。为御侮拯难计，政府惟有与国民一致。务祈因势利导，使民气不衰，国或有瘳。启超叩。九日。 ” 这时，被捕学生已由林长民、汪大燮、王宠惠三人担保放出。此后，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又赠金千元予 6 月 3 日被捕的学生。有论者认为： “ 如果说梁任公掀起了五四运动，未免强调过当。但任公确实与五四事件有直接的关系 ”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说梁启超亲自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十分确切的。
五四运动爆发时，梁启超尚在欧洲游历。他先后访问了著名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参观了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和古典经济学家亚当 · 斯密的故居，之后又游历了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等国。 1920 年 1 月初，梁启超由德国返回巴黎， 23 日在法国马赛登上邮轮，启程返国，于 3 月 5 日回到上海，结束了他长达一年之久的欧洲之旅。
梁启超从欧洲回来后，认识到进化论乃至科学并不能向人们提供 “ 安心立命的所在 ” 。他宣布， “ 科学万能之梦 ” 破产了，人的思想必须给伦理价值和人生理想留下一席之地。由梁启超对人生观的提倡，引发了 1923 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这场论战中，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科学的旗帜下结成了联盟，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任鸿隽、王星拱与陈独秀、瞿秋白一起向梁启超的门徒张君励开火。从对五四一代青年的影响来看，科学主义派这次论战中占了上风。但是，中国思想界也因此而失之交臂，没有领悟梁启超重新发现价值和弘扬人生观的深刻涵义。梁启超旅欧一年多，思想上最大的转变，是对于社会进化论的重新认识。他在《欧游心影录》还重新规划了构建新文明的具体步骤： “ 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她。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 归国后的梁启超，正是抱着这建构中华新文明的宏愿，重新退居书斋，做起了书生。
梁启超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十几年，一片赤子之心，却总落得伤心而归。别的不说，袁世凯已经负过他一回了，害得他七荤八素，险些丢了卿卿性命。其人猿视鹰顾，不可与谋，难道他不知道吗？书生从政，哪是那些官僚政客的对手？ “ 民亦劳止，汔可少休。 ” 这一次，他是真的厌倦了，累了，要回到一个书生的本色了。 1919 这一年，胡适 28 岁，钱玄同 32 岁，刘半农 30 岁，鲁迅 38 岁，李大钊 31 岁，陈独秀刚满 40 岁，梁启超已经 47 岁， “ 新民子 ” 老矣，一代 “ 新青年 ” 已然身影初现。
梁启超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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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4 月 10 日，青年胡适在一封写给女友韦莲司的信中，倾诉了一段不轻易示人的心曲，他说： “1920 年有一天，我在天津，在搭火车回北京前还有几个小时，我就进了一个旅馆，要了一个房间，准备写点东西。服务员带上房门出去以后，虽然街上的市声和车声从窗中涌入，但我却突然地感到一种奇特的寂寞！这时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一向很寂寞，我只是用不断忙碌的工作来麻醉自己，忘掉寂寞。 …… 你也许不能全然了解，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没有高手也没有对手的世界里－－一个全是侏儒的社会－－是如何的危险！每一个人，包括你的敌人，都盲目地崇拜你。既没有人指导你，也没有人启发你。胜败必须一人承担。 ” 一个没有高手也没有对手的世界？年轻的胡适难道不知，就在离天津火车站不远的意租界，就住着一位堪称高手和对手的人？
1916 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年轻的胡适博士从太平洋彼岸回国，就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一派意气风发的海龟模样。唐德刚形容胡适初到北大之得意状： “ 老博士一肚皮学问，满头脑真知灼见，再加上个能说会讲的嘴巴 …… 可以想见，在北京大学红楼之内，聚天下英才而讲演之，三山五岳，古今中外 …… 闭起眼睛吹起来，吹得讲台之上，天花乱坠，讲台之下，欢笑四起，掌声如雷；胡博士好不乐煞人也么哥！ ” 胡博士归国只时，刚刚 26 岁，而梁启超当年戊戌政变事败出逃日本时，也是 26 岁。冥冥之中，两代领袖群伦的知识精英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对接。
胡适留学海外时，就对 “ 言论界之骄子 ” 梁启超仰慕不已。 1918 年 11 月，胡适赴天津讲学，遂产生了拜晤这位学界前辈的念头。他提前半个月，让好友徐振飞写了一封介绍信，并在赴津前二日再亲自致书梁启超，信中说： “ 知先生近来已复理文字旧业，适后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的教诲 ” ， “ 拟于二十三日上午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 ” 然而此时的梁启超因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并未在天津寓所，致使未能与胡适在 11 月 23 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 1920 年 3 月 21 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颇具象征意义的会面。
受南开校长张伯苓之请，梁启超曾赴南开演讲。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周恩来将梁启超一个半小时的演讲笔录的四千言，作为作文交老师审阅。老师在文末评道： “ 叙述周详，而文笔之汪洋灏瀚，亦足以达任公先生之妙谛，此才岂可以斗石量之！ ” 此时的梁启超，已将全副精力投入到文化事业中。 1920 年 9 月，他与蔡元培、蒋梦麟等人发起成立了讲学社，先后邀请了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以及印度诗人泰戈尔等人来华讲学。为了实现其 “ 培养新人才 ” 的宏愿，梁启超应邀到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讲学。同时，还应全国各地之请作巡回演说。据统计， 1921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月 21 日，在京津各校公开演讲 7 次； 1922 年 4 月 1 日至 1923 年 1 月 12 日，又先后在京、津、沪、济南、南京、苏州、南通、长沙、武昌等地公开演讲 50 余次。
梁启超是个性情中人，胡适说 “ 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 ” 。梁启超说自己是个趣味主义者。 “ 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甚么做根抵？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抵。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 ” 埋头于学术事业，正是梁启超的趣味所在。他在《自励》一诗中曾说： “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 他的学术领域，全凭兴趣所往，几乎涵盖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至 1922 年，他已先后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墨经校释》、《中国历史研究法》、《大乘起信论证考》等著作；手稿尚有《国学教学法》、《孔子学案》、《国学小史稿》、《中国佛学史稿》等。演讲中的梁启超，更是风趣幽默，性情尽现。梁启超讲过一个 “ 狗屁分三级 ” 的故事：某年，某学政主持某地学子的考试，结果成绩普遍很差，学政大人勉强拔出前三名后，批曰：第一名是 “ 放狗屁 ” ；第二名是 “ 狗放屁 ” ；第三名是 “ 放屁狗 ” 。任公解释说， “ 放狗屁 ” 表明放屁者仍是人， “ 不过偶放一狗屁耳 ” ； “ 狗放屁 ” 表明放屁者乃狗也，虽然是狗， “ 不过偶放一屁耳 ” ； “ 放屁狗 ” 则不但是狗，而且这狗 “ 舍放屁外，无他长技矣 ” 。
1922 年春，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演讲，当时正在清华念书的梁实秋有幸聆听了这次演讲。事后他回忆说：先生博闻强记，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便用手指敲打他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 “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 ‘ 高皇帝，在九天， ……’ 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又听他讲到杜诗 ‘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沾衣裳 ’ ，先生又真是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 ”1922 年 10 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有客问： “ 国粹将亡，如之奈何？ ” 梁反诘： “ 何以见得国粹将亡？ ” 对曰： “ 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 ” 梁勃然大怒曰： “ 从古就是这么少！ ”
频繁的著述和演说，使梁启超积劳成疾，终至病倒。 1923 年 1 月，梁启超回到天津寓所，即在报上登了一则谢客启事： “ 鄙人顷患心脏病，南京讲课勉强终了，后即遵医命，闭门养疴，三个月内不能见客，无论何界人士枉顾者，恕不会面。谨启。 ” 闭门养疴的梁启超并没有闲着，他读陶诗以自娱，随读随记，最终竟完成了一部论述陶渊明的专著。当年，胡适再次造访饮冰室，恰见梁氏正在撰述陶潜年谱，展读一过便再三称誉。梁启超将此情告诉高梦旦： “ 胡适之来此数日，极激赏此作。 ” 也可见他对胡适的看重。那么，胡适一举成名并成为现代学坛新盟主之后，又如何看待他这位启蒙老师呢？五四之后，梁启超已不再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了，但胡适对梁启超仍然抱着十分敬重的态度。
1922 年 3 月 4 日，梁启超应北大哲学社的邀请去作演讲。这种事，对梁启超也是寻常事，可是，他偏偏挑了一个不大一般的题目：《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首先对《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了很高评价，说胡适观察敏锐，组织细密，创造大胆， “ 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 。然后在结论中他强调指出： “ 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人生观方面，什九有很浅薄或谬误。 ” 梁启超讲完，胡适当场答辩。据曾参加过这次讲演会的陈雪屏回忆，胡适仅用了短短四十分钟就轻松地把梁的论点一一批驳了。胡适后来曾在日记中说： “ 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 …… 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 ”
毛泽东曾对斯诺讲，他在青年时期的思想导师是梁启超和康有为，直到五四之后，陈独秀和胡适才 “ 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 ” 。其实梁启超对新青年们也并非全是争胜之心，江山代有人才出，时势造英雄，这一点，梁启超是清楚的。他曾将康有为、章炳麟、严复以及他本人视作第二期学人， “ 都是新思想界勇士，利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躺一躺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 ” 他将此视为 “ 新陈代谢现象 ” ， “ 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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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 10 月，清华学校将改制为大学，校长曹云祥特请胡适为他设计拟议中的清华 “ 国学研究院 ” 的建制蓝图，并恳请胡适来清华担任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胡适愉快地接受了前一个请求，并谦虚地推辞了导师一职。他说： “ 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 胡适推荐的三人中，除章太炎推辞不就外，梁启超与王国维均同意移教清华。再加上后来的陈寅恪和赵元任， “ 四大导师 ” 之盛名一时响彻学林。
1925 年 2 月 12 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学校任命吴宓为筹备处主任。 2 月 13 日，吴宓带着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来到北京城内织染局 10 号，恭谒王国维先生，请其出山。吴宓走进王宅，见到王国维，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大躬，此举一下打动了王国维。据吴宓当日日记载： “ 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 在应允来清华任教之前，王国维还赴天津，请示逊帝溥仪，得溥仪首肯后才最终决定来清华任教。因此，王国维来清华是 “ 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 ” 的。学校请他任研究院院长，但王国维以无意行政事务坚辞，只任专任教授。
与王国维先生的处事风格不同，时年 53 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便极其痛快地接受了。此时的梁启超，已凭他那明快畅达、开一代学风的《饮冰室文集》和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的地位。学界公认为： “ 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 ” 吴宓前往梁府呈送聘书后，曾慨然道： “ 儿时读《新民丛报》，即于梁任公先生钦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恒大，影响我的思想精神。 ”“ 及宓留学美国，新文化运动起后，宓始对梁先生失望，伤其步趋他人，未能为真正之领袖。然终尊佩梁先生为博大宏通富于热情之先辈。 ” 简短几语，对梁氏一生的为人为文，算是一个较为持平的论断。
梁启超到任后，又向校长曹云祥建议，聘请陈寅恪任研究院导师。曹云祥问梁启超： “ 他是哪国博士？ ” 梁启超答： “ 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 ” 曹云祥又问： “ 他有什么著作？ ” 梁启超说： “ 也没有著作。 ” 曹云祥说： “ 他既不是博士，又没有什么著作，这就难办了。 ” 梁启超生气地说： “ 我梁某也没有什么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留在国外吧。 ” 显然梁任公是气话，是急而言之。其实学校于两月前既将聘书发出。至 1925 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要导师皆已聘完，他们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和讲师李济。
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期间，他虽然社会活动依然很多，但对教学工作却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曾对研究院的学子们说： “ 诸同学出校后，若做政治家，便当作第一流的政治家，不要做一个腐败的官僚；若作学问家，便当做第一流的学问家，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有益于后人；若作教员，便当做第一流的教员。 ” 这位 “ 一流的教员 ” 一做便是三年，直到 1928 年，梁启超因病重才辞去了导师之职。
1924 年下半年，梁启超已被发现患上了尿血症。因著述过勤，加之社会活动频繁，此后病情不断加重，久治不愈。 1926 年 3 月，梁启超不顾朋友反对，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施行割肾手术。不料，所割除之右肾，经检查并无病变，而尿血症也未见康复。
梁启超出院一个多月后，其弟梁仲策在《晨报副刊》发表《病院笔记》披露了这起 “ 医疗事故 ” ，一时舆论大哗，陈西滢、徐志摩等人借此攻击西医、吹捧中医，梁启超为此发表了声明《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协和医院辩护。他写道： “ 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 ”“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 梁启超之所以要为协和辩护，是因为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他说： “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
到了 1928 年，梁启超的体质明显下降，要靠定时到医院输血来维持。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梁启超方才辞去了清华研究院导师和北京图书馆馆长职务，退居天津静养。此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还未满 4 岁，他对父亲的记忆已经模糊，但他依然记得父亲风趣地称他为 “ 老白鼻（ baby ） ” ，手把手的教他写毛笔字、背古诗的情形。梁启超一共有九个子女，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梁启超对自己的每个子女都疼爱有加，教育有方。即使是对儿媳林徽因，也是百般呵护，舐犊情深。 1925 年底，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不幸罹难，梁启超得讯后旋即写信给长子梁思成，让其转告其女友林徽因： “ 我和林叔的关系，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 ” 并特意叮嘱： “ 徽因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好。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 ”
梁启超子女九个，竟有三个成为院士。其中，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考古学家梁思永兄弟俩同时于 1948 年 3 月当选为第一届人文组院士。三子梁思忠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 1932 年捐躯战场。 1993 年，梁家最小的孩子梁思礼，也在 1993 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28 年 9 月，在天津家中养病的梁启超又开始了《辛稼轩年谱》的撰述工作。此后，病情时好时坏，梁启超依然抱病坚持。至 10 月 12 日下午 3 时，当编至辛稼轩闻听朱熹卒时，梁启超在书稿中写下辛稼轩为朱熹所做祭文中的一句： “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 再也支持不住，自此搁笔。而这十六字，也成了梁启超一生 1400 万言中的最后之绝笔。 1928 年 11 月 27 日，梁启超重被送进协和医院，经医生检查，发现痰中有一种罕见病毒，病灶已及肺和左肋之间。梁启超自知病将不治，遂叮嘱家人， “ 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源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 ”
1929 年 1 月 19 日下午 2 时 15 分，一代文化巨人走完了他光辉跌宕的一生，享年 56 岁。
梁启超辞世，举国震惊。 2 月 17 日，各界人士分别在北平老墙根广惠寺和上海静安寺为梁启超举行隆重的公祭大会。祭台前有素花扎成的牌楼，上缀四个大字：天丧斯文。
梁启超遗体于四年前病故的夫人李蕙仙合葬在北京西山卧佛寺东面，墓碑由梁启超长子梁思成设计，雄伟壮丽，庄严肃穆。梁启超下葬之时，梁家最小的还子梁思礼尚不足五岁。多少童年往事都已忘却了，多少张面孔都已模糊，但父亲下葬时的情形，梁思礼却深深铭记，以至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忍不住老泪纵横。
1929 年 1 月 19 日梁启超逝世时，身在上海的胡适马不停蹄地往北平赶来。已经有三年未见梁先生了，他要在梁先生辞世前作最后的永别。可惜胡适还是迟了一步，当他赶到协和医院时，梁启超已在 8 个小时前停止了心跳，两位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叱咤风云的明星人物，未能作最后的话别。第二天送殡时，胡适悲伤得流下了眼泪，他在日记中说： “ 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近年没有机会多同他谈谈。 ” 公祭之日，胡适赠送挽联一副，上写十六个字，概括了梁氏一生的丰功伟绩： “ 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收功。 ”
转自《追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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